（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裡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自1903年成立以來，布爾什維克黨就一直身處俄國和歐洲其它的社會民主主義（Social democracy）思潮之外，主要是因為它意欲從根本上打破現存的社會和政治秩序，也因為它把自己視為一支高度結構化、紀律嚴明和優秀的職業革命者先鋒隊。如此一來，布爾什維克就與孟什維克和歐洲其它社會民主黨完全對立起來。後者允許大批人加入，也容許迥然不同的觀點。
第一次世界大戰進一步提煉了列寧式布爾什維克主義。由於拒絕與所有其它社會民主主義思潮合流，列寧變得日益孤立。他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Imperialism,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等文章中，為其理論立場辯護。他開始主張，革命註定不會發生在資本主義最先進的國家，而是發生在像俄國這樣經濟相當欠發達的國家，條件是革命運動由不惜採取極端手段、紀律嚴密的革命先鋒隊來領導。這種情況下意味著，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並把「帝國主義戰爭」轉變為內戰。
1917年10月17日，列寧在給亞歷山大．什利亞普尼科夫（Aleksandr Shlyapnikov，譯者註：俄國共產主義革命者、工會領導人）的一封信中寫道：
「近期可能發生的最不糟糕的事，是沙皇政府戰敗……我們的工作必須是堅持不懈的、系統的，或許也是極長時期的。其實質是力爭把這場戰爭轉變為內戰。這何時會發生，是另一個問題，因為現在還不清楚。我們必須等待時機成熟，而且要系統地迫使其早日成熟……我們無法許諾或下令內戰開打，但我們必須朝這一目標而努力，無論需要我們努力多長時間。」
整個戰爭期間，列寧都在重提這一觀點：布爾什維克必須做好準備，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促使內戰爆發。他在1916年9月寫道：「任何相信階級戰爭的人都必須認識到，在任何以階級為基礎的社會裡，內戰都是階級戰爭的自然延續、發展和結果。」
二月革命發生時，大多數布爾什維克黨人都在流放中或在國外。革命發生後，與布爾什維克絕大多數領導人不同，列寧預言臨時政府奉行的懷柔政策終將失敗。在1917年3月20日至25日其寫於蘇黎世的4篇《海外來信》（Letters from Abroad）中，列寧斷然要求彼得格勒蘇維埃立即與臨時政府斷絕關係，並為這場革命後續的「無產階級」階段積極作準備。這些文章的內容，與當時彼得格勒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所持的政治觀點相去甚遠。布爾什維克日報《真理報》（Pravda）只敢刊登第一篇。在列寧看來，眾多蘇維埃的出現表明，革命的「資產階級階段」已經過去。革命者現在應當用武力奪權並制止帝國主義戰爭，即便這意味著內戰的開始。
1917年4月3日返回俄國時，列寧繼續為這些極端的立場辯護。在其知名的《四月提綱》（April Theses）中，他重申了對議會共和制與民主化進程不可調和的敵意。儘管彼得格勒布爾什維克大多數領導人均表示茫然不解和公開的敵意，列寧的想法卻開始生根，尤其是在斯大林稱為「實踐者」（與理論家相對）的新黨員中。在幾個月內，包括農民兵在內的平民成分，就占據了黨內的重要位置，且人數超過城市人和知識分子。這些出身較卑微的激進分子，把俄國農民文化中因三年戰爭而加劇的暴力色彩帶入黨內。在幾乎沒有政治背景的情況下，他們卻試圖改變原有的純粹屬於理論和知識範疇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使之得以擺脫馬克思主義教條施加的任何限制。尤其是，對於向現實社會主義（real socialism）過渡是否必須經過「資本主義階段」這個問題，他們幾乎了無興趣。他們只相信直接行動和武力，支持這股布爾什維克主義流派。在該派別中，理論爭論日益讓位於奪權這個更為緊迫的問題。
列寧被夾在兩股對立的力量之間：一邊是日益急於採取行動的平民大眾，其組成包括彼得格勒附近喀琅施塔得（Kronstadt）海軍基地的水兵、駐紮首都的某些軍團、維堡（Vyborg）的工人赤衛隊；另一邊則是提心吊膽、怕過於草率的暴動將會流產的一群領導人。與普遍持有的歷史觀相反，1917年一整年，布爾什維克黨都處於極度分裂狀態，在一群人的膽怯和另一群人的過度熱情之間左右為難。在此階段，眾所周知的黨紀更像是一種信仰，而非實際存在。1917年7月，由於喀琅施塔得海軍基地的騷亂和與政府軍的對抗，布爾什維克黨幾乎完全覆滅。在7月3日至5日彼得格勒血腥示威後，該黨多位領導人被捕，還有一些人則被迫流亡，包括列寧本人。
但在1917年8月底，布爾什維克黨再次浮出水面。當時的局勢對武裝奪權相當有利。臨時政府無力解決其所面臨的諸多重大問題。這一點變得顯而易見，尤其是繼傳統體制與權威衰落、社會運動發展和科爾尼洛夫將軍軍事政變未遂之後。
列寧的個人角色，即同時充當奪權方面的理論家和戰略家，再次起著決定性作用。1917年10月25日布爾什維克武力奪權之前的數週裡，他親自為這次軍事接管政權準備了所有必要的階段。無論是一場無法預見的群眾暴動，還是諸如格裡戈裡．季諾維也夫（Grigory Zinoviev）和列夫．加米涅夫（Lev Kamenev）等布爾什維克黨人的「革命守法主義」（這些人因7月那些天的痛苦經歷而變得謹慎，希望獲得各政治團體中多數社會民主黨人與革命社會主義者的支持），都阻止不了列寧。他流亡芬蘭期間，源源不斷地寄文章和信件給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呼籲開始暴動。「通過立即承諾和平與給予農民土地，布爾什維克將建立一個無人能推翻的權力基礎」，他寫道，「等待布爾什維克黨內正式多數的支持，毫無意義；革命是不等這類東西的。如果不立即奪權，歷史將永遠不會原諒我們。」
列寧面對日益高漲的革命形勢時的催逼之舉，令大多數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感到懷疑和困惑。他們認為，緊跟在群眾後面，煽動其採取自發性的暴力行動；助長社會運動的破壞性影響；靜觀其變，直到擬於10月20日召開的全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這一切確實足夠了。在這次大會上，布爾什維克很可能會獲得相對多數，因為他們有過多來自工人階級為主的廣大地區和軍隊的蘇維埃代表。然而，如果這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投票促成權力交接，就可能造成權力分享，這是列寧很害怕看到的結果。數個月來，他一直叫嚷著要求把權力只移交給布爾什維克，並希望不惜一切代價，確保布爾什維克在第二次代表大會開幕前，通過武裝暴動來奪取政權。他知道，其它社會主義政黨將普遍譴責這一舉動，從而實際上被迫成為反對派，把所有權力都留給布爾什維克。
10月10日，列寧祕密返回彼得格勒後，將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21位委員中的12位召集在一起開會。經過10小時的磋商，他說服了其中大多數人投票支持該黨有史以來最重要的決定──立即進行武裝暴動。該決定以10票對2票獲得批准，反對者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他們希望等待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10月16日，儘管有溫和派社會主義者的反對，托洛茨基仍成立了彼得格勒革命軍事委員會（PRMC）。這是一個軍事組織，理論上由彼得格勒蘇維埃掌控，但實際上由布爾什維克掌管。其任務是籌劃通過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從而阻止民眾的無政府主義起義。該起義本可以使布爾什維克黨相形見絀。
按照列寧的意願，十月革命的直接參與者人數極其有限，只有數千名士兵、喀琅施塔得基地的水兵、支持PRMC的赤衞軍，以及來自各工廠委員會的數百名激進的布爾什維克黨人。精心的準備和缺少反對聲音，使整個行動進展順利，且傷亡極少。耐人尋味的是，這次奪權是以PRMC的名義實現的。因此，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們把其全部權力歸功於一個單一事件。但該黨中央委員會以外無人能將此事件與蘇維埃代表大會聯繫起來。
列寧的策略奏效了。面對這一既成事實，溫和派社會主義者譴責「背著蘇維埃蓄意策劃的有組織軍事行動」，之後逕直走出代表大會。只有一小群左翼社會革命黨人留了下來。他們與布爾什維克黨人共同認可了這次政變，投票通過了列寧起草的一份文件，將「一切權力歸於蘇維埃」。這項純屬走形式的決議，讓布爾什維克得以使一個謊言變得可信：布爾什維克是以「蘇維埃國家」人民的名義進行統治。這一謊言在其後數十年裡，欺騙了數代易受騙的人們。大會通過該決議幾小時後，在散會之前還批准成立以列寧為首的新布爾什維克政府，即蘇維埃人民委員會（Soviet 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s,SNK），並通過了關於和平和土地的兩項政令。
不久，新政權與那些社會運動之間就產生了誤解和衝突。此前，這些運動曾獨立採取行動，來摧毀舊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秩序。第一個利益衝突是與土地革命有關的。布爾什維克黨人過去一直主張全部土地國有化，但此時為多種不利情況所迫，不得不剽竊社會革命黨的綱領，並同意重新分配土地給農民。「土地法令」宣稱，「茲廢除土地的所有產權，不給予補償，全部土地特此交由當地土地委員會重新分配。」實際上，這不過是合法化自1917年夏季以來業已發生的事情，即農民沒收地主和富農的土地。由於自主的農民革命便於布爾什維克黨人奪權，他們當時不得不附和了這場革命的立場，打算等十年後再自主行事。農村的強制集體化，作為蘇維埃政權與農民之間最激烈的對抗，成為1917年衝突的慘烈結局。
布爾什維克黨與所有自發形成的新社會結構之間，出現了第二個衝突。這些社會結構有諸如工廠委員會、工會、社會主義政黨、鄰裡組織、赤衞軍，以及尤其是所有的蘇維埃等。它們曾幫助摧毀傳統的權力機構，此時正在為擴大自身權限而抗爭。在數週之內，這些組織就發現，自己若不服從布爾什維克黨，就會被完全鎮壓。「一切權力歸蘇維埃」可能是1917年10月全俄國最流行的一個口號。憑藉狡猾的花招，該口號成了一個幌子，掩蓋了布爾什維克黨對各蘇維埃的控制權。布爾什維克黨人聲稱其在為工人的利益而行事，卻很快將工人們另一項主要訴求「工人掌管」擱置一旁，來支持政府以工人名義對企業和勞工的控制。工人與政府之間彼此缺乏理解。前者被失業、實際工資下降和始終存在的飢餓所困擾，後者卻只關心經濟效率。早自1917年12月起，這個新政權就不得不面對工人們與日俱增的要求和罷工。數週之內，布爾什維克就喪失了其一整年在勞工中精心培養的大部分信任。
第三個誤解產生於布爾什維克與前沙皇帝國的衞星國之間。布爾什維克武力奪權，升高了這些國家的獨立訴求。它們以為新政權會支持其事業。由於承認舊帝國各民族的平等與主權，以及自決和分離的權利，布爾什維克似乎慫恿了這些民族擺脫俄國的集中控制。幾個月裡，芬蘭人、波蘭人、波羅的海諸民族、烏克蘭人、格魯吉亞人、亞美尼亞人及阿塞拜疆人，紛紛要求獨立。布爾什維克不堪壓力，很快就把自己的經濟需求置於這些民族的權利之前，因為烏克蘭的小麥、高加索的石油與礦產，以及新政府所有其它至關重要的經濟利益，被認為是無可替代的。就其對領土的控制而言，新政權證明了自己比臨時政府更適合作為沙皇帝國的繼承者。
這些衝突和誤解從未真正得到解決，而是繼續加深，在新的蘇維埃政權與整個社會之間造成日益加大的分歧。面對新的障礙與人民表現出的不妥協，布爾什維克政權開始實施恐怖和暴力，來鞏固其對權力機構的掌控。#（待續）
──轉自《大紀元》譯者：言純均
（責任編輯：王馨宇）
自1903年成立以來，布爾什維克黨就一直身處俄國和歐洲其它的社會民主主義（Social democracy）思潮之外，主要是因為它意欲從根本上打破現存的社會和政治秩序，也因為它把自己視為一支高度結構化、紀律嚴明和優秀的職業革命者先鋒隊。如此一來，布爾什維克就與孟什維克和歐洲其它社會民主黨完全對立起來。後者允許大批人加入，也容許迥然不同的觀點。
第一次世界大戰進一步提煉了列寧式布爾什維克主義。由於拒絕與所有其它社會民主主義思潮合流，列寧變得日益孤立。他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Imperialism,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等文章中，為其理論立場辯護。他開始主張，革命註定不會發生在資本主義最先進的國家，而是發生在像俄國這樣經濟相當欠發達的國家，條件是革命運動由不惜採取極端手段、紀律嚴密的革命先鋒隊來領導。這種情況下意味著，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並把「帝國主義戰爭」轉變為內戰。
1917年10月17日，列寧在給亞歷山大．什利亞普尼科夫（Aleksandr Shlyapnikov，譯者註：俄國共產主義革命者、工會領導人）的一封信中寫道：
「近期可能發生的最不糟糕的事，是沙皇政府戰敗……我們的工作必須是堅持不懈的、系統的，或許也是極長時期的。其實質是力爭把這場戰爭轉變為內戰。這何時會發生，是另一個問題，因為現在還不清楚。我們必須等待時機成熟，而且要系統地迫使其早日成熟……我們無法許諾或下令內戰開打，但我們必須朝這一目標而努力，無論需要我們努力多長時間。」
整個戰爭期間，列寧都在重提這一觀點：布爾什維克必須做好準備，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促使內戰爆發。他在1916年9月寫道：「任何相信階級戰爭的人都必須認識到，在任何以階級為基礎的社會裡，內戰都是階級戰爭的自然延續、發展和結果。」
二月革命發生時，大多數布爾什維克黨人都在流放中或在國外。革命發生後，與布爾什維克絕大多數領導人不同，列寧預言臨時政府奉行的懷柔政策終將失敗。在1917年3月20日至25日其寫於蘇黎世的4篇《海外來信》（Letters from Abroad）中，列寧斷然要求彼得格勒蘇維埃立即與臨時政府斷絕關係，並為這場革命後續的「無產階級」階段積極作準備。這些文章的內容，與當時彼得格勒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所持的政治觀點相去甚遠。布爾什維克日報《真理報》（Pravda）只敢刊登第一篇。在列寧看來，眾多蘇維埃的出現表明，革命的「資產階級階段」已經過去。革命者現在應當用武力奪權並制止帝國主義戰爭，即便這意味著內戰的開始。
1917年4月3日返回俄國時，列寧繼續為這些極端的立場辯護。在其知名的《四月提綱》（April Theses）中，他重申了對議會共和制與民主化進程不可調和的敵意。儘管彼得格勒布爾什維克大多數領導人均表示茫然不解和公開的敵意，列寧的想法卻開始生根，尤其是在斯大林稱為「實踐者」（與理論家相對）的新黨員中。在幾個月內，包括農民兵在內的平民成分，就占據了黨內的重要位置，且人數超過城市人和知識分子。這些出身較卑微的激進分子，把俄國農民文化中因三年戰爭而加劇的暴力色彩帶入黨內。在幾乎沒有政治背景的情況下，他們卻試圖改變原有的純粹屬於理論和知識範疇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使之得以擺脫馬克思主義教條施加的任何限制。尤其是，對於向現實社會主義（real socialism）過渡是否必須經過「資本主義階段」這個問題，他們幾乎了無興趣。他們只相信直接行動和武力，支持這股布爾什維克主義流派。在該派別中，理論爭論日益讓位於奪權這個更為緊迫的問題。
列寧被夾在兩股對立的力量之間：一邊是日益急於採取行動的平民大眾，其組成包括彼得格勒附近喀琅施塔得（Kronstadt）海軍基地的水兵、駐紮首都的某些軍團、維堡（Vyborg）的工人赤衛隊；另一邊則是提心吊膽、怕過於草率的暴動將會流產的一群領導人。與普遍持有的歷史觀相反，1917年一整年，布爾什維克黨都處於極度分裂狀態，在一群人的膽怯和另一群人的過度熱情之間左右為難。在此階段，眾所周知的黨紀更像是一種信仰，而非實際存在。1917年7月，由於喀琅施塔得海軍基地的騷亂和與政府軍的對抗，布爾什維克黨幾乎完全覆滅。在7月3日至5日彼得格勒血腥示威後，該黨多位領導人被捕，還有一些人則被迫流亡，包括列寧本人。
但在1917年8月底，布爾什維克黨再次浮出水面。當時的局勢對武裝奪權相當有利。臨時政府無力解決其所面臨的諸多重大問題。這一點變得顯而易見，尤其是繼傳統體制與權威衰落、社會運動發展和科爾尼洛夫將軍軍事政變未遂之後。
列寧的個人角色，即同時充當奪權方面的理論家和戰略家，再次起著決定性作用。1917年10月25日布爾什維克武力奪權之前的數週裡，他親自為這次軍事接管政權準備了所有必要的階段。無論是一場無法預見的群眾暴動，還是諸如格裡戈裡．季諾維也夫（Grigory Zinoviev）和列夫．加米涅夫（Lev Kamenev）等布爾什維克黨人的「革命守法主義」（這些人因7月那些天的痛苦經歷而變得謹慎，希望獲得各政治團體中多數社會民主黨人與革命社會主義者的支持），都阻止不了列寧。他流亡芬蘭期間，源源不斷地寄文章和信件給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呼籲開始暴動。「通過立即承諾和平與給予農民土地，布爾什維克將建立一個無人能推翻的權力基礎」，他寫道，「等待布爾什維克黨內正式多數的支持，毫無意義；革命是不等這類東西的。如果不立即奪權，歷史將永遠不會原諒我們。」
列寧面對日益高漲的革命形勢時的催逼之舉，令大多數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感到懷疑和困惑。他們認為，緊跟在群眾後面，煽動其採取自發性的暴力行動；助長社會運動的破壞性影響；靜觀其變，直到擬於10月20日召開的全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這一切確實足夠了。在這次大會上，布爾什維克很可能會獲得相對多數，因為他們有過多來自工人階級為主的廣大地區和軍隊的蘇維埃代表。然而，如果這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投票促成權力交接，就可能造成權力分享，這是列寧很害怕看到的結果。數個月來，他一直叫嚷著要求把權力只移交給布爾什維克，並希望不惜一切代價，確保布爾什維克在第二次代表大會開幕前，通過武裝暴動來奪取政權。他知道，其它社會主義政黨將普遍譴責這一舉動，從而實際上被迫成為反對派，把所有權力都留給布爾什維克。
10月10日，列寧祕密返回彼得格勒後，將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21位委員中的12位召集在一起開會。經過10小時的磋商，他說服了其中大多數人投票支持該黨有史以來最重要的決定──立即進行武裝暴動。該決定以10票對2票獲得批准，反對者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他們希望等待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10月16日，儘管有溫和派社會主義者的反對，托洛茨基仍成立了彼得格勒革命軍事委員會（PRMC）。這是一個軍事組織，理論上由彼得格勒蘇維埃掌控，但實際上由布爾什維克掌管。其任務是籌劃通過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從而阻止民眾的無政府主義起義。該起義本可以使布爾什維克黨相形見絀。
按照列寧的意願，十月革命的直接參與者人數極其有限，只有數千名士兵、喀琅施塔得基地的水兵、支持PRMC的赤衞軍，以及來自各工廠委員會的數百名激進的布爾什維克黨人。精心的準備和缺少反對聲音，使整個行動進展順利，且傷亡極少。耐人尋味的是，這次奪權是以PRMC的名義實現的。因此，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們把其全部權力歸功於一個單一事件。但該黨中央委員會以外無人能將此事件與蘇維埃代表大會聯繫起來。
列寧的策略奏效了。面對這一既成事實，溫和派社會主義者譴責「背著蘇維埃蓄意策劃的有組織軍事行動」，之後逕直走出代表大會。只有一小群左翼社會革命黨人留了下來。他們與布爾什維克黨人共同認可了這次政變，投票通過了列寧起草的一份文件，將「一切權力歸於蘇維埃」。這項純屬走形式的決議，讓布爾什維克得以使一個謊言變得可信：布爾什維克是以「蘇維埃國家」人民的名義進行統治。這一謊言在其後數十年裡，欺騙了數代易受騙的人們。大會通過該決議幾小時後，在散會之前還批准成立以列寧為首的新布爾什維克政府，即蘇維埃人民委員會（Soviet 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s,SNK），並通過了關於和平和土地的兩項政令。
不久，新政權與那些社會運動之間就產生了誤解和衝突。此前，這些運動曾獨立採取行動，來摧毀舊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秩序。第一個利益衝突是與土地革命有關的。布爾什維克黨人過去一直主張全部土地國有化，但此時為多種不利情況所迫，不得不剽竊社會革命黨的綱領，並同意重新分配土地給農民。「土地法令」宣稱，「茲廢除土地的所有產權，不給予補償，全部土地特此交由當地土地委員會重新分配。」實際上，這不過是合法化自1917年夏季以來業已發生的事情，即農民沒收地主和富農的土地。由於自主的農民革命便於布爾什維克黨人奪權，他們當時不得不附和了這場革命的立場，打算等十年後再自主行事。農村的強制集體化，作為蘇維埃政權與農民之間最激烈的對抗，成為1917年衝突的慘烈結局。
布爾什維克黨與所有自發形成的新社會結構之間，出現了第二個衝突。這些社會結構有諸如工廠委員會、工會、社會主義政黨、鄰裡組織、赤衞軍，以及尤其是所有的蘇維埃等。它們曾幫助摧毀傳統的權力機構，此時正在為擴大自身權限而抗爭。在數週之內，這些組織就發現，自己若不服從布爾什維克黨，就會被完全鎮壓。「一切權力歸蘇維埃」可能是1917年10月全俄國最流行的一個口號。憑藉狡猾的花招，該口號成了一個幌子，掩蓋了布爾什維克黨對各蘇維埃的控制權。布爾什維克黨人聲稱其在為工人的利益而行事，卻很快將工人們另一項主要訴求「工人掌管」擱置一旁，來支持政府以工人名義對企業和勞工的控制。工人與政府之間彼此缺乏理解。前者被失業、實際工資下降和始終存在的飢餓所困擾，後者卻只關心經濟效率。早自1917年12月起，這個新政權就不得不面對工人們與日俱增的要求和罷工。數週之內，布爾什維克就喪失了其一整年在勞工中精心培養的大部分信任。
第三個誤解產生於布爾什維克與前沙皇帝國的衞星國之間。布爾什維克武力奪權，升高了這些國家的獨立訴求。它們以為新政權會支持其事業。由於承認舊帝國各民族的平等與主權，以及自決和分離的權利，布爾什維克似乎慫恿了這些民族擺脫俄國的集中控制。幾個月裡，芬蘭人、波蘭人、波羅的海諸民族、烏克蘭人、格魯吉亞人、亞美尼亞人及阿塞拜疆人，紛紛要求獨立。布爾什維克不堪壓力，很快就把自己的經濟需求置於這些民族的權利之前，因為烏克蘭的小麥、高加索的石油與礦產，以及新政府所有其它至關重要的經濟利益，被認為是無可替代的。就其對領土的控制而言，新政權證明了自己比臨時政府更適合作為沙皇帝國的繼承者。
這些衝突和誤解從未真正得到解決，而是繼續加深，在新的蘇維埃政權與整個社會之間造成日益加大的分歧。面對新的障礙與人民表現出的不妥協，布爾什維克政權開始實施恐怖和暴力，來鞏固其對權力機構的掌控。#（待續）
──轉自《大紀元》譯者：言純均
（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