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所謂「土地革命」時期後，中共發動的「農民運動」又增添了一項新內容：「打土豪，分田地」。
什麼是「打土豪」？說白了就是搶富人特別是鄉村富戶的財富。
作為共產國際一手扶植的中國支部，從建黨到1927年，中共的生存全靠共產國際劃撥的經費維持，直到1927年所謂「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失敗後，這個經費來源才基本斷了。從那時起到「長征」，中共養活自己的經費基本上來源於「打土豪」。
當時的鄉村主要有三大塊財富，一塊是鄉村富戶們正在享用的東西，包括吃的，穿的，用的。這一塊很容易發現，也不難拿到手。第二塊是鄉村中被藏匿起來的積蓄，富戶，貧戶都有。由於治安和災荒等原因，鄉村積蓄總是被農民用各種方式貯藏。這是第二塊。第三大塊，是鄉村當期收成及當期消耗的生產資料，如種子，肥，工具等等。第三塊是鄉村的再生產，它有農時和農技的要求。例如青苗雖然是財富，但未到成熟，你不能拿來當糧，它要有個時間，到收穫時才能算作有效的財富。中國傳統鄉村主要就是這三塊財富。其他類型的鄉村財富都是零星的，可以不計。
中共進入鄉村後，為了維持生存，首先把眼睛盯住了第一塊財富，用的是古往今來土匪的老辦法，就是拿槍頂住富戶的腰眼，直接搶走了事。按中共的政治術語就是所謂「打土豪」。所以井岡山時期，中共的部隊每到一處，都要「打土豪」。
這種一陣風式的搶劫儘管有用，但所得財富畢竟有限，又無法拿到被村民小心藏起來的財產以維持「紅軍」大隊，只能維持土匪式的生存，而農村中的第二塊財富其規模則比第一塊要大的多。於是到了瑞金時期，中共為了擴展自己的財政基礎，在「打土豪」的基礎上，又漸漸的把目光轉到了這一塊財富上。由於這部份財產一般都有比較好的保護措施以應匪盜，埋藏很深，所以光把目光轉過來盯住還拿不到手，還得想辦法，一是如何知道這些財產藏在何處，二是如何拿到手裡。為此，中共甚至專門發明了一個很形象的詞，把搶劫這部份財富叫作「挖浮財」。一個「挖」字，可謂活靈活現。
中共當年搶劫這部份財富的手段著實讓人咋舌，有專門的指導文件教下級們如何搶。如毛澤東手下的中央紅軍一軍團紅四軍政治部編的一份兩萬字「籌款須知」，就是專門向紅軍講授如何向地主、商人和富農綁架勒索財物的教材，其行徑與土匪完全沒有區別。
這個勒索指南傳授了九個步驟，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五個步驟：
第一步是，精密調查，方法包括「要找到貧苦勇敢的工農份子或流氓份子，找些土豪財物或鴉片煙，酒肉等，祕密給那些貧苦工農」，小孩或流氓份子，其至許賞他們的金錢以引誘他「說實話」。
第二步是，捉人「實為綁架」，特別強調要提以當家的父母獨生子女以「上有父母、下有兒女的為最重要，同時未嫁的女，又只有一個，或媳婦懷孕，娘家又厲害的也為重要。收押的人必須常用宣傳與恐嚇的手段分別輕重對付。」
第三步是，多貼條子，即將勒索物件寫上條子貼出公開恐嚇，該條指示，「不管地主，大商人，富農，凡在政策下可以籌得，都要貼，以免漏網」。
第四步是，軟硬兼施加緊催款。檔所指的硬方式是以要燒要殺的形式恐嚇。稱「在必要時，沒收一家財物，燒一家房屋，或殺一個土豪」。
第五步是，「做好做歹，雷厲風行」，「到籌款時候，必須動員群眾，調查的調查，貼佈告的貼佈告，以及向群眾宣傳的，向代表（編按：被勒索者的代表）交涉和催款的，散佈凶吉消息（即要殺人燒屋）的，做轉彎的，提洋油的，磨馬刀的，打土豪的，沒收財物的，散發東西的，督促的，各種工作人員都要雷厲風行……才能使財寶滾滾而來」。
大概中共早期美化自己的宣傳尚未爐火純青，因此有這樣赤裸裸的綁架勒索教材，暴力斂財連獨生子、兒童、黃花閨女和懷孕婦都不放過，手段如此卑劣殘忍，比某些講義氣的土匪都不如。
當然，鄉村中的浮財是有限的，不可能無限制地挖下去的，挖到後來存量自然越來越少。如果說起初中共還只是「挖」富人的浮財，那麼到後來中共則連中農和貧農的浮財也一併都挖了。也就是說，他們不但搶「土豪劣紳」的，也搶農民的。
因為浮財已經挖到貧農那裡了，「蘇區」民間的全部歷史積蓄漸漸地都挖光了，這種「經費模式」延續到1934年初自然也就走到了頭。此時，不但農民不支持中共，而且中共的經費也快要斷了。在這種特殊的背景下，中共不得不決定「戰略轉移」。為此，他們分別於1934年6月2日決定征糧24萬擔；7初又決定搞「借穀運動」，借穀60萬擔。這表明，在浮財被搶盡的情況下，中共又轉而打鄉村財富中的第三塊資源的主意了——直接從當期的收成中拿走更多的糧食，但卻美其名曰是什麼「借穀」。
當時的中共領導人盤算的很精明，從他們決定長征到出發，這段時間正好是兩季水稻收穫的時節。早、晚都不行，必須在6—9月這個時段裡，拿到兩期的穀子。早了，是青苗用不成，晚了，農民拿回家給先吃了。一定要在收割時拿，才拿得到手。所以，這個長征的時間就有這樣一個確定的緣由，同水稻的收穫季節有關。「借穀」到手之後，10月上旬，一支近九萬人的大隊就浩浩蕩蕩地出發了，共帶走了約100萬擔糧食。這些糧食大部份是農民的血汗和用來活命的，就這樣被白白的搶走了。喪失了這些活命糧，有些農家當然也就斷炊了，那可是個剛收穫的季節啊！
提起這段歷史，一位歷史學者曾感歎說，「在1934年夏天，在一個沒有文獻記載，卻是可以想像的雞飛狗跳的場景下，鄉民們木然的看著那些眼睛近視的外鄉人，奔走呼號，糧食部長陳潭秋甚至鞋子都走掉了，赤著腳催運穀子。鄉民們怎麼想呢？為秋後的食物犯愁？為這些不期而至的外鄉人而大惑不解？在最後一隊紅軍渡過於都河南下後，鄉民們是如釋重負長籲一口氣？有沒有若有所失呢？等等，等等，這些都沒有記載，以後也沒有見到回憶資料。我們只能去想像，去猜測了。」「其實，在中共領導人的眼裡，農民們怎樣想並不重要了。說到底，他們怎樣想曾經重要過嗎？從來就沒有。」
那麼，什麼是「分田地」呢？就是沒收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
「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是毛澤東在「土地革命」時期寫的一首詞中的兩句。乍一看去，景象何等美好，農民分到田地，似乎幸福極了。但由於當時中共成立的所謂「蘇維埃」不是合法政府，根本沒有資格頒發「產權證書」，它分給蘇區農民土地的證明，是不具備產權資格一紙空文，根本不是「田契」。因此中共的「分田分地」留給農民的乃是吞不盡的「苦果」——人為製造了一大批不共戴天的仇敵。這不，1934年10月，「反圍剿」失敗後，中共和紅軍「拍拍屁股」，一走了之，拋下無處可逃的可憐的蘇區人民來承受人為製造階級鬥爭的惡果。當地主士紳隨國民黨部隊殺回老家之後，手無寸鐵的蘇區人民除了引頸受戮、血流成河，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呢？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明心）
什麼是「打土豪」？說白了就是搶富人特別是鄉村富戶的財富。
作為共產國際一手扶植的中國支部，從建黨到1927年，中共的生存全靠共產國際劃撥的經費維持，直到1927年所謂「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失敗後，這個經費來源才基本斷了。從那時起到「長征」，中共養活自己的經費基本上來源於「打土豪」。
當時的鄉村主要有三大塊財富，一塊是鄉村富戶們正在享用的東西，包括吃的，穿的，用的。這一塊很容易發現，也不難拿到手。第二塊是鄉村中被藏匿起來的積蓄，富戶，貧戶都有。由於治安和災荒等原因，鄉村積蓄總是被農民用各種方式貯藏。這是第二塊。第三大塊，是鄉村當期收成及當期消耗的生產資料，如種子，肥，工具等等。第三塊是鄉村的再生產，它有農時和農技的要求。例如青苗雖然是財富，但未到成熟，你不能拿來當糧，它要有個時間，到收穫時才能算作有效的財富。中國傳統鄉村主要就是這三塊財富。其他類型的鄉村財富都是零星的，可以不計。
中共進入鄉村後，為了維持生存，首先把眼睛盯住了第一塊財富，用的是古往今來土匪的老辦法，就是拿槍頂住富戶的腰眼，直接搶走了事。按中共的政治術語就是所謂「打土豪」。所以井岡山時期，中共的部隊每到一處，都要「打土豪」。
這種一陣風式的搶劫儘管有用，但所得財富畢竟有限，又無法拿到被村民小心藏起來的財產以維持「紅軍」大隊，只能維持土匪式的生存，而農村中的第二塊財富其規模則比第一塊要大的多。於是到了瑞金時期，中共為了擴展自己的財政基礎，在「打土豪」的基礎上，又漸漸的把目光轉到了這一塊財富上。由於這部份財產一般都有比較好的保護措施以應匪盜，埋藏很深，所以光把目光轉過來盯住還拿不到手，還得想辦法，一是如何知道這些財產藏在何處，二是如何拿到手裡。為此，中共甚至專門發明了一個很形象的詞，把搶劫這部份財富叫作「挖浮財」。一個「挖」字，可謂活靈活現。
中共當年搶劫這部份財富的手段著實讓人咋舌，有專門的指導文件教下級們如何搶。如毛澤東手下的中央紅軍一軍團紅四軍政治部編的一份兩萬字「籌款須知」，就是專門向紅軍講授如何向地主、商人和富農綁架勒索財物的教材，其行徑與土匪完全沒有區別。
這個勒索指南傳授了九個步驟，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五個步驟：
第一步是，精密調查，方法包括「要找到貧苦勇敢的工農份子或流氓份子，找些土豪財物或鴉片煙，酒肉等，祕密給那些貧苦工農」，小孩或流氓份子，其至許賞他們的金錢以引誘他「說實話」。
第二步是，捉人「實為綁架」，特別強調要提以當家的父母獨生子女以「上有父母、下有兒女的為最重要，同時未嫁的女，又只有一個，或媳婦懷孕，娘家又厲害的也為重要。收押的人必須常用宣傳與恐嚇的手段分別輕重對付。」
第三步是，多貼條子，即將勒索物件寫上條子貼出公開恐嚇，該條指示，「不管地主，大商人，富農，凡在政策下可以籌得，都要貼，以免漏網」。
第四步是，軟硬兼施加緊催款。檔所指的硬方式是以要燒要殺的形式恐嚇。稱「在必要時，沒收一家財物，燒一家房屋，或殺一個土豪」。
第五步是，「做好做歹，雷厲風行」，「到籌款時候，必須動員群眾，調查的調查，貼佈告的貼佈告，以及向群眾宣傳的，向代表（編按：被勒索者的代表）交涉和催款的，散佈凶吉消息（即要殺人燒屋）的，做轉彎的，提洋油的，磨馬刀的，打土豪的，沒收財物的，散發東西的，督促的，各種工作人員都要雷厲風行……才能使財寶滾滾而來」。
大概中共早期美化自己的宣傳尚未爐火純青，因此有這樣赤裸裸的綁架勒索教材，暴力斂財連獨生子、兒童、黃花閨女和懷孕婦都不放過，手段如此卑劣殘忍，比某些講義氣的土匪都不如。
當然，鄉村中的浮財是有限的，不可能無限制地挖下去的，挖到後來存量自然越來越少。如果說起初中共還只是「挖」富人的浮財，那麼到後來中共則連中農和貧農的浮財也一併都挖了。也就是說，他們不但搶「土豪劣紳」的，也搶農民的。
因為浮財已經挖到貧農那裡了，「蘇區」民間的全部歷史積蓄漸漸地都挖光了，這種「經費模式」延續到1934年初自然也就走到了頭。此時，不但農民不支持中共，而且中共的經費也快要斷了。在這種特殊的背景下，中共不得不決定「戰略轉移」。為此，他們分別於1934年6月2日決定征糧24萬擔；7初又決定搞「借穀運動」，借穀60萬擔。這表明，在浮財被搶盡的情況下，中共又轉而打鄉村財富中的第三塊資源的主意了——直接從當期的收成中拿走更多的糧食，但卻美其名曰是什麼「借穀」。
當時的中共領導人盤算的很精明，從他們決定長征到出發，這段時間正好是兩季水稻收穫的時節。早、晚都不行，必須在6—9月這個時段裡，拿到兩期的穀子。早了，是青苗用不成，晚了，農民拿回家給先吃了。一定要在收割時拿，才拿得到手。所以，這個長征的時間就有這樣一個確定的緣由，同水稻的收穫季節有關。「借穀」到手之後，10月上旬，一支近九萬人的大隊就浩浩蕩蕩地出發了，共帶走了約100萬擔糧食。這些糧食大部份是農民的血汗和用來活命的，就這樣被白白的搶走了。喪失了這些活命糧，有些農家當然也就斷炊了，那可是個剛收穫的季節啊！
提起這段歷史，一位歷史學者曾感歎說，「在1934年夏天，在一個沒有文獻記載，卻是可以想像的雞飛狗跳的場景下，鄉民們木然的看著那些眼睛近視的外鄉人，奔走呼號，糧食部長陳潭秋甚至鞋子都走掉了，赤著腳催運穀子。鄉民們怎麼想呢？為秋後的食物犯愁？為這些不期而至的外鄉人而大惑不解？在最後一隊紅軍渡過於都河南下後，鄉民們是如釋重負長籲一口氣？有沒有若有所失呢？等等，等等，這些都沒有記載，以後也沒有見到回憶資料。我們只能去想像，去猜測了。」「其實，在中共領導人的眼裡，農民們怎樣想並不重要了。說到底，他們怎樣想曾經重要過嗎？從來就沒有。」
那麼，什麼是「分田地」呢？就是沒收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
「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是毛澤東在「土地革命」時期寫的一首詞中的兩句。乍一看去，景象何等美好，農民分到田地，似乎幸福極了。但由於當時中共成立的所謂「蘇維埃」不是合法政府，根本沒有資格頒發「產權證書」，它分給蘇區農民土地的證明，是不具備產權資格一紙空文，根本不是「田契」。因此中共的「分田分地」留給農民的乃是吞不盡的「苦果」——人為製造了一大批不共戴天的仇敵。這不，1934年10月，「反圍剿」失敗後，中共和紅軍「拍拍屁股」，一走了之，拋下無處可逃的可憐的蘇區人民來承受人為製造階級鬥爭的惡果。當地主士紳隨國民黨部隊殺回老家之後，手無寸鐵的蘇區人民除了引頸受戮、血流成河，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呢？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