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老三屆」這個特定詞語，很多人並不陌生。它專指文革期間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年共三屆初、高中畢業生。文革爆發後，大學停止招生，這三屆本應已畢業的而實際上並沒有完整結束學業的高中、初中生，在被毛利用完打倒黨內對手後，又被毛一聲令下，以「知識青年」的身分發配到了農村或邊疆地區。當時，他們的年齡大多在15至21歲之間。1979年，這些數百萬「老三屆畢業生」才被允許參加高考，而一些人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已然永遠留在了被發配的土地上。
關於「老三屆」悲歡離合的故事，報章、書籍並不罕見。不過，與之相對的還有一個龐大的學生群體，即沒有多少知識的「新五屆」知青，卻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他們專指的是1969至1973屆畢業的中學生，其中六九屆的初中生最為悲慘，因為他們連一天真正的初中課本都沒有摸過。
自身就是「六九屆」的徐小棣在《顛倒歲月》一書中，專門有一篇寫的就是《北京的「六九屆」》。在文章中，她是如此詮釋「六九屆」的：1966年文革禍起時，他們是六年級的小學生。那一年全國中斷了學校教育，6月裡小學相繼停課，他們受的正規教育就到那時候為止，只有小學六年級文化程度。小學沒畢業的他們，在失學一年多後，於1967年10月按照「就近入學」的規定被收入中學。
可嘆的是，六九屆初中生上初中後沒有自己的課本，主要學習內容分為三部分，一是學習毛著作和毛語錄，讀「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二是批判「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生造出來的「階級敵人」；三是到京郊參加農業勞動。
他們與前邊的「老三屆」和後邊的幾屆學生相比，幾乎沒有上過一天文化課，沒有系統地學過數、理、化等課程，偶爾會有老師借題發揮下講講修辭，講講典故和古漢語，講講計算方法……但這顯然是微不足道的。而就是這樣的初中，他們也只上了不到兩年，從1969年8月就開始大規模「上山下鄉」。北京的「六九屆」的去向是黑龍江、內蒙古、雲南三地的生產建設兵團和地處黑龍江的嫩江國營農場。
在徐小棣看來，「六九屆」知識的匱乏不僅讓他們在「上山下鄉」中處於弱勢地位，而且在1977年恢復高考後，也無法像「老三屆」那樣把握機遇，通過考上大學改變自己的命運。很多人在回城後，只能在底層掙扎地討生活，鮮有人成為當今社會所認為的事業有成的「成功人士」。
對於這群特殊的群體，好在有《北京的「六九屆」》等文章，讓我們多少了解了他們曾經的生活。
兵團生活
當年，16歲的徐小棣隨同三十多個與自己差不多大的同伴去了內蒙古插隊，他們的駐地在五加河南岸。16個女生中有14個是「六九屆」的，條件自然很艱苦。
晚上常常沒電，女孩子們就在漆黑一團的宿捨裡躺著聊天、講故事。最為可怕的是，他們連的指導員行為不端。1970年夏天睡蚊帳的時候，夜裡發現過幾次有人到女生蚊帳裡去摸，被摸的人一喊叫那人就跑了，所以大家始終不知道是誰。有人偷偷說那人的影子像是指導員，但又不敢確認，也不敢聲張。直到1974年，指導員的問題才被公布出來，他曾對6個人性侵，其中至少有3個人是六九屆的。她們都是因為希望通過「病退」或「困退」回北京而有求於指導員，才遭到傷害的。
在1971年林彪事件前，兵團的生活完全是軍事化的。清晨6點鳴號起床，一兩分鐘內穿好衣服出去列隊報號，然後出操。出操後整理內務，但時間很短。天色微明時列隊去食堂，在門口要先唱一首歌，然後才能去吃飯。早飯後政治學習。8點鐘列隊出工勞動，11點半返回吃午飯，仍然要先唱一首歌。下午1點再出工，6點返回，6點半吃飯。晚上8點點名總結。10點熄燈睡覺。這樣刻板的生活顯然是中共洗腦的重要組成部分。
除了這些常規安排外，知青們還要聽從隨時而來的「最高指示」、「次最高指示」和兵團領導指示，從事義務勞動、演習等等。1971年，因為江青說了句「樣板戲要普及，要提高」，徐小棣所在的師團政治處做出了一個決定：每一個連隊都要排出一台戲，還指定了全團匯演的時間。
於是，在出工列隊時，在吃飯時，在業餘時間演唱樣板戲成了每個人的任務。由於當時媒體廣播裡終日播的就是樣板戲，所以很多人無師自通，可以演唱不少選段，一些台詞還成為表達的語言。想想現在不少人可以脫口而出的樣板戲段子，就可知當年的「狂轟濫炸」式的洗腦。
不過，唱來唱去，也有唱出事的。徐小棣提到他們中的一個男生沒事就說《智取威虎山》中控訴社會黑暗的「八年了，別提它了」的台詞，因此被懷疑是「對社會主義不滿」，他馬上變得沉默寡言。而徐小棣也因為打飯時說了句「呸，呸，這年月連粥都喝不成了！」的台詞也遭到「抱怨上山下鄉生活艱苦」的指控。
在瘋狂的練習後，每個連隊都排出了一齣戲，徐小棣所在的連隊演出的是《紅燈記》。「那些唱腔混進我們金色的年華，無法塗抹地印在了心上。」這該是怎樣的悲哀？！
在其他有門路的同伴們相繼回城之際，父母存在問題的徐小棣依舊留在兵團。一次，她因為服用異丙嗪出現不適症狀而發現自己對這種藥過敏，其後在成為連隊的「批判對象」而內心痛苦和無法回家探親時，她選擇了偷服從軍醫那裡偷來的藥片。善良的軍醫沒有戳穿她，而是告訴她「人是要想開的」。在經歷過幾次痛苦後，她終於明白了選擇逃避是軟弱，她重新堅強起來。
六九屆知青刑事案件
在徐小棣看來，老三屆的問題常常出在政治方面，而六九屆知青犯事兒卻屢屢在刑事上。1974年她所在的內蒙古二師十五團有兩起要案轟動一時，作案的、受害的都是六九屆的。
一件是北京108中的一個六九屆知青為了一支價值120元的上海手錶，殺死了北京一個六九屆知青，並將其屍體沉入水中，後屍體浮出。21歲的凶手被槍決。
另一件是1974年，她所在連隊的一個女生突然生了個足月的嬰兒，而嬰兒的父親竟然是在磚窯燒火的職工，一個70多歲的老頭。這個女生坐月子後，不僅被開除了團籍，還被發配到磚廠幹活。後來回到北京門頭溝礦區，據說一直沒有正式工作，靠給單身礦工洗衣為生。2009年徐小棣在參加知青聚會時，聽說她已經去世多年了。
六九屆知青的結局
1999年，是徐小棣們下鄉三十周年，她與中學同學聚會過一次，有近40人參加。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在1977年恢復高考後考上大學，惟有徐小棣因接受了成人高等教育，上了夜大，有文憑，而被稱為「知識分子」。但是徐小棣很難過，因為在她所工作的中學，她的學歷很不「硬」，很拿不出手。而因為文化基礎太差，各種考核都得硬著頭皮去應對。
徐小棣的同學中下崗的很多，有的提前退休。他們中很少有所謂社會公認的「成功人士」。北京的六九屆知青尚且如此，其它城市的呢？
還未進行的反思
對於六九屆知青的往事，相關資料甚少，除了當局的限制外，這不能不說與六九屆知青自身有關聯。徐小棣就寫道：2009年，北京有很多老知青的聚會，但很少有人能把聚會辦成嚴肅的紀念活動，以表達我們對上山下鄉運動的追問和反思。讓人痛心的是，我們付出了那樣巨大的代價，可是知青的回憶卻再度變成了麻醉自己的田園牧歌，大家喜歡輕鬆和浪漫，不喜歡把當年的種種真實告訴世人。而隱瞞當年的真相自然讓中共如釋重負。
不過，畢竟還有如徐小棣這樣清醒的六九屆知青。她的筆下通過一段段往事，傳遞出的就是自己對這段歷史的反思：據說上山下鄉是為了國家大局，如果所謂的「國家利益」需要的是像六九屆這樣一批少年人的犧牲，有什麼理由認為它是正當的呢！讓莫名其妙的「國家利益」稀釋、消融六九屆對歷史的承受，是別有用心的假大空。
但願有更多在世的六九屆知青能夠站出來，將歷史的真實留給後人。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明心）
關於「老三屆」悲歡離合的故事，報章、書籍並不罕見。不過，與之相對的還有一個龐大的學生群體，即沒有多少知識的「新五屆」知青，卻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他們專指的是1969至1973屆畢業的中學生，其中六九屆的初中生最為悲慘，因為他們連一天真正的初中課本都沒有摸過。
自身就是「六九屆」的徐小棣在《顛倒歲月》一書中，專門有一篇寫的就是《北京的「六九屆」》。在文章中，她是如此詮釋「六九屆」的：1966年文革禍起時，他們是六年級的小學生。那一年全國中斷了學校教育，6月裡小學相繼停課，他們受的正規教育就到那時候為止，只有小學六年級文化程度。小學沒畢業的他們，在失學一年多後，於1967年10月按照「就近入學」的規定被收入中學。
可嘆的是，六九屆初中生上初中後沒有自己的課本，主要學習內容分為三部分，一是學習毛著作和毛語錄，讀「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二是批判「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生造出來的「階級敵人」；三是到京郊參加農業勞動。
他們與前邊的「老三屆」和後邊的幾屆學生相比，幾乎沒有上過一天文化課，沒有系統地學過數、理、化等課程，偶爾會有老師借題發揮下講講修辭，講講典故和古漢語，講講計算方法……但這顯然是微不足道的。而就是這樣的初中，他們也只上了不到兩年，從1969年8月就開始大規模「上山下鄉」。北京的「六九屆」的去向是黑龍江、內蒙古、雲南三地的生產建設兵團和地處黑龍江的嫩江國營農場。
在徐小棣看來，「六九屆」知識的匱乏不僅讓他們在「上山下鄉」中處於弱勢地位，而且在1977年恢復高考後，也無法像「老三屆」那樣把握機遇，通過考上大學改變自己的命運。很多人在回城後，只能在底層掙扎地討生活，鮮有人成為當今社會所認為的事業有成的「成功人士」。
對於這群特殊的群體，好在有《北京的「六九屆」》等文章，讓我們多少了解了他們曾經的生活。
兵團生活
當年，16歲的徐小棣隨同三十多個與自己差不多大的同伴去了內蒙古插隊，他們的駐地在五加河南岸。16個女生中有14個是「六九屆」的，條件自然很艱苦。
晚上常常沒電，女孩子們就在漆黑一團的宿捨裡躺著聊天、講故事。最為可怕的是，他們連的指導員行為不端。1970年夏天睡蚊帳的時候，夜裡發現過幾次有人到女生蚊帳裡去摸，被摸的人一喊叫那人就跑了，所以大家始終不知道是誰。有人偷偷說那人的影子像是指導員，但又不敢確認，也不敢聲張。直到1974年，指導員的問題才被公布出來，他曾對6個人性侵，其中至少有3個人是六九屆的。她們都是因為希望通過「病退」或「困退」回北京而有求於指導員，才遭到傷害的。
在1971年林彪事件前，兵團的生活完全是軍事化的。清晨6點鳴號起床，一兩分鐘內穿好衣服出去列隊報號，然後出操。出操後整理內務，但時間很短。天色微明時列隊去食堂，在門口要先唱一首歌，然後才能去吃飯。早飯後政治學習。8點鐘列隊出工勞動，11點半返回吃午飯，仍然要先唱一首歌。下午1點再出工，6點返回，6點半吃飯。晚上8點點名總結。10點熄燈睡覺。這樣刻板的生活顯然是中共洗腦的重要組成部分。
除了這些常規安排外，知青們還要聽從隨時而來的「最高指示」、「次最高指示」和兵團領導指示，從事義務勞動、演習等等。1971年，因為江青說了句「樣板戲要普及，要提高」，徐小棣所在的師團政治處做出了一個決定：每一個連隊都要排出一台戲，還指定了全團匯演的時間。
於是，在出工列隊時，在吃飯時，在業餘時間演唱樣板戲成了每個人的任務。由於當時媒體廣播裡終日播的就是樣板戲，所以很多人無師自通，可以演唱不少選段，一些台詞還成為表達的語言。想想現在不少人可以脫口而出的樣板戲段子，就可知當年的「狂轟濫炸」式的洗腦。
不過，唱來唱去，也有唱出事的。徐小棣提到他們中的一個男生沒事就說《智取威虎山》中控訴社會黑暗的「八年了，別提它了」的台詞，因此被懷疑是「對社會主義不滿」，他馬上變得沉默寡言。而徐小棣也因為打飯時說了句「呸，呸，這年月連粥都喝不成了！」的台詞也遭到「抱怨上山下鄉生活艱苦」的指控。
在瘋狂的練習後，每個連隊都排出了一齣戲，徐小棣所在的連隊演出的是《紅燈記》。「那些唱腔混進我們金色的年華，無法塗抹地印在了心上。」這該是怎樣的悲哀？！
在其他有門路的同伴們相繼回城之際，父母存在問題的徐小棣依舊留在兵團。一次，她因為服用異丙嗪出現不適症狀而發現自己對這種藥過敏，其後在成為連隊的「批判對象」而內心痛苦和無法回家探親時，她選擇了偷服從軍醫那裡偷來的藥片。善良的軍醫沒有戳穿她，而是告訴她「人是要想開的」。在經歷過幾次痛苦後，她終於明白了選擇逃避是軟弱，她重新堅強起來。
六九屆知青刑事案件
在徐小棣看來，老三屆的問題常常出在政治方面，而六九屆知青犯事兒卻屢屢在刑事上。1974年她所在的內蒙古二師十五團有兩起要案轟動一時，作案的、受害的都是六九屆的。
一件是北京108中的一個六九屆知青為了一支價值120元的上海手錶，殺死了北京一個六九屆知青，並將其屍體沉入水中，後屍體浮出。21歲的凶手被槍決。
另一件是1974年，她所在連隊的一個女生突然生了個足月的嬰兒，而嬰兒的父親竟然是在磚窯燒火的職工，一個70多歲的老頭。這個女生坐月子後，不僅被開除了團籍，還被發配到磚廠幹活。後來回到北京門頭溝礦區，據說一直沒有正式工作，靠給單身礦工洗衣為生。2009年徐小棣在參加知青聚會時，聽說她已經去世多年了。
六九屆知青的結局
1999年，是徐小棣們下鄉三十周年，她與中學同學聚會過一次，有近40人參加。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在1977年恢復高考後考上大學，惟有徐小棣因接受了成人高等教育，上了夜大，有文憑，而被稱為「知識分子」。但是徐小棣很難過，因為在她所工作的中學，她的學歷很不「硬」，很拿不出手。而因為文化基礎太差，各種考核都得硬著頭皮去應對。
徐小棣的同學中下崗的很多，有的提前退休。他們中很少有所謂社會公認的「成功人士」。北京的六九屆知青尚且如此，其它城市的呢？
還未進行的反思
對於六九屆知青的往事，相關資料甚少，除了當局的限制外，這不能不說與六九屆知青自身有關聯。徐小棣就寫道：2009年，北京有很多老知青的聚會，但很少有人能把聚會辦成嚴肅的紀念活動，以表達我們對上山下鄉運動的追問和反思。讓人痛心的是，我們付出了那樣巨大的代價，可是知青的回憶卻再度變成了麻醉自己的田園牧歌，大家喜歡輕鬆和浪漫，不喜歡把當年的種種真實告訴世人。而隱瞞當年的真相自然讓中共如釋重負。
不過，畢竟還有如徐小棣這樣清醒的六九屆知青。她的筆下通過一段段往事，傳遞出的就是自己對這段歷史的反思：據說上山下鄉是為了國家大局，如果所謂的「國家利益」需要的是像六九屆這樣一批少年人的犧牲，有什麼理由認為它是正當的呢！讓莫名其妙的「國家利益」稀釋、消融六九屆對歷史的承受，是別有用心的假大空。
但願有更多在世的六九屆知青能夠站出來，將歷史的真實留給後人。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