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949年竊取政權後，對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教育以及西方民主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最為不放心，遂在1950年左右開展了針對知識分子的改造運動中，按照錢鍾書的妻子楊絳所言此乃謂「洗澡」。
在運動中，著名國學大師胡適的次子、選擇留在大陸的胡思杜，亦違心地批判自己的父親，還親自編寫和登台演出反美話劇。此外，他還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一文，以示與之劃清界線，斷絕往來。然而，胡思杜並沒有逃得了被批判的命運。1957年「反右」時，他還是被打成了「右派」，他隨即上吊自殺。
胡思杜的批判父親的文章發表後不久，遠在美國的胡適就看到了。對於兒子以及其他朋友在中共治下批判自己的所為，胡適報以理解的態度，但他的考據癮卻促使他開始尋找「兒女批判父母的行為」的來源。因為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提倡百善孝為先，兒女要對父母尊敬、孝敬，任何忤逆行為都會遭到譴責，何況是公開批判自己的生身父母？
經過考證，胡適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這種行為來源於蘇俄。1952年12月11日，胡適在台中的新球場作的題為《今日世界》的演講中，就闡述了自己考證的結果。他表示這還得從蘇俄時期的少年團團員帕夫利克·莫洛佐夫（另譯為「鮑爾立克·莫諾洛夫」）說起。
胡適介紹道：莫洛佐夫是一個小孩子，是蘇俄共產主義少年團團員，他的父親是個農民，因為蘇俄政府實施集體農場計劃，沒收人民的糧食，為免一家人飢餓而死，將幾百斤小麥偷偷地藏在地窖裡，鄰居們也有照著這樣做的，這個事情被莫洛佐夫看到了，就跑去報告，於是藏匿的糧食統統被警察沒收，所有藏匿糧食的人也被押起來判了罪。
幾個月後莫洛佐夫失蹤了，警察四處搜索，最終在樹林裡發現了他的屍首，他是給恨他的人殺死的。警察遂遷怒於莫洛佐夫的父母和鄰居，把他的父母和鄰居統統處死，並舉行大規模的公葬儀式，命令鐵幕內所有各城市村鎮都要以一條街取名為「莫洛佐夫街」以紀念莫洛佐夫。(《胡適言論集(乙編)———時事問題》)
胡適表示，這就是莫洛佐夫主義的來源，其作用純粹是以莫洛佐夫做青年模範，要所有做兒女的都監視自己親愛的父母和鄰居，並且控告他們。由此，胡適還談到了當時大陸親戚朋友間控告的現象，認為「兒子控告父親」是鐵幕政權的特色。
他說：「我的兒子在大陸攻擊我是帝國主義的朋友，是人民的公敵，所以也是他(我的兒子)的敵人。各位也一定聽到過，你們的親戚朋友中有兒女控告父母，弟妹控告兄長，妻子控告丈夫的事，這並不是大陸人心變壞了，而是鐵幕裡的特色。家裡的人，個個是國家的間諜，言行思想，一舉一動，無時無刻不在受監視之中，一切都在『政府』控制之下。」
對於中共有著清晰認識的胡適，再次以敏銳的觀察力，得出了「兒女控告父母，弟妹控告兄長，妻子控告丈夫」是鐵幕裡的特色，而生活在這個鐵幕中千千萬萬個胡思杜最終被害死，也就絲毫不奇怪了。
關於莫洛佐夫的故事，彼時的胡適應該是閱讀了當時的蘇俄相關報道。莫洛佐夫是蘇聯家喻戶曉的小英雄，在他被樹立為英雄後，蘇聯政府矗立起了他的塑像，還有大量的學校和少年團體以他的名字命名。基於他的故事，蘇聯還製作了一部歌劇和多首歌曲，郵票和明信片上都印著他的像。至於莫洛佐夫生前所在的學校則變成了一處聖地，來自蘇聯各地的孩子在學校組織的旅行活動中看到此地參觀。
不過，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被驅逐出蘇聯作家聯盟的異見作家尤裡·德魯日尼科夫在會見了一些仍然在世的目擊證人後，寫出了他的成名之作《告密者001：帕夫利克·莫洛佐夫的神話》（The Myth of Pavlik Morozo）。
在書中，德魯日尼科夫對蘇聯宣傳的莫洛佐夫的生平進行了全面的批駁，比如，關於莫洛佐夫死時的年齡，蘇聯的宣傳就有多個不同的版本，並曾使用過不同男孩的照片。甚至，莫洛佐夫被殺時還不是一名少先隊員。蘇聯的宣傳部門稱，是莫洛佐夫的祖父殺死了他。但德魯日尼科夫則表示，他的祖父為他的死感到傷心欲絕，並在其失蹤時組織了搜索工作，且在庭審時一直堅稱自己是無辜的。雖然沒有明言，但德魯日尼科夫暗示，莫洛佐夫實際上是被國家政治保衛局的人殺害的，而德魯日尼科夫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還曾見過這名凶手。
通過調查，德魯日尼科夫還發現：莫洛佐夫的父親離開了他的母親，而另結新歡，嫉妒和憤怒的母親一直向莫洛佐夫灌輸對丈夫仇恨，派他告發，報復了自己的父親。而莫洛佐夫實際上是一個智力遲鈍的孩子。
然而，這並不影響蘇聯當局將莫洛佐夫樹立為榜樣，從此，告密成為政權提倡的光榮，隨即演化成了波及面相當廣的大清洗運動。告密文化隨著共產主義的傳播，也輸出到了中國、東德、朝鮮等其他共產黨國家，上演了一出又一齣悲劇。
比如，在中國，早在延安整風事情，人人相互「揭發」就已經成為常態。做過人民日報社記者的曾彥修回憶道：下層整風從查「小廣播」開始，「小廣播」是指延安的青年人之間互相傳遞意見和看法，有些看法是對上層領導有意見，對領導不滿意。這些意見在某種意義上就是王實味《野百合花》裡面的東西，不過沒有王實味講得那麼尖銳。上面的聽到了，「不得了，雖然這些小青年在延安，但他們不是來革命的，他們是反革命的」。這樣人人要求填小廣播表，填了再填，搞了大半年。後來發展為「搶救運動」，就是從這個事情幹起來的，青年統統都變成了特務。
小廣播表填了之後就「互相批判、揭發、告密」，開始叫「半條心」。後來一「揭發」，就說你們是兩條心。一連幾個月，日日夜夜都斗，你就變成國民黨特務了。然後是交代，要寫你在延安還有什麼同夥。有些人經不住斗，就「招」出來一大批，於是就搞成了一個子虛烏有的特務網。
中共建政後，從「反右」到文革，每一場運動中都出現了這樣的告密者，一幕幕人倫慘劇相繼上演，告密者在種下罪孽的同時也將自己送到了有形無形的審判台上。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在運動中，著名國學大師胡適的次子、選擇留在大陸的胡思杜，亦違心地批判自己的父親，還親自編寫和登台演出反美話劇。此外，他還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一文，以示與之劃清界線，斷絕往來。然而，胡思杜並沒有逃得了被批判的命運。1957年「反右」時，他還是被打成了「右派」，他隨即上吊自殺。
胡思杜的批判父親的文章發表後不久，遠在美國的胡適就看到了。對於兒子以及其他朋友在中共治下批判自己的所為，胡適報以理解的態度，但他的考據癮卻促使他開始尋找「兒女批判父母的行為」的來源。因為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提倡百善孝為先，兒女要對父母尊敬、孝敬，任何忤逆行為都會遭到譴責，何況是公開批判自己的生身父母？
經過考證，胡適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這種行為來源於蘇俄。1952年12月11日，胡適在台中的新球場作的題為《今日世界》的演講中，就闡述了自己考證的結果。他表示這還得從蘇俄時期的少年團團員帕夫利克·莫洛佐夫（另譯為「鮑爾立克·莫諾洛夫」）說起。
胡適介紹道：莫洛佐夫是一個小孩子，是蘇俄共產主義少年團團員，他的父親是個農民，因為蘇俄政府實施集體農場計劃，沒收人民的糧食，為免一家人飢餓而死，將幾百斤小麥偷偷地藏在地窖裡，鄰居們也有照著這樣做的，這個事情被莫洛佐夫看到了，就跑去報告，於是藏匿的糧食統統被警察沒收，所有藏匿糧食的人也被押起來判了罪。
幾個月後莫洛佐夫失蹤了，警察四處搜索，最終在樹林裡發現了他的屍首，他是給恨他的人殺死的。警察遂遷怒於莫洛佐夫的父母和鄰居，把他的父母和鄰居統統處死，並舉行大規模的公葬儀式，命令鐵幕內所有各城市村鎮都要以一條街取名為「莫洛佐夫街」以紀念莫洛佐夫。(《胡適言論集(乙編)———時事問題》)
胡適表示，這就是莫洛佐夫主義的來源，其作用純粹是以莫洛佐夫做青年模範，要所有做兒女的都監視自己親愛的父母和鄰居，並且控告他們。由此，胡適還談到了當時大陸親戚朋友間控告的現象，認為「兒子控告父親」是鐵幕政權的特色。
他說：「我的兒子在大陸攻擊我是帝國主義的朋友，是人民的公敵，所以也是他(我的兒子)的敵人。各位也一定聽到過，你們的親戚朋友中有兒女控告父母，弟妹控告兄長，妻子控告丈夫的事，這並不是大陸人心變壞了，而是鐵幕裡的特色。家裡的人，個個是國家的間諜，言行思想，一舉一動，無時無刻不在受監視之中，一切都在『政府』控制之下。」
對於中共有著清晰認識的胡適，再次以敏銳的觀察力，得出了「兒女控告父母，弟妹控告兄長，妻子控告丈夫」是鐵幕裡的特色，而生活在這個鐵幕中千千萬萬個胡思杜最終被害死，也就絲毫不奇怪了。
關於莫洛佐夫的故事，彼時的胡適應該是閱讀了當時的蘇俄相關報道。莫洛佐夫是蘇聯家喻戶曉的小英雄，在他被樹立為英雄後，蘇聯政府矗立起了他的塑像，還有大量的學校和少年團體以他的名字命名。基於他的故事，蘇聯還製作了一部歌劇和多首歌曲，郵票和明信片上都印著他的像。至於莫洛佐夫生前所在的學校則變成了一處聖地，來自蘇聯各地的孩子在學校組織的旅行活動中看到此地參觀。
不過，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被驅逐出蘇聯作家聯盟的異見作家尤裡·德魯日尼科夫在會見了一些仍然在世的目擊證人後，寫出了他的成名之作《告密者001：帕夫利克·莫洛佐夫的神話》（The Myth of Pavlik Morozo）。
在書中，德魯日尼科夫對蘇聯宣傳的莫洛佐夫的生平進行了全面的批駁，比如，關於莫洛佐夫死時的年齡，蘇聯的宣傳就有多個不同的版本，並曾使用過不同男孩的照片。甚至，莫洛佐夫被殺時還不是一名少先隊員。蘇聯的宣傳部門稱，是莫洛佐夫的祖父殺死了他。但德魯日尼科夫則表示，他的祖父為他的死感到傷心欲絕，並在其失蹤時組織了搜索工作，且在庭審時一直堅稱自己是無辜的。雖然沒有明言，但德魯日尼科夫暗示，莫洛佐夫實際上是被國家政治保衛局的人殺害的，而德魯日尼科夫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還曾見過這名凶手。
通過調查，德魯日尼科夫還發現：莫洛佐夫的父親離開了他的母親，而另結新歡，嫉妒和憤怒的母親一直向莫洛佐夫灌輸對丈夫仇恨，派他告發，報復了自己的父親。而莫洛佐夫實際上是一個智力遲鈍的孩子。
然而，這並不影響蘇聯當局將莫洛佐夫樹立為榜樣，從此，告密成為政權提倡的光榮，隨即演化成了波及面相當廣的大清洗運動。告密文化隨著共產主義的傳播，也輸出到了中國、東德、朝鮮等其他共產黨國家，上演了一出又一齣悲劇。
比如，在中國，早在延安整風事情，人人相互「揭發」就已經成為常態。做過人民日報社記者的曾彥修回憶道：下層整風從查「小廣播」開始，「小廣播」是指延安的青年人之間互相傳遞意見和看法，有些看法是對上層領導有意見，對領導不滿意。這些意見在某種意義上就是王實味《野百合花》裡面的東西，不過沒有王實味講得那麼尖銳。上面的聽到了，「不得了，雖然這些小青年在延安，但他們不是來革命的，他們是反革命的」。這樣人人要求填小廣播表，填了再填，搞了大半年。後來發展為「搶救運動」，就是從這個事情幹起來的，青年統統都變成了特務。
小廣播表填了之後就「互相批判、揭發、告密」，開始叫「半條心」。後來一「揭發」，就說你們是兩條心。一連幾個月，日日夜夜都斗，你就變成國民黨特務了。然後是交代，要寫你在延安還有什麼同夥。有些人經不住斗，就「招」出來一大批，於是就搞成了一個子虛烏有的特務網。
中共建政後，從「反右」到文革，每一場運動中都出現了這樣的告密者，一幕幕人倫慘劇相繼上演，告密者在種下罪孽的同時也將自己送到了有形無形的審判台上。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