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最為知名的國學大師陳寅恪，史學界是無人不知。另一位國學大師傅斯年曾評價道：「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中共建政後，避居嶺南的陳寅恪成為中共當局「招安」的重點人物之一。在毛的提議下，中國科學院決定增設三個研究所，其中中古史研究所所長定為陳寅恪。
委任狀下達後，北京多次派人到廣州說服陳寅恪，這其中就包括其最得意的弟子、北大歷史學系教授汪籛，而兩人的再次相遇卻成為汪籛一生備受詬病之點。
才子汪籛遇到陳寅恪
汪籛早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歷史系，後考入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師從陳寅恪。在1940年陳寅恪赴英國講學後，他受到另一位史學家鄭天挺的指導，後隨傅斯年創辦的史語所遷到李莊生活了6年。在此期間，他完成了碩士論文《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母系的研究》。
與汪籛一同生活在李莊的同學周法高對其的評價是：「人很聰明，可是讀書沒什麼恆心和耐心，有時好多天不看書，有時好多天挑燈夜讀。這種起居無節、作息不時的習慣，不太適宜做沉重的學術研究……汪籛是屬於智慧型的，而缺少恆心，我在後來也很少看到他的著作發表。不過由於他的聰明、博學和口才，仍然在北方大學裡作教授，也許很叫座。」汪籛的老師鄭天挺對其也持同樣的看法。
抗戰勝利後，汪籛隨史語所回到南京後，並沒有留在所裡工作，而是遠赴吉林長白師範學校教書，不久就因為受不了北方的寒冷而自行回到北京。當他聽說陳寅恪已回清華任教時，遂隻身一人來到陳家請求做其助手。出於同情，更是出於惜才愛才，陳寅恪便將其留在家中，讓他與另兩個助手王永興、陳慶華共同幫助雙目失明的自己教學和研究。王永興負責和授課有關的工作，陳慶華負責外語，汪籛則負責研究工作。
半年後，經陳寅恪與傅斯年、胡適等人的溝通，北大為了照顧陳的面子，決定聘用汪籛為副教授，並以此名義繼續做陳的助手。在兩年多的歲月裡，汪籛吃住都在陳寅恪家中，與其朝夕相伴。他不僅協助陳著書與修改書稿，而且受益匪淺，得到了陳氏治史方法的真傳，有時他提出的見解，也能為陳寅恪接受和採納。陳寅恪對其十分滿意和喜愛。
也因此，其後，汪籛雖然沒有發表太多的論文，但其在中國隋唐史研究領域的學術地位，一直受到同行的尊重。
投向中共
1948年底，在中共即將進入北平的前夕，陳寅恪倉促南下，而汪籛則選擇留在北大。中共建政後，汪籛接受了思想改造，積極向其靠攏，並成為中共所信任之人，還於1952年加入了中共。第二年，又被中共送到北京馬列學院（中央黨校前身）帶職學習，很快成為馬列思想的追隨者。
當正在馬列學院學習的汪籛聽說中國科學院領導們正在為如何勸說陳寅恪北上而大費腦筋時，一心想向中共表達忠心的他於是主動提出請求，願意南下充當「使者」，這讓中科院院長郭沫若等人大為驚喜，遂批准此行。
1953年11月中旬，汪籛懷揣著兩封信，一封是郭沫若寫的，一封是中科院副院長李四光親筆所寫，踏上了南下的列車。行前他放言：「我這個老學生去請他來，一定請得動。」
師徒兩條道路的碰撞
12月1日，汪籛帶著兩封親筆信來到陳寅恪家中。此時經中共洗腦後的他，與陳寅恪在對政治、社會的看法上都有了截然不同。或許是自恃自己有「尚方寶劍」，汪籛居然以「黨員的口吻」和「教育開導的口吻」，「不知天高地厚」地向陳寅恪進行嚴肅的談話。這讓陳寅恪勃然大怒，竟指著汪籛，說出了「你不是我的學生，給我滾出去！」之語。汪籛此時才知大事不好，只好灰溜溜地離開了。
此後幾天，汪籛一直試圖亡羊補牢，但陳寅恪並不能釋然。最終，念及當年師生情分，陳寅恪最終答應與汪籛做一次長談，算是對北京方面的正式答覆。
談話中陳寅恪說：「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所以我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
又說：「我決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將來我要帶徒弟，也是如此。」
接著，陳寅恪提出自己出任歷史研究所所長的條件：「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係。怎樣調查也只是這樣。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有和我同樣的看法，應從我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
不僅如此，陳寅恪還要求汪籛「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也不少地帶到科學院」。這便是日後學界盛傳的《對科學院的答覆》。
顯而易見，對於陳寅恪所提的兩個條件，中共自然是不會答應。陳寅恪去北京赴任之事最終不了了之。而與陳寅恪走上了決然相反道路的汪籛，也明白自己與其的師生緣分已盡。同時，因為南下無功而返，且遭到了陳的呵斥，汪籛不僅失去了科教界郭沫若等人的信任，也受到了學術圈的鄙夷。
「反右」劫難與文革中自殺
沒過幾年，中共發起了針對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陳寅恪也在1958年被郭沫若點名批評，而作為其曾經弟子的汪籛地位也一落千丈，遭到批判。汪籛的精神因此受到了極大刺激，大病一場，從一百五六十斤的胖子一下減為不足百斤。
1966年文革爆發，作為文革風暴的中心和策源地的北大，氣勢洶洶地拉開了「整人」的序幕，而第一個被揪出來開刀祭旗的便是汪籛。北大歷史系的學生們專門在其家的房門上貼上了「封條狀」的大字報，以示警告。據《南渡北歸》介紹，第二天，當造反派前來檢查時，發現大字報竟變成了幾塊碎片在地下飄搖。關於這一變故有兩種說法：一說大字報是被風自然吹掉的；另一種說法是汪籛要出入房門而不得，盛怒之下便把大字報撕扯下來。
不管是哪個原因，反正憤怒的「小將」見狀，開始指責汪籛出於仇視「文革」而故意破壞搗亂，企圖阻止這場轟轟烈烈的革命行動。事情很快被告發到中央「文革」駐北大工作組，工作組主事者立即把汪找來，命令他當面向「闖將」們認錯並回去把大字報貼好復原。汪籛只得在「闖將」的看押下回到家中按工作組的要求一一照辦，但他的內心卻無法忍受「革命者」對自己這位「黨內專家」的羞辱。
就在當天夜裡，汪籛打開家中備藏的殺蟲劑「敵敵畏」喝了下去。未久，「敵敵畏」毒性發作，汪籛痛苦不已，開始在家中號叫並且以頭撞擊水泥牆壁。鄰居於漆黑的夜幕中聽到隔壁突然傳出如此悽慘可怕的聲音，於惶恐中急忙招呼眾人前來施救。但汪籛顯然是去意已決，早已反鎖了家門，外人無法進入。
當眾人把門強行撞開時，發現他早已氣絕身亡。這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死時汪籛年僅50歲。或許此時的他才明白，只有以死才能抗爭這個黑暗的思想不自由的社會。
結語
汪籛死後，被官方定性為「畏罪自殺，自絕於黨和人民」，而幾年後，他的恩師陳寅恪也被迫害致死。
汪籛的死，開了文革北大教授（教師）自殺的先例。其後自殺的還有：數學系講師董懷允，英文教授俞大絪，中文系中共總支書記程賢策，哲學繫心理學教授沈乃章，化學系副主任、副教授盧錫錕，生物系教授陳同度，北大教務長崔雄昆，物理系著名老教授饒毓泰，俄語系講師龔維泰，數學力學系教授董鐵寶和教師陳永和，歷史學教授、副校長翦伯贊夫婦……
據旅居海外的王友琴不完全統計，在文革中，北大至少有71人自殺或「不正常死亡」。他們或選擇服毒，或選擇上吊，或選擇在未名湖自溺，或選擇跳樓……他們死得那麼決絕，大概因為人世已不讓他們有任何的留戀。
令人嘆息的是，迄今北大對這段悲慘、羞恥的一頁都不曾進行過反思，而北大的不作為正是中共作為的一個縮影。沒有人否認，當中共徹底解體時，所有被中共殘害的個體的歷史都將被重新掀開──只為歷史不再重演。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委任狀下達後，北京多次派人到廣州說服陳寅恪，這其中就包括其最得意的弟子、北大歷史學系教授汪籛，而兩人的再次相遇卻成為汪籛一生備受詬病之點。
才子汪籛遇到陳寅恪
汪籛早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歷史系，後考入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師從陳寅恪。在1940年陳寅恪赴英國講學後，他受到另一位史學家鄭天挺的指導，後隨傅斯年創辦的史語所遷到李莊生活了6年。在此期間，他完成了碩士論文《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母系的研究》。
與汪籛一同生活在李莊的同學周法高對其的評價是：「人很聰明，可是讀書沒什麼恆心和耐心，有時好多天不看書，有時好多天挑燈夜讀。這種起居無節、作息不時的習慣，不太適宜做沉重的學術研究……汪籛是屬於智慧型的，而缺少恆心，我在後來也很少看到他的著作發表。不過由於他的聰明、博學和口才，仍然在北方大學裡作教授，也許很叫座。」汪籛的老師鄭天挺對其也持同樣的看法。
抗戰勝利後，汪籛隨史語所回到南京後，並沒有留在所裡工作，而是遠赴吉林長白師範學校教書，不久就因為受不了北方的寒冷而自行回到北京。當他聽說陳寅恪已回清華任教時，遂隻身一人來到陳家請求做其助手。出於同情，更是出於惜才愛才，陳寅恪便將其留在家中，讓他與另兩個助手王永興、陳慶華共同幫助雙目失明的自己教學和研究。王永興負責和授課有關的工作，陳慶華負責外語，汪籛則負責研究工作。
半年後，經陳寅恪與傅斯年、胡適等人的溝通，北大為了照顧陳的面子，決定聘用汪籛為副教授，並以此名義繼續做陳的助手。在兩年多的歲月裡，汪籛吃住都在陳寅恪家中，與其朝夕相伴。他不僅協助陳著書與修改書稿，而且受益匪淺，得到了陳氏治史方法的真傳，有時他提出的見解，也能為陳寅恪接受和採納。陳寅恪對其十分滿意和喜愛。
也因此，其後，汪籛雖然沒有發表太多的論文，但其在中國隋唐史研究領域的學術地位，一直受到同行的尊重。
投向中共
1948年底，在中共即將進入北平的前夕，陳寅恪倉促南下，而汪籛則選擇留在北大。中共建政後，汪籛接受了思想改造，積極向其靠攏，並成為中共所信任之人，還於1952年加入了中共。第二年，又被中共送到北京馬列學院（中央黨校前身）帶職學習，很快成為馬列思想的追隨者。
當正在馬列學院學習的汪籛聽說中國科學院領導們正在為如何勸說陳寅恪北上而大費腦筋時，一心想向中共表達忠心的他於是主動提出請求，願意南下充當「使者」，這讓中科院院長郭沫若等人大為驚喜，遂批准此行。
1953年11月中旬，汪籛懷揣著兩封信，一封是郭沫若寫的，一封是中科院副院長李四光親筆所寫，踏上了南下的列車。行前他放言：「我這個老學生去請他來，一定請得動。」
師徒兩條道路的碰撞
12月1日，汪籛帶著兩封親筆信來到陳寅恪家中。此時經中共洗腦後的他，與陳寅恪在對政治、社會的看法上都有了截然不同。或許是自恃自己有「尚方寶劍」，汪籛居然以「黨員的口吻」和「教育開導的口吻」，「不知天高地厚」地向陳寅恪進行嚴肅的談話。這讓陳寅恪勃然大怒，竟指著汪籛，說出了「你不是我的學生，給我滾出去！」之語。汪籛此時才知大事不好，只好灰溜溜地離開了。
此後幾天，汪籛一直試圖亡羊補牢，但陳寅恪並不能釋然。最終，念及當年師生情分，陳寅恪最終答應與汪籛做一次長談，算是對北京方面的正式答覆。
談話中陳寅恪說：「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所以我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
又說：「我決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將來我要帶徒弟，也是如此。」
接著，陳寅恪提出自己出任歷史研究所所長的條件：「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係。怎樣調查也只是這樣。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有和我同樣的看法，應從我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
不僅如此，陳寅恪還要求汪籛「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也不少地帶到科學院」。這便是日後學界盛傳的《對科學院的答覆》。
顯而易見，對於陳寅恪所提的兩個條件，中共自然是不會答應。陳寅恪去北京赴任之事最終不了了之。而與陳寅恪走上了決然相反道路的汪籛，也明白自己與其的師生緣分已盡。同時，因為南下無功而返，且遭到了陳的呵斥，汪籛不僅失去了科教界郭沫若等人的信任，也受到了學術圈的鄙夷。
「反右」劫難與文革中自殺
沒過幾年，中共發起了針對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陳寅恪也在1958年被郭沫若點名批評，而作為其曾經弟子的汪籛地位也一落千丈，遭到批判。汪籛的精神因此受到了極大刺激，大病一場，從一百五六十斤的胖子一下減為不足百斤。
1966年文革爆發，作為文革風暴的中心和策源地的北大，氣勢洶洶地拉開了「整人」的序幕，而第一個被揪出來開刀祭旗的便是汪籛。北大歷史系的學生們專門在其家的房門上貼上了「封條狀」的大字報，以示警告。據《南渡北歸》介紹，第二天，當造反派前來檢查時，發現大字報竟變成了幾塊碎片在地下飄搖。關於這一變故有兩種說法：一說大字報是被風自然吹掉的；另一種說法是汪籛要出入房門而不得，盛怒之下便把大字報撕扯下來。
不管是哪個原因，反正憤怒的「小將」見狀，開始指責汪籛出於仇視「文革」而故意破壞搗亂，企圖阻止這場轟轟烈烈的革命行動。事情很快被告發到中央「文革」駐北大工作組，工作組主事者立即把汪找來，命令他當面向「闖將」們認錯並回去把大字報貼好復原。汪籛只得在「闖將」的看押下回到家中按工作組的要求一一照辦，但他的內心卻無法忍受「革命者」對自己這位「黨內專家」的羞辱。
就在當天夜裡，汪籛打開家中備藏的殺蟲劑「敵敵畏」喝了下去。未久，「敵敵畏」毒性發作，汪籛痛苦不已，開始在家中號叫並且以頭撞擊水泥牆壁。鄰居於漆黑的夜幕中聽到隔壁突然傳出如此悽慘可怕的聲音，於惶恐中急忙招呼眾人前來施救。但汪籛顯然是去意已決，早已反鎖了家門，外人無法進入。
當眾人把門強行撞開時，發現他早已氣絕身亡。這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死時汪籛年僅50歲。或許此時的他才明白，只有以死才能抗爭這個黑暗的思想不自由的社會。
結語
汪籛死後，被官方定性為「畏罪自殺，自絕於黨和人民」，而幾年後，他的恩師陳寅恪也被迫害致死。
汪籛的死，開了文革北大教授（教師）自殺的先例。其後自殺的還有：數學系講師董懷允，英文教授俞大絪，中文系中共總支書記程賢策，哲學繫心理學教授沈乃章，化學系副主任、副教授盧錫錕，生物系教授陳同度，北大教務長崔雄昆，物理系著名老教授饒毓泰，俄語系講師龔維泰，數學力學系教授董鐵寶和教師陳永和，歷史學教授、副校長翦伯贊夫婦……
據旅居海外的王友琴不完全統計，在文革中，北大至少有71人自殺或「不正常死亡」。他們或選擇服毒，或選擇上吊，或選擇在未名湖自溺，或選擇跳樓……他們死得那麼決絕，大概因為人世已不讓他們有任何的留戀。
令人嘆息的是，迄今北大對這段悲慘、羞恥的一頁都不曾進行過反思，而北大的不作為正是中共作為的一個縮影。沒有人否認，當中共徹底解體時，所有被中共殘害的個體的歷史都將被重新掀開──只為歷史不再重演。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