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18年10月31日訊】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史學家余英時，最近出版回憶錄。歷時12年寫作，細述余英時的心路歷程思想理念。余英時多年來站在學術界的高位，解讀共產主義和剖析中共。其觀點明晰，見解深刻。
余英時在回憶錄中說：我最早正式接觸共產主義的理論是在從瀋陽遷回北平以後。1947年年底，瀋陽已在共軍包圍之中，我們不能不離開。在北平住了11個月（1947年12月到1948年10月）。在北平這11個月期間，我失學在家，無所事事，和北平的大學生偶有來往。
回憶1948年在北平的思想旅程，我必須特別提到我的表兄汪志天。他比我年長10歲，當時在北京大學法律系讀三年級。其實我們早知道他在1937年前後便已參加了共產黨的附屬組織--「少年先鋒隊」。但在1949年以後，我才發現原來他是中共的地下黨員，而且是北大地下組織的負責人。北平的學潮都是他和他的「同志」共同發動起來的，不過每當大批學生在街上示威遊行時，他卻從不參加，往往在我們家中喫茶聊天。我們當面戲稱他為「職業學生」，他也付之一笑。
我記得他在瀋陽時，常常約朋友多人到我家聚會，在大客廳中關起門來談話，一談便是3、4小時。1949年8月，我回北平時，他才告訴我當時在我家開會的都是中共重要的地下領導人，因為當時北平風聲很緊，保不住身，因此轉移陣地到瀋陽活動。
汪志天是最早向我灌輸共產主義的人。由於我很尊重他，因此才開始研讀並思考種種流行的思想流派。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便是他介紹給我的。就這一意義說，他是我的一位「啟蒙者」。
但我自己探索的結果並沒有讓我完全接受共產主義。我當然反對社會財富由少數資本家壟斷，因此傾向於一種分配公平的體制，同時也願意接受某些涉及全體人民生活的大企業（如鐵路）應由國家經營，但是我一開始便認定「自由」是現代社會和個人所不能或缺的中心價值。當時許多人都討論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的「四大自由」，我是完全同意的。
在我和表兄的思想交流過程中，我發現他並不屬於非常激進的一群。例如對於他的校長胡適，他並不像多數左傾學生那樣一味譴責，有時也能持平看待。他當然責難胡適親美，但胡適在1947年提出「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畫」，他卻不只一次加以稱許。
另一方面，在企圖說服我接受他的一套信仰時，他也偶然使用辯證法、唯物論的思想武器。然而，他畢竟只是一位實踐者而不是理論家。我記得他有一次向我宣揚「宇宙一切皆變」的「真理」。我問他：這條「真理」也應是宇宙間之一事，它本身變不變呢？他冷不防有此一問，便很坦率地說，他的理論修養還不能立刻對這個問題作出滿意的回答。這是他「不知為不知」的具體表現，但我也因此悟到：他的信仰並不建立在理智的認識上，甚至可以說，他對「共產主義」的整個體系實在不甚了了。若再參考和他同時代的黨內知識人的例子，他們在文化大革命後有了新的覺悟，也無不異口同聲地說當初對信仰的選擇多少不免出於「誤會」。
1949年8月，我從上海回到北平燕京大學時，表兄已是北京市長彭真手下的一個重要幹部。有一次他到燕京大學，順道訪我而未晤。事後有人告訴我：項子明同志今天找你不到，他說是你的親戚。我初聞「項子明」之名，為之茫然。幾分鐘後我才省悟，原來這是表兄的黨名。後來在文革初期，海外報刊有關於所謂「北京暢觀樓事件」的報導，記述了他反對毛澤東的言論。不用說，他必已變成了「革命」和「專政」的對象。
我最後一次和表兄汪志天聚會是在1980年代初的紐約。那時他以北大代書記的身份到美國訪問大學。我們在紐約暢談了兩天，這是分別30多年以後的重晤，彼此都不勝感慨，而且他的意氣相當消沉。
談話中我發現，他對早年信仰顯然已發生根本的動搖。他自己沒有說出來一句悔恨的話，但他的夫人很率直地對我說：「你們（主要指我的父親）看得遠，幸而早出來了。」他在一旁也默認了這個說法。我不願再深入挖掘這個問題，以免觸及他的傷痛，而一切都盡在不言中了。
最後還有一件事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們到紐約唐人街去吃飯，途中經過一座很大的孔子銅像。他看見了，忽然十分興奮，一定要和我在銅像前留影，作為紀念。在他早年信仰誠篤的時期，這是不可想像的事，可見他確是出於內心不可抑止的一種衝動。
很顯然，在早年的信仰徹底幻滅之後，他的價值觀似乎向兩個源頭回歸：一是「五四」以來流行的西方主流價值，如民主、自由。這是不難理解的，因為他所參加的「革命」最早本是打著「民主」、「自由」的招牌以吸引知識青年的。二是中國文化的傳統，主要表現在對於人的尊重。這是他對孔子抱有很深敬意的根本原因。
余英時1930年生，祖籍安徽。燕京大學肄業，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歷任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
余英時多年來堅持反對共產主義，其在2014年接受臺灣《聯合報》採訪時表示，中共將很快垮臺。他認為民主思想從儒家「以人為本」思想發展而出，清末的儒家要求人人有尊嚴，但在共產黨統治的國家完全被抹滅，從1920年代開始就極力破壞，僅以暴力統治國家，人活著失去尊嚴；領導人更迭至今，只是越加腐敗，變成「最壞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黨的資本主義」，看不見改變的希望，共產黨政府一定「很快會垮臺！」。
（記者李蒨蒨報導/責任編輯：李泉）
「職業學生」煽動學生上街遊行
余英時在回憶錄中說：我最早正式接觸共產主義的理論是在從瀋陽遷回北平以後。1947年年底，瀋陽已在共軍包圍之中，我們不能不離開。在北平住了11個月（1947年12月到1948年10月）。在北平這11個月期間，我失學在家，無所事事，和北平的大學生偶有來往。
回憶1948年在北平的思想旅程，我必須特別提到我的表兄汪志天。他比我年長10歲，當時在北京大學法律系讀三年級。其實我們早知道他在1937年前後便已參加了共產黨的附屬組織--「少年先鋒隊」。但在1949年以後，我才發現原來他是中共的地下黨員，而且是北大地下組織的負責人。北平的學潮都是他和他的「同志」共同發動起來的，不過每當大批學生在街上示威遊行時，他卻從不參加，往往在我們家中喫茶聊天。我們當面戲稱他為「職業學生」，他也付之一笑。
我記得他在瀋陽時，常常約朋友多人到我家聚會，在大客廳中關起門來談話，一談便是3、4小時。1949年8月，我回北平時，他才告訴我當時在我家開會的都是中共重要的地下領導人，因為當時北平風聲很緊，保不住身，因此轉移陣地到瀋陽活動。
汪志天是最早向我灌輸共產主義的人。由於我很尊重他，因此才開始研讀並思考種種流行的思想流派。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便是他介紹給我的。就這一意義說，他是我的一位「啟蒙者」。
但我自己探索的結果並沒有讓我完全接受共產主義。我當然反對社會財富由少數資本家壟斷，因此傾向於一種分配公平的體制，同時也願意接受某些涉及全體人民生活的大企業（如鐵路）應由國家經營，但是我一開始便認定「自由」是現代社會和個人所不能或缺的中心價值。當時許多人都討論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的「四大自由」，我是完全同意的。
共產主義追隨者悟：全是一場「誤會」
在我和表兄的思想交流過程中，我發現他並不屬於非常激進的一群。例如對於他的校長胡適，他並不像多數左傾學生那樣一味譴責，有時也能持平看待。他當然責難胡適親美，但胡適在1947年提出「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畫」，他卻不只一次加以稱許。
另一方面，在企圖說服我接受他的一套信仰時，他也偶然使用辯證法、唯物論的思想武器。然而，他畢竟只是一位實踐者而不是理論家。我記得他有一次向我宣揚「宇宙一切皆變」的「真理」。我問他：這條「真理」也應是宇宙間之一事，它本身變不變呢？他冷不防有此一問，便很坦率地說，他的理論修養還不能立刻對這個問題作出滿意的回答。這是他「不知為不知」的具體表現，但我也因此悟到：他的信仰並不建立在理智的認識上，甚至可以說，他對「共產主義」的整個體系實在不甚了了。若再參考和他同時代的黨內知識人的例子，他們在文化大革命後有了新的覺悟，也無不異口同聲地說當初對信仰的選擇多少不免出於「誤會」。
1949年8月，我從上海回到北平燕京大學時，表兄已是北京市長彭真手下的一個重要幹部。有一次他到燕京大學，順道訪我而未晤。事後有人告訴我：項子明同志今天找你不到，他說是你的親戚。我初聞「項子明」之名，為之茫然。幾分鐘後我才省悟，原來這是表兄的黨名。後來在文革初期，海外報刊有關於所謂「北京暢觀樓事件」的報導，記述了他反對毛澤東的言論。不用說，他必已變成了「革命」和「專政」的對象。
重晤表兄：大悔不言 回歸「孔子」
我最後一次和表兄汪志天聚會是在1980年代初的紐約。那時他以北大代書記的身份到美國訪問大學。我們在紐約暢談了兩天，這是分別30多年以後的重晤，彼此都不勝感慨，而且他的意氣相當消沉。
談話中我發現，他對早年信仰顯然已發生根本的動搖。他自己沒有說出來一句悔恨的話，但他的夫人很率直地對我說：「你們（主要指我的父親）看得遠，幸而早出來了。」他在一旁也默認了這個說法。我不願再深入挖掘這個問題，以免觸及他的傷痛，而一切都盡在不言中了。
最後還有一件事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們到紐約唐人街去吃飯，途中經過一座很大的孔子銅像。他看見了，忽然十分興奮，一定要和我在銅像前留影，作為紀念。在他早年信仰誠篤的時期，這是不可想像的事，可見他確是出於內心不可抑止的一種衝動。
很顯然，在早年的信仰徹底幻滅之後，他的價值觀似乎向兩個源頭回歸：一是「五四」以來流行的西方主流價值，如民主、自由。這是不難理解的，因為他所參加的「革命」最早本是打著「民主」、「自由」的招牌以吸引知識青年的。二是中國文化的傳統，主要表現在對於人的尊重。這是他對孔子抱有很深敬意的根本原因。
余英時1930年生，祖籍安徽。燕京大學肄業，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歷任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
余英時多年來堅持反對共產主義，其在2014年接受臺灣《聯合報》採訪時表示，中共將很快垮臺。他認為民主思想從儒家「以人為本」思想發展而出，清末的儒家要求人人有尊嚴，但在共產黨統治的國家完全被抹滅，從1920年代開始就極力破壞，僅以暴力統治國家，人活著失去尊嚴；領導人更迭至今，只是越加腐敗，變成「最壞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黨的資本主義」，看不見改變的希望，共產黨政府一定「很快會垮臺！」。
（記者李蒨蒨報導/責任編輯：李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