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法庭宣判九名占中人士統統有罪，但綜觀判詞內容，事理因由不清，是非黑白混淆，由他們去擔當整個「雨傘運動」的刑責，可說近乎一場冤獄。
首先是他們策動「雨傘運動」嗎？占中行動（「讓愛與和平占領中環」，簡稱「和平占中」）雖然討論及部署多時，但「雨傘運動」在金鐘爆發，直接肇因是官逼民反，是警隊濫用武力所觸發。2014年9月28日傍晚，警方在金鐘一帶施放八十七枚催淚彈驅散到場聲援被捕學生的人群，因此激起民憤，引發風潮，不少市民無畏無懼，頂住催淚彈，並留守金鐘抗議政府暴行，亦有部分人逃離現場，卻心有不甘，分散到銅鑼灣、尖沙咀、旺角等地占領街頭。
風潮由抗暴而起，可見特區政府才是製造社會動亂的禍因。不過，當局不追究前特首梁振英和警務處處長曾偉雄的決策，卻控告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三人「串謀作出公眾妨擾」，是第一個不公義。第二，法庭近日更裁定他們罪成，但他們和誰串謀？難道是跟曾偉雄裡應外合，官民合謀，一個下令猛放催淚彈，占中三子則策劃群眾乘亂占領道路，一齊泡製一場劃時代的社會運動？否則單憑三子，怎可以令警隊把金鐘現場搞得烽火連天呢？
第三個不公義是把占中三子當作占領運動的策劃者。戴耀廷在9月28日凌晨宣布「占中」提前開始，群眾不斷散去，當局竟然恩將仇報，反控他們「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完全不顧事實。從穩定局面看，戴的宣布起了反效果，對當局有功才是，法官卻說控罪不必計較效果，但若果煽而不惑也算煽惑，言論沒有作用郤依然有罪，那跟言論入罪有何分別？
由始至終，占中三子既非金鐘占領運動的發起人，也非其組織者，他們一直策劃的占中做法，從內容到形式，都大大有異於「雨傘運動」的實況，而9月28日之後占領運動，根本沒有一個組織可以發號司令，實際上代表三人策劃的占中行動早已流產。當局事後把三子抬舉成「雨傘運動」領袖和指揮，不外是方便編織罪名，以「串謀及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起訴。難得法官也認同控方說法，一於張冠李戴，斷定三子為從未發生的占中行動所準備的一切，可轉用到往後79天的「雨傘運動」之中。
無疑，「雨傘運動」持續79天絕非僥倖，除了運動參與者的高度自律，居功至偉的要數特區當局。占領行動過半以後，一些地方早已無以為繼，個別時段留守人數僅得寥寥數百人，甚至更少，當局若有心清場，恢復交通秩序的話，相信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因此占領局面可以蹉跎下去，不是什麼人的策劃所致，而是當局故意縱容，以挑動其他市民對占領者的反感，也消磨他們的意志，最後由一些私人機構申請禁制令，當局才收拾殘局。
法庭不是調查機關，它沒有權力從這個方向追究政府不作為而使道路長期癱瘓的責任，但政府可以輕輕逃避責任，顯然是不容否認的第四個不公義。法庭當然也沒有指出，中央政府不履行雙普選承諾，並以人大常委「八三一決議」封閉普選之路，最終觸發港人趁官逼民反的機會，打開「雨傘運動」的序幕。法官以案論案，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完全可以理解，但把超出占中三子控制以外的大規模群眾運動，都要他們負上串謀策劃的罪責，未免是誇張失實，不啻是移「占中」之花接「雨傘」之木。
今次法庭的定罪判決，相信亦立下香港「煽惑公眾妨擾」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入罪的先例，直接衝擊言論自由的界線。法官提出的定罪要求，尤其值得注意。一是煽惑言論是否有罪，取決於講者的意圖而不是說話的後果，二是兩條罪狀不必當事人親自煽惑，只要有人煽惑其他人，在場者便人人有份得罪。
法官有此想法，是認定言論涉及煽惑不法行動即屬有害，必須禁絕，因此可以不由分說，不管有沒有效果也好，都一律定為違法行為，完全抹殺言論與行為的界線，也無須考慮群眾可以選擇是否聽從建議，並且需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同時，只要在場而沒有表明反對煽動言詞，也同樣罪犯煽動，代表被告即使沒有犯罪行為（煽惑）也可以等同犯罪，把煽惑罪跟聯群結隊合謀打劫的罪行看齊。
這樣的法網，有時張開大口吞噬言論自由，有時又網開一面，讓特區當局安然逃過罪責，正是今次審判有待更正的最大的一個不公義。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