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香港之死與重生

2019年10月09日評論
香港危機到了緊要關頭,香港是死還是生,舉世關注。有關香港危機的最新發展,持續保留在國際媒體的醒目位置。但是,為香港斷生死並非易事,不僅因為香港本身是一個極其複雜的社會,而且,香港的生死牽涉到太多人的根本利害。
現在看得很清楚,自由香港的慢死過程早就開始了。自「回歸」以來,港人的每次抗爭,都不過促使北京收緊了繩索,並預備了更好的繩索。主要原因,不是因為港人抗爭不力,而是中共在西方,尤其在美國姑息下,勢力增長太快、太大。當然,也有港人反省,如果在中英談判的當年,港人能像現在的青年人那樣決絕抗爭,或不至有今日中共坐大的局面。
香港今天面臨的是求生不得、欲死不能的困境。求生不得,不僅因為中共當局絕不會讓香港獨善其身、高度自治,更重要的是,大陸民眾支持香港高度自治的人也是少數。欲死不能,是因為香港某種形式的「自由」,對維繫中共今日的經濟運行,以至權貴的利益都不可或缺。北京當局充分認識到這樣一種風險,讓香港「速死」,很可能導致中共政權「速亡」。因此,他們最希望的,是讓香港「腦死亡」——即處於植物人狀態。
那麼,香港是否就完全沒有「速死」的可能呢?我的看法是未必,因為香港有失控的可能,從而會逼北京出兵,令香港「速死」。那麼,香港速死是不是一定會導致中共「速亡」呢?我看也未必,主要原因是大陸社會,從頂層到底層,都沒有啟動大變革的能力,尤其是對推動地方自治,缺乏認知和共識。當然,香港的「速死」,會全面加劇中國危機,從而促使中共高層內鬥攤牌。這既可能導致習提前下台,也可能幫他更加「定於一尊」。無論哪種情況發生,都有極大的變數,中國出現混亂的可能要高於「粉碎四人幫」後的局面,但也不能排除,在美國和西方民主國家的高壓和支持下,中國開始重建共和的變革進程。
中國重建共和面臨的一大難題,就是缺乏法治和地方自治的文化資源。這其實正是香港擁有的文化資源,這也是為什麼陳方安生一再強調中國大陸可以借鑒香港擁抱普世價值的根本原因。那麼,香港的「速死」,是否意味著中共將把香港擁有的這個極其寶貴的文化資源,如同民國時尚存的許多寶貴的文化資源一樣,也徹底消滅掉呢?這種可能性當然是存在的。但我想強調的是,另外一種可能性或許更大,因為香港人經百餘年與西方文明磨合形成的自治和法治文化,也不是那麼容易就被中共消滅的。香港的自治和法治文化已經高度本土化了,港人的粵語完全能夠維繫和傳承這種高級的現代文化,這一點與新疆維吾爾族的狀況有很大不同。
香港若「速死」,會帶來這樣一種可能,那就是香港危機高度國際化。世界上各個開放的自由社會都因價值認同而不能不選擇支持港人的抗爭,支持被迫流亡的香港反抗分子。由於香港人的政治文化已經高度現代化、國際化,同時又高度本土化,在現代技術的支持下,港人自治和法治的文化資源將成為台灣和國際社會抵抗和反制中共挑戰普世價值的重要資源。在自由世界與中共的價值和文化之終極對決中,港人的堅持,最終將喚醒執迷「大一統」的國人,幫助這個衰老的文明,也幫助自己,獲得新生。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