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紀委官員回首往事話退黨

5月13日，是第21個「世界法輪功大法日」，全世界法輪功學員都在以不同方式紀念這個偉大的節日。作為一名原中紀委監察部官員，同時又是一名法輪功修煉者，在這個特別的節日到來前，我想結合我的親身經歷，談一談回歸對神的信仰與敬畏，儘快退出中共黨、團、隊這個話題。

1963年10月，我出生在湖北省仙桃市一個貧窮農民家庭。57年來，經歷過5次大的磨難，每次磨難都使我對中共到底是怎麼回事有了更多的認識，磨難的積累，逐步使我升起對神的信仰和敬畏。

跟大多數中國大陸人一樣，我從小受的是無神論教育，不相信神的存在，在「妄念」的支配下，走了不少彎路。1980年，我考大學。錄取分數下來那天，母親到學校打聽我的分數。半路上找個算命的給我算了算，結果是：我今年考不上大學。到學校一打聽，我的分數遠遠超過大學本科錄取分數線。母親回來跟我講這件事之後，我更不相信什麼神鬼之類的事。

但從小有「兩樣東西」在我腦子裡扎了根：一個是孟子的那段非常有名的話：「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這段話好像很久以前就印在我腦子裡一樣。再一個就是無論身心遭遇多大打擊，決不自殺。

1976年5月16日，是毛澤東發動的「整了1億人，死了2000萬人，浪費了8000億元人民幣」的「文化大革命」十周年紀念日。就在這一天，我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成員。當時，我13歲，上初中一年級。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六」指示，標誌著「革」文化「命」的十年文革開始。1976年5月16日下午，我所在的學校將舉行紀念「五一六」指示發表十周年文藝演出。屆時，我和另外兩個同學都要上台表演。但是，當時年紀小，貪玩。演出前，我們跑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玩，一玩玩過了點，把這件事忘到九霄雲外。輪到我們表演時，到處找不到我們。這一下可闖了大禍。等我們回到學校時，迎接我們的是老師冰冷的面孔，好像我們犯了天大的錯似的。從這一天開始，我們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

接下來，就是辦學習班，挨批鬥。從第二天開始，就不准回家了，住在教室裡，由紅衛兵看著，沒完沒了交代問題，沒完沒了寫檢討。為什麼成了「反革命小集團」呢？因為我們仨是班上成績最好的。其中一個是從一個小城鎮下放到我們村的。他家裡的書很多。有一本《三國演義》，講到「桃園三結義」，對我們很有吸引力。

有一天，放學後，這個同學提議，我們也結拜兄弟吧，於是，鄭重其事寫了一份《山盟海誓》，上面寫了「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患難與共，生死相隨，如有誰違背此約，願上帝降詔，懲處」諸如此類的話，各自簽上自己的名字。然後，跑到我家附近一個燒磚的窯下面，三個人跪成一排，用針將姆指戳破，將血擠出來，按在各自名字下面，再用火將這張紙燒掉，磕頭，禮成。從此，我們成了結拜兄弟。進進出出，經常在一起，談天說地，有時也議論一下國家大事。紀念文革那麼重大的演出活動，我們居然給玩忘了，這還得了。

畢竟當時我只有13歲，什麼革命？什麼反革命？根本就不懂啊。但是，老師天天逼著交代問題。就那麼點事，也交代不出什麼新花樣來。因為是「隔離審查」，也不知道另外兩個同學都交代了什麼。真想有個神幫我看一看他們都交代了什麼。當時，以「階級鬥爭為綱」，學校經常辦「學習班」，一期一期的「學習班」結束了，一批一批的學生被「解脫」了，我們總是畢不了業。檢討書寫了一摞又一摞，總被認為「不深刻」，「避重就輕」。真不知道檢討書怎麼寫才深刻。後來，才知道，就是不斷罵自己，把自己罵的一錢不值了，那才叫深刻。

動不動就開全校批鬥大會，有時在操場，有時在樹林裡。那時，毛澤東發表了一首詩叫《念奴嬌 鳥兒問答》，其中有一句「哎呀，我要飛躍。」一次，一不留神兒，我脫口說出來，被紅衛兵聽到後，報告給老師，說王友群要「逃避鬥爭」，立即召開全校批鬥大會，斗得我鼻血直流。還有一次，到我家附近一個大禮堂開批鬥大會，十裡八村許多學校的學生都趕來了。批鬥會開始前，我們被勒令坐在第一排。心想，反正我個子小，大家也看不見，批就批吧。突然，一聲令下，把三個「反革命分子」押上台來，我們被押上大禮堂主席台正中央，讓全體批鬥我們的學生看得一清二楚。然後，一個接一個學生代表上台，慷慨激昂地發言。雖然都是假話、大話、空話，但火藥味十足。

除此之外，我們還必須到學校試驗田參加勞動。挖溝，要「溝直如線」；碎土，要「土細如粉」；鋤草，要「一根不剩」。炎炎烈日下，我們臉朝黃土背朝天，經常乾的汗流浹背，監督我們的紅衛兵一口一個「你這個反革命！」，說的那個真叫難聽。如此這般，一直折騰到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抓起來，才分別給我們正式處分：另外兩名同學被開除學籍；我的處分是：開除班內外一切職務，留校察看，以觀後效。因為我出身好，屬於貧下中農子女。

我是1980年上大學的，1987年碩士畢業。1986年12月，我經歷了有生以來的第一次學潮。起因是中國科技大學的學生不滿合肥市西市區人大代表選舉，抗議中共不遵守「新選舉法」、干涉基層民主選舉，聯合安徽大學等高校4000多名學生走上街頭，發起「要求進行民主選舉」的遊行示威，由此引發全國範圍的第一次學潮。此次學潮被平息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登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被趕下台。

我當時對學潮的事不是很清楚。但是，好奇心很強。1986年12月9日晚，先是從武漢大學出來一批遊行學生，然後，附近幾所大學也有不少學生加入，匯合到一起之後，沿武珞路到大東門再左拐到武昌火車站。我在歷史書上學過1935年發生過北京學生「一二九」上街遊行示威，但從未親眼見過，我也跑去看熱鬧。當時，天很冷，學生卻熱情高漲，遊行隊伍浩浩蕩蕩，一路走，一路高呼口號。我跟去了，到武昌火車站之後，就返回了。然後，什麼事也沒有了，該幹嘛還幹嘛。

轉眼到了1987年，我即將碩士畢業，得找工作了。當時，中國大陸碩士畢業生比較少，工作相對來講，比較好找。我的不少同學進了黨政機關。當時，我最大的心願是從政。我自信滿滿，以為可以找到一個可以充分發揮我的聰明才智的地方。但是，從3月一直找到9月，找了整整6個月，找一家，黃一家，再找一家，又黃一家。最後，武漢市委統戰部的一位官員跟我講了實話：說本來打算要你的，但去學校一了解，說你政治上有問題。這一下把我搞懵了。我政治上有什麼問題？我沒有犯什麼政治錯誤啊。後來，了解到，睡在我上鋪的那位，跑到研究生處告發我，說我參加了去年「一二九」遊行。然而，從去年12月9日到現在，沒有任何一位領導找我談過一次話，說我參加遊行錯了啊。就因為看了一下熱鬧，我成了我所在大學最後一位被分配工作的碩士畢業生。

1976年，13歲的我，不信神，不信命，小小年紀，卻遭了那麼大的一場難，隱隱感到這命運還真不是自己說了算的。然後是上大學，上研究生，順風順水，少年輕狂，心高氣傲，那裡想到什麼神佛命運之類的。當時，一位很欣賞我的老師專門找我談話，教導我要謙虛，我根本聽不進去，認為我沒有學會「裝謙虛」。找工作6個月，處處碰壁，碰得鼻青臉腫，終於將我那顆高傲的頭碰得低下來了。你想從政，想當官，門都沒有。這個時候，雖然不完全信神信佛，但從此往後，我也常到廟裡拜一拜，總感覺冥冥之中，有個什麼因素在支配我的命運。

有了1987年的教訓，我開始夾著尾巴做人。除本職工作外，什麼額外的政治活動一概不參加。如此，順利走進1989年。這年3月，我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參加了博士研究生入學考試。筆試之後，是面試，都通過了。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突然病逝。北京各大學的學生陸續到天安門廣場悼念胡耀邦。漸漸地，悼念活動演變成「反官倒」、「要民主」、「要自由」的全國性學潮。剛開始，我一直保持著冷靜的態度。當時，我在大學當老師，每天看著我的學生出去遊行，我一次也沒有參加。但這次學潮參加人數之多，地域之大，持續時間之長，社會影響之大，我有生以來從沒經歷過。全國從上到下，從早到晚，就這一件事，主導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漸漸地，我緊繃的弦開始放鬆，我也忘了我已參加今年的博士研究生入學考試。

一天，有個人拿著一份聲援學潮的呼籲書，跑到我的宿捨徵集簽名。其他幾位年輕老師都簽了名。輪到我了，本不想簽，但經不起大夥一番勸說，我也把自己的名字簽上了。不久，鄧小平下令軍隊開進北京城，由此，發生了六四屠殺事件。緊接著，北京市實行戒嚴，一度轟轟烈烈的學潮，在坦克、裝甲車、機關槍的轟鳴聲中被鎮壓下去了，又一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被趕下台。再後來，就是全國範圍的大清查。正好在這個時候，我的博士研究生錄取通知書來了。一查，雖然我沒有參加遊行示威，沒有參加絕食靜坐，沒有參加任何與學潮有關的組織，但是，我參加了武漢地區百名知識分子簽名。就因為簽了一個名，我的錄取資格被取消。

所幸的是，我簽名的事沒被寫進我的人事檔案，這等於說，我在「六四」中沒有被列入政治上的「黑名單」。兩年後，1991年，我再次報考中國人民大學的博士生，再次被錄取。這時，國際上發生了兩個重大歷史事件——蘇共亡黨，蘇聯亡國。1991年8月24日，戈爾巴喬夫決定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一職，並宣布蘇共中央自行解散。11月6日，時任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簽署《關於終止蘇共和俄共在俄羅斯聯邦領土上活動的命令》。12月25日，聖誕節之夜，在克裡姆林宮上空飄揚了69年的蘇聯國旗緩緩降落，蘇聯最後解體。就在蘇聯東歐劇變的重大歷史關頭，我來到北京，成了當代中國人文社科領域最著名的學者之一的高放教授的弟子。

轉眼到了1994年，我博士畢業。到哪裡去工作呢？冥冥中的安排，在這個時候變得清晰了。5年前，1989年冬，我曾跟一個朋友聊天時說，我將來要到監察部去反腐敗。等我博士畢業時，我主動到中紀委幹部室「毛遂自薦」。當時，中紀委正好想錄用幾名博士。機緣巧合，我被錄取。入職培訓結束後，我被分到中紀委法規室。

當時，我還不知道「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部」已經合署辦公，即一個機關、兩塊牌子。但辦公在兩個地點，一個在中紀委大院，一個在監察部大院。中紀委法規室，也是監察部法規司，辦公室設在監察部大院內。我剛去中紀委上班時，實際上，是在監察部大院上班。這就是說，5年前，我在一次聊天中，無意間，將我5年後的工作單位給準確無誤的說出來了。

1995年5月3日，出於袪病健身的目的，我開始修煉法輪功。此前，我花錢練了一種假氣功，不僅沒袪病，還招來大麻煩。沒練幾天，就出了「自發功」。就是練著練著，只要放鬆自己，就自發動起來了，可以打出非常漂亮的拳法來。剛開始，我感到很新奇，沾沾自喜。但練了一段時間後，覺得不對勁，這是在放鬆自己主意識之後，被控制的一種狀態。我決定改變，然而，就在當晚，我便惡夢連連，此後，天天如此。白天要上班，晚上睡不好覺。如此折騰了我整整半年，每天昏昏沉沉的。

一天早上，我到公園溜灣兒，看到以前跟我一起練那種假氣功的老太太又在練另一種氣功。一打聽，說是法輪功。我就開始跟著練。剛練一會兒，又自發動起來了。煉功點的輔導員立即制止我，說：「煉法輪功，必須嚴格按照法輪功的動作要求做，任何別的動作都不能有。」我聽進去了。煉完後，那個老太太開始跟我介紹法輪功。我問：「要錢嗎？」回答說：「義務教功。」「治病嗎？」回答是：「修煉法輪功的人絕對不能給人治病。」這兩點引起我的興趣。如果要錢、治病，我肯定不練。因為剛練的那個假氣功又要錢，又講治病，結果，錢糟蹋了，舊病未治，又添新病。然後，老太太給我一本《轉法輪》。我又問：「要錢嗎？」老太太笑眯眯的說：「不要錢，送給你。」

回到家，我急不可耐的看起來。我沒按順序看，找到專門講「附體」那一部分。一看，我明白了：我練功自發動起來，實際上是被另外空間的東西附體了。第二天煉完功之後，那個老太太說，有李洪志師父的講法錄像，建議你從頭到尾看一遍。因為馬上要到北戴河出差，我花兩天時間全看完了。第一天，從早上8點多開始看，一直看到晚上12點多。看的過程中，我身上有很多反應，最突出的是頭疼。到深夜看完出門時，我身體那個輕哪，有生以來從來沒有過。就像一團棉花放在手心，輕輕往上一彈，就彈起來了。難道這就是師父幫我淨化身體後「無病一身輕」的感覺嗎？我還感到了法輪的旋轉，不是一個地方轉，渾身上下，到處都在轉。然後是我曾經練那個假氣功出現的那些不好的狀態全都消失了。

從那以後，我正式走入法輪功修煉。雖然有很多具體感受，但畢竟過去長期受無神論教育，對《轉法輪》中的許多說法，我不敢認同。一段時間內，我天天在思想中跟師父辯論。因為有過一次練假氣功的教訓，對法輪功，我一直抱著非常慎重的態度，多聽，多看，多思，少說。曾經好幾次，輔導員要我寫心得體會，我都婉言謝絕了，我想實踐實踐再說。

漸漸地，我聽到、看到許多法輪功學員修煉後，身體、精神都發生了質的飛躍。當時，大型心得交流會比較多。每參加一次，就是一次心靈的淨化。很多人的修煉體會，我是流著淚聽完的。許多人用自己親身的修煉實踐證明：《轉法輪》講的句句都是千真萬確的。我自己也按照《轉法輪》的要求做，書上說的，在我身上也能印證。比如，身體消業的反應。有時候，像得了重感冒一樣，鼻涕嘩嘩流個不停，但只要堅持學法煉功，很快就過去了。1997年，這一年的實修感觸太多了。這是我最忙的一年，幾乎每天都在單位加班加點寫東西。按常理，上一天班已經很累了，再加班到晚上10點、11點回家，更是疲憊不堪。但我不是，每天晚上10點、11點回家，經常是前面說的那種「一身輕」的感覺，身體輕飄飄的。

到1999年4月25日，我修煉法輪功近4年，戒菸、戒酒、戒色，不貪1分錢的財，沒花中紀委監察部1分錢醫藥費，身心不斷被淨化。有人給我送錢，我退回去了；有人給我送金戒指，我退回去了；有人給我送禮品，我退回去了；有人「暗送秋波」，我只當沒看見；分配住房，按我的條件，我可以分到大三室一廳，兩室兩廳，或嶄新的兩室一廳，最後，我選了一套樓層很高、朝向西北的舊兩室一廳。

我的工作深得中紀委監察部領導的信任，曾參與過涉及中共軍隊、武警部隊、政法機關最高機密的工作。直到1999年「4.25」事件前夕，我還參與了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尉健行一份重要講話的起草。

1999年4月25日，由於時任中共黨魁江澤民的嚴重失職，上萬名法輪功學員不得不到中南海和平上訪，我也參加了。當晚，此前從未就法輪功問題進行全面、深入、細緻調查研究的江澤民，在致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信中，竟然發誓要「戰勝法輪功」。1999年5月7日，我寫了致江澤民的信《法輪大法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在法輪功問題上，表達了跟江完全相反的看法。這一下嗆了江的喉籠管子。

從1999年7月20日起，江澤民動用全部國家機器，發動了對法輪功的瘋狂大迫害。我首當其衝，「7.20」當天被抓。在武警24小時嚴密監控下，被「隔離審查」135天，被開除黨籍，辭退回家。

修煉法輪功的4年多，是我有生以來各方面表現最好的4年多。就是在這個時候，我被中共清除出黨。

1999年12月2日回家之後，我成了「公安部重點監控對象」，我的人權狀況不斷惡化。我按照中共制定的法律法規維護我的人權，卻沒有一位中共官員依法解決我的問題。我堅持以寄掛號信的方式，就法輪功問題講真話。中共的做法是先極右：無論我寫了多少封信，多長時間的信，措辭多麼尖銳激烈的信，全都視而不見、麻木不仁；再極左：將我抓起來，關進監獄。從2008年7月11日至2013年7月10日，我被非法監禁5年，1825天。

5年間，就偽造我的電腦、U盤、MP3的鑑定結論等問題，我寫了大量檢舉信、控告信，包括上訴狀，白紙黑字向江澤民等索賠超過1億元人民幣。中共的公、檢、法、司，從下到上，沒有一位官員敢對此說一個「不」字。

我親歷的刑事訴訟全過程，就是中共公、檢、法、司聯手製造的一個大騙局：鑑定人騙預審警官，預審警官騙檢察官，檢察官騙初審法官，初審法官騙終審法官，終審法官騙監獄警官，然後，所有這些人，合起伙來，上騙時任中共黨魁胡錦濤，下騙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

我親歷的刑事訴訟全過程充分證明：只要中共當政一天，中國就不可能「依法治國」，中國就不可能有公平與正義。因為中共是黨管一切，黨管立法、執法、司法，黨管公、檢、法、司，黨既當運動員，又當教練員、裁判員。這樣的體制、機制、法制，每天都在批量複製冤假錯案。

中共當政71年，過去，製造了無數冤假錯案；現在，每天還在大量製造冤假錯案。回望故國，冤獄遍中華，冤魂盪九洲。

2015年1月22日，我從北京飛抵美國紐約。在美國，我靜下心來，對「百年共產黨真相」進行了認真研究，對中共到底是怎麼回事，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中共一直在混淆中共與中國的界線。其實，中共不等於中國，兩者有本質區別。

中國人是炎黃子孫，中共是馬列子孫。中國人自古以來信神敬神，中共是無神論者。中國人根植中華大地，中共是國外敵對勢力——蘇聯共產黨操控下建立起來的。中共99年的歷史，前28年，不擇手段顛覆中華民國，後71年，不擇手段維護中共極權統治。中共根本不愛中國，將170多萬平方公裡的神聖國土無條件拱手送給了俄羅斯等國。中共根本不愛中國文化，將中華五千年神傳文化毀滅殆盡。中共根本不愛中國人，71年來，發動幾十次血腥殘暴的政治運動，整死8000多萬中國人。

中國人的精神源頭，是儒、釋、道交相輝映的神傳文化，中華民族因此得以五千年生生不息。中共的理論源頭，是171年前馬克思發表的《共產黨宣言》，其實質是「假、惡、斗」。171年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就是一部從肉體上殺人和從精神上殺人的歷史。

2004年11月，大紀元發表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有史以來第一次將中共反天、反地、反人類、反神佛的本質昭告天下。從此，在全球範圍內興起一股退出中共黨、團、隊大潮。據大紀元退黨網站統計，至今已有3億5千萬中國人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

2007年1月川普就任美國總統以來，全球出現三次反共浪潮：一是由美中貿易戰引發的全球反共潮；二是香港反送中運動引發的全球反共潮；三是中共人禍致「中共病毒」蔓延全世界引發的全球反共潮。

中共即將滅亡，這不是人定的，是神定的。瘋狂迫害敬神信神的法輪功學員21年的中共，已經走向全面、徹底的腐敗，正在迅速解體中。

這裡，我再次奉勸良知尚存的中國人，在「天滅中共」的大劫來臨之前，趕緊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回歸對神的信仰與敬畏。信神的人，才會得到神的保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