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年的深圳，曾經流傳著這樣一首民謠：「寳安只有三件寳，蒼蠅、蚊子、沙井蠔。十屋九空逃香港，家裡只剩老和小。」在民謠背後，則是一組驚人的數字。根據陳秉安掌握的資料，在目前可以查閱到的文件裡，從1955年開始，深圳歷史上總共出現過4次大規模的逃港潮，分別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計56萬人（次）；參與者來自廣東、湖南、湖北、江西、廣西等全國12個省、62個市（縣）。
逃港者多為農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學生、知識青年、工人，甚至軍人。從政治成分看，普通群眾居多，也有共青團員、共產黨員，甚至中共幹部。有一份來自深圳市的數據表明，至1978年，全市幹部中參與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機關有40名副科級以上幹部外逃。
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種。按路線，則有東線、中線、西線之別。泅渡通常是首選。偷渡者往往會選擇西線，即從蛇口、紅樹林一帶出發，游過深圳灣，順利的話，大約一個多小時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廣東人把這種水路偷渡稱為「督卒」，借用像棋術語，取其「有去無回」之義。在許多當地人的記憶中，一到夏天，水庫和河裡便人滿為患。不少孩童從小就被家人灌輸，「好好練游泳，日後去香港」。
偷渡者通常都帶有汽車輪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救生工具，還有人將多個避孕套吹起來掛在脖子上。有些偷渡者下水後，還一邊游一邊背誦毛語錄給自己打氣：「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當時，上述物件都屬於嚴格控制使用的物品。到後來，就連乒乓球都成了其中之一。因為邊防部隊發現，甚至有人將數百個乒乓球串在一起，作為救生工具。泅渡畢竟是年輕人所為。中老年人和兒童婦女通常選擇陸上偷渡，從深圳梧桐山、沙頭角一代，翻越邊防鐵絲網，粵語中戲稱為「撲網」。為了躲避警犬，一些逃港者臨行前會到動物園收買飼養員，找一些老虎的糞便，一邊走一邊撒，警犬聞了糞便的氣味，便不敢追蹤。
當時對偷渡者的打擊是異常嚴厲的。凡不經合法手續前往香港者，都被視為「叛國投敵」，抓到就處以收容。而邊防部隊對於偷渡者是最大的障礙。在上世紀60年代之前，邊防戰士遇到不聽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隨時開槍，許多偷渡者被打死在灘途上和山裡。這種風險極大的逃港風潮，還催生了一個新職業——「拉屍行」。在鼎盛時期，深圳活躍著200多個「拉屍佬」。上世紀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經規定，「拉屍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屍體，就可以憑證明到蛇口公社領取勞務費15元。陳秉安曾採訪過一個當年的「拉屍佬」，這個老人告訴他，最多的一天，自己從公社領到了750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屍體中，有4個是他的親人。
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現了強行衝關的情況。據寳安縣委《關於制止群眾流港工作的情況匯報》等文件記錄，1962年，廣東出現嚴重飢荒，大量居民逃往香港。在寳安縣由東至西百餘裡長的公路上，外流群眾成群結隊，扶老攜幼，如「大軍南下，來勢洶洶」。這些偷渡者成群結隊，每人持一根4尺多長的木棒。帶頭的偷渡者公開說：「誰阻撓我們，我們就用木棍和他們搏鬥，衝過去，就算開槍也不後退！」
由於大量外逃，深圳許多村莊都「十室九空」。1971年，寳安縣公安局給上級的《年終匯報提綱》裡寫道，大望前、馬料河、恩上、牛頸窩、鹿嘴、大水坑等許多村莊都變成了「無人村」，有個村子逃得只剩下一個瘸子。為了收容抓到的偷渡者，當地政府新建了百餘個收容所，但常常人滿為患。
在那個年代，偷渡是公開的祕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僅不避嫌，反而會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會大擺筵席，大放鞭炮，以示慶祝。廣州番禺的沙灣大隊，還出現了以生產隊長為首、黨支部書記和治保主任全部參與的偷渡事件。他們外逃之時，甚至還有數十名村民到海邊為其餞行。惠陽澳頭公社的新村漁業大隊，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幾個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隊黨支部的6名支部委員，除一名婦女委員外，其餘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作家陳秉安曾遇到過一個逃港者中的傳奇人物，這個人先後偷渡了12次都被抓住，創下了一個記錄。到第13次，邊防戰士看了他都臉熟，實在不好意思再抓了，他才成功地逃到了香港。殊死爭奪的陣地、社會主義教育堡壘、反偷渡的「紅旗村」，結果逃掉了一大半。
為什麼要逃港？這個問題，陳秉安曾經問過很多人，得到的答案也各式各樣。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貧窮和飢荒
1957年，農村集體化進一步升級。寳安縣委通過《關於限制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幾項規定》，限制社員自留地和副業收入，副業收入不能超過全家全年總收入的30%；社外農民不准開荒，不准棄農經商，「以徹底堵塞資本主義漏洞」；「男全勞動力」一年要完成260個工作日；農民家中如果有金銀首飾，都要報告政府，然後收為國有。
到了1959年，廣東出現了嚴重的飢荒。一份資料顯示，當年全省的糧食總產量只有177.58億斤，比1958年減產15.71%。1960年仍然是一個減產之年，農民實際比常年少收了61.25億斤糧食，這相當於他們8個月的口糧。一個逃港者告訴陳秉安，那個時候，伙食裡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連青菜都很罕見。為了緩解飢餓，他曾經吃過蕉渣、禾稈、木瓜皮、蕃薯藤，甚至一度還吃過觀音土。當時，寳安一個農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約在7角錢左右，而香港農民一天的收入，平均為70港幣，兩者間懸殊近100倍。當地流傳的民謠唱道：「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如對面8分錢」（指寄信到香港叫親屬匯款回來）。
政治上的迫害，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一
著名音樂家馬思聰是最為典型的代表。1966年「文革」開始後，時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的馬思聰飽受凌辱。1967年，他借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機會，鋌而走險，乘船逃往香港。他抵達香港的第二天，全港的報紙與電臺都報導了這一消息，從而掀起了一場以知識份子和知青為主體、長達10年的逃港浪潮。
陳秉安曾經採訪過一個民兵隊長，他逃港的原因，今天聽起來匪夷所思。這個民兵隊長在山裡發現了一個從臺灣飄來的氣球，氣球下方的籃子裡，有許多食品和一件白背心。在兩岸處於敵對狀態的那個年代，廣東一帶經常發現這樣的氣球。這個知青把食品上交，但實在捨不得那件白背心，就偷偷留了下來。幾天後，他穿著白背心參加了一場籃球賽。圍觀的人們發現，這件白背心在被汗水浸濕之後，背上出現了「反攻大陸」的字樣。結果，這個原本「根正苗紅」的農民，被打成了「美蔣特務」，受到嚴酷的迫害，不得不逃往香港。
為了應付日益嚴峻的逃港浪潮，當地政府還曾想過這樣一個辦法。在逃往香港的梧桐山上，有一個叫做西坑的村子，寳安縣決心在這裡「展開一場殊死的爭奪」，把西坑村建設成「反偷渡的紅旗村」。
村裡掀起了一場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村前村後的牆壁上，刷滿了大標語：「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奮勇前進！」田頭的井水邊，也插上了「抓革命、促生產」的語錄牌。一到天黑，就組織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書我最愛讀》等。一時間，西坑村成了寳安全縣乃至廣東全省鼎鼎有名的「紅旗」，每天來這裡參觀學習的人絡繹不絕，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條小路。但沒多久，這個精心構築的「社會主義教育堡壘」也倒掉了。1973年，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壯年，包括當年反外逃的積極份子、民兵幹部都逃到了香港，有個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個8歲的男孩。一個逃到香港的農婦甚至留下了這樣一句話：「我死後，連骨灰都不要吹回這邊來！」
對待逃港者，港英當局的態度也經歷了幾個階段
港府調集了數千名軍警，開始大規模的驅趕與抓捕。與此同時，先後有十餘萬名香港市民，帶著食品和飲水趕到華山，保護這些逃港者。根據事後的統計，大約有一半的逃港者，在市民們的掩護下逃入市區。
許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這些人，甚至有警察不聽命令，同逃港者擁抱在一起流淚。
最後，在「不行動者作抗命論」的指令下，警察才終於開始執行命令，將這些逃港者強行拖到山下早已準備好的數百輛汽車上，準備第二天遣送回內地。
當晚，香港幾乎所有的娛樂場所都自動熄燈閉門，以示抗議。幾乎所有的媒體都停止了娛樂節目，許多電臺開始現場直播華山的狀況。
第二天，當數百輛汽車排成長龍，緩緩向內地方向開去時，一個令人目瞪口呆的場景出現了。數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馬路當中，躺在地上，擋住了汽車。人群裡爆發出吼聲：「快跳車啊！」據事後統計，又有近千名逃港者，在周圍香港市民的掩護下逃離了現場。
在陳秉安採訪的數十名後來在香港事業有成的逃港者裡，幾乎每個人都經歷過類似的艱難時刻。他們從社會最底層做起，受盡白眼，艱苦奮鬥，不僅慢慢融入了主流社會，而且創造了許多「財富神話」。
曾有人做過統計，在上世紀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來集團董事局主席曾憲梓、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期貨教父」劉夢熊等人。不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樂壇教父」羅文、「金牌編劇」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員。
（轉自看中國/責任編輯：張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