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語】應對國安法 鄭文傑的「教戰手冊」

【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06月26日訊】中共人大繼6月18日常委會議之後，本週末（6月28日至30日）將再次召開常委會議，人大頻繁開會，外界普遍認為北京要在七一之前通過「港版國安法」。去年遭遇中共國安系統綁架的英國駐港總領事館前職員鄭文傑，24日接受《珍言真語》視訊專訪時表示，已曝光的草案內容與他沙盤推演的一模一樣，設立駐港國安公署顯示中共對香港的高度不信任，折射其危機意識。他以吹哨人的身分預告未來的日子「國安隨時可能在你的身邊」，並以切身經歷提供應對中共國安的「教戰手冊」。

去年8月8日反送中期間，鄭文傑經羅湖口岸入境深圳時失蹤，後遭指控「嫖娼罪」處行政拘留15天，在深圳被關押、酷刑、單獨囚禁及被逼認罪。返港後又在港、台被中共國安人員跟蹤恐嚇，於11月出逃英國。

遭拘留的漫長的15天，鄭文傑經歷14天的單獨囚禁，無窗的監倉裡有兩個監控錄像24小時監控，「精神上的虐待，會慢慢精神崩潰。」「需要堅強的意志才可以捱下去的，當時一度想自殺。」「到一個階段有一個病態，希望審訊者快點來問我問題。怎麽克服呢？我當時在監倉裡唱歌，我唱六四紀念曲《自由花》。我慶幸自己有信仰，我就唱歌、祈禱以及和自己說話，使自己維持理智、保持希望和保持信仰。」

這一段與中共國安人員短兵相接、驚心動魄的恐怖經歷，使鄭文傑對「港版國安法」的推行深感憂心。近日曝光的草案內容指中共將設立駐港國安公署，涉及國安法的案件由特首指定法官審理，而中共國安人員也有權力直接在香港執法，甚至直接送往中國。鄭文傑說：「我覺得，將一些政治的罪名由香港（特首指定）的法官去處理，就更加四不像，令近乎崩潰的香港法治、司法獨立更加崩壞。」

「港版國安法」不僅在全港布下恐怖陣仗，即使身在海外的香港人也難逃恐怖威脅，「我們對中國的法治根本不信任，人治的社會，以前會以為不回大陸就沒問題了，但現在不同了，你隨時回到香港機場，可能一落地就會有幾個便衣警察馬上給你鎖住了，抓了以後直接消失，這些罪名動輒10年以上，比暴動罪還高。」鄭文傑表示，也因此，海外的香港人越來越相信一件事，就是需要加強以及開拓在國際戰線的工作。

鄭文傑表示，正在遊說國際政府推動「救生艇計劃」，當務之急是要求各國政府提供居留權，協助港人短時間內有機會可以選擇離開香港，同時也向英國政府和五眼聯盟尋求BNO（英國國民海外護照）及政治庇護。對於選擇留在香港或被迫留在香港的抗爭者，他也表示海外的香港人正擴展國際戰線，會提供一個方案，協助港人有一個相對安全的環境，繼續做更加有效的抗爭。

「進一步的，我們想去和不同的國際社會談進一步制裁的事情。包括8月分實行國安法的時候，我們在國際社會推動Magnitsky Act（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針對危害人權的中國和香港的官員，凍結財產，或者限制出國旅行。

甚至進一步，透過國際的法院、聯合國的調查委員會，去調查中國有沒有違反《中英聯合聲明》、違反一國兩制的約定，用一個最清晰的態度去告知中國政府，一國兩制不是你可以單方面撕毀的，可以透過國際法庭進行制裁。」

「中國政府想要彰顯一個『萬邦來朝』的大國氣勢，某個程度，需要國際社會認同它這樣的做法是對的，並在國際的關係上要擔當一個負責任的角色，會共同去維護，尤其是二戰之後，國際關係的格局，不會去挑戰它，這是國際社會願意去跟中國，在經濟上進行合作的前提。」他指出，「香港的問題，是一個風向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試金石，是告訴國際社會，中共會不會在這個關係上履行些承諾。」他認為，中共強推「港版國安法」，給了國際社會一個鮮明的負面觀感。

「港版國安法」一旦立法，香港民眾立即陷入無所不在受監控的處境，該如何應對中共國安？如何突破自己的恐懼？鄭文傑以切身之痛警示港人：「防不勝防，中共國安的眼線何其之多，我是作為其中一個吹哨者跟大家預告，國安隨時可能在你的身邊，而且未來不會是一個祕密的角色，可能堂而皇之，甚至是公開執法。」

「所以香港的民眾要怎麼應對呢？首先，第一件要特別重視自己的網絡信息安全、自己的資訊安全，尤其是手機，儘量去用一些保密性較高的一些程序，以防他們跟蹤監察。第二是，用太空卡，不需要用身分證註冊，我建議有另外一張sim卡去隨身攜帶備用，用那張sim卡，相對來說比較難去監控你的下落與行蹤，或者你的言論。第三件，這是防不勝防的，但是還是要一套心裡準備，當你被國安人員、國保人員不幸地被拘留的時候，或者被盤查的時候要怎麼處理。」

鄭文傑進一步提供具體的教戰手冊：「首先第一件事就是，你要認知自己的處境，如果是被香港警察的特別部門去處理的話，首先你要放鬆，因為你的案件沒有到很高層次；第二，他落案控告你的時候，會是很主觀，可以單憑你手機上面的一個信息，就可以說你是煽動顛覆國家，這個要怎麼處理呢？就是必須要用一些App，它是可以無痕刪除閱後即焚的功能，不留任何的信息給他以言受罪；第三，儘量要求律師在場，他問你的問題的時候，儘量小心回答，尤其是回答過去三個月裡留言或你說的那些，你說你是行使言論自由，你沒有任何實質動機，沒有任何實質行動等等，儘量去保障自己。」

最後他鼓勵港人不要灰心，一項幫助香港人的計劃即將公布。

以下是訪談內容整理。

記者：怎麼看這個港版國安法，披露出來的這一些內容和你估計的是怎麼樣的？

鄭文傑：跟我之前估計一模一樣，雖然還沒有更多具體的細節。出草案之前，我的沙盤推演主要有兩個層次。一個層次是由北京授權給香港政府去處理國安案件。例如特首可以成立一個國安委員會，是澳門的模式，同樣它成立了一個超然的國安公署，但這一樣東西澳門是沒有的，顯然是對香港的高度不信任，有著很高的危機意識。

國安公署，我們可以當它是另一個中央特派過來香港的機構。另外就是行政長官可以被授權去任命特定的法官去處理一些敏感的國安案件。在這一個的設置上面它分開兩個層次，一個層次是如果國安的案件不是驚動到中央層級的官員注意的案件，依然授權給香港政府自己處理，但也是有一個守後門的概念，如果它們認為香港政府沒能力處理，或者牽涉到中央的層級，可能是銅鑼灣書店，裡面有一些消息來源牽涉到中共的高層或者是中共的一些內鬥，可能就由國安公親自處理。

有一些很令人擔憂的信息出現，例如之前有一些建制派律師及政黨，開始安撫民心說：「它是沒有追溯期的。」但這次的草案根本沒有提及。而我們也不知道中央授權給香港政府在這方面有多大的權力去執法。在這兩個層次當中呢其實全都是應驗了我當時所預測的。

現在建制派或者香港政府對外宣傳依然說：「其實我們還是一國兩制，是自治的，甚至國安都是我們自己處理的」。

我覺得，將一些政治的罪名由香港的系統，包括由香港的法官去處理，就更加四不像，令香港市民對於法治、司法獨立已經近乎崩潰更加崩壞，我也不知道目前的司法系統如何自圓其說、終審法院的法官、律政司的司長怎樣可以自圓其說。這件事情我覺得是醜態百出。

記者：港版國安法，它不但讓香港本地人產生恐懼以及阻嚇作用，對於在海外的香港人，又如何看？擔憂的地方？

鄭文傑：我們更加擔心回香港時不安全。大概5月左右，有一個所謂的國家安全教育日，當時很罕見的由國務院港澳辦、甚至香港特區政府在香港弄了一些網頁，介紹國家安全教育。當時特區政府比較著重金融安全、經濟安全等相對沒有那麼大爭議的方面，令人覺得普通的商業罪案都可以牽涉國家安全。但是其實是個包裝的手段。其實它這麼大的因素說的是一個中共政權的國家安全、政權的安全。那個教育片裡有提到，當然是由北京親自去處理的宣傳片，裡面有不同案例。例如有的人移民海外，在海外十幾、二十年了，從沒有回過大陸。回家探親，突然之間，一下飛機就被抓了。指控他幾十年前沒有經過大陸允許，就移民。原因是可能他讀一些比較敏感的學科，理工的學科，就說他把機密帶出去了。所以我們當然覺得人心惶惶。首先我們對中國的法治根本不信任，人治的社會。我們當然覺得，以前不回大陸不就沒有問題了嗎？但現在不同了，你隨時回到香港機場，可能一落地就會有幾個便衣警察，就馬上給你鎖住了，抓了以後直接消失。

這些罪名動輒十年以上，比暴動罪還高，這令海外的香港人回香港的風險大增，很多人都會自我審查自己有沒有參加過令中共不開心的事，包括我自己也是。我只不過純粹在合法的遊行集會裡，還是一個後台的角色，從來沒有想到會在《國安法》前被一個國安人員、國保人員盯上。

這事的寒蟬效應是大的，也牽涉到海外的香港人，以至於海外的香港人越來越相信一件事，就是需要加強以及開拓在國際戰線的工作。

記者：介紹一下如何在海外推動幫助香港爭取民主的運動？

鄭文傑：現在最緊急的是保護香港市民，所以第一件事是在國際政府遊說開救生艇的計劃，要求各國政府提供居留權。能夠短期時間內離開香港，以至在外國逗留，我們叫Lifeboat scheme救生艇，起碼離開，或者有機會可以選擇離開，這是我們當務之急要做的事。

英國政府也正在尋找，五眼聯盟的國家討論如何分擔，不只是BNO（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的持有人，還包括一些年輕人是沒有BNO的。所以我們目前要談的，首先是BNO，因為BNO最「師出有名」，是英國政府認可的一個英國國民身分，她是有必要提供保護的，這是首先照顧到的；第二，英國政府認定的移民計劃書，它需要它的權益也包含自己的配偶，和18歲以下的子女；第三，還沒有BNO持有者的前線手足，可以通過申請庇護的方式，或者用一些短期的專案，例如，用打工度假的簽證，例如兩年的有工作權的、就學權的，雖然他是拿特區護照，因為這是你主權範圍內的事情，所以簡單一個行政的規定已經可以做得到了，所以我們也在談這件事。

當然我們也要應付英國脫歐之後，一些比較右翼的反移民的情緒。我們也鼓勵，英國政府目前也讓一些英聯邦的國家和五眼聯盟去分擔這些配額。這是我們需要去做的。陸陸續續，我認識一些友好團體、組織已經在2、3線的城市，租了甚至買了一些公寓，允許那些手足去暫住。一些手足，如果他申請庇護的成功機率大的，我們也會鼓勵他立即在機場就申請庇護，和台灣不同，其它國家有現成的尋求庇護的機制，也有現成的政府的基本保護和資助，甚至有政府安排住宿，我們希望手足明白如何去利用這些機制去尋求保護。這是第一點。

第二，是進一步的，我們想去和不同的國際社會談進一步制裁的事情。包括8月分實行《國安法》的時候，我們在國際社會推動Magnitsky Act（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或者授權他們自己在每半年，甚至一年在香港問題的報告裡，加一些的制裁機制。包括我們列清單，一些危害人權的中國和香港的官員，可以凍結他們的財產，或者限制他們出國旅行，或一些權益，因為他們在境內迫害他們的人民，必須要他們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甚至進一步，我們聽到一些風聲，就是會透過國際的法院、聯合國的調查委員會，去調查中國有沒有違反《中英聯合聲明》、違反「一國兩制」的約定，用一個最清晰的態度去告知中國政府，一國兩制不是你說了算，「一國兩制」和《中英聯合聲明》不是你可以單方面撕毀的，我們也透過一些國際法庭進行制裁。

美國政府做了一個非常好的示範，就算美國和香港沒有任何歷史淵源，它透過《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授權給自己，去監督香港的情況，從而去制裁（它），甚至和北京說：如果你再不履行《中英聯合聲明》有關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自治的約定，我們會帶頭，不承認香港的特殊地位。

這是一個很清晰的警告告訴北京政府，「一國兩制」是需要國際承認才成的，不是北京單方面解釋，任意去搬龍門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香港的一個特殊經濟地位，是國際社會和北京中國政府認定的公約，才有效，我們目前在國際戰線上，我們都會不斷地，去幫忙提一些的證言、材料甚至是一些研究報告，匯總整裡給國際社會不同的議員或者官員，讓他們了解，方便他們去執行相關的政策。

記者：中共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急速的通過港版國安法，國際社會的反應會怎樣？

鄭文傑：是巨大的。第一件很詫異的首先就是，國際社會對於中國的態度和觀感的問題。香港占了當時中國的改革開放，甚至到現在怎樣去改善國內的經濟情況，怎樣令中國人民脫貧，甚至現在富起來之後，它要進行一些經濟上的擴張，例如「一帶一路」，去參與不同的經濟的國際論壇。中國政府想要彰顯一個「萬邦來朝」的一個大國的氣勢，某個程度，需要國際社會認同它這樣的做法是對的，而以前一向的論述就是說，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之後，在政治上，甚至乎在國際的關係上，都會擔當一個負責任的角色，會共同去維護，尤其是二戰之後，國際關係的格局，不會去挑戰它，這是國際社會願意去跟中國，在經濟上進行合作的前提。

所以香港的問題，是一個風向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試金石，是告訴國際社會，中共會不會在這個關係上履行些承諾。很明顯我們見到，香港的「一國兩制」最重大的差別，並不是它獨特的經濟制度，而是包括針對一些政治異見人士的一些政治罪名，例如王全璋，例如各種的人權維權律師或者維權人士，或者是一些少數的宗教、少數族裔人士或者是一些宗教人士，他們不斷被打壓和迫害，都是使用分裂國家、顛覆國家、煽動顛覆國家等等罪名，當這件事施行在香港的時候，就是一個很清晰的，無可否認的一個信息，就是中共這一個政體和政權，很難在根本上出現改變的，它對於權力的慾望是非常大，也都很難控，以致它面對香港的情況，做出這樣的行為。

所以國際社會一些親華派，或者一些支持要跟中國溝通，甚至要互相了解，這些學者和這些論述，慢慢越來越式微，就算它們得到很大量中國使領館，甚至是大外宣系統的資助和援助，但因為主流的氣氛，是一個鐵一般的事實擺在眼前，要他繼續幫中共政權做大外宣的宣傳工作，已經變得越來越困難。國際社會慢慢心態會改變，包括譬如英國政府在卡梅倫時代的黃金合作時期，到現在已經進入一個新冷戰時期，態度的變化，在短短一年之內，變得非常急速的。所以，一旦國安法實施，即代表中共在以往對外宣傳的那套論述，已經再沒有任何說服力，再沒有市場，國際社會就開始要思考，是不是要付出經濟合作上的一個代價，也要保護我們自己國家的安全。

這次香港產生的問題，不只是人道主義保護的問題，而是赤裸裸的危機信號，中共在未來很可能施行經濟上、軍事上的擴張。所以國際社會開始面對這個難題，他們會各自站隊、各自選擇下一步怎麼做。所以我們這次國際戰線也是嘗試去說服國際社會，告訴他們需要有危機意識，需要站在自由世界、站在民主自由這一邊，所以也應該站在香港民眾這一邊。

記者：去年8月你被送中，有15天的行政拘留，也有不少國安跟你打交道。香港民眾未來可能會面對國安人員可能就在身邊，他們怎麼應對這些中共國安？中共國安有些什麼特質？你怎麼去突破自己的恐懼？

鄭文傑：首先我覺得是防不勝防的，因為國安的眼線何其之多，我是作為其中一個吹哨者跟大家預告，國安隨時可能在你的身邊，而且未來也不會是一個祕密的角色，不是一個地下的角色，可能堂而皇之，甚至是公開執法。

國安系統、國保系統這些蒐集情報的（機構），一直以來在香港是存在很久的了。不時會聽到一些民主派人士、政治異見人士，被跟蹤、被監控。老實說你的一舉一動，基本上在未來會有一個檔案，有些像冷戰時代東德的那些祕密警察，每一個市民大概都會有自己的檔案，他會將你的言論都會記錄下來，目的是什麼呢？祕密警察要做的，第一件，就是要收集你的黑材料，或者要偽造你的黑材料，藉此來破壞你的信譽。第二件，他們會找機會去「別案審查」，就是他收集一些表面上與政治無關的一些黑材料，或者他偽造了一些與政治無關的一些黑材料，藉此去要挾你，或者藉此去拘留你一段時間，去問一些比較有用的資訊，至於他們堂而皇之公開地對你進行政治加控，是一個非常人治的系統。當然有一些法外的系統，虐待、酷刑也不是一個很意外的情況，在國內是普遍發生的。

王全璋向日本媒體說他被虐待的一些細節，跟我是一樣的。例如他被罰站，雙手要高舉15小時。我也是被要求雙手高舉，無論是罰站、剝奪睡眠，都是國安、國保人員很普遍會施行的虐待。

所以香港的民眾要怎麼應對呢？首先，第一件要特別重視自己的網絡信息安全、自己的資訊安全，尤其是手機，儘量去用一些保密性較高的一些程序，以防他們跟蹤監察。第二是，用太空卡，不需要用身分證註冊，我建議有另外一張sim卡去隨身攜帶備用，用那張sim卡，相對來說比較難去監控你的下落與行蹤，或者你的言論。第三件，這是防不勝防的，但是還是要一套心裡準備，當你被國安人員、國保人員不幸地被拘留的時候，或者被盤查的時候要怎麼處理。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通常它分兩部分，你要認知自己的處境，如果是被香港警察的特別部門去處理的話，首先你要放鬆，因為你的案件沒有到很高層次；第二，他落案控告你的時候，會是很主觀，可以單憑你手機上面的一個信息，就可以說你是煽動顛覆國家，這個要怎麼處理呢？就是必須要用一些App，它是可以無痕刪除閱後即焚的功能，不留任何的信息給他以言受罪；第三，儘量要求律師在場，他問你的問題的時候，儘量小心回答，尤其是回答過去三個月裡留言或你說的那些，你說你是行使言論自由，你沒有任何實質動機，沒有任何實質行動等等，儘量去保障自己。

另一個我最擔心的，如果他找你去拍認罪影片，其實相對來說已經是比較好的了，代表他承受了一定的輿論壓力，他需要向上頭交差，要做一些的認罪影片去交代的，有很多案例其實不需要拍認罪影片，然後就直接被消失，甚至是被祕密審查的。其實怎麼樣去保障自己？很老實的說是很難的，但儘量可以有辯護律師在這裡進行辯護，辯護要爭取公開，公開之後有壓力，相對來說可以保障你的安全，但不是100%的，因為無論如何都好，你都是處於劣勢的。

可以自己衡量風險，如果是被香港有關機關處理，被香港法庭處理，相對風險是比較小。最擔心的是被國安公署處理，那幫人是說北方普通話，他會將你送離香港，你被人拎上車，然後過了關，通常那個環境會非常惡劣。現在的草案裡面是容許他們這樣做的，國安公署甚至乎沒有任何拘留期限，可以完全沒有理由去拘留你，可以是無限期的，它這方面沒有任何的清楚的細則，甚至是允許跨境執法或者將他送回去（然後）由大陸的法院處理，所以我想最差的一個情況就是，如果你有發言權或者你是一個有影響力的activist（活動家），中共的一般手法就是，他連你發聲的空間都不再有，可能你變成李明哲（台灣人，多年來支持中國大陸公民社會組織和行動者），或者桂文海（香港銅鑼灣書店事件失蹤者之一），他突然之間消失了，然後突然間出現在中國內地的大西北，甚至乎連片都看不到，當記者去問他們的時候，他們就會說，他們的合法權益受到保障了，說他供認不諱了，甚至說他因為牽扯一些很敏感的國家機密，詳情不方便透露。

記者：很多人被中共國安抓了之後，很有創傷後遺症，沒有辦法將自己所遭遇全部說出來。怎麼樣克服自己的恐懼？你面對國安時那種勇氣和你是怎樣去排除自己恐懼心理？

鄭文傑：其實是一個很煎熬的攻防戰。那時候大家在外面聽就說15天，其實在裡面，它永遠不會告訴你是否15天，我清楚知道，我不是因為嫖娼進來的，因為一些政治案件進來的，所以當時其實是天與地的分隔。

它將我放在一個處理普通案件的拘留所，第一天我有機會與一些有輕微犯罪的囚友說話，但那個心態是很玄的，他們也許是不小心醉酒駕駛或吸毒等等，他們很確定過幾天、最多15天就可以離開，但當時我知道我是不可能，不確定15天可以離開，所以是非常煎熬的攻防戰。

某個程度當你處在這個困境，你要去平衡自己，要想辦法讓外界知道，尤其是要形成國際輿論上的壓力，當然有外國國籍會是非常大的保障。當時被拘留的時候，每晚都差點迷迷糊糊，因為我被人拿走了眼鏡，拘留倉裡單獨被囚禁，其實是一種酷刑，因為沒有辦法與任何人說到話，是很容易發瘋的，如果過幾個月的話，想一下林榮基（銅鑼灣書店店長及創辦人）被單獨關了半年，單獨囚禁，雖然沒有身體上的虐待，但精神上的虐待，會慢慢精神崩潰。我也經歷過，14天的單獨囚禁，非常辛苦，到一個階段很奇怪，有一個病態，希望審訊者來與你說話，希望審訊者快點來問我問題，能有人可以說話。要不然怎麽克服呢？我當時在監倉裡唱歌，我唱六四紀念曲《自由花》，監倉裡面有兩個監控錄像24小時望著你，有一些的派出所像王全璋那種就是有一個專人在倉門口看著你，他們會輪班去看著你的，有兩個監控錄像看著你，也不給你做運動，是非常辛苦的。我慶幸自己有信仰，我就唱歌、祈禱以及和自己說話，使自己維持理智。

我被人拿走眼鏡之後，容易暈的，所以我會很容易睡覺的，但當然了，他們剝奪你的睡眠，需要堅強的意志才可以捱下去的，當時一度想自殺，幸運是我只是關15天，當時公安、國保、國安跟我說如果我不合作，他們想以一個收容教育的名義羈押多我2年，甚至可以直接加控我政治罪名，例如武裝叛亂及叛亂罪、或者顛覆國家政權罪，又單獨關押我幾年的話，我寧願自殺，我很清楚告訴國安我會自殺的，如果你們這樣對我。也不知道怎麼跟大家解釋監倉裡面的感受，我只可以說儘量保持理智、保持希望和保持信仰。

我爭取到15天獲釋，當時是靠外面的輿論、香港的市民去遊行集會、去幫我，靠英國領館的交涉，也靠我自己在倉裡面儘量表示合作，但同時不讓自己牽扯其中，也要據理力爭，也儘量保護更多其他的人。

記者：最後是港澳辦的職員來找你，整個案件是不是中央或者是港澳辦，它們有參與的角色在裡面？

鄭文傑：我相信的，按照一個基本邏輯判斷，首先，最後他們的上級，也都不知什麼因素決定以一個非政治的罪名，最後有兩名的國務院港澳辦的人員，跟我做了最後一輪的思想工作，一些政治上的「教育」，他要做很多思想工作交差，當然了，在這件事當中，他們也都會講，無論你不同意中央政府都好，我們都是朋友，他竟然這樣講，我們都是朋友，你都是中國人，最重要的一個大原則，就是你要站在祖國這一邊，你不應該站在外國那一邊。而第二件事就是，也都暗示，即是其實他語帶威嚇，告訴你，你回到香港要安分守己，因為我們有很多人在那裡的，這個第一，第二就是說，如果你回去遇到什麼困難，隨時找我，當時他們也都交待了他們的電話，也都很明顯，他的意思即是想吸收你，吸收你成為外圍收集消息的人，還是吸收你直接變成他們的間諜。我想這是他很平常的方式，例如剛好我家人公開了這件事，女朋友公開了這件事，英國領事館牽涉其中，所以有些事情我是公開了，但是你可想而知，很多人被拘留被關押是祕密的，那幫人最後被釋放回到香港的時候，他們會不會幫中共做事呢，會不會幫中共收集情報呢，絕對會的。為什麼？那些捏造的或者黑材料在國安人員的手上，那他們就可以操控你了。

我有一邏輯想不明白的是，為什麼會是港澳辦的人來找我，假設是一個使領館的人員的保護來說，我作為一個香港公民，就算他們（中共）不承認我那本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我沒有辦法得到英國使領館的保護的時候，至少我是香港公民，應該是香港政府駐粵辦的工作，為什麼香港政府從頭到尾都不敢說一句話呢？為什麼是國務院處理港澳事務由大陸那邊，由中央那邊的角度出發的人去處理我的有關工作呢？

所以我有合理的懷疑，我整件事的被拘押，可能是國務院港澳辦有關的。我懷疑，會不會是中聯辦通報給港澳辦，而港澳辦就通知國安或者國保單位去處理我的案件。那當然，一查之下也都發現其實香港警察，在我遊行集會的期間，我去前線，應該是被拍了照，我相信香港警察，就將這些前線的示威者的相片，都交給了內地的情報單位，一旦他們在關口或者在內地，就會被攔截，甚至被拘留。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在內地會出現一批香港的示威者的原因。

整件事都很巧合，我看那個時間，8月4日港島西集會，8月5日凌晨在中聯辦門口有一批示威者，包括一些內地的示威者出事，之後保釋出來後，我也見對方，見對方，到8月8日我去大陸出差，結果我就出事。而在整個過程當中，前後幾天，港澳辦和中聯辦開了記者會，開始說恐怖主義、本土恐怖主義，也開始說顏色革命，這就讓我覺得，整件事好像是有鋪墊的，就是他們（中共）想去放風，尤其是，是在8月12日左右，在北京由國務院港澳辦召開臨時的記者會，就在說恐怖主義。

更早，港澳辦和中聯辦在深圳舉辦了一個座談會，是說顏色革命的。所我覺得這是一個放風，就是要告訴香港的媒體，如果以後我們有殺一儆百的行為，在內地突然出現，然後以政治的罪名控告，你們（香港人）就不要（覺得）意外了。後期也出現了，在我同期被拘留的時候，有李孟居、李亨利。而李亨利是首位，因為參與反送中運動，被控告這個危害國家安全罪名的外國人。

但是到了最後，我想可能整個外交角力去到白熱化。我之前有提到就是，可能擔心整個抗爭會白熱化，或者是開始有一些市民開始聚集，甚至開始說我們要去包圍公安局，然後在館門口已經開始有聚會、有集會。接著開始和人家交涉。而當時的英國，在這件事情上來說，比起其他五眼聯盟的國家，相對來說是親中的。所以來說，是否已經去到了一個高的層級，然後一些覺得要令這件事，或者COOL DOWN（冷卻）的人，是贏了。決定不如放算，不要將這件事搞大。這件事是否會牽涉到一些黨內的鬥爭？我就覺得有可能的。是否會有人想陷害習近平，就是給他，就是牽到一些外國館，還不是像加拿大那種前外交官，不是。甚至是現職的，會不會這樣呢？我覺得是有可能的，但是我看不透。因為這是一些非常高層的，比較機密的事情。我不知道最終背後高層決策是樣的。

記者：這次起了很大的風雲，以後是否會回香港呢？

鄭文傑：這麼說吧，除非這個（中共）政權有系統的改變，除非它民主自由的政體，這樣我才會有回來。這麼說吧，如果我回來香港，我就要將民主自由帶回香港。（中共）一天不改變，我也不會回（香港），我也沒有辦法回來，我也不能夠回來。因為很可能一下飛機就會被人帶走，連入境的機會都沒有，很可能就會被運到中國的其他地方。所以這是一個合理的推測。

記者：還有什麼話要對香港市民說嗎？

鄭文傑：我是香港人，一直以來對我的事情有聲援，我才有機會撿回一條命，我沒有第二次機會。但是現在國安終於從深圳過境，準備殺到來香港。我希望香港人呢，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如果有香港人去選擇繼續留在香港，（不管）是議會路線，或者是街頭路線抗爭的，我給（他們）200%的敬重，敬重們的勇氣。我在這邊，會盡我一切所能，在國際戰線上繼續去向中國施壓，也希望還留在香港的香港人支持我們。我們的未來會有一些計劃推出，能夠讓還留在香港境內的人有機會在一個相對安全的情況下，發揮你的角色，去推動香港的民主運動。我們現在正在一個方案、一個草案，也會準備將一些細節，透過媒體、香港社會。但是暫時只是給大家一個預告。

千萬不要失望，千萬不要灰心。也不要覺得議會路線或者街頭路線，不可能再繼續走下去，去奮鬥現在剩下的東西。相信我們未來的國際戰線，我們在海外的香港人會提供一個方案給還留在香港的人，繼續相對安全的，做一個更加有效的抗爭。我們會即將公布有關計劃。

（轉自香港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