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全球化作為人類生存、共存和共同進步的一種合作方式，在其原始的意義上，已經存在了幾千年。現代意義上的全球化，也有半個世紀的歷史。作為一種在經濟、文化、政治和人口遷徙方面的融合、一體化的過程，如果能夠正當運作，全球化會帶來多元交流、豐富文化、共享資源和拾遺補缺的益處；但惡意和不公平的的濫用，對規則的破壞，和對其它民族、國家、文化和制度缺乏尊重，也會帶來不良的後果，加劇分化，造成不公。全球化和全球化的逆轉，實際上與人類社會道德的敗壞和共產主義的邪惡緊密相關，而在全球化逆轉的國際形勢下，如何對這個世界趨勢準確的認識並找到相應之道，就顯得格外重要。當今國際社會的逆全球化，實際上是與正義國家的反對共產主義化、去社會主義化和去中（共）國化，是同時開始、同時運行的。逆全球化可能只是一種暫時的策略調整，而去中（共）國化、徹底消除國際共產主義，已成爲美國朝野的共識。美國的印太戰略，扶持民主國家，改組產業鏈，取代中國世界工廠，都對世界有極大的影響，也給世界提供了巨大的機會。
什麼是全球化？
一般人們認為的「全球化」或者「國際化」（Globalization），是一種包涵了世界範圍內各個國家的政府、企業、社團、組織，和普通民眾之間的互動、交往、融合和整合的過程。當然，涉及到這麼多的國家、團體、和民眾，全球化是一個非常錯綜複雜、具有多面性的現象。許多人認為，全球化其實是一個資本主義的擴張形式，是全球資本主義者在把各國的經濟進行整合、配置，形成一個全球式的、但是不受監管的、不受控制的一個全球市場經濟體，是一種經濟上的一體化過程。這個說法不無道理。但前提是，要達到預期的目標，要達成一個市場經濟為方式、資本自由運行、利潤最大化的經濟協同體系，需要所有的參與者、亦即那些資本的擁有者、資本家、銀行家、企業家、各國的財政部、經濟部、商業企業、財團，都按照一種公平、合理、合法的方式運行，並確保弱勢團體、環境、法律和公正、國家主權、法制體係等等，都能夠得到保障。如果某些優勢團體，不管是國家政府、企業行業、國際財團、還是巨富巨商，他們可以利用這個全球化的過程，為一己私利服務，甚至出賣其他團體和個人、國家的利益，全球化的前提不能保障，其運作就很難繼續下去，好夢就不會長久，好花也不會常開，全球化就會出現逆轉。
全球化的成長，跟科技的進步有關，因為有了交通、通訊技術的發展，地球村變得小了，即時的通訊、跨大洋的旅行、大規模的物質輸送、資金的流動、技術的交互，等等，全球化才變得可能。從蒸汽火車到蒸汽汽船，到卡車、火車、遠洋貨輪、集裝箱（貨櫃）船，到噴氣飛機、物聯網；從電報、電話、電傳、傳真、到無線手機、互聯網，都在為全球化提供必需的工具。而全球化也帶來了國際貿易、國際合作、國際交往和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和思想的交流和互動。當然，全球化最主要的驅動力，還是經濟和貿易。但與之而來的，還有社會、文化、環境、人文，甚至國際政治和外交的互動與衝突。
從經濟角度講，全球化包括了產品、服務、資源、勞動力、知識、資本、技術和數據的流通和交換。因為全球化，形成了對全球市場，包括消費市場、產品市場、資本市場的需要，資本、產品、技術和勞動力就需要跨國、跨境流動，這就需要打破原有的海關、關稅、配額等等的貿易壁壘和限制。
學者們有的把全球化開始的時間，定為最早為歐洲人發現新大陸的時候，甚至說是從公元前三千年前就開始了。但大部分學者認為，我們今天意義上的全球化，是從當代開始的，最早的全球化可以說從1820年代（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始，但在19—20世紀，因為世界經濟的融合，全球化得以快速的發展。至於全球化（globalization）這個名詞，則是從1970年代才開始廣泛使用的。
至於全球化的內涵，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定義，全球化有四個基本的方面：貿易和交易，資本和投資流動，人員的流動和移民，以及知識的傳播。後來，有人把環境的挑戰，如全球暖化、跨境水權、空氣污染、過度海洋捕撈，都跟全球化聯繫了起來。學術界一般把全球化劃分成三個部分：經濟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顯然，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三者之間是互相聯繫、互相作用、互相影響的。
雖然全球化（globalization）這個名詞1970年代就開始使用，它變成一個熱門和有爭議性的名詞，是從1990年代開始的。瑞典記者拉爾森（Thomas Larsson）在他的書《爭搶頂峰——全球化的真實故事》（The Race to the Top: The Real Story of Globalization）中，對全球化有一個非常生動的描述：全球化，就是地球縮小、距離變短、事物變得更接近的過程。
皇家墨爾本理工學院（RMIT University）的全球研究學教授斯泰格（Manfred Steger）在經濟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之外，加上了生態全球化，以及意識形態全球化（ideological），而且意識形態全球化更貫穿了前面四個全球化的過程！
國際標準的採用，在全球化過程中有極大的意義。從ISO國際標準，到攝影膠片感光速度，到統一尺寸的集裝箱（貨櫃），到全球資金和貨幣交易結算系統如SWIFT，都為全球化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國家之間的關稅和貿易協定，各種自由貿易協定（FTA），從關貿總協定（GATT）到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歐洲共同體（EU），世界貿易組織（WTO），都大幅度的減低了各國之間的關稅水平、進口配額，有助於增加國際間的貨物和服務貿易。
中國公元一世紀的「絲綢之路」（Silk Road），也被認為是全球化的歷史組成部分。 「絲綢之路」對古代中國、印度次大陸、波斯、歐洲和阿拉伯世界的發展，有著極大的意義，其中涵蓋了橫跨歐亞大陸的政治和經濟上的互動。「絲綢之路」不僅僅是把絲綢作為貿易的對象，鹽、糖等日常商品也在大量地進行交易。甚至宗教信仰、哲學思潮，各種各樣的技術、工藝，還有傳染病和疾病，都在「絲綢之路」上得以交換和交流！
中共目前推行的「一帶一路」，雖然有「絲綢之路」的影子和外殼，卻包藏著格外的禍心，而被世界所日漸識破、拋棄。當然，引起當今時代人們的高度關注，也惹起了巨大爭議，乃至美中貿易戰的是，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當代中國在全球化中的角色。中共在過去短短20年間，廣泛融合於全球化的經濟體系之中，但所扮演的角色和引發的混亂，以及中共在過程中攫取的額外利益，都導致了中國如今面臨的惡果。
經濟的全球化，使得各國經濟的依賴性越來越強，跨國境的商品、服務、技術和資本的流動，也快速增長。商業企業在國際化過程中，寄希望於祛除監管、減少規章條例、減低關稅、營業稅、資本增值稅和薪資稅等阻礙經濟發展、阻礙貿易的政府策略，希望產生全球化的市場，甚至全球的單一市場。
全球化目前的趨勢，是發達國家（已開發國家）通過外國直接投資（FDI），減少貿易壁壘，實施經濟改革，改革勞工移民政策等，來融合和整合發展中國家（開發中國家）。但毋庸置疑，全球各國的經濟發展，從來就沒有非常和絕對的均衡，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區域經濟的融合，工人向高工資地區的遷徙，資本向低工資的地區流動，都逐步的加劇，也帶來了許多後果。
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交通和通訊手段的便利，全球化是人類歷史必然會產生的現象。商品、信息、知識和文化的交流，使得我們的世界變得更加緊密。尤其在過去的五十年間，科技、通信、交通和工業的迅速發展，在世界各國的推動下，全球一體化的進程日益加速，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力。
與此同時，全球化也激起了過去十年中最激烈的爭辯。由於經濟利益收益的不均等，對各國就業和失業問題的影響不同，和一些國家維持關稅壁壘，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不力，甚至用國家的力量盜竊知識產權，或由於經濟和投資的不完全開放，不公平的投資和貿易體系，會傷及發展中國家，甚至發達國家的利益，為全球化的逆轉，埋下了伏筆。
支持者全球化的人們認為，中國、孟加拉、越南、泰國、印度和許多非洲國家通過向世界打開國門，而大幅度減少了貧窮。但批評全球化的人們也同時指出，全球化的進程對一些發展中國家是一種「剝削」，導致了大規模的貧窮和社會動亂，也嚴重破壞了生態和環境。
中國在全球化過程中，尤其是在1978年實施改革開放、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的經濟發展，導致世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減貧，中國的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2.5億，減少到1999年的3400萬。從2001年加入世貿之後，貧困率在三年之間就銳減三分之一，所以全球化為中國帶來了巨大的好處。但最近中共國家總理李克強承認，「中國六億人口平均收入每月不到1000元」，也凸顯中國內部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中國在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中的最大扶持者，也是中國從雙邊貿易和投資中獲取了最大利益的夥伴，就是美國。川普總統上任之後，結束了美國一邊倒的對中國的扶持，對巨額貿易逆差的容忍，和對中國偷竊美國知識產權的漠視，而直接在2018年開始跟中國展開了貿易戰，揭開了全球化逆轉的序幕。
為什麼全球化會出現逆轉？
全球化為什麼會逆轉？國際化或者全球化的逆轉，或者說「反全球化的運動」（anti-globalization或者counter-globalization），是對經濟全球化的一種批評和反對的理論。反對者們的理由，是他們認為大的跨國公司通過各種各樣的貿易協定和寬鬆的資本市場，因而具有不受約束的政治力量。他們認為這些大的跨國公司為了利潤的最大化，犧牲了勞工的工作條件和安全標準，勞工的薪資和補償，地球的環境，各國的立法權威，甚至危害了國家的獨立和主權。自2012年以來，反對全球化的人們，把世界經濟稱之為「加速度資本主義」、「市場極端主義」、「豪賭式的資本主義」和「麥當勞的世界」等等。許多反對全球化的倡導者，也不是完全的反對全球化，而是呼籲一種有序的全球融合，可以有民主化的保障，人權的保障，公平貿易，和可持續的發展。所以，他們認為單純的說「反全球化的運動」，其實是有些誤導的。
這些反對者們認為，20世紀下半葉，一些「精英當權者」試圖控制世界市場。他們認為，這些國際協議，跨國金融企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貿組織（WTO）和世界銀行（WB），在侵蝕各國政府的權力和決策能力。因為他們可以隨心所欲的在全球範圍內調動物資、自然資源和勞動力。
在這一點上，美國總統川普及其經濟內閣似乎是認同這樣一個有序的、能夠保持各國主權和公平競爭、人權和發展的可持續性的全球化運動，而不是目前已經失控了的、被許多大國利用、不公平的全球化，並且罔顧人權問題和知識產權的保護。筆者也認同這一點，因為如果是完全壓制各國主權的全球化，在一個超級的國際組織下運作，在當今我們的世界還不是地球村而是各國各自為政的情況下，是不現實的。並且，公平性問題、人權問題、勞工保護、童工和監獄奴工、環境保護，都是我們必須正面關注、處理的問題。
全球化的逆轉，可以說是在美國總統川普的支持下，從美國開始的。川普的經濟政策，各種「退群」的舉措，加速了這個形勢的增強。川普總統反對的，其實正是政治全球化和意識形態全球化所影響的、經濟全球化中不均衡的部分，也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勢力在全球化過程中，按照其馬列主義、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試圖從經濟全球化中謀求過度的利益，從而觸動了美國的奶酪，招致了美國的反彈。
世界各地的反全球化人士，他們的呼籲可能有所不同，因為各國的經濟發展程度、生活水平、社會自由度、政治透明度，可能都有所不同。歐洲的反對者可能更強調祛除美國的霸權，呼籲保護環境，呼籲勞工權利。美國政府的考量，則更傾向於貿易公平，對美國製造業的衝擊，中共盜取美國的知識產權，貨幣操縱導致貿易逆差，產業外流導致美國工人的失業，等等，這些更切合美國經濟、美國再度強大的主題和美國的技術領先能力、美國的國際競爭力等內容。這些也都體現在美中貿易戰、美中貿易談判的要點和熱點之中。
反對者們還認為，無限制的自由貿易和公共福利事業監管的削減，可能對窮國、發展中國家有利，但不利於富國、發達國家的底層民眾。這正是川普政府反對全球化的一個原因。就美中經濟和貿易關係而言，失控了的美中貿易雖然每年貿易額高達6500-7000億美元，但美國的逆差也高達3500-4000億美元。中國長三角、珠三角的農民工可能因此經濟上得到改善，但美國中西部、南部、西部的農民、低收入的產業工人，卻失去了幾百萬個工作機會。
全球化的反對者們，呼籲要保護人類的自然環境、捍衛人權、工作權利和工作條件、和人們的民主權力。這個訴求也體現在美中貿易對抗之中。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以嚴重破壞自然環境、大規模的污染、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的。中國工人的合法權益，從最低工資、勞動保護，到退休金、在城市的居住權、農民工子女在城市的受教育權力，都得不到保障。中國農民工甚至得不到最基本的人權保障，他們在城市工作但不是城市的正式居民，他們是工人卻不得不戴上「農民工」的帽子，他們是城市的二等公民，更談不上民主、選舉等政治權力。
反全球化，或者全球化的逆轉，也有反戰運動的影子。許多反對全球化的人們，也是反戰的人士。這也是很有趣的一個現象。反戰人士因為反對跨國公司的過度影響力，反對軍事—工業綜合體，所以才反對全球化。他們大部分是反對共和黨、反對保守派、反對川普的人士。但至少在反對WTO、反對無節制的全球化這一點上，他們是站在了川普和美國共和黨、保守主義者的這一邊。
實際上，沒有一個有理智的人，會真正的去一股腦的反對「國際化」或「全球化」，因為國際和跨國的融合、交流、整合，是不可避免的。美國的左翼勢力，當然不會全力反對全球化，因為他們的原則立場，包括什麼國際大團結，甚至中共主張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都有全球化的成分和內涵。美國的右翼勢力，他們也不全部反對全球化，他們只是反對其中不合理的部分。美國在未來，不會走回孤立主義的老路，也不會閉關鎖國，而是會有序的開放，對民主自由的國家，對奉行自由貿易的國家，對保護知識產權的國家，仍然開放大門。
全球化對人類社會的影響
全球化帶給人類社會的影響，除了其積極的一面，促成人類社會更多、更廣泛的經濟和文化交流，使地球變小，使地球人更加覺得處在一個村子裡。但人們的社會距離拉近時，尤其是國家、政體、司法體制、文化傳統、貧富差距仍然很大的時候，很多的負面影響也開始萌生出來。至少在法治和道義、經濟和收益、趨同與存異、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等方面，都有人們不得不面對的問題。西方發達國家的市場化，以及亞洲新興民主國家的市場體制，其中資本主義的有效運作，都是以法治、自由、民主和人權來保障的。國際化和全球化的時候，許多發展中國家並沒有這樣的社會機制，尤其是中國大陸，幾乎完全沒有法治、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基礎。全球化在沒有一個全球的政府、全球的司法和民主及人權保障的條件下，必然出現極大的分配不公、權錢交易、人權迫害和法治不彰的局面。中國大陸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卻出現了法治和人權的惡化，民主和自由無存，貪官污吏橫行，集權專制肆虐，就是最好的例子。
經濟和收益的不均衡，由於各自國家的角度不同，可能雙邊甚至多邊國家在經濟和貿易合作的時候，雖然都有所收益，可能都覺得有所損失，有的可能的確遭受相當大的損失。中國無疑是全球化最大的獲益者，但中國的收益，是以美國的利益和損失為代價的。在民主黨統治時期，這些問題可能因為政治理念和對國際化的態度，為美國前幾任總統所忽視。但川普總統早在三十多年前，就指出了美國因為日本所遭受的損失，在十幾、二十多年前，也指出了美國因為中國所遭受的損失，所以才有今天美中貿易戰的開打。
國際社會因為全球化而趨於類同，但差異仍然巨大，這裡可能有歷史、文化和種族的原因。而國際主義、民族主義、世界政府和各國各自的獨立主權的爭論，可能是更大的問題。因為全球化的國際機構，尤其是IMF、世界銀行、WTO等國際組織，其空前的影響力和權力，讓許多國家的政府感到威脅，甚至美國這樣的大國，也都會對WTO這樣的超級國際組織心有疑慮、心存不滿。一個饒有興趣的事實是，爭議雙方的人們，不管是窮國還是富國，可能都認為全球化對自己不利，或者對自己的國家不利。
全球化的產業配置中，哪個國家能夠保留高端、高附加值、高技術的產業，從而獲取高額的利潤，哪些國家只能夠存有中端、中等附加值、技術不是最先進的產業，哪些國家只能跟在別人的後面，只能擁有低端的製造業，低附加值的產業，只能購買過時的、最低水平的技術產業，等等，從來都是各國競爭的核心問題。中共政府的「升級換代」、「騰籠換鳥」、「產業升級」、「863計劃」、「千人計劃」等等，都是中國力爭進入先進國家的努力。中國在試圖奪取全球科技制高點的時候，必然與站在制高點上的美國，發生劇烈的衝突。最先進的技術，最先進的研發，最先進的設計，配以充足的資本，市場的份額，是轉化成當今社會巨大財富的關鍵。
美國在全球化逆轉時的戰略
美國的社會和經濟，從2017年川普總統上任以來，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美國經濟在中共病毒（武漢瘟疫）肆虐之前，其實已經登上了美國歷史上的頂峰。美國的就業人數、就業率、經濟整體規模、資本市場和股市、美國的軍事力量、美國的綜合國力，都達到了新的高峰。雖然武漢瘟疫對美國打擊巨大，但已經開始的美國復甦，也會非常驚人。
在應對全球化的時候，川普的做法是雙管齊下，高科技和低科技並舉。從國家理念上，美國在回歸美國傳統的價值觀念、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在經濟上，美國在吸引資本回流，在保護和發展高科技、打擊中共竊取技術的同時，把中低端的製造業也帶回了美國，促進了美國失業率的降低。
美國並不是回到孤立主義，但美國在重新構建一個公平、有效、廉潔的、新的國際體系，清理從聯合國到世衛組織、世貿組織的腐敗和低效。經濟全球化另一個被詬病的地方，是增加了少數大財團的財富，但加劇了世界經濟的不平衡，使得許多國家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據世界銀行統計，1983年，高收入發達國家的人均GDP是低收入發展中國家的43倍；到了1994年，這個數字變成62倍。
經濟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不均衡，部分是因為作為資本和先進技術的主要擁有者，西方發達國家處於全球化的領導地位和中心地位。這引起一些野心勃勃的國家，比如中共統治的中國，極度的不滿和嫉妒，而要處心積慮地改變現行的規矩，甚至在不能改變規則的時候，乾脆不按規則辦事，完全沒有西方人奉為圭臬的契約精神。這也是中國和美國發生貿易爭端的主要原因。
美國已經充分意識到，過去四十年對中國的戰略，是養虎貽患。美國已經在終止這個養虎為患的戰略，也早已進入與中共的冷戰。美國甚至不惜開啟熱戰，在南海或者台海、東海與中共決一死戰，甚至一戰抹掉中共的海軍勢力。美中的全面脫鉤，從政治、外交、經濟、貿易，乃至軍事上的脫鉤和對抗，並不是一個不可想像的未來，而是在進行之中。
結語
全球化雖然出現逆轉，但它應該是暫時的。一旦國際社會的政治生態有所變化，為害人類的恐怖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政權被清洗殆盡，新的國際貿易體制會重新產生，全球化會被賦予新的內涵和意義，浴火重生。全球化作為人類生存、共存和共同進步的一種合作方式，已經存在了幾千年，它還會繼續存在。現代意義上的全球化，作為一種在經濟、文化、政治和人口遷徙方面的融合、一體化的過程，將會正當運作，帶來多元交流、豐富文化、共享資源和拾遺補缺的益處。
中共等國惡意和不公平的的濫用，對規則的破壞，和對其它民族、國家、文化和製度缺乏尊重，會被清除出去。全球化和全球化的逆轉，與人類社會道德的敗壞和共產主義的邪惡緊密相關；而健康的全球化的重生，也會在全球剷除共產主義之際，伴隨新紀元而穩步到來。
——《新紀元週刊》•【商管智慧】• 專欄675
（作者為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講席教授）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