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壓的規模
難民問題
難民人數不斷增長。1980年底，估計有超過100萬的難民逃離了阿富汗。到1982年年中，80%的知識分子已經離開。1983年初，戰前總人口1550萬人中，有超過300萬難民。1984年，該數字超過了400萬，20世紀90年代初達到了500萬。除了那些已離開該國的人以外，還有200萬國內難民被迫離開自己的村莊以逃避戰爭和鎮壓。據大赦國際說，離開阿富汗的難民是「世界上最大的難民群體」。超過三分之二的難民逃往巴基斯坦；其餘大部分去了伊朗；極少數人到達西歐或美國。邁克爾．巴裡回憶說：「1985年秋，我和瑞典醫生約翰．拉格費爾特（Johann Lagerfelt）代表國際人權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the Rights of Man）在阿富汗東部和中部的4個省騎著馬執行了一次祕密任務。期間，我們對23個村莊進行了調查，發現56.3%的人口已經流離失所。」在阿富汗全境，蘇聯軍隊及其阿富汗助手施行的恐怖政治，直接導致了一半以上的人口被迫遷移。戰爭罪與對鄉村的破壞
從一開始，蘇聯的襲擊就集中在4個區域：沿邊境、在潘傑希爾峽谷（Panjshir valley）、在該國南部的坎大哈地區、在東部的赫拉特，最後兩個地區於1982年2月被占領。1981年，蘇軍奉行的全面戰爭策略迅速受到斯德哥爾摩和倫敦的常設人民法庭（Permanent Peoples’ Tribunal）的譴責。該法庭是「羅素法庭」（Russell Tribunals）（國際戰爭罪法庭）的繼承者。羅素法庭「直接受紐倫堡法庭的啟發，是其中一個合法的分支」。常設人民法庭開始調查一樁大規模殺戮案件。它被委託給阿富汗事務專家邁克爾．巴裡、法律專家裡卡多．弗賴萊（Ricardo Fraile）以及攝影師米歇爾．巴雷特（Michel Baret）。這項調查證實，1982年9月13日，在洛加爾（Logar）省喀布爾南部的帕德赫瓦博-伊．沙納（Padkhwab-e Shana），躲藏在地下灌渠水管中的105名村民被蘇軍活活燒死。調查人員確定，蘇軍用汽油、四硝基赤蘚醇和二硝基甲苯（一種高度易燃物質）的混合物殺害了這些阿富汗人，這些物質裝載於他們帶來的油罐車上，通過插入的管子釋放。1982年12月20日，在索邦神學院（Sorbonne）舉行的人民法庭會議上，這一罪行受到了正式譴責。阿富汗政府在巴黎的代表聲稱，該法庭是帝國主義的工具，並否認了這一罪行，辯稱「阿富汗karez（水管）內的頂部只有幾厘米高，人不可能裝得進去。」在同樣位於洛加爾省的哈薩姆．卡拉（Khasham Kala）村，根本未做任何抵抗的100名平民以同樣的方式喪生。每當蘇軍進入一個村莊，他們就帶來了恐怖，正如一位觀察家所描述的：「車隊在看得見村莊的地方停留下來。經過一場連續炮擊後，所有出口都被封鎖；然後士兵們乘坐裝甲車進入村莊尋找『敵人』。通常，對村莊的搜索伴隨著盲目的野蠻行徑。婦女和老人如果表現出任何恐懼的跡象，就會遭到殺害。對此有無數的報導。不管是蘇聯士兵還是阿富汗士兵，都偷竊收音機和地毯，並扯掉婦女身上的首飾。」戰爭罪行和野蠻行為千篇一律地反覆出現：「蘇聯士兵將煤油倒在一名男孩的胳膊上，並當著其父母的面放火燒他，以懲罰他們拒絕交出任何信息。村民們被迫赤腳站在冰天雪地裡以逼迫他們開口說話。」一名士兵辯稱：「我們從不俘虜戰俘，一個都沒有俘虜過。我們只是在發現俘虜的任何地方殺了他們……如果我們進行征伐，我們不會用子彈射殺婦女和兒童。我們只是把他們鎖在一個房間裡，然後扔進幾枚手榴彈。」
其目的是散播恐怖，把民眾嚇得屈服，並阻止阿富汗平民幫助抵抗力量。報復行動總是本著同樣的精神進行。婦女從直升機上赤身裸體地被拋下；整個村莊被摧毀，為的是替一名蘇聯士兵之死復仇。觀察員們回憶說：「坎大哈地區姆希基扎伊（Muchkizai）村附近的一個車隊受到襲擊後，科爾查巴德（Kolchabad）、姆希基扎伊和帖木兒．卡拉恰（Timur Qalacha）3個村的人口於1983年10月13日在一次報復行動中被屠殺。共有126人死亡：帖木兒．卡拉恰40人（即全村）、科爾查巴德 51人、姆希基扎伊35人。死難者多為婦女和兒童──50名20至32歲的婦女和26名兒童。車隊剛抵達之際，所有年輕男子為逃避徵兵就已離開了村莊。」村莊也遭到系統性的轟炸，以防止抵抗力量發動任何形式的反擊。例如，1985年4月17日，蘇軍毀滅了村莊，以摧毀拉格曼省（Laghman Province）的抵抗基地，造成近1,000人喪生。1985年5月28日，蘇軍「清洗」村莊後，離開了拉格曼-庫納爾（Laghman-Kounar）地區。
國際公約遭到系統性的違反。一切證據都表明，各種類型的毒氣被經常性地用來對付平民。關於使用毒氣、催淚瓦斯和窒息劑的報告有很多。蘇聯空軍轟炸阿富汗農村期間，密集地使用了凝固汽油彈和磷光劑。據稱，1982年12月1日，毒害神經的氣體被用來對付阿富汗抵抗力量，導致的死難人數不詳。1982年，美國國務院的報告顯示，生物武器黴菌毒素（mycotoxin）被付諸使用。期刊《阿富汗新聞》（La nouvelles d’Afghanistan）於1986年12月指出，「蘇聯今年夏季已在坎大哈使用了化學武器」；《觀點》（Le point）於1986年10月6日指出，在帕格曼（Paghman）使用了致命的化學武器。此外，蘇軍為人所知的是供應毒水，不僅導致人死亡，也導致家畜死亡。蘇聯最高指揮部下令轟炸已知的庇護逃兵的村莊，以阻止阿富汗人向逃兵表示歡迎。蘇軍還用阿富汗士兵作為掃雷行動的前線部隊，並派他們出去，先於蘇軍測試地面。1988年末，蘇軍使用「飛毛腿」和「颶風」導彈掃清了他們主要的撤退路線。1989年，蘇軍重返10年前所走的路線，確保他們控制了所有通道，以防止抵抗力量發動襲擊。
在撤退之前，蘇聯已經啟動了一項殺死難民的新戰略。大赦國際說：
逃離村莊的成群的男人、女人和小孩，遭受蘇聯人的劇烈轟炸，轟炸是作為對游擊隊襲擊的報復。在列舉的案例中，有一個包含100戶家庭的群體。這些家庭來自該國最西北的法裡亞布省（Faryab Province）捨爾胡多（Sherkhudo）村。朝向與巴基斯坦邊境的500公裡的逃跑過程中，他們兩度遭到襲擊。在1987年10月的首次襲擊中，政府軍包圍了他們，殺死19人，包括7名6歲以下的兒童。兩週後，直升機再次向該群體開火，造成5名男子喪生。
被懷疑藏有抵抗基地的巴基斯坦難民村，於1987年2月27日幾度遭到無情的轟炸，包括馬塔桑加爾（Matasangar）營地。
觀察員還注意到殺傷性地雷的廣泛使用。約2,000萬顆地雷被布下，主要是在安全區周圍。這些地雷被用於保護蘇聯軍隊和向蘇聯提供產品的大型工業中心。地雷也從直升機上投到農業地區，使土地變得無用。殺傷性地雷迄今已造成至少70萬人傷殘，而且今天仍是一大危害。在戰爭最激烈的時期，蘇軍還故意將兒童作為目標，從飛機上丟下設有陷阱的玩具。沙．巴茲加爾描述了對村莊的系統性破壞：「蘇聯人襲擊了每一所房屋，搶劫並強姦婦女。這種野蠻行徑比本能更甚，而且似乎是有計劃的。他們知道，實施這種行為正在摧毀我們社會的根基。」
焦土政策和全面戰爭政策伴隨著對阿富汗文化遺產的系統性破壞。喀布爾曾經是一個國際化大都市。在那裡，「喀布爾的精神活著，良好的幽默近乎低俗，對道德和社會習俗普遍放鬆的氣氛與農村的規範相差甚遠。」由於戰爭和蘇聯的占領，這些文化特徵消失了。因1979年3月該國西部發生的全面起義，赫拉特小城嚴重遭受蘇聯一再的轟炸和報復。城裡的所有古蹟，包括一座12世紀的清真寺和可追溯至16世紀的舊城區，都遭到了嚴重損壞。蘇聯的持續存在阻礙了他們的重建工作。（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裡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