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生物學或動物學的思維，使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為什麼那麼多的共產主義罪行是反人類罪，以及馬列主義意識形態是如何成功地向其追隨者合法化這些罪行的。鑒於有關生物學最新發現的法律判決，布魯諾．格拉維耶（Bruno Gravier）寫道：「有關生物倫理學的法律文本……充當了與科學進步有關的一些更隱蔽危險的指示牌。這種科學進步在與恐怖有關的意識形態的產生中所扮演的角色尚未被人充分認識。傑伊．艾夏（J. Asher）在他的「運動法則」（law of the movement）裡談到了這一問題。[夏爾．裡歇（Charles Richet）和[亞歷克西．卡雷爾（Alexis Carrel）等知名醫生所做的工作從根本上推動了優生學的發展，顯然為納粹的滅絕行動和納粹醫生的任性行為鋪平了道路。」
共產主義中存在著一種社會政治上的優生學──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用多米尼克．科拉斯（Dominic Colas）的話說：「作為社會物種進化知識的掌握者，列寧決定著誰應該被判處掃進歷史的垃圾箱而消失。」基於政治和歷史的意識形態以及馬列主義，即在所謂的「科學的」基礎上，資產階級代表著已被超越的人性的一個階段。從作出這一決定的那一刻起，它作為階級被肅清以及實際上或據稱屬於它的個人被肅清，就可以顯得名正言順了。
馬塞爾．科林（Marcel Colin）在談到納粹主義時，提到「由這種犯罪意識形態引入的分類、隔離、排斥和純粹的生物學標準」，「我們正在考慮科學理念，包括遺傳性、雜交、種族純潔性。還有其它方面，具有幻想性、跨越千年或末日啟示的特徵。這些方面顯然也是特定歷史時刻的產物。」科學預設應用於歷史和社會，例如，無產階級是歷史意義的承載者的觀點，很容易追溯到跨越千年的宇宙幻景，並且在共產主義者的經驗中無處不在。正是這些預設成為諸多犯罪意識形態背後的原因。在這些犯罪意識形態中，純粹的意識形態類別決定了任意的劃分，例如，將人類劃分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以及分為小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或富農或貧農等類別。馬列主義通過將這些類別具體化，就好像它們早已存在且完全不可變一樣，從而將體制本身進行了神化，所以類別和抽象化比任何人類現實都重要得多。個人和群體被視為某種原始的、非實體化社會學的原型。這使犯罪變得容易得多：告密者、施刑者和NKVD劊子手沒有譴責、告發、造成痛苦或殺人，他們只是消除了某種不利於共同利益的抽象概念。
該學說就成為一種犯罪意識形態。它簡單地否認一個基本事實：羅伯特．安泰姆（Robert Antelme）所說的「人種」，或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序言中所說的「人類家庭」。馬列主義的根源也許根本不會在馬克思主義中找到，而是在達爾文主義的一個變種中出現。這種達爾文主義被應用於社會問題，其災難性後果與此類思想應用於種族問題時一樣。有一點是肯定的：危害人類罪是一種意識形態的產物，這種意識形態不是使人們淪為一種普遍的狀態，而是淪為一種特殊的狀態，無論是生物的、種族的還是社會歷史的。通過宣傳，共產黨人成功地使人們相信，自己的行為具有與整個人類有關的普遍含義。批評者主張，納粹計劃有一個特定的目標，這種目標是極端民族主義的和種族主義的，而列寧的計劃則是普遍性的，經常試圖以此來區分納粹主義與共產主義。這是完全錯誤的。列寧及其後繼者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上，將所有資本家、資產階級、反革命分子等等排除在人類之外，使他們變成社會話語和政治話語中絕對的敵人。考茨基早在1918年就指出，這些術語完全是具有彈性的，讓當權者想把誰排除在人類之外就把誰排除在人類之外，只要當權者願意。這些術語直接導致了反人類罪。
生物學家亨利．阿特蘭（Henri Atlan）「認識到，人類的概念超出了生物學的範疇，而且生物學『對人言之甚少』」。在討論諸如亨利．阿特蘭等生物學家時，米雷耶．戴爾馬-馬蒂（Mireille Delmas-Marty）承認：「的確，完全有可能將人類物種視為與其它物種一樣的動物物種、一種人類正在學習把自己創造成的物種，就像人類已經創造其它動植物物種一樣。」但這實際上不就是共產主義企圖做的嗎？「新人」的構想不是共產主義計劃的核心嗎？共產主義難道沒有一系列諸如特羅菲姆．李森科之流的自大狂嗎？他試圖創造的不僅僅是新的番茄或玉米品種，而且試圖創造新的人類物種。
出現於醫學勝利時期的19世紀晚期的科學心態，激發了瓦西裡．格羅斯曼關於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以下言論：「這種人在其他人當中的行為，就像外科醫生在醫院病房裡一樣……他的靈魂真的在刀子裡。這些人的本質在於他們對手術刀的狂熱信仰。手術刀是大理論家、20世紀的大哲學家。」波爾布特（Pol Pot）將這一思想推向了最極端。他用可怕的一刀切除了社會肌體（Social Body）上壞疽的部分──「新人」，同時保留了「健康」的農民部分。儘管這種思想很瘋狂，但它並不完全是新的。俄國革命者、涅恰耶夫重要的接班人彼得．特卡喬夫（Pyotr Tkachev）在19世紀70年代就已提出消滅所有25歲以上的俄國人。他認為，這些俄國人沒有能力實現他的革命理想。在寫給涅恰耶夫的一封信中，巴枯寧表示反對這種瘋狂的想法：「我們的人民並不是一張白紙，任何祕密社團都可以在上面寫任何想要的東西，例如你們的共產黨計劃（Communist program）。」共產國際要求把舊帳一筆勾銷，毛澤東極好地自比為在一張空白紙上寫作的詩仙，彷彿他真的相信數千年的歷史可以被簡單地忽略。
上面討論的大多數恐怖機制起源於列寧和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但是在所有聲稱起源於馬克思主義的政權中，它們的某些特徵都以不同的強度被發現。每個共產黨國家或共產黨都有自己特定的歷史、有自己特定的地區性和地方性差異，但聯繫總是可以追溯到1917年11月在莫斯科精心制定的模式。這種聯繫構成了共產主義的一種遺傳密碼。
我們怎麼可能了解參與這個可怕體制的人？他們有特定的心理特徵嗎？每個極權主義政權似乎都能找到特別想從事這種行為的一部分人口。它積極地把他們找出來，並提拔進自己的行列。斯大林自己的案例就具有代表性。在戰略方面，他是列寧重要的接班人，能夠在本地或全球範圍內輕鬆地加速業務的發展。從歷史看來，他有可能作為本世紀（譯者註：指20世紀）的大人物之一而出現。他將1922年虛弱的蘇聯轉變為世界兩個超級大國之一，並且數十年來，讓共產主義似乎成為資本主義唯一真正的替代品。
但他也是一個世紀以來最大的罪犯之一。在這個世紀中，大罪犯太容易找到了。早在1953年，鮑裡斯．蘇瓦林和鮑裡斯．尼古拉耶夫斯基就將斯大林稱為本世紀的卡利古拉（Caligula，譯者註：羅馬帝國第三任君王，被認為是個典型的暴君）。托洛茨基始終認為，他是個偏執的瘋子。不僅如此，斯大林還是個非同尋常的狂熱分子，具有特殊的政治天賦，而且是一個不相信民主的人。斯大林是由列寧發起的、涅恰耶夫所夢想的運動之必然產物：一個使用極端主義手段實施極端主義政策的人。
斯大林如此蓄意地從事反人類罪，將其作為一種統治手段，使我們回到了他性格中具俄羅斯特點的一面。他是高加索本地人，在童年和青少年時期，就大量接觸有著金子般的心的強盜的故事，以及abreks，即被開除出家族或莊嚴宣誓要血腥復仇的山民的故事──簡而言之，就是充滿絕望勇氣的男人的故事。他使用化名科巴（Koba）。這是神話中一個強盜王子的名字。這位王子是當地羅賓漢（Robin Hood）式的人物，前來幫助寡婦和孤兒。巴枯寧在其與涅恰耶夫撇清關係的信中寫道：
你還記得當我稱你為abrek（譯者註：意指強盜）並把你的信仰描述為某種abreki的教義問答時，你對我有多麼生氣嗎？你說過，應該讓所有人都變成這樣，說放棄自我、放棄個人的需求和慾望、所有的情感、執著和聯繫應該成為一種正常狀態──全人類的日常狀態。出於殘酷的放棄和極端的狂熱，你現在想制定一個適用於全社會的總體原則。你想要瘋狂的東西、不可能的東西，全然否定自然、人類和社會！
儘管巴枯寧全心致力於這一理想，但早在1870年，巴枯寧就明白，即使革命行動也必須服從一些基本的道德約束。（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裡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