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亞洲──中國和越南，共產黨人的態度有時有點不同。由於儒家傳統，人們給再教育的可能性留下了更多的餘地。中國勞改的運作，寄望於囚犯（被稱為「學員」或「門生」）會在其看守教員的指導下改造自己的思想。但歸根結底，這種思維比直截了當的暗殺更加虛偽。強迫敵人改變方式並屈從劊子手的說教，有可能比直接殺死他們更為惡劣。另一方面，紅色高棉從一開始就採取了激進的政策。由於認為對人口的整個一部分進行再教育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因為這些敵人已經太腐敗了），他們尋求改變人民。為此，他們對知識分子和城市人口進行了大規模的滅絕，試圖通過瓦解敵人的人格並強加給他們不斷的自我批評過程，來從心理上將其消滅。這種自我批評迫使他們蒙受嚴重的恥辱，同時還極有可能遭受最高刑罰。
極權主義政權的領導人將自己視為社會的衛道士，並為他們有權將其選擇的任何人置於死地而引以為豪。基本理由始終是相同的：有科學依據的必要性。在反思極權主義的起源時，茨維坦‧托多洛夫寫道：「幫助建立極權主義思想基礎的，是科學主義（scientism）而非人文主義（humanism）。科學主義與極權主義之間的關係，並不限於通過所謂的科學必要性（生物學或史學的）來為行為辯護：要相信社會的完全透明性，並因此相信通過革命手段改造社會以符合理想的可能性，人必須已經是科學主義的實踐者，即使它是『狂野』的科學主義。」
托洛茨基在1919年清楚地說明了這種「科學的」方法。他在他的《為恐怖主義而辯》（Defense of Terrorism）中宣稱：「暴力革命已經成為一種必然，因為迫在眉睫的歷史需求無法通過議會民主機制找到一條道路。」為了支持這一主張，他提出了「證據」：
無產階級是正在歷史性地崛起的階級……[相比之下，]當今的資產階級是個正在沒落的階級。它不再在生產中起至關重要的作用，並通過其帝國主義的盜用手段，正在普遍地摧毀世界的經濟結構和人類文化。不過，資產階級的歷史性韌勁卻是巨大的。它緊握權力，不願放棄它，從而揚言將整個社會隨自己一起拖入深淵。我們被迫剝除這個階級，然後將其砍掉。紅色恐怖就是用來對付一個儘管註定要毀滅卻不願滅亡的階級的武器。
托洛茨基由此讓歷史變成了一股神聖的力量，一切都必須獻祭給它。他展示了一個革命者無可救藥的天真，幻想一個更加公正和人道的社會將從辯證過程中產生，儘管所採用的手段具有犯罪性質。十二年後，高爾基則殘酷得多：「反對我們的是整個過時的社會，它曾經存在過，應該使我們得以認為自己仍處於內戰中。因此，我們可以很自然地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敵人不投降，則由我們來消滅他們。」同年，阿拉貢寫下了幾行詩，例如「殘酷的需求，在革命的藍眼睛裡燃燒」。
與這些作家不同，考茨基於1918年以勇氣和誠實正視了這個問題。拒絕被革命言論所欺騙，他寫道：「社會主義是要廢除各種剝削和壓迫，無論它是針對階級、政黨、性別還是種族。不過，確切地說，這種社會主義不是我們的目標……如果向我們證明……在某種程度上，如果無產階級和人類的解放完全可以基於私有財產來實現，那麼我們就會拋棄社會主義，同時完全不必放棄我們的目標。相反，這將有利於我們的目標。」儘管考茨基是馬克思主義最知名的擁護者之一，但他把人文主義放在了他的馬克思主義對科學的信仰之前。
把人們處死需要一定數量的研究。相對較少的人積極希望其同胞死亡，因此必須找到促成這種死亡的方法。最有效的手段是通過非人化（dehumanization）過程否認受害者的人性。正如阿蘭．布羅薩特（Alain Brossat，譯者註：法國當代著名哲學家）所指出的那樣：「清洗的野蠻儀式和全速運行的滅絕機器的理念，在迫害的話語與實踐方面，與將他人（the Other）動物化（animalization）緊密相關，與讓真實或虛構的敵人淪為動物狀態（zoological state）緊密相關。」
這一過程有許多例子。在莫斯科大審判中，檢察官安德烈．維辛斯基──一位接受過傳統經典培訓的知識分子，投身於一股名副其實的動物化狂熱中：
槍斃這些瘋狗！去死吧，這個對人民隱藏其凶猛牙齒和鷹爪的團夥！打倒禿鷹托洛茨基！從其嘴裡滴下來的血腥毒液，腐蝕了馬克思主義的偉大理想！讓我們使這些撒謊者無法造成傷害，這些在腐爛的屍體周圍跳舞的可悲的侏儒！打倒這些卑賤的畜生！讓我們一勞永逸地消滅這些狐狸和豬的卑鄙雜種，這些臭屍！讓他們可怕的尖叫聲最終結束！讓我們根除資本主義的瘋狗吧，他們想把我們新生的蘇維埃國家的花朵撕成碎片！讓我們把他們對我們領導人的野蠻仇恨塞回他們的嗓子吧！
讓-保羅‧薩特也在1952年粗魯地說：「任何反共產主義者都是狗！」這種妖魔化為動物的言論，似乎支持安妮．克裡格爾關於被操縱之審判秀的公共教育功能的言論。就像在中世紀的神祕劇中一樣，一切都被安排好了，這樣好人就不再懷疑托派異教徒壞蛋或「世界主義猶太復國主義者」（cosmopolitan Zionists）的真實身分：他們代表了魔鬼的化身。
阿蘭．布羅薩特回憶說，歐洲喧鬧的慶祝和狂歡開啟了將他人動物化的長期傳統，這種傳統重新出現在18世紀的政治漫畫中。這種隱喻式的儀式使各種隱藏的危機和潛在的衝突得以表現出來。在20世紀30年代的莫斯科，根本沒有隱喻。被動物化的對手實際上像要被追捕的獵物一樣被對待，然後頭部中彈。斯大林將這些方法系統化，且率先進行大規模使用。它們也被他在柬埔寨、中國和其它地方的後繼者所採用。但斯大林本人並沒有發明這些方法。責任或許應當落在列寧肩上。掌權後，他常常把他的敵人稱為「有害的昆蟲」、「虱子」、「蠍子」和「吸血鬼」。
在被稱為「工業黨審判」（Industrial Party Trial）的被操縱的表演秀中，國際人權聯盟（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the rights of man）發出了一份由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和托馬斯．曼（Thomas Mann）（譯者註：1875年～1955年，德國作家，1929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等人簽名的抗議請願書。高爾基以一封公開信作出回應：「我認為，處決是完全合法的。工農政權把敵人像虱子一樣消滅，是很自然的事。」
對於這一動物化過程，布羅薩特得出了以下結論：
一如往常，極權主義的詩人和屠夫首先通過其所用的詞彙暴露了自己的身分。俄國劊子手的「肅清」，是納粹暗殺者所進行的「治療」的近親，是一場無法挽回的精神和文化災難在語言上的縮影，這場災難在蘇聯舞台上一覽無餘。人類生命的價值觀崩潰了，把人分門別類的思維（「人民的敵人」、「叛徒」、「不可靠分子」等）取代了倫理思想……在納粹滅絕者的話語和實踐中，將他人動物化無法與對種族純化和污染的痴迷分離開來，它與種族意識形態密切相關。它是用無情劃分等級的種族術語「次等人類」（subhuman）和「超人」（superman）構想出來的……但在1937年的莫斯科，關於種族的話語和與之相關的極權主義措施卻大相逕庭。相反，重要的是對「他人」的完全動物化，這樣，讓一切皆絕對有可能的政策就可以付諸實施了。
然而，有些人毫不猶豫地越過意識形態障礙，把關注點從社會轉移到種族上。高爾基在1932年的一封信中（應當記住的是，他是格別烏頭目根裡克．雅戈達的私人朋友。其子也為該組織工作）寫道：「就敵人而言，應當由生物意義上的厭惡培養出階級仇恨。必須把敵人視為劣等人。我深深地相信，敵人是我們的次品，不僅在物質層面上而且在道德意義上都是墮落者。」
他把這些思想推向其邏輯極限，贊成創建蘇聯實驗醫學研究所（U.S.S.R. Institute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1933年初，他寫道：
這樣的時刻日益臨近：科學將傲然地向普通人講話並說，你們是否希望對有機體的所有疾病、殘障、缺陷、衰老和過早死進行詳盡而精確的研究？不能單靠對狗、兔子和豚鼠的實驗來進行此類研究。對人類的實驗是必不可少的，因為必須研究的是有關機制是如何作用於人類的，包括機體機能、細胞內過程、造血作用、神經化學以及有機體內發生的所有過程。需要數百隻人類豚鼠（Human Guinea Pig）。這將是對人類真正的幫助。相較於為了讓可悲的、在生理心理和道德上墮落的捕食者和寄生生物一類感到舒適而消滅數千萬隻健康生物，這將重要和有用得多。
如此一來，社會歷史科學主義的最糟糕部分又重新與生物科學主義聚合在了一起。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裡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