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隨後進入了革命的第三階段。該階段在1953年以前具體體現在斯大林身上。它以廣泛存在的恐怖為特徵。這種恐怖在1937年和1938年的「大清洗」中得到了最強烈的表現。其後，斯大林找到了更多要消滅的團體，不僅針對整個社會，而且針對國家機構和黨的機構。這種恐怖不需要戰爭的特殊情況就可以啟動；它發生在和平時期。
希特勒很少在鎮壓中發揮個人作用，他把這些不光彩的任務交給了希姆萊等可靠的下屬。相比之下，斯大林始終對此類事情懷有濃厚的個人興趣，並在此過程中發揮了核心作用。他親自在包含數千個待槍決者姓名的名單上籤了名，並迫使政治局其他成員也這樣做。在1937年和1938年為期14個月的大恐怖期間，有180萬人在42場精心準備的龐大行動中被捕。其中近69萬人被殺。內戰的氛圍千差萬別，但它依然是日常生活的一個固定內容。「階級戰爭」一詞經常被用來代替「階級鬥爭」，對此沒有什麼隱喻。政治敵人不是被指名道姓的對手，甚至不是敵人階級：它是整個社會。
以摧毀社會為目標的恐怖，在其蔓延的過程中最終必將觸及由黨本身所構成的反對派。儘管在列寧統治下，從1921年開始，任何偏離黨的路線的人確實都受到了懲罰，但主要的敵人實際上始終不是黨員。在斯大林統治下，黨員本身成為潛在的敵人。基洛夫被暗殺為斯大林提供了開始在黨內實行死刑所需的藉口。為此，他更加靠近涅恰耶夫。巴枯寧在與涅恰耶夫決裂時向他提出了以下警告：「我們活動的基礎應當是簡單的理想，例如講真話、誠實和革命兄弟之間的信任。說謊、欺騙、故弄玄虛以及必要的暴力應當只用來對付敵人……而你，我的朋友，這就是你犯的錯的最嚴重之處──你陷入了羅耀拉（Loyola，譯者註：1491年—1556年，宗教改革時期天主教會的重要人物、西班牙耶穌會會祖、神學家、組織家以及靈修家）和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譯者註：1469年—1527年，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和哲學家，基於「人性本惡論」，提出了「君主無倫理，政治無道德」的政治倫理思想）體系的魔咒……你被警察戰術和虛偽的手段迷惑了，並且正在使用這樣的理念來管理你的組織……因此，你最終將自己的朋友當作敵人來對待。」
在斯大林統治下，劊子手最終成為受害者。布哈林在其黨內老同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被處決後，公開宣稱：「我好開心他們像狗一樣被槍斃了。」不到兩年後，布哈林本人也像狗一樣被槍斃了。斯大林主義的這一特徵在全世界共產黨國家中變得很普遍。
在消滅自己的敵人之前，斯大林在一場審判秀中讓他們示眾。憑藉著對社會革命黨人的審判秀，列寧於1922年引入了這一策略。斯大林只是改進了這一方法，使其成為他的鎮壓機器的永久性特徵，於1948年以後在東歐廣泛應用。
安妮‧克裡格爾說明了這些審判是如何被用作一種可怕的社會清洗機制，以及在一個無神論者的國度裡，這些審判是如何逐漸取代宗教傳統上所斷言的地獄的。它們也被用來加深階級仇恨和公開將敵人污名化。亞洲共產主義將這一程序推向了其邏輯極限，以至於舉辦了「仇恨日」活動。
斯大林在仇恨教育中增添了神祕色彩：對受害者的逮捕、判決及其命運完全籠罩在謎團中。與恐怖緊密相連的神祕感和保密性給全體民眾帶來了可怕的痛苦。
由於認為自己處於戰爭狀態，布爾什維克建立了一套含有「敵人」（the enemy）的詞彙，例如「敵特」（enemy agent）和「支持敵人的人口」（populations lending support to the enemy）。按照戰爭模式，政治回復到過於簡單化的術語。「非敵即友」的二元對立，作為「勢不兩立」（us versus them）的無情心態的一部分，得到全面應用；軍事術語「陣營」反覆出現：革命陣營與反革命陣營水火不容。人人都被迫選擇自己的陣營，違者以死論處。布爾什維克由此回到了古老的政治形式，摧毀了50年的民主和資產階級個人主義。
要如何定義敵人呢？政治淪為內戰。在這場內戰中，兩支敵對力量──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發生衝突，前者不得不通過任何必要手段消滅後者。敵人不再是舊政權、貴族、資產階級和軍官，而是任何反對布爾什維克政策的人。表示反對者被立即定為「資產階級」，並受到相應的對待。在布爾什維克看來，「敵人」就是對布爾什維克絕對權力構成障礙的任何人，無論其屬於什麼社會類別。這種現象立即出現在蘇維埃選舉大會上，甚至比恐怖還早。考茨基預見到了這一發展。當時，他於1918年寫道，唯一獲准選舉蘇維埃代表的人將是
「通過有用或富有成效的工作來謀取生計」的。什麼是「有用和富有成效的工作」？這是一個頗有彈性的術語。對被排除在選舉權之外者的定義同樣具有彈性。他們包括任何僱用工資勞動者來盈利的人……人們看到，根據《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幾乎未經任何推敲就被貼上資本家標籤並喪失選舉權。選舉權定義所具有的彈性，為最大程度的任意性打開了大門。這種彈性歸因於該定義的對象，而不是其制定者。對無產階級清晰而精確的法律定義，是不可能制定出來的。
「無產階級」一詞在這裡起著與「愛國者」一詞對於羅伯斯庇爾來說相同的作用。「敵人」也是一個完全具有彈性的類別，它可以擴展或收縮以滿足當下的政治需要，成為共產黨思想和實踐中的關鍵因素。正如茨維坦‧托多洛夫所說的那樣，
「敵人」是為恐怖極好的開脫，極權主義國家需要敵人來生存。沒有敵人，就創造敵人。一旦他們被認定，便會受到毫不留情的對待……成為敵人是無法消除的遺傳性污點……正如人們經常所指出的那樣，猶太人被迫害不是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而是因為他們是什麼。共產主義也毫無兩樣。它要求把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來鎮壓（或者在危機時刻予以消滅）。屬於這個階級就夠了：實際上根本沒必要在乎他們已經做下什麼事情。
一個根本問題依然存在：為什麼敵人應當被消滅？用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術語來說，鎮壓的傳統作用就是「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規訓與懲罰的時代結束了嗎？階級敵人變得「無可救藥」了嗎？在古拉格，普通罪犯系統性地受到優於政治犯的待遇。通過表明這一點，索爾仁尼琴作出了一種回應。發生這種情況不僅是出於實際原因（他們幫助管理營地），而且是出於理論原因。蘇聯政權的目的之一是打造新人，這樣做意味著對最不知悔改的犯人進行再教育。這也是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和卡斯特羅統治下的古巴一個關鍵的宣傳問題。
但為什麼應殺死敵人呢？對敵人的識別，一直在政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連福音書（gospel）中都說：「不與我相合的，就是敵我的。」新鮮的是，列寧不僅堅稱不站在他那一邊的就是反對他的，而且堅稱，反對他的就得死。此外，他還將這一原則擴展至政治領域以外，到達全社會更廣的領域。
恐怖涉及雙重變化。對手首先被貼上敵人的標籤，然後被宣布為罪犯，這導致他被社會所排斥。排斥很快就變成了滅絕。通過救世主式的馬克思主義工程，由無產階級來重新統一人類，尋找一條純淨的、通往統一而不再對立的人性之路，是極權主義的根本問題，非敵即友的辯證法不再足以解決它。這一理想被用來支持黨、社會、整個帝國的強行統一，並淘汰任何未能適應新世界的人。在相對較短的一段時間後，社會從政治鬥爭的邏輯轉為排斥的過程，再轉為消滅的意識形態，最後轉為對「不純分子」的滅絕。在這條路線的盡頭，是反人類罪。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裡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