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闡述全球極權主義者如何利用中共病毒（武漢病毒、新冠病毒），在教育領域帶來可能毀滅人類自由的所謂「大重置」（Great Reset）。本文是美國教育系列評論的第18篇（第一節）。
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行為心理學家斯金納（B. F. Skinner）提出，兒童可以像馬戲團的動物一樣被調教和訓練，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教育」。這曾被認為是一個激進的想法，至少在當時是這樣。
但現在這種「新型教育」已經初具雛形了。
科學家在所謂的斯金納箱（Skinner Boxes）內對動物進行實驗，利用簡單的獎懲制度來鼓勵或阻止某種行為。在一個典型的斯金納箱內，動物會發現一個鑄塊或槓桿。每當它表現良好並按下槓桿時，該動物就會獲得食物或飲料等獎勵。包括電擊在內的懲罰也可以對錯誤的行為進行懲罰。
通過「教學機器」的「程序化指導」，經過足夠多的調教，動物學會了完全按照科學家的要求去做。目的已經達到了：利用這個被稱為「操作性條件」的過程可以科學地改變行為。最終，斯金納也希望能夠預測行為。
在他把人類僅僅看作是生物刺激與反應器的觀點激勵下，斯金納理論上認為，像老鼠和鴿子一樣，兒童也可以通過「教學機器」被調教成特定的行為方式。雖然斯金納改變動物行為的實驗相對比較成功，但下一個前沿課題是找出兒童的態度、價值觀和信仰是否也可以被操縱。
早年（1950年代）有一則醜聞涉及到雜誌上一張斯金納本人幼女的照片，照片中的女孩被認為是一個「斯金納箱」的實驗品（事後被闢謠），這張照片當時引起了公眾的憤怒。因此，在斯金納箱（或所謂的「操作性條件室」[Operant Conditioning Chamber]）中對兒童進行行為操控實驗在當時是不受美國民眾歡迎的。
然而，今天同樣的（斯金納箱）原則也在現代教育中發揮著作用。但今天的方法不是鑄塊或槓桿，而是涉及電腦、算法、人工智能（AI）和大數據（Big Data）。如果不加以控制，人類可能會瀕臨一場可能永遠無法恢復的災難。
中共病毒加快人工智能和高科技在教育領域的應用
美國公眾對中共病毒的警覺和擔憂，正被教育機構、全球組織以及他們的高科技盟友們武器化，而試圖從根本上改變美國公立學校的教學模式。在中共病毒的掩護下，現在美國的教育界正在以去年還無法想像的方式發生著變化。
例如，用有趣的聲音或圖像來獎勵兒童學習的人工智能計劃，正在以一種將徹底改變當前教育的方式（但不是以一種好的方式）推出。儘管那些「專家」和希望從這場變革中獲利的人或組織對所謂的「個性化教育」（personalized education）使用了圓滑的營銷手段，但真正的危險在於，這些工具將使統治精英們能夠以以前無法想像的規模操縱甚至控制兒童。
根據其倡導者的說法，教育模式數字化的轉變也是全球「大重置」（Great Reset）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所謂的「大重置」是一個由聯合國（UN）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支持的全球計劃，旨在從本質上建立全球共產主義（他們說，你將一無所有）和技術官僚統治，以取代當今的民主自治體系。
當然，這個勇敢的新「教育」世界對於民眾的自由、隱私和真正的教育來說是個可怕的消息。不過，對於未來的社會工程師和烏托邦式的中央規劃者來說，這正是幾十年來教育博士「軍團」和高科技與心理學的「牧師們」所下達的「軍令」。
從為了多使用電腦程序和算法教學而排擠教師，到把在學校課堂授課變成網上教育，這個新教育模式可在每個孩子身上源源不斷地收集永久數據和記錄，同時讓政府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獲取個人信息。這些變化將對整個社會的未來產生巨大的影響。
數字化和將教學全盤轉移到網上操作的趨勢也將使教育機構更容易通過電腦化的虛擬獎懲手段來操縱學生。電腦系統將追蹤每個孩子的學習態度和行為，這些孩子的思想最終將被隱藏在技術背後的人隨意改變，因為孩子們無意識地盯著他們的電子設備，尋求下一個虛擬獎勵。
在疫情的影響下，美國當下的教育轉型被宣傳為繼續提供「教育」所必需的。但實際上，如果不加以制止，正在創建中的電腦教學工具和系統對孩子們的危害將遠遠超過病毒。
儘管美國當下的教育模式變化很大，但公眾對此的討論卻很少。是的，全球精英和政策專家們正在談論它，而且相當公開地討論它。但在普通公民和選民層面，這種變化即使被提及，也被普遍認為是一種凌駕於公眾意見之上的必然性。這些變化也在全世界範圍內發生著。
全球主義者與「大重置」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簡稱WEF）的創始人施瓦布（Klaus Schwab）也許是「大重置」（Great Reset）的主要倡導者。他在WEF網站上的一篇文章中極力鼓吹為了應對中共病毒，「我們社會和經濟的所有方面，尤其是教育，必須接受『改造』」。
甚至在2020年6月份各大國際組織和大企業公開推出「大重置」計劃之前的幾個月，WEF就已經在宣傳其應對中共病毒的教育大變革建議。
例如，在4月3日一篇標題為「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說，疫情期間的在家教育可能會永遠改變教育模式」的報告中，WEF資深作家布魯姆（Douglas Broom）對教育的預期轉變以及「技術如何取代面對面教學」大加讚賞。
「專家們認為，教師在疫情期間所使用的技術手段可能會帶來持久的教學變化，未來科技將在教育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布魯姆解釋說。他指出，人們越來越依賴微軟、谷歌和Zoom等大科技公司。
WEF報告中所引用的所謂專家們非常清楚，即將到來的教育轉型遠遠超出了簡單地用在網上教學取代面對面教學的範疇。
例如，報告中引用的一位專家描述了教師本身角色的根本變化。他們將不再「傳授知識」，取而代之的是，他們將與孩子們一起成為「知識的共同創造者」。
說得更直白一點，在這個有中共病毒的教育「美麗新世界」裡，教師將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教書育人的老師，而有可能成為某種形式的學生保姆。電腦和算法將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教師。
在WEF的另一篇關於中共病毒如何徹底改變教育的文章中，WEF的兩位通信負責人指出，許多人正在將「網上學習作為他們『新常態』（new normal）的一部分」。
施瓦布在他的《大重置》一書中，對他所描述的（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加速」大為滿意，並認為中共病毒是「催化劑」。
施瓦布說：「全世界的人長期待在家裡的一個主要影響是數字世界將以一種決定性的、往往是永久性的方式擴張和進步。」他引用谷歌首席執行官皮查伊（Sundar Pichai）的預測，認為這將對教育等部門產生「重大而持久的」影響。
在關於「數字化加速」的一章中，施瓦布的書中指出，在疫情「禁閉」期間，人們處理大部分的日常事務都依賴於互聯網，包括教育。
在亞洲和其它地區，向數字化和在線教育的轉型是如此迅速，以至於「傳統的教育方式將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來驗證其價值並證明其收費的合理性。」這位WEF創始人說道。
施瓦布接著極力宣揚了一個被稱為「eversion」的概念。在這個概念中，每個人都被迫進入一個「數字化的、『失重』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教育等活動「別無選擇，只能以數字化的方式進行」。而這種在線轉變將是永久性的，他補充道，「用於輔導和其它形式支持的應用程序」將成為新的常態。
當然，全面的監控和控制遠不止於教育。施瓦布甚至提到「智能廁所」，這種智能廁所將追蹤「健康數據」並進行「健康分析」。
但還有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施瓦布說，「大重置」的關鍵要素之一是「第四次工業革命」（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這將導致「我們的身體、數字和基因身分的融合」。
這其中可怕和生存性的危險應該是顯而易見的，尤其是在學校裡以「教育」為幌子對孩子們使用時。
（大重置）支持者幾乎不屑於隱瞞，教育的一個關鍵目標是讓孩子們為生活在一個技術專制的國家做準備。在那個「美麗新世界」裡，民眾自治（self-government）將被科學家、工程師和其它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專家」統治所取代。
「教育必須從舊的思維模式中解放出來，滿足所謂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要求。所以，它必須讓年輕人為科技進步所統治的世界做好準備。」Ioan Craciun在為羅馬尼亞網絡安全雜誌撰寫的一篇標題為「大重置——教育與數字掃盲」（The Great Reset—Education & Digital Literacy）的文章中寫道，聽起來就像昔日的共產黨策劃者。
（未完待續）
譯註：在本文中多次出現的用詞「美麗新世界」是援引英國作家阿道斯‧雷歐那德‧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於1932年發表的一本反烏托邦小說《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該故事設定在公元2540年的倫敦，描述了與當今社會迥異的「文明社會」的一系列科技，如人類試管培植、睡眠學習、心理操控、建立嬰兒條件反射等。在這個想像的未來新世界中，人類已經人性泯滅，成為在嚴密科學控制下，身分被註定、一生為奴隸的生物。新「文明社會」的箴言是「共有、統一、安定」。該小說與《一九八四》和《我們》並列為世界三大反烏托邦小說。
作者簡介：
亞歷克斯‧紐曼（Alex Newman）是一位屢獲殊榮的國際記者、教育家、作家和顧問，他與人合寫了《教育者的罪行：烏托邦是如何利用公立學校摧毀美國孩子的》（Crimes of the Educators: How Utopians Are Using Government Schools to Destroy America’s Children）一書，他還擔任「自由前哨媒體」（Liberty Sentinel Media）的首席執行官，並為美國和國外的各種出版物撰稿。
本文是作者「美國教育研究」的系列文章的第18部分。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觀點。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