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國父孫中山先生,大家都知道他的三民主義,即由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這是他所倡導的民主革命綱領,是其民主思想的精髓和高度概括。
具體而言,民族主義就是反對滿清專制和列強的侵略,打倒與帝國主義相勾結之軍閥,求得國內各民族之平等,承認民族自決權;民權主義就是實行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人民有選舉、罷免、創製、複決四權(政權)以管理政府,政府則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試、監察五權(治權)以治理國家。民生主義其最重要之原則有兩個,一為平均地權(實行耕者有其田),二為節制資本(私人不能操縱國民生計)。
但是歷史上蘇共和中共卻將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公然篡改成為「舊的和新的兩個三民主義」,甚至用所謂「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之所謂三大政策,來掉包式地作成「新」三民主義的內容,實在是對孫中山先生和天下人的公開背叛和欺騙。對此,歷史學家辛灝年在其所著《誰是新中國》上卷第三章中做了充分的揭露。
辛灝年現在指出,首先,孫中山先生自提出三民主義思想,並在1905年《民報》創刊號上正式闡釋三民主義的精義,直至他1925年3月12日辭世,就從未說過他曾有過「新、舊」兩個三民主義,更未說過他有了「新」的三民主義,已不再要「舊」的三民主義了。
其次,查遍《孫文全集》和中國國民黨文獻,亦從來沒有新、舊三民主義之任何提法與說法。1924年1月,自國民黨「一大」召開,「聯俄容共」做法付諸實行始,直至該年七月孫中山先生在廣州系統講演三民主義 —— 民族主義六講,民權主義六講,民生主義四講,後成書出版凡數十萬字,他講的仍然是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非但沒有所謂「新」,亦更沒有所謂「舊」,自然也就不可能稱那個由蘇俄顧問和中共一起製造的「三大政策」,竟是他的「新」三民主義了。如果要有什麼「新」,那就是「新」在他曾於民生主義第四講中,系統地批判了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和俄國的共產革命——這才是孫中山先生於民主革命理論建設中,最後、也是極為重要的貢獻。因為正是這個貢獻,才在民主革命理論上劃清了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中國國民革命和俄國共產革命的根本界限。
第三,所謂「新三民主義」,即被蘇俄和中共解釋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純屬捏造。近年來中國大陸歷史反思的結果,已一再證明它們不過是共產黨的「創作」。中國大陸學者陳錫其早已在他的論文「孫中山與國民黨一大」中指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這是日後『總結』的提法。」至於日後是誰總結的,他顯然不敢說。另一位中國大陸學者黃彥則進一步於論文中指出:「如果有人看了某些文章上面說的,國民黨一大宣言確定了三大革命政策以後再去查閱宣言的話,肯定會感到失望,因為它的二十三條(一作二十二條)對內對外政策都沒有這樣的條文。」如果說這兩位大陸學者已經論證,所謂國民黨「制定了三大政策」純屬「虛構」,則中國大陸學者魯振群尤在他的論文「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裡面,進一步地證明說:「三大政策是在1926年11月及12月間由陳獨秀和中共中央所提出。」因為為了拖延、反對和破壞中國國民黨與蔣介石所領導的北伐迅速走向成功,192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決議謂「迎汪(精衛)復職,以與蔣分權,繼續總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這個目前所見到的第一次完整提出三大政策概念的文件,竟是共產黨的文件。是因為孫中山先生逝世,蔣介石護黨,北伐就要走向成功,才逼迫著中共為再度分裂國民黨,破壞國民黨北伐和意在打倒國民黨新領袖蔣介石,而使用的陰謀策略。並且,直至1927年春天,才由蘇俄顧問鮑羅廷在武漢創辦的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上,首次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並首次公開稱這個所謂的三大政策就是「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然而,此時,孫中山先生已經逝世兩年有餘。然而,十年之後,在毛澤東和中共曾數次發表的「抗日」宣言和決議中,竟又將由他們所「創作」的「新」三民主義,「還原」成了「舊」三民主義,並一再地表白他們願意為實現孫中山先生「民族獨立、民權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三民主義而堅決奮鬥了。
由此可見,「新三民主義」完全是中共捏造的,三大政策亦是蘇俄和中共的「政策」。誠如辛灝年先生所言:「指孫中山先生有『新三民主義』,並且指三大政策就是『新三民主義』,更借宋慶齡之口,妄指它們竟是孫中山先生所『手定』的主義和政策,則只能證明中共既要拉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大旗,以為正統,又要毀孫中山三民主義,以進行謀篡、背叛和欺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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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