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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群：為什麼我敢在中共監獄裡跟江澤民「叫板」

2021年07月14日時政評論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尉健行撰稿人王友群博士。（大紀元資料庫）

香港立法會全體議員：

您們好！

7月9日，我在香港大紀元發表了致您們的第一封公開信《七問香港立法會全體議員》。雖然提出的問題很尖銳，但是，回答這些問題，不需要什麼高深的理論，僅憑常識，就能判斷誰是誰非。

上述公開信中，我談到：在被中共非法監禁的五年裡，我依法寫了一系列檢舉、控告前中共黨政軍最高領導人江澤民的信，不僅多次向江澤民索賠1,000萬元人民幣，而且多次提出由最高法院依法判處江澤民死刑絲毫不為過。

出乎中共所有參與迫害法輪功的官員意料之外的是，北京市西城區法院法官徐麗文，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法官賈連春，都沒有對我向江澤民提出巨額索賠要求說一個「不」字，都沒有認定我「誣陷」、「敲詐勒索」江澤民。

這裡，再跟各位談一談為什麼我敢在中共監獄裡跟江澤民「叫板」。我想，我至少點到了江澤民的三個「死穴」：

第一，江澤民犯了「危害國家安全」的重罪。

中共刑法第102條規定：「勾結外國，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的，處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第113條規定：「對國家和人民危害特別嚴重、情節特別惡劣的，可以判處死刑。」

江澤民發動迫害法輪功之後，攻擊法輪功的一條重要理由是：「法輪功賣國」。據我所知，法輪功沒有出賣中國一寸領土。為了弄清「到底誰賣國」這個大是大非問題，我對這個問題進行了研究。

2008年7月1日，我寫了《江澤民是「分裂中國」的千古罪人》，仔細考察了江澤民出賣中國領土、危害國家安全、分裂中國的嚴重犯罪問題。

比如，1999年12月9日，江澤民跟俄羅斯總統葉利欽（Boris Yeltsin）在北京簽署《關於中俄國界限東西兩段的敘述議定書》，完全承認腐敗無能的晚清政府與沙俄簽訂的一系列等不平等條約，將沙俄侵占的中國東北一百多萬平方公裡領土無條件送給俄羅斯，包括外興安嶺以南、黑龍江以北六十多萬平方公裡，烏蘇裡江以東四十多萬平方公裡。

又比如，2002年，江澤民決定跟俄羅斯「大體平分」1929年蘇共中央總書記史太林（Joseph Stalin）下令出兵占領的中國的黑瞎子島，將黑瞎子島的一半（約164平方公裡）無條件送給俄羅斯。

上述一百多萬平方公裡的領土，相當於多少個香港？各位香港立法會議員自己可以算一算。

江澤民的上述賣國行為，導致的後果是非常嚴重的。中國跟韓國、日本、菲律賓、越南、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汶萊、印度等周邊國家都存在領土或領海爭端，至今沒有一個得到妥善解決。為什麼？江澤民賣國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誰都不買中共的帳！

寫完《江澤民是「分裂中國」的千古罪人》之後，我將此文以掛號信方式，寄給北京市西城區德勝街道辦事處610辦公室官員韓軍，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長王利明等。

我被關押在北京市西城區看守所期間，就江澤民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問題，寫了不少檢舉信、控告信，上交李東警官。

如上所述，北京市西城區法院法官徐麗文、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法官賈連春，對這些信都沒有說一個「不」字。

尤其是，在《江澤民是「分裂中國」的千古罪人》一文的結尾處，我痛斥江澤民是一個「禍國殃民」的「政治騙子、政治流氓、政治混混、政治臭蟲、政治垃圾、政治敗類」。對此，徐麗文法官、賈連春法官，都沒吭一聲。

第二，江澤民故意放走了賴昌星。

在中共監獄裡，我檢舉了隱藏在中共最高層、向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主犯賴昌星洩露絕密文件問題。

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是1949年10月1日中共奪取政權以來發生的涉案金額最大，涉案中共黨、政、軍官員人數最多，在國內外影響極壞的大案要案之一。經查：這個犯罪團夥走私貨物價值人民幣530億元，偷逃稅款300億元。

1999年4月的一天，時任海關總署署長牟新生，收到一份從中央辦公廳信訪局轉來的舉報信，厚達74頁，信後附有走私的單據，隨信列出的涉案人員涉及黨、政、軍廳（局）級以上官員16人，包括時任公安部副部長李紀周、總參二部部長姬勝德、廈門海關關長楊前線和廈門市委、市政府幾位高官，舉報的走私案值高達五百多億元人民幣。

1999年4月20日，時任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干，在海關總署提交的報告上批示，以海關為主，組織力量查辦賴昌星案，公檢法參加，涉及內部人員職務犯罪的，由中紀委牽頭徹查。

由於此案屬於大案要案，而且涉及中央軍委總參謀部高官，查辦此案不是羅干一個人能決定了的。羅干的批示必須得到時任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的批准。也就是說，在羅干的批示上，肯定有江澤民批示的意見，至少是圈閱，表示同意。

中央4.20專案組組長是時任中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長何勇，副組長是監察部副部長干以勝、海關總署署長牟新生。然而，就在中央領導的批示下發傳達前6天，也就是何勇、干以勝、牟新生看到中央領導批示的前6天，賴昌星就得到了他將被查處的消息。

中央領導的批示，毫無疑問，是絕密文件。將中央領導的批示洩露給賴昌星，毫無疑問，是洩露絕密文件。這起重大洩密案至少導致三個嚴重後果：第一，促成賴昌星大量銷毀走私證據；第二，促成賴昌星迅速轉移走私資產；第三，促成賴昌星「安排」七十多名走私骨幹到國（境）外「避風」。

從1999年4月20日羅干做出批示，到1999年8月10日賴昌星逃往加拿大，中共內部一直有人給賴昌星通風報信。

賴昌星在第一時間得知中央領導的批示後，不是立即逃往國外，而是先後拿著3,000萬元到北京「打點」關係。1999年6月20日，中央4.20專案組進駐福州。幾乎與此同時，賴昌星從從容容地安排七十多名走私骨幹到國（境）外「避風」，他本人也去了香港。

中央4.20專案組不得不做出大隊人馬撤離福州的決定，同時派人暗中監控。兩個月後，賴昌星從香港潛回廈門。1999年8月10日晚12時30分，200名特警分成5個組，同時撲向賴昌星可能落腳的5個地點，結果，全都撲了個空，賴昌星在特警的眼皮底下，順利逃到香港，然後，從香港飛往加拿大。

在賴昌星逃亡加拿大之前，作為當時的中共黨政軍最高領導人，江澤民完全可以及時抓捕賴昌星，並將向賴昌星洩露絕密文件者繩之以法。但是，當時，江澤民根本不想抓賴昌星，甚至在情報部門監聽到賴昌星企圖「暗殺」4.20專案組副組長牟新生之後，也沒有對賴昌星採取行動，而是聽任他從廈門到北京，從北京到廈門，從廈門到香港，從香港到廈門，再從廈門到香港，直到最後飛往加拿大。

2001年2月24日，加拿大作家盛雪在溫哥華採訪賴昌星時，問道：「你跟他（指江澤民）的祕書很熟嗎？他有幾個祕書？」賴昌星回答說：「五個。我熟悉三個。一個賈廷安（江澤民辦公室主任），是替他搞文件的。一個小A，年輕的，長得很帥，是警衛。另外還有一個小B，是看家的。這三個我都很熟。不然當初我怎麼知道他們要動李紀周了。我跟李紀周說，他都不相信。別人聽不到的，我能聽到。」

中央領導的批示是不是江澤民的祕書洩露給賴昌星的？

1999年7月20日，江澤民發動迫害法輪功之後，就在7.20當天，全國成千上萬法輪功學員被抓捕。

以我本人為例，7.20當天，北京市公安局警官對我進行了傳喚，對我的住所和在中紀委大院內的辦公室進行了搜查。當晚，由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武警總隊、中紀委監察部派人組成專案組，對我進行「隔離審查」。我被「隔離審查」4個半月、135天，每天24小時，我都處在武警的嚴密監控下，甚至我上廁所、洗澡都有武警在旁邊看著。

審查結果是什麼呢？第一，我沒有1分錢的經濟問題；第二，我沒有本職工作上的問題；第三，我沒有不正當男女關係問題。我唯一的問題是，在法輪功問題上向江澤民講了真話。

對於我這樣沒有任何違法亂紀行為且各方面表現很好的法輪功學員，江澤民的做法是，毫不留情地迫害，包括抓捕、抄家、監控等；對於被舉報走私五百多億元人民幣的賴昌星，江澤民卻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放任不抓，最後，聽任他遠走高飛。

對比江澤民對待王友群和對待賴昌星的截然相反的做法，完全可以說，是江澤民故意放走了賴昌星。

第三，江澤民明知迫害法輪功是錯的還堅持迫害。

1995年9月27日，江澤民在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召集人會議上說：「我在這裡還要強調一個問題。我們的高級幹部，首先是省委書記、省長和部長，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一定要講政治。我這裡所說的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觀點、政治紀律、政治鑒別力、政治敏銳性。在政治問題上，一定要頭腦清醒。」

1999年5月7日，我寫了致江澤民的信《法輪大法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5月8日，以掛號信方式，寄給江澤民。

1999年7月20日，江澤民發動迫害法輪功的當天，就因為寫了上述向江澤民講真話的信，我被「隔離審查」。之後，被開除黨籍、辭退回家。

在江澤民發動迫害法輪功的第8個年頭，2007年1月22日，我重寫了致江澤民的信《法輪大法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同年1月24日，以掛號信方式，寄給江澤民，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干，北京市西城區德勝街道辦事處610辦公室官員韓軍。

2007年3月1日，我到郵局對上述3封信的投遞情況進行了查詢，結果是：寄給江澤民、羅干的信，分別在1月26日、27日「憑國家信訪局傳達室收信章妥投」，寄給韓軍的信，1月27日「憑德外辦事處章妥投」。

江澤民是中共迫害法輪功的最高決策人，羅干是當時江澤民迫害法輪功在中共最高層的代理人，韓軍是中共迫害法輪功最基層的官員。

然而，江澤民、羅干、韓軍收到我的信《法輪大法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之後，全都變得「不講政治」了，他們的「政治方向」全都迷糊了，「政治立場」、「政治觀點」全都喪失了，「政治紀律、政治鑒別力、政治敏銳性」全都變成零了，長時間一聲不吭。

為什麼？答案很簡單：他們都知道迫害法輪功是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