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我們這些從事國際關係和全球研究的人來說，一個最喜歡的猜謎遊戲就是，回答西方大國應該如何應對中國這個問題。毫無疑問，這個曾經被稱為「沉睡巨龍」的國家已經甦醒，並以其咄咄逼人的經濟政策、令人擔憂的間諜活動和反民主的意識形態撼動了國際秩序。
一些學者認為，經濟一體化最好；另一些人則建議，加強在南海的軍事存在，並加強網絡作戰能力。前總統川普（特朗普）試圖通過有爭議的針鋒相對的貿易戰來約束中共。但是，如果有一件事是中共最渴望的，那就是其合法性能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而西方世界未能恰當地利用這一願望。
2022年2月，中共將在北京舉辦冬季奧運會。像中共在2008年主辦夏季奧運會一樣，世界的目光將聚焦於這個製造分裂的全球超級大國。奧運會為美國和我們的西方盟友提供了難得的文化和商業槓桿的結合。我們應該利用這種優勢來真正改變中共日益挑釁性的、失衡的、常常是不道德的行為。要做到這一點，西方盟國必須向中共政權提交一份建設性的要求清單，同時也要強化團結一致的決心，如果要求得不到滿足，就會進行抵制。
如果中共不滿足這些要求，美國和我們的盟友應該阻止體育代表團參賽，讓中共在世界上最偉大的舞台之一上難堪。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能會導致難以忍受的犧牲。但是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必須做到！
毫無疑問，為了完成這一計劃，運動員們要作出巨大的犧牲。付出的汗水和資源都可能付諸東流，包括一生的奉獻、財力和對各自運動的投入——這是任何政治家或高管階層都無法彌補的。正是因為真正的投入，運動員們才應該領導這樣一個大膽的行動。他們理應擁有這樣的權利。運動員領導的抵制運動可能是改變中共行為的最佳機制，因為歷史上其它方法都失敗了。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教授尼古拉斯‧薩蘭塔克斯（Nicholas Evan Sarantakes）在他的《扔掉火炬》（drop the Torch）一書中強調了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總統，對1980年夏季奧運會的錯誤抵制。這一決定只在美國的盟友中引起騷動和蔑視，最終未能將蘇聯從阿富汗趕走。目前，拜登政府還沒有表示要抵制2022年冬奧會。
與此同時，猶他州參議員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提出了一種「抵制的正確方式」，他建議有針對性的抵制，而不是用徹底的抵制來懲罰運動員，允許運動員參賽，同時限制非運動員出席，並以經濟和外交禁運的形式開展非傳統外交。
2021年6月23日，澳大利亞墨爾本，抗議者呼籲澳大利亞政府因中共的人權記錄抵制2022年北京冬奧會。(William West/AFP via Getty Images)
對卡特來說，一場由政治家領導的抵制運動沒有取得效果。至於拜登，尚未做出艱難的決定，也沒有真正的談判機會。而羅姆尼只提出了一個尚未成熟的策略。這三個例子都證明了在政府領導人辯論最佳解決方案時，所涉及的複雜性和妥協性。
1980年冬奧會冰球英雄邁克‧埃魯齊昂（Mike Eruzione）並不建議任何形式的抵制。他認為，如果打敗中國人，特別是在他們的地盤上，中共將顏面盡失，從而為談判造出挽回面子的籌碼。埃魯齊昂認為，「冰上奇蹟」排在美國體育史上偉大時刻的第一位，在艱難時期增強了美國的信心。
（譯者註：「冰上奇蹟」是指1980年紐約州普萊西德湖冬奧會，由大學生組成的美國冰球隊，戰勝了當時強大無比、在冰球界具有超級霸主地位的前蘇聯隊的比賽。）
儘管羅姆尼和埃魯齊昂採取不同的方式，但他們都建議美國運動員在北京代表我們的國家，或者至少擁有選擇權。這一獨特的共同點也是非常美國化的，因為我們的運動員在自由市場競爭。新湧現的運動員在沒有中央政府或體育部門指導的情況下，選擇自己的運動項目。
事實上，我們國家的核心價值觀阻止政府禁止運動員比賽的權利，以及作為觀眾觀看比賽的權利。想像一下，一位美國運動員無視禁令，選擇代表中立國參賽。再想想那些堅定的美國粉絲，還在那裡揮舞著我們的國旗。中國媒體一定會對這樣的場景心花怒放，大肆宣揚美國人藐視自己的政府。
因此，讓運動員遵循他們的集體良知。如果他們想競爭，就讓他們去。如果他們不想，那就積極支持抵制行動，建立真正的聯合陣線。無論是運動員、業餘選手還是職業選手，他們都必須通過民主投票共同決定。結果將決定我們國家，是否有能力向中共提出必須讓運動員滿足的要求。
我們希望運動員通過潛在抵制的必要槓桿來迫使中共採取行動。如果實現了，我們的政治家們就可以著手制定這些要求是什麼。然後，我們的運動員將以自願抵制的威脅提交給中共，作為一種懲罰性的威懾。
同意，我們就來；拒絕，我們就抵制。
最近，運動員的積極行動已經將權力的天平從球隊老闆和各種政府移開。這些抗議成功地趕走了球隊老闆、改變了全明星賽的比賽地點，並改變了隊服的要求。如果全世界的運動員都擺出統一的姿態，發出不參加比賽的威脅，那麼北京將別無選擇，只能改變他們的行為，否則將在國際上陷入尷尬的境地。
而對於運動員來說，做正確的事也能得到回報。雖然（美國短跑名將）約翰‧卡洛斯（John Carlos）、（1968年奧運會200米冠軍）托米‧史密斯（Tommie Smith）和（美國著名拳擊運動員、拳王）穆罕默德‧阿裡（Mohammed Ali ）因為他們的行動而遭受了個人和經濟上的損失，但目前的例子表明這不再是常態。事實上，最近的運動員的行動已經擴大了個人品牌，並因此而增加了收入。
簡而言之，我們應該讓運動員們來做決定。如果這個選擇提供了抵制的紅線槓桿，我們就可以見證最大的遊戲規則改變者——中共的退縮。
所以，對我們國家的偉大運動員們來說……正如耐克經典廣告語，「想做就做！」（Just Do It！）
原文：To Boycott China or Not: Let the Athletes Decide刊登在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
克裡斯‧芬頓（Chris Fenton）長期擔任媒體高管，他也是一名美中問題專家，經常在國家戰爭學院（National War College）講授「國家安全與體育」課程。他還是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和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成員，以及美國亞洲研究所的理事。可在Twitter：@TheDragonFeeder關注他。
科裡‧雷（Corey Ray）是美國海軍上尉，也是國家戰爭學院的助理教授，教授「國家安全戰略邏輯」課程。他創建了一門課程，將通過體育的獨特視角進行的背景分析，與體育作為國家力量的非軍事手段的應用相結合，以設計應對當代安全挑戰的戰略。可在Twitter：@CoreyW_Ray關注他。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