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疫苗強制令所造成的激烈爭論中出現了一線不太可能的希望：左翼陣營內部的裂痕。如果這個裂痕受到壓力，就有可能推翻在道德法律和倫理上都可疑的強制令，或者粉碎左翼政治正確的核心支柱。
讓我們來看一個最近在紐約市發生的故事，那裡的疫情措施是全國最嚴厲的。
紐約市上西區一家受歡迎的意大利餐廳Carmin’s爆發了一場小衝突。這似乎部分緣於該市最近實施的規定，該規定要求食客在餐廳內用餐時必須出示疫苗接種證明。
據報導，女店主和幾名黑人顧客就此問題爆發了爭吵，其中三人被控毆打和毀壞財物罪。
關於這個事件有多種敘述。但據報道，Carmine和被捕的三名婦女的律師都同意，衝突是在兩名沒有接種疫苗證明的男子試圖加入這群女士時發生的。
這些女士的律師聲稱種族主義在起作用。據稱，女店主使用了種族誹謗的言辭，暗示這些婦女使用假疫苗接種卡，並襲擊了她們。
餐館否認了這個說法。
「黑人命也重要」組織不接受餐館的否認。
其組織的紐約分會在Carmine餐館外抗議。
該分會的共同創始人奇沃納‧紐索姆（Chivona Newsome）憤怒地評論了此事。
她說：「在這個城市，18至44歲的黑人中有72%沒有接種疫苗。那麼，什麼能阻止蓋世太保（警察），我是說紐約警察局，圍捕黑人，把他們趕下火車或公共汽車？」
將紐約警察與蓋世太保相比較是令人反感的。正如澳大利亞最近的情況所表明的，我們可以相信警察也是被迫無奈去查看證件或拘留人的。在過去的18個月裡，西方打著公共衛生的旗號，開始扮演反烏托邦的角色。
紐索姆並沒有就此為止。她繼續說：「我們提醒這個城市，你的強制令不會成為另一種種族主義的社會隔離。黑人不會袖手旁觀，否則你會看到另一場暴動。這不是威脅。這是一個承諾。……疫苗接種護照不是實行種族主義的藉口。」
黑人婦女遊行組織（the Black Women’s March）的共同創始人金伯利‧伯納德（Kimberly Bernard）補充說：「我們正在向市長、州長、餐飲業發出通告，我們不會允許你利用這種疫情、疫苗接種卡和口罩作為種族主義的另一個理由，把我們關進監獄，因為監獄裡已經有太多的黑人。」
這些言辭可能看起來誇張，但基本邏輯是成立的。紐約黑人在疫苗接種率方面落後於該市所有其它種族／族裔群體。因此，由於紐約需要接種疫苗證明才能參與日常生活的最基本活動，因此作為被懲罰的目標，黑人的人數多得不成比例。
全國疫苗接種率的數據和紐約市相似。根據凱撒家庭基金會（the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的數據，在43個州中，「至少接種過一次COVID-19疫苗的白人比例（53%）比黑人（45%）高出約8%。」黑人接種率也落後於這些州的西班牙裔人口。
為什麼疫苗接種率的差異很大？嗯，如果紐約的餐館，也許還有全國的企業，被政府強迫員工和顧客接種疫苗，那麼這個負擔的絕大部分將落在黑人身上。
就算不按照最激進的反種族主義者的標準，僅以大多數左派為標準來看，這也是政府強制推行的偏執。
正如反種族主義的伊布拉姆‧X‧肯迪（Ibram X. Kendi）所說，種族主義政策是「任何產生或維持種族群體之間不平等的措施」 。
鑒於不同種族的人的相對疫苗接種率，強制令除了產生或維持種族群體之間的種族不平等之外，還有什麼作用呢？
這些強制令在相對不那麼激進的法律左派的術語中具有「不同的影響」。
「不同的影響」是指像肯迪判斷的那樣，一項政策是否具有歧視性，是基於它結果，而不是它的意圖，即如果一項政策完全是種族中立的，但在不同種族中產生了不同的結果，則可能被視為歧視性政策。
如果疫苗強制令產生不公平——它們具有「不同的影響」，這就給左派帶來了一個悖論。一方面是推行針對疫情的強制政策，另一方面是擁抱左翼思想（註：指極端政治正確的反種族主義思想）。
要麼疫苗強制令是種族主義，要麼「不同的影響」不是種族主義的證據。
這就是左派的兩難窘境。
作者簡介：
本‧溫格滕（Ben Weingarten ）是克萊爾蒙特研究所（the Claremont Institute）的研究員，也是埃德蒙‧伯克基金會「納特康小隊」（the Edmund Burke Foundation’s 「The NatCon Squad.」）的共同主持人。他是《美國英格拉特：伊爾漢‧奧馬爾和進步-伊斯蘭接管民主黨》（American Ingrate: Ilhan Omar and the Progressive-Islamist Takeover of the Democratic Party）一書的作者，目前正在撰寫一本關於美國-中國政策及其在川普政府領導下轉型的書。
原文「Vaccine Mandates Pit COVID Tyrants Against the Woke」刊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