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習近平在中共人大工作會議上講話，提到了「競爭」，並稱之為「制度競爭」。同時，習近平解釋「民主」時，還忽然提到了領導層能否「有序更替」，在此敏感時刻對黨內的罕見喊話，再次透露了他的擔憂。
習近平的「競爭」和拜登的「競爭」
10月6日，中共外事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與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會面後，白宮的聲明繼續強調「負責任地管理兩國之間競爭的重要性」。新華社發布的聲明則反對以「競爭」來定義中美關係。10月14日的中共人大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稱，「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制度競爭是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方面，制度優勢是一個國家贏得戰略主動的重要優勢。」
事隔一週，習近平也談「競爭」，似乎同意了中美「競爭」的概念。假如習近平所說的「競爭」不是指美國，又會指哪些國家呢？
習近平和拜登的敘事方法恰好相反。拜登把對抗或「冷戰」降格描繪成「競爭」或「激烈競爭」；習近平表面上也說「競爭」，實際的解釋卻是對抗和爭霸。兩人說法不同，但都無法迴避中美對抗的現實。
拜登試圖迴避一爭高下，習近平卻偏要一爭高下，因此始終想爭奪「戰略主動」，只是實力不濟、手段有限。無奈之下，習近平把人大的花瓶制度也描繪成了「制度優勢」，還試圖詮釋民主，實際卻揭示了中共政權內外都感到了強烈的危機。
民主只是用來裝飾的口頭禪
習近平稱，「一個國家民主不民主，關鍵在於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當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沒有投票權，更要看人民有沒有廣泛參與權」，「更要看權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監督和制約。」這句話本身的邏輯並沒錯，但在中國大陸，相信絕大多數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現有中共人大制度的存在，就是最好的註腳。
習近平稱，「民主選舉産生人大代表」；絕大多數中國人應該沒有這樣的經歷，也不知道所謂的「人大代表」究竟是如何產生的。但很多人都知道，所謂的「人大委員長」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之一；中共高官退休後，一般都到人大常委會養老，級別高的可能獲得副委員長的頭銜，階別低些的只能混個委員之類。
「人大代表」是被指定的，中共的人大會議一年也只開一次會，平時的權力都在人大常委會。「人大委員長」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人大到底聽黨的，還是聽人民的，也一目了然。因此，中共人大又被稱為「橡皮圖章」，人大代表被稱為「舉手機器」，現在應該叫「按鈕機器」。
習近平也不諱言地稱，「要加強黨對人大工作的全面領導」，各級黨委要「定期聽取人大常委會黨組工作匯報」；「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要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成為自覺堅持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政治機關。」
這些要求，等於把之前所說的「人民當家作主」徹底推翻了。人大不但沒法代表人民監督「黨和政府」，反而要接受黨的監督和領導。「人大代表」還被要求「站穩政治立場，履行政治責任」，「強化政治機關意識」。人大被明確定義為中共的一個「政治機關」。
這樣的制度，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制度優勢」，以這樣的制度對外「競爭」，如今的局面已經「高下立判」。中國沒有民主，中共內部同樣沒有民主，中共權力交接的血雨腥風更毫無「優勢」可言。
中共領導層能否「有序更替」？
習近平在講話中少見地談到了權力更迭的敏感話題，他說，「評價一個國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國家領導層能否依法有序更替」，「社會各方面能否有效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國家決策能否實現科學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過公平競爭進入國家領導和管理體係。」答案當然又是否定的。中共的權力更迭，每每伴隨著激烈內鬥，可謂無法無序；勝者為王，敗者至少會成為階下囚，甚至被處死。中共高層的決策，更談不上「科學化、民主化」，目前中共遭遇的一系列內外難題，正是高層一系列錯誤決策造成的；一般能力的人應該都看到了問題所在，卻不允許說，否則就是「妄議中央」，真正的人才又怎麼可能進入「國家領導和管理體係」。
中共即將進行新一輪的權力更迭，習近平要連任，當然要防止有人公開反對、攪局，因此藉機對黨內喊話，希望「有序更替」、少出岔子。習近平講話後，栗戰書馬上表態稱，「堅定不移貫徹落實堅持黨的領導這一最高政治原則，確保人大各項工作都在黨的領導下進行。」
此次中共人大工作會議，政治局七常委和王岐山悉數出席，習近平藉機對黨內上下全面喊話，公開提及領導層「有序更替」，實際等於在為關鍵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做鋪墊。
中共的所謂「制度優勢」，或許能幫助少數人繼續掌權，維護少數人的利益，但中國對外不但繼續毫無「競爭」優勢，還只能劣勢連連。
中共內外都是敵人，最大的敵人始終在內部，中共高層既怕老百姓，更怕黨內的對手，卻妄談對外「競爭」。中共最終的結局，也必然倒在自己所謂的「制度」之下。望這樣的日子早點到來，中國老百姓的苦日子早點結束。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