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11月25日訊】
第十四章 崇文第十二
夫功成設樂，治定制禮。禮樂之興，以儒為本。宏風導俗，莫尚於文；敷教訓人，莫善於學。因文而隆道，假學以光身。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不遊文翰，不識智之源。然則質蘊吳竿，非筈羽不美；性懷辨慧，非積學不成。是以建明堂，立辟雍。博覽百家，精研六藝，端拱而知天下，無為而鑑古今。飛英聲，騰茂實，光於不朽者，其唯學乎？此文術也。斯二者，遞為國用。至若長氣亙地，成敗定乎筆端；巨浪滔天，興亡決乎一陣。當此之際，則貴干戈而賤庠序。及乎海岳既晏，波塵已清，偃七德之餘威，敷九功之大化。當此之際，則輕甲冑而重詩書。是知文武二途，捨一不可，與時優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廢也。
「文」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地位崇高，所謂「經緯天地曰文」（《左傳》）。經緯天地，本指以天地為法度，後謂經營天下、治理國政；這本是文武都包括在內的，但歷史上文武分途後，文治武功並稱，「文」的涵義就縮小了，最後狹義的「文」僅指文教。《貞觀政要》全文十卷，其第七卷分「崇儒學」、「文史」、「禮樂」三部分，大體涵蓋了「文」的主要內容。
太宗「崇文」，第一好學。古人雲「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太宗深以為然，說「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不遊文翰，不識智之源」。好學既是太宗本性，也是治國所需。「太宗初踐祚，即於正殿之左置弘文館，精選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學士，給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以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討論墳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詔勛賢三品以上子孫為弘文學生。」（《貞觀政要·崇儒學》）再有，人才選拔，太宗也明確「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後世亦有「宰相須用讀書人」之說）。好學，既成就了人君，又成就了國家。
第二，復興儒學。這在歷史上的意義就是再度完成文化上的統一。雖然，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兩漢儒學大興；但魏晉南北朝幾百年的亂世，儒學衰敗。太宗復興儒學，影響深遠。主要做法有二。
其一，尊孔子（「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並擇歷代賢人配享），興國學，「大收天下儒士，賜帛給傳，令詣京師，擢以不次，布在廊廟者甚眾」，「於是國學之內，鼓篋升講筵者，幾至萬人，儒學之興，古昔未有也。」（《貞觀政要‧崇儒學》）
其二，考定「五經」，編修《五經正義》統一了南北經學之說，成為後世明經取士的藍本。儒家經學作為「經世之學」再次復興。「貞觀四年，太宗以經籍去聖（人）久遠，文字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於祕書省考定五經。及功畢，復詔尚書左僕射房玄齡集諸儒重加詳議……諸儒莫不歎服。太宗稱善者久之，賜帛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騎常侍，頒其所定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太宗又以文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師古與國子祭酒孔穎達等諸儒，撰定五經疏義，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付國學施行。」（《貞觀政要‧崇儒學》）
第三，編修前朝史書。二十四史中，有八部（或其主體）成書於貞觀年間，其中《隋書》、《周書》、《北齊書》、《梁書》、《陳書》、《晉書》為官修史，《北史》、《南史》為太宗至高宗年間的史學家李延壽所著的私修史，為官史的總結與補充，都被尊為正史，構建了中華民族歷史認同的基礎。
修史要求很高，過程極其繁瑣，耗費大量人力物力，並非易事。所謂「盛世修史」，是有多種意味的。太宗專門為此作出安排。《唐會要‧卷六十三》記載：「（唐高祖）武德初，因隋舊制，隸祕書省著作局。貞觀三年閏十二月，移史館於門下省北，宰相監修，自是著作局始罷此職。」也就是說，史館從此成為了一個獨立機構，由宰相監督，專門的史官負責修撰，國家負擔了修史所需的人力物力，也承擔了史書質量的風評。有論者稱，貞觀史館制度直接影響了我國史家主流從私修史向官修史的轉變，以後各朝史館制度都是在此基礎上的延續和改進，有唐一代乃至後世讀書人皆以編修國史為最高追求之一。
太宗復興儒學，尊孔子，興國學，影響深遠。圖為《孔子聖跡圖》之《杏壇禮樂》。（公有領域）
第四，重整禮樂。中華文明自黃帝始，就以禮樂治國。六代樂舞（黃帝《雲門大卷》、唐堯《大咸》、虞舜《韶》、夏禹《大夏》、商湯《大濩》、周武王《大武》）人神共欽。春秋後，禮崩樂壞，漢朝重建；南北分裂、衰敗幾百年後，太宗又重整禮樂，中華文明走入巔峰時期。
根據《貞觀政要‧禮樂》記載，太宗詔令改革禮制，自身躬行不輟，為天下之表率。其一，修訂《氏族志》，重振之前幾百年低落的皇權，扶植庶族地主，壓制舊士族勢力，再配以科舉制，為新生的唐王朝提供了澎湃的社會動力。
其二，順應人情，修改禮儀。例如，「依《禮》，二名義不偏諱······今宜依據禮典，務從簡約，仰效先哲，垂法將來，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並不須避。」
又如，貞觀四年，唐太宗對侍臣說：「我聽說，京城的百姓在為父母服喪期間，有的人聽信巫師的妖言，在辰日這天不哭，他們謝絕別人的哀悼慰問，拘泥於禁忌不允許悲傷，這是傷風敗俗、違背人情事理的做法。現在下令各州縣，讓他們教導百姓，一律按照正確的禮儀規範去做。」
再如，禮部尚書王珪的兒子王敬直，娶了太宗的女兒南平公主。王珪說：「《禮記》上規定有婦人拜見舅舅、姑母的禮儀。可近世以來，這種風氣逐漸改變了，公主下嫁，這些禮節都被廢棄了。陛下聖明，處處都遵循法令規範。我接受公主的拜見之禮，哪裡只是自己的榮耀，其實是在成全大唐禮儀之邦的美名啊。」於是和妻子在公婆的座位上就坐，讓公主親自拿著帕子，行侍奉父母的洗手進食之禮，禮畢，公主自行退下。唐太宗聽說此事後非常贊成。此後，凡是有公主下嫁，都要遵照這條禮儀。
太宗以上的「崇文」舉措，是貞觀之治的重要內容，也是太宗「文治」的成就之一。太宗「文治」、「武功」都極其傑出，深知兩者兼用之妙，教誨太子「是知文武二途，捨一不可，與時優劣，各有其宜」。而《帝範》十二篇以「崇文」壓軸，蓋對「文」多有寄託也。
太宗諡號「文皇帝」。《諡法解》曰：「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勤學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錫民爵位曰文。」太宗之諡「文」，切也哉！
附錄：「崇文第十二」大意
大功告成，國家安定之後，就應該制禮作樂，致力於教化萬民。制禮作樂的大事，應該以儒生學者為中心才能做好。宏廣風化，導引習俗，沒有比用文術更好的了；宣揚教化，訓誨民眾，沒有比學校教育更好的了。原因在於依靠文術，可以弘揚道德；憑藉學習，能夠光顯身名。不靠近深溪，就不會知道地有多厚；不認真學習，就不能明白智慧的根本。出產在吳地的竹竿雖然質量優良，可作良箭。但如果不放在弓弦上，就沒法顯出它的功用。儘管天資聰慧，善辨有識，但不學習也終究成不了大器。因此設立了明堂，作為尊賢之所，建立了學校，作為學習之地。做君主的，必須博覽群書才能積累學問，深入探討六藝的精髓，才能增長見識。端拱無為，就可以鑑古知今，安然地把國家治理好。要想揚英賢的名聲，傳嘉美之德行，從而使自己能不朽於世，不靠學習怎麼能行呢？這就是禮樂儒術的價值。因此，這兩者交互使用，不偏不廢，才是治理好國家的關鍵所在。無論兵禍怎麼慘烈，但最後決定成敗的仍是文術；無論災亂怎樣瀰漫天地，興盛和衰亡也只取決於戰爭。每當戰事降臨之時，人們就會追求堅戟利盾的武力，從而輕視了學校教育。等到海晏河清，兵塵不起，天下平定之後，君王必須放棄武功而專修文治，用高尚的道德去感化百姓，用豐厚的物質去養育黎民。每當這樣的時候，人們就會丟開兵器而鑽研詩書。由此可知，文武兩個方面，缺一不可。究竟是尚文還是尚武，必須結合時事恰當運用。武士和學者，兩者同樣重要，絲毫不可偏廢。@*#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