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澳門政府官方網站11月27日發布聲明，香港上市公司太陽城集團實際控制人周焯華（綽號「洗米華」）在澳門被警方帶回調查。作為賭廳大鱷，周焯華縱橫中港澳三地資本圈、娛樂圈、政商圈等，如今他的落網會牽連多少人事？會引發多少領域震盪？
這次逮捕周焯華行動，從澳門當局27日的聲明可知，與浙江溫州市公安局26日的通報有關；而溫州市公安局26日發布周焯華案情通報的主要內容，其實早已出現在2019年7月新華社《經濟參考報》發表「特大國際網絡賭博平台深度滲透國內」報導一文中。
據這篇2019年報導的核心內容，由周焯華控制的太陽城網絡賭博平台，賭資可在中國內地以人民幣結算，運營四年多，平均每月來自中國內地的投注金額高達1000億元以上，一年的投注額在萬億元以上，這個數字相當於2018年中國彩票總收入5114.7億元的近兩倍。單單每年的盈利就高達上百億，這些資金最終通過底下錢莊流向境外。
也就是說，周焯華被央媒罕見點名炮轟的主要罪狀是涉及了習近平當局金融反腐重點打擊的「洗錢」行為。此外，溫州市公安局這次通報，中國境內賭客會員約8萬人。僅8萬人一年賭資可達上萬億元，說明這些賭客不是泛泛之輩，也就不能僅視作一般賭博，而是很多時候是為了利益輸送，換言之，周焯華洗黑錢的服務對象應該少不了官員與權貴。
除了利用賭資地下錢莊管道洗錢，周焯華還曾被質疑利用娛樂圈進行洗錢，主要通過明星高額片酬以及電影票房洗錢。如《南方週末》刊文「澳門賭廳大亨『洗米華』被批捕，曾利用電影洗錢？」而與周焯華合作被牽扯甚深的一家內地娛樂巨頭，則是北京博納影業集團。如周焯華這次落網前三天，新京報旗下貝殼財經11月24日刊文點名「長津湖背後博納影業的商業版圖」。
據更多公開報導，製作方博納最早是在2019年7月份接到了國家電影局關於《長津湖》拍攝任務，博納隨即找來周焯華投資。作為發行商、製片商，博納與周焯華的資金合作不少紅色電影，特別是所謂的「愛國戰爭片」。換言之，除了中共中宣部外，還要得到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宣傳局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在《長津湖》，超過7萬名解放軍士兵參加群眾演員，《紅海行動》2015年由海軍下令拍攝，並全力動員配合，還調來當年葉門撤僑的054A「臨沂艦」，並秀出神祕的039A潛艇。
值得一提博納發家時間線，成立於1999年，在當年是中國國內首家獲國家廣電總局頒發「電影發行許可證」的「民營企業」，2003年與央企保利集團合作成立保利博納電影發行公司，隨後，博納幾乎壟斷了香港電影在內地的發行，（以前一般都是交給直屬中共中宣部、中國大陸唯一擁有影片進口權的中影集團）。顯而易見，博納的發展壯大和曾慶紅主管港澳工作時期，及其胞弟曾慶淮權傾中港兩地娛樂業期間不無關係。
周焯華太陽城娛樂文化與博納影業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雙方近年合作多部電影涉嫌票房洗錢的輿論不絕於耳，這當中是否也包括高票房的《紅海行動》和《長津湖》？
不僅是賭業、資本和娛樂圈，由於周焯華的祖籍廣東肇慶，他在中共官場的實力也表現在廣東。周焯華曾擔任「廣東省歸國華僑聯合會」常務委員和廣東省政協第十一屆委員，這一屆省政協主席有兩位，朱明國落馬後由王榮繼任，前者是周永康餘毒，後者被坊間盛傳是江澤民妻子王冶坪的侄子。從相關新聞可知，周焯華可不是一個花瓶政協，如2015年省兩會期間，周焯華聯合其他委員提交的關於加快廣東省自貿試驗區建設的系列提案，被官方稱是廣東當局督辦的「頭號工程」。
周焯華今日落網，還是要回看2019年新華網、人民網同日刊登的「特大國際網絡賭博平台深度滲透國內」，通篇讀來令人質疑脫不了有「保護傘」。一年涉案資金高達萬億元的境外網絡賭博，即便是地下外匯交易也不能不通過無數個境內銀行卡匯集資金和結算；又在公安部門連年高壓打擊下，太陽城仍利用網絡賭博迅速向中國大陸境內滲透和蔓延，是否有公安系統反高科技犯罪的部門利用職權提供掩護。因而周焯華一案背後可能涉及的洗錢和利益鏈，其牽連範圍之廣可想而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