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2年01月02日訊】中共的所謂改革開放搞了四十多年了，中國社會的變化有目共睹。如果要人們回答中國是變富了還是變窮了這個問題，不同的群體和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答案。之所以答案會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是因為衡量貧富的標準不一樣。有一點是肯定的，很多人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所使用的衡量標準都是建立在現下流行的價值和觀念基礎之上。 比如說 GDP、人均GDP、收入、住房面積等。但如果跳躍性再大一點兒，從跨越時空的角度去探討這個問題，答案又會如何呢？
我們中國人傳統的時空觀講究天圓地方。五行六合陰陽與天干地支搭配形成時間和空間。一甲子六十年，周而不殆，無始無終。在這個循環的時空當中，我們周圍的很多事情，包括貧富，都遵循著一定的規律在運行。如果我們跳出眼前的表象，站在一個更大的輪迴軌跡上去思考這個問題，我們也許會理出更為清晰和理智的思路。
比如說，如果把立足點放在二千多年前的周朝，用當時衡量貧富的標準來看今天的中國社會，答案會是什麼呢？
老祖宗如何衡量貧與富
周朝的文化——周禮，是儒家傳統的核心。那麼站在周禮的角度，在我們的老祖宗們眼裡，貧與富又是如何衡量的呢？
站在周禮的角度，在老祖宗們眼裡，貧與富如何衡量？什麼樣的善人才符合華夏的傳統精神？圖為宋代馬遠所作〈黃河逆流圖〉。（公有領域）
《論語》裡說：「周有大賚， 善人是富。」這句話的意思是周朝把好人視為社會的財富。也就是說，社會裡的好人越多，國家就越富有。反之，如果好人越來越少，擁有的財富有多少，實際上國家都是越來越窮了。從這句話裡還可以看出，我們的祖先們早就清楚德與才兩者之間的關係：一個人德大才也大，就會給社會帶來巨大的貢獻；德大才小呢，雖然做不了大貢獻，至少還是有益於社會的；無德無才的人，心眼兒雖然不好，但即使想幹壞事也幹不大；最糟糕的就是才大而缺德的人，這些人就是亂世梟雄，要禍亂社會了。
中國人由於過去百多年近代和現代史上內憂外患的特殊經歷，總是擔心國家不夠強。經常會在潛意識中把國家好（德）與國家強（才）混為一談，好像只要強了就一定會好。但實際上強和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比如您的鄰居，如果他見義勇為助人為樂，那當然他越強對周圍的鄰居們就越有益；可如果他貪污腐敗欺男霸女，那他越強周圍的鄰居們就越不安全。若他實在太強了，大家就只好搬家移戶，一走了之。
那麼回到周朝，到底什麼樣的善人才符合我們華夏的傳統精神呢？讓我們先從女性說起。一說到女子的德行，很多人都會想起一句名言：女子無才便是德，認為自己的先輩們對女性不夠尊重。其實這句話的原意大非如此。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原話是「男子有德就有才，女子無才便是德」。意思是有德的男子才算有才，而女子只要有德就夠了。這裡主要講的還是一個德與才之間的關係。其中的男女差異是農業社會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造成的，並沒有不尊重女性的意思。
周王室祖上行善有德
我們中華文化裡將賢慧的妻子尊稱為太太，這個太太的稱謂就是從周朝來的。周武王滅紂立周之前，武王的上三代出了三位傑出的女性：曾祖母太姜、祖母太妊和母親太姒。三位皆是任勞任怨相夫教子的典範，輔佐三代夫君為後來周王朝的建立奠定了雄厚的文化和物質基礎。曾子在《大學》中論述儒家的「內聖外王」之道，認為修身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先決條件。但從周朝的歷史我們不難看出，要想齊家治國平天下，除了自己修身之外，還必須有位賢內助。後世因為周朝這三位母儀天下的女性名字中皆有一個太字，所以就用「太太」二字尊稱他人的妻子。
周武王的曾祖母太姜、祖母太妊和母親太姒皆是任勞任怨相夫教子的典範。圖為太姒，清 焦秉貞《歷朝賢後故事圖》冊之〈麟趾貽休〉。（公有領域）
算起來，周王室之所以能擁有號稱八百年的天下，也是祖上行善有德。周王室最早的先祖是唐堯時的農師，名叫後稷，以擅長種植而聞名，是華夏的農耕始祖。因其教導百姓種植有功，受虞舜賜姓姬，這便是周朝姬姓一脈的源頭。後來到了夏朝的後期，政治衰敗，姬姓的後人便避世遷到了今天的甘肅弘化一帶。用孔子的話說，就是「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看不慣，出國了。你們這些貪官污吏們自己慢慢玩兒吧，咱移民了。移到當時邊遠落後的戎狄之地，憑著祖傳的農業技術，耕種務農。
一代代傳到了太王，也就是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一代，由於不斷在當地振興農業和扶助百姓，漸漸受到人們的擁戴，開始有了王者之風。不料此時，狄戎等部落卻來攻打古公的地盤了。當時由於人民都非常愛戴古公，所以群情激憤，人人不惜一戰。若換做後世的統治者，民意如此可用，不開戰才怪。但古公卻說：「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意思是，老百姓之所以願意跟著我，不過想過過安穩日子。只要能有安穩日子過，跟著誰不一樣？我可不願意為了當君王而殺人。
為了不讓百姓為了自己而打仗，古公帶著家人親戚，悄悄地搬到了岐山（現陝西境內）。不料百姓得知古公遷徙的消息之後，卻寧願拖家帶口，集體前來投奔。領袖人物的善言善心對文化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古公不但治國有方，齊家也非後世帝王所能比。古公有長子太伯、次子仲雍、少子季歷。季歷有子姬昌，就是後來的文王。姬昌從小就有王者之風，受到祖父的喜愛。古公認為姬昌必能成就大業，有心傳位於姬昌的父親，即自己的小兒子季歷，這樣將來姬昌就能繼承大業。長子太伯和次子仲雍瞭解了父親的心願後，就自己出奔到當時極其落後的荊蠻之地，即今天的江蘇。成就了一段兄弟推位讓國的美談。後來武王立周後，找到伯父的後人封侯，就是後來的吳國。
縱觀周朝從先祖後稷、古公亶父、文王、三位母儀天下勤勞而高貴的女性，一直到武王立國的歷史，可以說身體力行地詮釋了善人是富的理念。那麼，如果用善人是富的貧富標準來衡量今天的社會，四十多年來我們是變富了還是變窮了呢？衡量的結果毫無疑問還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答案因人而異。
其實答案是什麼都不重要，但是慎終追遠，我們不敢忘了先祖們在天之靈的期盼。
(轉自新紀元/責任編輯：張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