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能否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贊成者有之。反對者也不少，例如，2月11日，彭博發表分析文章認為，因為三大變數——債務危機、人口減少與在國際社會的孤立處境，中國可能永遠只能當老二。
文章提出一個歷史事例：日本經濟規模曾經逼近美國，但日本對全球經濟第一寶座的追求以債務危機告終。同樣的事情也可能發生在中國。2008年以來中國借款的急劇增加就是一個危險訊號。文章認為，不需要一場金融危機就能減緩中國的崛起。國際社會處境孤立、人口結構拖累和治理失敗等三大因素相結合，可能會產生同樣的效果。 如果美國經濟在此期間表現更好，很難說誰會在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寶座的競爭中勝出。
該文不無道理。第一，目前，中國債務與GDP之比超過2.7，2020年債務利息已接近當年GDP增量的四倍（發達國家的利息支付占GDP的比例是下降的），且債務風險向公共部門（政府部門加上國有企業）集聚，公共部門債務占比高達160%，比G20國家高出70～80個百分點。第二，官方數據，2021年中國總人口僅比上年末增加48萬人，已進入「零增長」階段。第三，自2017年起，中共在國際上順風順水的態勢已終結（可參見筆者「十件事揭中共國際經濟環境之逆轉」一文）。
此類文章，彭博之前於2021年7月6日也刊發過。事實上，近20年來，國際上關於中國經濟走勢的觀點激烈交鋒，對中國經濟的性質認識也在不斷深化。例如，頗有影響的美國企業研究所Derek Scissors的《中國經濟「奇蹟」的來龍去脈》一文，對日本、韓國和中國在改革時期的經濟成就進行比較，並依據個人收入增長、農業生產率、勞動生產率、教育水平、投資回報率、研發投入占比等因素，分析中國未來的可能性。他的研究結論是，在大多數指標上中國的發展水平同期不如韓國，跟日本比較接近，也就是說中國實際上的經濟「奇蹟」，並不夠奇蹟，沒有超越一般的戰後重建、經濟改革的實踐。而日本和韓國現在都進入了相對停滯的時期，而很多參數都說明，中國很難逃脫這個規律。
不過，以上文章都還不算全面討論中國經濟。其實，中國是個超大社會，中國經濟與中國政治結合緊密，需要整體性、歷史性的研究。在這方面，筆者認為，《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繁榮與貧窮的根源》——2012年出版的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達榮‧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與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歷經15年合作研究完成的專著，提供了一個極具啟發性的分析框架。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的分析框架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通過宏大的歷史實例研究，最終得出：一個國家所採取的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決定了這個國家的經濟績效進而決定了與其它國家在經濟績效上的差異。具體而言：第一，不同國家的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可以區分為廣納式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榨取式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兩類（這是描述性概念）。
像南韓或美國這種廣納式的經濟制度，具備安全的私有財產、公正的法律制度，並且提供公共服務讓所有人可以在公平的規則下交易和締結契約，人們自由選擇職業等等，因此能助長經濟活動、生產力成長和經濟繁榮。作者特別指出，政府維持公共秩序，且往往是公共服務的關鍵提供者，因此無可避免地與經濟制度緊密交織。廣納式的經濟制度需要並且實際上藉助政府的力量。
而像北韓和拉丁美洲殖民地，則是榨取式的經濟制度——因為這類制度的設計是為了向社會的一部分人榨取收入和財富，以使另一部分人獲利。
為什麼經濟制度，有些國家是廣納式的，有的是榨取式的呢？這是由政治和政治制度決定的。政治制度也分為廣納式和榨取式兩種。廣納式政治制度必須具備兩種條件：政治多元化（在社會中廣泛分配權力、並使權力受到節制）和足夠集權和強大的政府（否則，政府將無法執行最起碼的治安以支援經濟活動、貿易，甚至保障人們的基本安全）。如果這兩種條件有任何一種付之闕如，則為榨取式治制度。
同類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間有強大的相互促進效應。廣納式制度與榨取式制度的混合通常並不穩定。在廣納式政治制度下的榨取式經濟制度通常不可能長期存在。類似的，廣納式經濟制度將不會支持榨取式政治制度，也得不到它的支援；它不是轉變成榨取式經濟制度，為握有權力的少數人牟利，就是其創造的經濟動能將動搖榨取式政治制度，打開廣納式政治制度興起的大門。
第二，政治與經濟制度終究是社會的選擇，可為什麼從古至今絕大多數社會的政治卻帶來經濟成長的榨取式制度？因為創造經濟進步誘因的經濟制度可能同時造成收入與權力的再分配，導致喜好掠奪的獨裁者和其他擁有政治權力的人受到威脅。榨取式經濟制度的受害者無法期待專制統治者自願改變政治制度，並重新分配社會中的政治權力。改變這類政治制度的唯一方法是，迫使精英建立更多元化的制度。與政治制度沒有理由自動變為多元化的道理一樣，也沒有往政治集權發展的自然傾向。
第三，榨取式政治制度中的成長可能以兩種不同但互補的方式發生。
其一，即使經濟制度是榨取式的，精英能直接分配資源給他們控制的高生產力活動時，成長仍可能發生。例如，蘇聯從1928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到1970年代的經濟成長和工業化（利用政府的力量把資源從利用效率極低的農業轉移到工業）。
其二，榨取式政治制度允許某種廣納式經濟制度發展。例如南韓在朴正熙統治時期的快速工業化。到1970年代，南韓的經濟制度基本上是廣納式的了。不過，與蘇聯和大多數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長例子不同，南韓在1980年代從榨取式政治制度轉型為廣納式政治制度（這個成功的轉型是許多因素匯聚的結果）。當然，蘇聯並未發生這類轉型，因此蘇聯的成長漸漸失去動力，經濟在1980年代開始崩潰，到1990年代更進一步瓦解。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集權是榨取式政治制度下能否發生成長的關鍵。如果沒有政治集權，例如像下撒哈拉非洲國家那樣，連有限的成長都很難達成。
第四，即使榨取式制度可以創造一些成長，它們往往無法創造持續穩定的經濟成長，而且一定不是伴隨「創造性破壞」而來的那種成長。政府可能短期間借命令分配資源和人員而創造快速的經濟成長，但這個過程本質上是有限的。當達到極限時，成長將停止，就像1970年代蘇聯的情況。
此外，在榨取式政治制度下支持經濟成長的措施本質上就是脆弱的——它們可能崩潰，或者很容易把被榨取式制度本身產生的內鬥所摧毀。事實上，榨取式政治與經濟制度一般會產生內鬥的傾向，因為它們導致財富和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如果另一個群體可以接管權力，他們將成為享受這些財富和權力的人。因此，權力的爭奪無時無刻不在台面下進行，而且會定期加劇並導致政權的毀滅，它可能轉變成內戰，有時候甚至造成政府完全崩潰。
最後，當榨取式政治制度下的經濟制度具備廣納的特性、而且發生成長時（就像南韓的情況），永遠會有經濟制度轉變得更具榨取性並使成長停止的危險。政治權力的控制者最後將發現，利用他們的權力限制競爭、擴大他們享有的大餅，甚至竊取和掠奪他人利益，對他們自身的獲利比支持經濟進步更有利。分配和行使權力的能力最後會摧毀經濟財富的基礎，除非政治制度也從榨取式的變成廣納式的。
運用上述框架分析當今中國，可以得出如下基本判斷：
第一，1978年「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的發展，都還是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長，儘管其壓迫性已遠低於文革及其以前，經濟制度也已經局部廣納。
第二，中國今日的經濟發展與蘇聯和南韓的經驗都有一些共同點。蘇聯道路和南韓道路是中國的兩個參照系。如果經濟和政治制度不徹底向廣納式轉變，中國將重蹈蘇聯覆轍。
第三，2008年以來中國經濟走下坡路，而且越滑越快，這一方面表明中國經濟從榨取式轉向「局部廣納」的效能早已耗盡，到達了經濟增長的極限；另一方面表明中共當局「向左轉」是向榨取式方向退（比如「國進民退」、選擇性的「反壟斷和反資本無序擴張」），加劇著中國經濟的困境，摧毀著中國經濟的未來。
第四，在中國經濟的困境中，中共內鬥越來越激烈，權力和利益的爭奪不擇手段，使中國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結語
根據上述判斷，對於中國經濟能否超過美國這個問題，本文的回答是：除非美國自毀，否則幾無可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