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2年02月17日訊】「文化大革命」之前，除了不歇停地折騰各種「運動」之外，普通人民群眾是相對平靜的，社會上幾乎沒有什麼壞人，更沒有什麼歹徒（蛆蟲們且莫歸功於你們的「紅太陽」，這是「我黨」的治理，他之所以發動「文革」，針對的、要破壞的正是這個局面）。
一個上萬人的城市街區，一個擁有數千名職工的工廠，一年之中頂多發生幾件小偷小摸的事、幾樁打架鬥毆的事、極個別男女亂搞的事。當事人的劣跡、醜行一旦敗露，輕者在街道或單位裡天天給你開「生活幫助會」，批評、教育夠了，給個警告、記過的處分，重者則是掛上寫明罪名的牌子開鬥爭會、遊街示眾，整治夠了，送去「勞動教養」，或者判刑，又叫「蹲勞改」。
偷了私人的東西叫「盜竊犯」，偷了公家的東西叫「破壞生產物資」、「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男女亂搞算「腐化墮落」（社會上辱稱為「搞狗p」），如果有一方已經結婚或雙方都已結婚，則要算是「破壞家庭」罪；與軍人的妻子、未婚妻發生性關係又叫「破壞軍婚」。「破壞生產物資」、「破壞社會主義建設」與「破壞家庭」、「破壞軍婚」都是要判刑的，有時判得很重。（淮南煤礦機械廠有一個女工與30多名男工發生性關係，竟以「流氓罪」判處死刑，給槍斃了。）
一個人因為這些事受到打擊或制裁，被如此處置一場，從此就成了社會的壞份子，臉上就等於寫了字，人們再也不會看得起你，所有的人都會躲開你，或是戳你的脊梁骨，你家的父母和子女都會低人一等，見了人抬不起頭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襲來，在毛澤東與其妖婦江青的煽動、鼓勵下，「破舊立新」、大抓「階級鬥爭」、造反打衝鋒，大搞打、砸、搶、抄、鬥，敢「批判」、敢「鬥爭」，沒有一樣不需要野蠻與暴力。這些野蠻與暴力使得人們忘記了法紀、忘記了謹慎，背棄了親情，背棄了友愛，乃至喪失了最起碼的道德與人性。於是，帶有政治色彩的社會歹徒應運而生。
1966年8月27日，在江青「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合肥工業大學砸了中共安徽省委。這以後，淮南的社會上及時出現了以抓人、鬥人為業的「紅衛兵」，也砸了中共淮南市委。1967年元月，上海工人造反組織奪了上海市委的權，這以後，淮南的社會上又及時出現了五花八門的「造反派」組織，大街上掛滿了他們的招牌，插滿了他們的紅旗。這些人也是以奪權、抓人、鬥人為業。他們把「專政對象」就像對待即將宰殺的豬羊一樣用繩子捆起來，掛上大牌子（有的是鐵板焊制的，重達數十斤，若罪名是「保皇狗」，還要加一根鐵棍扛在肩上，寓意是「鐵桿保皇派」），戴上高帽子，還要抹上黑臉、嘴裡塞上澆了煤油的稻草，牽引著遊街批鬥，鬥得興起，就痛毆被鬥的人，拳腳相加，直到被打者血肉模糊。
於是乎，職業的政治歹徒、暴徒在社會上囂張起來了。
淮南市的造反派批鬥市裡的領導，有個傢伙與副市長潘效安有私怨，乘著潘效安被鬥的機會，用石灰弄瞎了潘的雙眼。謝三礦一個科級幹部白天挨鬥，晚上突然沒了，數天後有人在塌陷區水坑裡發現了他的屍體，脖子上用鐵絲拴著一塊石頭。謝家集診所裡姓張的與姓陳的有矛盾，張揭發陳，開了陳的批鬥會。一個星期後，診所門前開來一輛卡車，來了一車人，把張揪出來，撕掉他的紅袖章，先暴打一頓，然後一根麻繩五花大綁，掛上寫著「漏劃地主分子」的牌子，遊街示眾以後絕塵而去，不知所終。小街子（今稱「西城大市場」）有一個20幾歲的青年，抓住一個「觀點」相反的女人，關在淮南第五中學裡。晚上沒事，這個青年以折磨這個女人為消遣，極盡凌辱之後，竟在這個女人的下身塞上沾了機油的棉紗，點著火……他認為這個女人死了，就把她光著身子扔到附近的唐家山上。
自稱是丈夫的一條狗，丈夫叫她咬誰她就咬誰的「文革旗手」江青，嫌世道亂得不夠，特意發出了「文攻武衛，針鋒相對」的懿旨，給全國的歹徒、暴徒放開了手腳。為了貫徹、落實「文攻武衛，針鋒相對」的精神，造反派們的手裡每人配備了一根大棍（這其實不是新鮮的創舉，幾十年前希特勒的「衝鋒隊」就是這樣裝備的）。有了這根棍，造反派們可以用它暴打「階級敵人」，打殘了不要緊，打死了也不要緊。後來，為了爭奪虐待「階級敵人」的權力——鬥爭權，造反派們經常互相反目，相互之間也使上了這根棍子。
在我們淮南市，最先發生的惡性武鬥就是「火燒猴子兵」事件。
淮南煤礦機械廠有一幫青年工人成立了「大鬧天宮造反兵團」，他們嫌棍子不過癮，每人自配了一把彈弓、一支帶錐帶鉤的紅纓槍，於是乎淮南市第一支專業「武鬥」隊伍成立。是時造反派已經分裂成為不共戴天的兩大派，這一派貼大字報那一派反對，那一派貼大字報這一派反對。沒有人上班工作，成天擁到街市上、廠門口「大辯論」，吵吵嚷嚷或破口大罵，乃至耳光、拳頭亂飛，鬧得烏煙瘴氣！「大鬧天宮造反兵團」的成員喜歡鍛鍊身體，個個彪悍，大家呼之為「猴子兵」。「猴子兵」專業打人，積怨太深，對立的一派也有人「武裝」起來（最突出的專業武鬥隊伍叫「飛虎隊」）。有一天，對立的武裝邀集了上千人，把「猴子兵」圍在淮南鋼鐵廠的一幢小樓裡，運來數噸木材，在樓下點了火，決心把「猴子兵」全部燒死。「猴子兵」們扯著一根鋼纜，攀爬到了一所大車間的房頂上，用早已準備在那裡的磚頭石塊拋砸圍攻者。
自這以後，專業武鬥很快在淮南市東、西部蔓延開來，在軍隊的暗中資助下，大家都有了衝鋒鎗、機關鎗、60炮。接著又發生了「攻打115司令部」、「攻打唐家山」、「攻打九龍崗」、「炮擊新莊孜電影院」等等大型武鬥。每一戰死傷慘重，有時竟能擺出十幾具打的稀爛的屍體，慘不忍睹。
在淮南武鬥暴徒之中，最有名的傢伙叫張家祥。「文革」初始，張家祥成立了一個「23省紅衛軍革命造反司令部」，自封「總司令」。當時在「廬山鬥爭」中為彭德懷仗義執言的鐘偉將軍流放到安徽，「淮南紅衛軍」將他裝入麻袋，以亂棍擊之，爾後投入江中。張家祥不像首都的那些「司令」個個都有毛澤東、康生以及「中央文革」做背景，他是個瞎眼驢，沒有找個主子直接投靠，而是自己盲目搗騰，因此「紅衛軍」被打成「反動組織」，強制取締。大武鬥時期，他與一個叫「戚胖子」的歹徒成立了專業武鬥隊伍。他們流竄到水家湖、高皇公社，在這一帶任意搶劫、殺人、放火。他們敲一家農民的門找東西吃，人家害怕不敢開門，戚胖子就砸碎這家窗戶玻璃，把手榴彈丟了進去，把這家老小一鍋悶了。
1967年到1968年上半年，平時熱鬧、繁華的「中國五大煤都之一」的工業城市淮南市被毛澤東的「文革」歹徒、暴徒們折騰成了一座充滿恐怖氣息和死亡氣息的魔鬼城。廠礦企業全部停產癱瘓，商賈鋪面一概關門閉戶，很多市民把自家的門窗砌死，舉家逃到鄉下親戚家裡去躲難。
西部地區只有一條馬路，武鬥者們卻在這段馬路上截斷式地至少設置了（謝家集街區、淮南煤礦機械廠門前、新莊孜街區、三王公社）四處專備打仗的工事，架上機關槍，築上沙包掩體，拉上鐵絲網，鐵絲網外埋上地雷。無論白天黑夜，市區裡不斷響起槍聲、爆炸聲。市民出門走在路上，經常被人搜身搶劫，婦女則會遭到肉體侮辱。有的歹徒甚至向走在路上的行人隨便開槍射擊，以此取樂。謝家集街區、新莊孜街區都曾發生過路人被打死、玩耍的小男孩被槍彈擊中的事件。打了白搭，死了也白搭，受害者家人連個申訴、講理的地方都沒有。
在「文革」的旗幟下，專業作惡的歹徒、暴徒們其實也心虛得很，他們自己非常怕死。鬧的最凶的時候，他們誰也不敢離開自己的「隊伍」，不敢回家，不敢單個行動。在我家的那條街上，有個姓嚴的因為總是「撈油水」——偷東西，被他的「隊伍」開除了，偷偷溜回了家。對立的那一派得知了消息，到他家抓他。先前，有人這樣被抓走以後就被活埋了，他的年邁的母親不敢放開兒子，一直攔著門給人磕頭，磕的血流滿面。「猴子兵」司令張店海腰插雙槍，威風凜凜。有一次他自己到李郢孜辦事，被對立的人認出，當場亂槍打死。
人民群眾生活在極度危險之中，不僅無法工作、謀業，也不能正常生活。好端端的「人民的江山」、「共產黨的天下」竟被「文化大革命」荼毒至此，整個社會被折騰得黑暗如墨、混亂不堪。在這個當口，「偉大領袖」和他的「旗手」老婆卻非常地開心、高興，他們說這是「形勢大好、不是小好、好得很」，這是「亂了敵人，鍛鍊了群眾！」
「不怕眼前鬧的歡，就怕將來拉清單。」
「清理階級隊伍」時，那個在女人下身塞棉紗點火的傢伙被判了20年徒刑。張家祥、戚胖子四處逃亡、躲避，後來一個一個落網，戴著沈重的大鐵鐐遊街示眾，最後拉到刑場槍斃。實際上，在我們淮南市，曾經為所欲為、橫行霸道的「文革」歹徒、暴徒們並無一人逃脫應有的懲罰。但是，亂世瘋狂的陰影卻留在一些蠢貨的心中再也無法揮去。災難好不容易過去了，一些無知、愚蠢的人卻總是認為「文革」很過癮，能夠讓人揚眉吐氣，想幹嘛就幹嘛，快活的不得了。因此，有人一旦遇上不舒心的人和事，一種極端罪惡的語言就會脫口而出：
「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老子殺光你們！」
一個名叫李慶雲的鐵桿毛迷（淮南煤礦機械廠支柱車間普通工人），一直惦記著「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來一次」的鬼話，一直揣著「爭取做第二個王洪文」的野心，於1974年乘「批林批孔」之機在淮南西部扯旗造反，幾個月的時間把整個淮南市鬧騰的與1967年的情況幾乎相同。他最終還是進了監獄，於1976年「勞動節」前夕，就像張家祥、戚胖子一樣，戴著沈重的大鐵鐐遊街示眾，最後拉到刑場槍斃，打了三槍。
那時候，中國還沒有禁用「達姆彈」——俗稱「炸子兒」，凡是被槍斃的人都是「肝腦塗地」，死的非常難看。
（轉自看中國/責任編輯：李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