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2年04月02日訊】中華文化有大美，當被中共洗腦的中國人用變異和扭曲的思維審視中華傳統文化，將中華文化蘊涵的「大美」斥之為迷信和封建糟粕時，他們不知道，這個世界上有許許多多的外國人甚至外國名人是相當仰慕中華文化的。
比如18世紀被稱為「法蘭西思想之父」的法國著名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在其著作《風俗論》中，無前例地將中國歷史作為世界歷史的開篇。在他的心目中，中國儒教是「理性宗教」的楷模，中國的「理」或者所謂的天，既是「萬物的本源」，也是中國「立國的古老」和文明「完美」的原因。他說中國人「是在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並十分推崇孔子，還在書房裡掛孔子畫像，早晚行禮。
伏爾泰對中國的政治體制也大加讚賞：「我們對於中國人的優點，即使不至於五體投地，但最少可以承認他們帝國的組織是世界上前所未見最好的。」
伏爾泰等不懂漢語的歐洲啟蒙思想家得以了解中華文化，離不開眾多前往中國的西方傳教士的幫助。他們在16、17世紀時來到中國，學習漢字、研究中國經典，把中國人的知識寶藏翻譯成拉丁文、傳回歐洲，進而引起了歐洲思想界的大震動。在這些傳教士中，有一位中國人的身影，他在將中華儒家經典翻譯成西文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這個人名叫沈福宗，外文名字叫邁克（Michael Alphonsius Shen Fu-Tsung）。他1657年生於江南省江寧府（今江蘇南京），父親是名中醫，也是名天主教徒。沈福宗是早期到訪歐洲的為數不多的中國人之一。在中國的史書上對他的經歷鮮有記載，但他的故事卻被歐洲人詳細地記述下來，他在歐洲的漢學界還是有一定名氣的。而且，英國王室、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都收藏著他的油畫畫像。
大約在1681年康熙年間，24歲的他跟隨歐洲比利時傳教士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踏上了歐洲的土地。柏應理是在1656年來到中國的，在中國待了二十多年，在南京傳教時認識了沈福宗的父親。而沈福宗既接受了正統的儒家教育，又因受父母影響以及接觸到了傳教士而信仰天主教，並開始學習拉丁文。
沈福宗不畏當時旅途之艱辛，踏上了前往歐洲的旅程。當時去歐洲可不像現在這麼便捷，乘船要走好長時間，途中經歷的艱險也非現在可比。因此，其非凡的勇氣令人欽佩。
沈福宗畫像《中國皈依者》（The Chinese Convert），作為英國王家的收藏，現在掛在溫莎城堡的女王畫廊中。（公有領域）
教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用筷子 受特別禮遇
1681年12月他們從澳門啟航，途徑南亞的幾個國家，橫渡印度洋，1682年在葡萄牙靠岸。1683年10月抵達荷蘭北部港口、當時重要的漁業和商業中心恩克霍伊森（Enkhuysen）。在他們於1684年2月到達安特衛普（Antwerp）後，當地的耶穌會派了一位名叫王以仁（Pieter Thomas Van Hamme）的教士來幫助並陪伴他們前往羅馬。在旅行當中，王以仁還輔導沈福宗的拉丁文，以便他能夠與歐洲人交流。1684年9月，他們來到法國巴黎。當時歐洲風靡「中國熱」，巴黎是中心。
據說，沈福宗是歷史上首位見到法國國王的中國人。很快，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在凡爾賽宮接見了柏應理和沈福宗。
在會面中，沈福宗流利地用拉丁語與國王交談。次日，在專門為沈福宗舉辦的宴會上，路易十四讓沈福宗用漢語念主禱文。當路易十四詢問如何使用中國餐具時，沈福宗當場展示了如何使用筷子。宴會後，路易十四命令打開宮內花園的所有噴泉，為柏應理、沈福宗一行表演，而這通常是招待王室貴客和外國大使時才有的禮遇。
由於沈福宗非常博學，還懂拉丁文，而且來自遙遠的中國，因此受到了特別的禮遇。沈福宗給路易十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柏應理、沈福宗的到來使路易十四決定派遣法國耶穌會科學家和數學家去中國，以了解那個遙遠的國度。1685年1月，白晉（Joachim Bouvet，1656～1730）、張誠（Jean-François Gerbillon）等六位巴黎王家學院院士以「國王的觀察員與數學家」的名義受命起程前往中國，這是法國首個前往中國的科學考察團。他們抵達中國後，受到康熙皇帝的接見和重視。
在沈福宗訪問期間，巴黎報紙除了進行文字報導外，還有宮廷畫家專門為他繪製了肖像畫。目前畫像原本珍藏在巴黎國家圖書館。
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在凡爾賽宮接見了柏應理和沈福宗。圖為路易十四建造的凡爾賽宮局部。(shutterstock)
拜見教宗
離開巴黎後，柏應理、沈福宗一行繼續前往羅馬，並於同年12月上旬抵達。他們受到了耶穌會高層的熱烈歡迎。不過，直到第二年，即1685年6月，沈福宗才受到教宗諾森十一世（Pope Innocent XI）的接見。教宗是在得知有中國人來到歐洲後，決定親自接見他們的。見面後，柏應理、沈福宗向梵蒂岡捐贈了一批四百餘卷由傳教士編纂的中國文獻。這批文獻目前保存在梵蒂岡圖書館。不過，柏應理向教宗提出用中文舉行宗教儀式的請求未獲批准。
返回巴黎 協助翻譯儒家經典
在1685年12月離開羅馬前，沈福宗請求加入耶穌會並得到批准。其後他們返回巴黎，並在1686年抵達。早在羅馬的時候，柏應理找到了一些耶穌會士們翻譯的中國儒家經典的一些拉丁文譯稿，他把這些翻譯手稿帶到巴黎，希望得到法國王室的支持而出版。與明朝之前到達中國的外國人不同的是，明清時期歐洲傳教士在中國傳教期間，開始系統和有目的地記錄中國，並對之進行深入的研究。同時，他們還將中國的文化、哲學歷史介紹到歐洲。除了他們自己寫的報告、遊記向歐洲介紹中國歷史、文化、語言、政治等外，他們還翻譯、編撰了中華經典。
1687年，在路易十四的支持下，柏應理用拉丁文所著的《中國哲學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BNF O2N-206（A,3）］在巴黎出版，書的副標題為中文「西文四書直解」（內有三書《大學》、《中庸》、《論語》，缺《孟子》）。書中的《大學》、《中庸》、《論語》等篇章，是沈福宗幫助柏應理翻譯成拉丁文的。此書最前面的「獻詞」是給路易十四的。
這可能是西方第一本專門介紹《孔子》的書，《論語》也是首次被翻譯成歐洲語言。該書所附《孔子傳》的插頁中可見「仲尼」、「天下先師」、由雙龍圍繞的「國學」以及書籍、孔子門徒名字等漢字，這極有可能是沈福宗手寫後刻上去的。該譯本在法國大量發行，這就是伏爾泰等歐洲啟蒙思想家讀到的譯本。
《中國哲學家孔子》是柏應理領導的團隊撰寫的。（公有領域）
見到英國國王和著名學者海德與波義耳
1687年3月，沈福宗應邀訪問英格蘭，他是史料記載的首位訪問英國的中國人。英格蘭國王詹姆斯二世接見了沈福宗。對中國歷史和文物感興趣的詹姆斯二世見到沈福宗後很高興，他除了邀請沈福宗出席宴會外，還請英國宮廷畫家克內勒爵士（Godfrey Kneller）為沈畫了一幅真人大小的全身像，並掛在自己的臥室中。畫中的沈福宗身穿著中國長袍，手持十字架，望向窗外，燈光照在他的臉上閃閃發光，寓意神聖的靈感。他站在大理石地板上，透過身後敞開的窗戶可以看到遠處的熱帶鄉村。這幅名為「中國皈依者」（The Chinese Convert）的沈福宗布面油畫，作為英國王家的收藏，現在掛在溫莎城堡的女王畫廊中。
沈福宗同時還見到了一些英國學者，比如當時最有名的東方學學者托馬斯‧海德（Thomas Hyde）。當時51歲的海德是一名興趣廣泛的學者，他研究過多種東方語言，包括波斯語、希伯來語、阿拉伯語和敘利亞語。
兩人一見如故，一起探討中國歷史哲學等問題。在海德的邀請下，在倫敦待了幾個月的沈福宗在夏天來到牛津，進入海德任教的牛津大學博德利安圖書館進行中文圖書編目，並編寫內容提要，還教會他們如何閱讀中文書籍。在牛津的六個星期中，他還以速成的方式教海德學習漢語，他手寫的教材現在保存在大英圖書館。
沈福宗還給熱衷國際象棋的海德講解中國象棋、圍棋的規則和玩法。對於他的幫助，海德非常感激，讚美他為「我的中國人」、「我們的中國人」或「我最親愛的朋友」，並稱讚他是一位真正的合作者和「了解中國所有事情的信息源」。1694年，海德的《各國象棋比較研究》著作在牛津出版，其中讚揚了沈福宗的貢獻。
1687年7月，海德為沈福宗寫了一封推薦信，收件人是英國科學家、才華橫溢的化學家波義耳（Robert Boyle）。海德在信中寫道：「持信者是一位中國人，在牛津大學跟我一道為中文藏書編寫目錄。我們有一些儒家書籍，但大部分中文書是與物理有關的（指道家的點金術）。他精通自己的語言，還精通孔子的學說。他是一個非常善良的人，好學勤奮，而且頭腦清晰。他的拉丁文有點不夠完美，但他會拉丁文就已經很好了。……在這些天內，我盡我所能讓他幫助我們，自從他和我在一起以來，我沒有浪費任何時間……他非常希望得到您的垂愛和友誼。」
波義耳剛好對醫學和煉金術這兩個領域有著深刻而持久的興趣。從波義耳在他的工作日記中寫的一篇文章中，我們看到海德的介紹信起了作用，波義耳和沈福宗在當年7月或8月確實見過面並交談過。儘管現存的證據表明見面時間可能很簡短，但波義耳的日記向我們展示了波義耳對沈福宗的好奇心。雙方用拉丁語交談。波義耳寫道，他問了沈福宗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在中國，一個受過教育的人需要知道的漢字數量是否真的像傳聞中的那樣龐大。沈福宗的回答是，漢字數量真的非常多，而且他本人就掌握一萬到一萬二千個漢字。
波義耳問的第二個問題是，有多少中國人真正認識這麼多漢字。沈福宗解釋了書面語與口語的差異。「官吏的語言與普通人的語言非常不同，也與神職人員和一些文人的語言大不相同，因為很少有人懂官話或者可以使用它。」
兩人還就很多科學問題進行了交流，比如氣壓、氣壓的測量等，沈福宗則向波義耳介紹了草藥、中醫。他們還交流了一些化學問題。其後，與波義耳會面後，沈福宗沒有返回牛津，而是待在了倫敦。他還參加了克拉倫登伯爵主持的晚宴。
英國科學家、化學家波義耳（Robert Boyle）畫像（公有領域）
1687年9月上旬，詹姆斯二世在訪問牛津時，召見了海德，並特別詢問他是否認識沈福宗這個中國人，並告訴海德他自己的房間裡掛著沈福宗的畫像。海德告訴國王，他不僅認識沈福宗，而且「從他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
這一年11月，柏應理離開巴黎去倫敦與沈福宗會合。1688年1月，他們一行搭乘葡萄牙船前往裡斯本，於同年4月中旬抵達。
雖然不在英國，但沈福宗繼續通過信件與海德合作，擴大了海德的漢語詞彙，並就中國度量衡單位的精確尺寸等技術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他還給海德寄來了一張中國考試制度和官僚機構運作的圖表，以及中國對外國人進行分類的所謂「貢品制度」的草圖。此外，沈福宗還向海德發送了一份用於對不同類型的中國寺廟進行分類的漢語詞彙表，並簡要說明了中國佛教對靈魂轉世輪迴的信仰。
結語
由於前往中國的船隊已經開走，柏應理和沈福宗只得停留在裡斯本，沈福宗進入裡斯本的初修院修習，成為一名修士。1691年春，沈福宗與德國耶穌會教士紀理安等人一起赴華。在返回途中，沈福宗不幸在船上染上時疫，在抵達莫桑比克的前兩天死於船上，年僅35歲。
在17、18世紀的歐洲人眼中，古老的東方文化是那麼的迷人、那麼的美好。沈福宗的歐洲行，向西方人展現了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溫文爾雅、博學多才，並將中華文化和儒家經典介紹給歐洲人，讓歐洲更加了解中國，這對歐洲的啟蒙運動起到了推動作用，而這也是沈福宗一直銘刻在歐洲漢學史上的原因所在吧。
參考資料：
1. 「When Minds Met: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Y JONATHAN SPENCE
2. David E.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3. Michael Alphonsus Shen Fu-Tsung (d. 1691), ‘The Chinese Convert’ Signed and dated 1687
4. MICHAEL ALPHONSUS SHEN FU-TSUNG (FUZONG) -THE FIRST RECORDED CHINESE MAN
5. Needles, Herbs, Gods, and Ghosts: China, Healing, and the West to 1848
6. Michael Alphonsus Shen Fu-Tsung (d. 1691) Signed and dated 1687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張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