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2年09月21日訊】
（接上文）
四，周洪許的專業素質（一）：炮兵業務
周洪許的專業素質和指揮才能主要體現於三個方面：炮兵業務，作戰訓練，搶險救災。從一般的傳統觀念來看，好像只有「作戰訓練」一項與中南海警衛工作相關，而「炮兵業務」和「搶險救災」似乎有點不著邊際，或者相去甚遠。為了依次對這三個方面逐一展開分析，我們還是從炮兵業務談起，更具體地說，是從中南海在2012年曾面臨的一次大規模武裝威脅談起。2012年，薄熙來3月15日落馬後四天即3月19日的夜晚，北京城內多處響起槍聲，長安街上「軍車如林」。據當年不少報道稱，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的「江派」大員周永康指揮大批武警部隊政變，包圍中南海，進逼新華門。周永康意欲搶出有關其盟友薄熙來政變案的一名證人，並準備伺機行刺力主處置薄熙來的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胡錦濤緊急調來北京軍區第38集團軍之精銳部隊，才得以制伏武警部隊。如果沒有第38集團軍的部隊，僅以中南海內警衛局的有限兵力及輕型武器，沒有火炮之類的重型或中型武器裝備支援，恐怕很難抵擋得住這次叛亂。
為了防止此類事件重演，是否可以讓炮兵團長出身的周洪許指揮中央警衛局人馬在中南海內構築重炮陣地呢？這顯然不足取。因為榴彈炮、加農炮等重炮打擊的是（相對）遠程目標，而上述武警叛亂玩的是近在咫尺的「近戰」。
當然，要炮擊這些叛亂的武警部隊，還是有重炮可用的。當時離中南海最近的團級建制炮兵部隊 * 是北京軍區第38集團軍第6裝甲師的炮兵團，其駐地在北京市房山區，與中南海之間的直線距離30公裡左右。離中南海最近的營級建制的炮兵分隊 * 是第38集團軍第6裝甲師第22裝甲團的炮兵營，該團及其炮兵營布署在北京市豐臺區，距中南海直線距離僅約10公裡。此外，北京衛戍區警衛第3師炮兵團布署於北京市昌平區南口一帶，距中南海直線距離約40公裡。北京軍區、北京衛戍區可能還都有駐地更為靠近中南海的若干連級建制炮兵分隊 *。
[* 本文採用以下對軍隊作戰單位的分類法：團級及團級以上建制的作戰單位稱「部隊」，營級及營級以下建制的作戰單位稱「分隊」。據此，班、排建制的小型作戰單位，尤其是臨時組建的偵察分隊等，亦可稱為「小分隊」。]
但即使武警開始衝擊新華門，誰又敢向新華門前開炮？誤炸了中南海紅牆怎麼辦？誤擊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可怎生得了？
哪怕武警在西皇城根街集結起了第二梯隊，準備擴大衝擊新華門的規模和強度，誰又敢向那裡開炮？雖說西皇城根街離中南海最近處的直線距離已經大於半公裡甚至達700公尺以上，炮擊西皇城根街應該不致於誤擊中南海，但一旦出現「中南海畔炮聲隆」的混亂局面，勢必造成對中共極為不利的國內國際重大政治影響，哪位「政治局領導」或「軍委首長」負得了這個責任？
那麼，是否可以讓周洪許在中南海內布置輕型火炮，如迫擊炮、無後座力炮或單兵便攜式火箭筒之類？這些近程火炮固然能夠有效抵禦和迅即反擊武警部隊的近距離攻擊，但中南海的安全豈不因此而更成問題？因為「黨和國家領導人」首先要擔心不可控意外事件，如1996年2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沛瑤被負責警衛其住宅的武警戰士張金龍亂刀捅死 [11]，1994年9月20日北京衛戍區警衛第3師第12團1連副連長田明建中尉自動步槍橫掃北京建國門外 [12]，萬一再弄出個「警衛局迫擊炮狂轟中南海」之類的大事件可怎生了得？其次，火炮走火怎麼辦？另外，彈藥庫設在中南海吧，爆炸事故怎麼防範？彈藥庫選址稍遠吧，又難以保障突發事變時炮彈供應的及時性，也就難以應對政變行動「與生俱來」的突然性。
周洪許的炮兵才能，其第一個的用武之地似乎不在北京城而在北戴河。在2021年這個多事之夏，有不少海外中文媒體、自媒體報道：在中共高層8月舉行的北戴河會議期間，有相當數量的坦克、炮兵和防空部隊從外地野戰軍中調來，部署在北戴河地區。而且炮兵部隊的自行火炮、防空部隊的地對空導彈發射車等大都是履帶式的，這些作戰車輛裝備的履帶與坦克相當接近，具有較強的越野性能，適用於野戰。這一往年不曾有過的情況說明，2021年北戴河安全保衛工作明顯升級。中央警衛局無疑要參與北戴河安保工作的籌謀和實施，以炮兵指揮官出身的周洪許局長這般精明、實幹，必然會先期作好安全方面的情報分析及綜合評估，決不會輕易讓部隊擺出如此野戰炮陣及警衛布防。那麼，他準備與什麼樣的假想敵實體展開野戰攻防呢？他具體標定的炮擊目標又是哪支「潛在叛軍」呢？
如果由炮兵集群部署於北戴河而聯繫到炮兵出身的周洪許，那麼北戴河周邊展開的坦克集群，就令人聯想到中央警衛局政委陳登鋁了。因為至少在2011年8月至2013年9月期間，陳登鋁曾任南京軍區第31集團軍第14兩棲裝甲旅政委。該部隊軍改後的番號為東部戰區第73集團軍兩棲合成第14旅，旅部駐地福建漳州，戰役目標瞄準台灣。陳登鋁雖然是政工幹部，但據報道，他在水陸兩棲坦克訓練上也有一手。如果說兩棲裝甲集群對台灣實施渡海登陸之類的高難度作戰行動還得由軍事幹部來指揮的話，陳登鋁帶領並指揮兩棲裝甲部隊（或分隊）遂行北戴河防衛警戒任務還是遊刃有餘的。另外兩棲裝甲部隊的特點之一就是其人員和作戰車輛除了控制陸上區域以外，還可以控制部分海域，從而不致於讓北戴河地區海域的防衛警戒全部掌控在北部戰區海軍即北海艦隊手中。
如果人們由外來炮兵部隊而聯繫到周洪許的炮兵團，由外來坦克部隊而聯繫到陳登鋁的裝甲旅，外來防空部隊的來頭乍一看似乎無從揣測。不過，不少海外中文媒體2020年5月的某些報道（如《軍方絕密：掌中南海防空的81軍旅長神祕死亡》），則多少透露了其中緣由——
中國海事局 [2020年] 5月11日發布軍事演習通告，於5月14日開始，在河北唐山市唐山港京唐港區進行為期2個半月的實彈演習，期間無關船舶禁止駛入安全管制區域。而台灣總統蔡英文即將在5.20[5月20日]舉行新任期就職演說，中國剛好展開本次長達2個半月的軍演。
總部在香港的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5月14日稱，5月14日至7月31日唐山港京唐港區實彈演習其實是中共軍史上最大規模「準備台[台海]之戰」和「保衛北京」防空演習，演習除中部戰區第81軍，82軍[各自的]防空旅外，福建東部戰區第73軍防空旅也已到達唐山 *。其中中共陸軍第81集團軍，隸屬中部戰區陸軍，軍部駐地河北省張家口市。[13]
[* 中部戰區第81集團軍原番號為北京軍區第65集團軍，軍部駐地河北張家口。中部戰區第82集團軍原番號為北京軍區第38集團軍，軍部駐地河北保定。東部戰區第73集團軍原番號為南京軍區第31集團軍，軍部駐地福建廈門。]
以上報道的著重點雖然是第81集團軍防空旅旅長黃會倫大校的神祕死亡或失蹤性「被死亡」，但與本文最相關的內容則是東部戰區第73集團軍防空旅2020年為了「準備 [台海] 之戰」居然南轅北轍、遠離台海，北上京津唐地區來「保衛北京」的信息。該旅首次遠赴渤海之濱是2018年秋季，由旅長張松黎大校帶隊，從福建沿海千裡機動至燕趙之地，「展開全員全裝實兵實彈演習」。第73集團軍防空旅的作戰任務、兵器武備和日常訓練本來都針對台海前線的戰場防空，卻一再北上而抵近京畿之側，意欲何為？既然2018年能北上，2019年可能也北上過，2020年又再度北上或再三北上，那為什麼2021年就不可能北上呢？為什麼這個防空旅就不可能從此部署於北京周邊，甚至取代第81集團軍防空旅而成為中南海防空的一環呢？為什麼第73集團軍防空旅和第81集團軍防空旅就不能相互換防呢？為什麼……
2021年夏季的北戴河會議事關將於次年即2022年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人事安排和路線方針，事關黨內隨時會激化的派系鬥爭，事關習近平的政治前途和黨內地位，事關中共這個「絞肉機」體制必然產生和無可避免的你死我活。所以，中央警衛局的官兵首先必須「讓習主席放心」。曹清中將這個中央警衛局局長（2007年至2015年），並非由習近平任命，所以習不放心。2015年，習近平親自任命王少軍少將（2008年授銜；此後2016年授銜中將）為中央警衛局局長（2015年至2019年），但後來習對他還是不放心。自2019年底王少軍離任至2021年7月周洪許接任，中央警衛局局長職位空缺了約一年半時間。據說警衛局有一批士兵還是在習的陝西老家招收的，習對他們也開始逐漸不放心了。
為什麼不放心呢？因為習近平擔憂中央警衛局的官兵「長期浸淫在中南海內受高層鬥爭的影響」，經耳濡目染而對各位「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其政策逐漸形成自己個人的看法，對領導的話不會一概輕信，所以難以確保其內心絕對服從。因此他寧可調用安保專業經驗有所欠缺的野戰部隊，而且還要來自京畿以外地區。因為不僅北京衛戍區官兵的情況與中央警衛局原有官兵的上述情況比較接近，而且連拱衛北京外圈的中部戰區第81集團軍和第82集團軍領導層也相對熟悉京師及高層情況，多少沾染了類似中央警衛局原有官兵「無端關心、隨意揣測、私下交流」高層動態的風氣。比如上述第81集團軍防空旅旅長黃會倫，就被認為對中南海內情所知過多。而遠在台海的第73集團軍「兩耳未聞宮內事」，又是習近平的嫡系野戰部隊，從福建派往京師「勤王護駕」當屬順理成章之舉。
由此推測，2021年夏季北戴河會議期間，進駐當地的外來野戰部隊很可能包括：
張松黎當旅長的部隊或當過旅長的老部隊——來自福建廈門的東部戰區第73集團軍防空第73旅（原南京軍區第31集團軍第13防空旅）或其下轄分隊；
陳登鋁當過政委的老部隊——來自福建漳州的東部戰區第73集團軍兩棲合成第14旅（原南京軍區第31集團軍第14兩棲裝甲旅）或其下轄分隊；
周洪許當過團長的老部隊——來自南部戰區陸軍某旅的炮兵部隊（原成都軍區第14集團軍第40叢林戰步兵師炮兵團）或其下轄分隊。
五，周洪許的專業素質（二）：作戰訓練
周洪許當過基層作訓（作戰訓練）參謀、師部作訓科科長、大軍區司令部軍訓部部長，搞訓練頗有章法，而且自成一套。他曾任北部戰區陸軍副參謀長一職，可能也是負責作訓的。「不以考核為目的，要以實戰為標準。」周洪許當年接受採訪時說，「比如駕駛員訓練，考個駕照並不難，但能否頂用是另一回事。這就是部隊一拉動就缺司機的原因。」[14]
官兵個人僅僅有個普通駕照，確實無法勝任炮兵團多樣化的駕駛任務，比如惡劣天候下山區公路行駛、隱蔽機動時夜間閉燈駕駛、拖掛大體積重型裝備行駛、運載安全要求較高的炮彈和燃油，等等。為此，炮兵團廣泛展開「汽車特種駕駛」訓練，捨得超常用油，創造條件讓官兵多練、勤練，不斷提高掌握「汽車特種駕駛」的官兵比例。
在炮兵團安全訓練方面，周洪許繼承和發揚了其前任傳下來的一個特色傳統：部隊每有千裡拉練、遠程機動，力求「車不掉漆，人不掉皮」[15]。「車不掉漆」，確保裝備完好率，不算奇葩。但「人不掉皮」，則在確保人員戰鬥力方面全然獨具特色。須知長期以來，中共軍內廣泛提倡的口號一直是「流一身汗，蛻一層皮，苦練殺敵本領」之類。
裝備機械化、信息化、現代化兵器的炮兵團「全面搞建設」怎麼個「全面」法呢？「全面」到規定官兵都要練拼刺刀。這又是奇葩。周洪許這位炮兵團長，或許是為了在「戰爭進入越打越遠、越打越高、越打越看不見的時代」，逆向激發冷兵器時代「一劍封喉」的直觀血性？或許是考慮到炮兵練刺殺格鬥在特定戰場環境中有實際用途？或許是有感於中共軍隊林彪元帥（1955年授銜）的名言「只有上刺刀殺出威風來的部隊，才是厲害的部隊」？或許是應了當年炮兵兵種內流行還算廣泛的口號「讓大炮上刺刀」？……
炮兵團的「全面搞建設，紮實打基礎」似乎尤其體現在諸如一兵多能、政工幹部懂軍事指揮等方面。有中國大陸媒體對此著力推崇、報道如下——
「現在，我們一個團可以當兩個團用。」周洪許團長自信地說。
對於炮兵來說，專業非常關鍵。偵察、計算、報話、炮長、瞄準手，各司其職，戰場上缺一不可。但一人一崗也存在著風險，作戰時犧牲一個人，一門炮也就廢了。
2007年，炮兵團開始推行「一人雙崗」培訓，重要崗位至少兩人以上參與訓練，大量儲備炮兵人才。
「一門炮，參戰人數不變，但等於儲備了兩三套人馬，這樣也有效解決了老兵退伍後戰鬥力降低的問題，確保隨時都能成建制遂行作戰任務。」團參謀長宋正秋說。
「不僅如此，在我們團，政工幹部也要會軍事指揮。」他說，「打仗的時候，連長犧牲了，指導員就要頂上。副連長犧牲了副指導員就要頂上！」
該篇報道還稱，「[炮兵團]採取每年政工幹部脫產集訓兩個月的辦法，請優秀的軍事幹部、炮兵學院的教授來授課。並讓一些崗位，比如連長、指導員進行互換，[……]」[16]
至於炮兵團最有特色、最奇葩的創新，那就是「公勤隊」（公共勤務隊？）。據說連遠在北京的中央軍委某些部委內，都有人賞識這支南疆叢林戰炮兵部隊的創新之舉——
這裡順帶說一下炮團特有的編制單位「公勤隊」，這可是他們獨家版權的創造——據說現在也得到了「上邊」的首肯並向全軍推廣：公勤隊的成員其實就是「首長身邊的人」，如首長的司機、公務員、炊事員等勤雜人員，平時就配有專門的幹部像基層連隊一樣集中管理——取締「首長身邊的人」的特殊意識，有任務時作為一個建制單位使用…… [17]
《解放軍報》2014年6月25日報道：成都軍區組織首長機關集中輪訓指揮業務，其中包括標繪作戰地圖、一體化指揮平台操作、野戰陣地設置、聯合作戰指揮、組織作戰協同等多項內容，要求所有機關幹部全員參訓，人人過關。輪訓實行「院校式辦隊，實戰化教學，連隊化管理」，從軍區機關到軍師旅團，參訓人員不分部門、職務、年齡、軍銜，均以普通學員身分混編參訓，大校、上校們亦無例外。輪訓從當年3月起，分三批進行，最終覆蓋100%的機關幹部。
這篇報道還附有一篇冠之以「沙場視點」的數百字短文，標題為《首長機關要當好練兵打仗領跑者》[參見附錄五]，作者正是時任成都軍區司令部軍訓部部長周洪許。文章強調，「首長機關的每個崗位、每個人，都是鏈條上的重要環節，首長機關在指揮打仗中沒有局外人。」[18]
質言之，一兵多能或「一人雙崗」的訓練標準最初是炮兵團解決實際問題的措施。政工幹部懂軍事指揮的訓練標準，是這一措施由兵及官的初步推廣。炮兵團「公勤隊」某種程度上是這一措施的建制化、體制化嘗試。而組織軍區首長機關集中輪訓，則是出任軍訓部長的周洪許將「公勤隊」的「炮兵團版」升格為「成都軍區版」的測試。現在，出任局長的周洪許是否會搞出一個「公勤隊」的「中南海版」呢？
中央警衛局官兵在有關安保警衛方面訓練上超過野戰軍炮兵的「一兵多能」標準，包括白刃格鬥、「（某些）汽車特種駕駛」等應該早就屬於駕輕就熟的初級科目，難道……新局長要組織他們全員學習標繪作戰地圖、一體化指揮平台操作、野戰陣地設置、聯合作戰指揮、組織作戰協同之類的新科目嗎？或許還要學習炮兵業務？難道從周洪許、陳登鋁開始，中央警衛局所有軍事主官和政工主官都要分期分批搞「崗位互換」了嗎？
另一點似乎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南海內，不僅是警衛局官兵，而且其他所有的人都有可能接受輪訓，以便都成為「中南海版」的「公勤隊」隊員。既然大軍區及戰區「首長機關在指揮打仗中沒有局外人」，以此類推，中南海在安保警衛方面當然也就沒有局外人了。既然中南海內各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辦公室主任、政治祕書、機要祕書、警衛祕書（警衛長）、生活祕書、警衛員、司機、廚師、服務員、保健醫生等都是「局內人」，那麼，他們是否都應該參加「中南海版」的安保警衛全面培訓以及軍事訓練呢？他們也能「院校式辦隊，實戰化教學，連隊化管理」嗎？原成都軍區輪訓機關幹部那個100%的覆蓋率能覆蓋中南海嗎？
難題來了：既然以上各色人等都是「局內人」，中南海內各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配偶、子女（且不說非婚生子女）自然更不是「局外人」了，那麼，他們是否也應該至少參加若干安保警衛培訓以及軍事訓練呢？更為敏感的問題是：那些「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配偶、子女們，誰能給他們培訓？更確切地說，誰敢給他們培訓？
六，周洪許的專業素質（三）：搶險救災
我們不妨先談一談紅軍將領陳樹湘、提一提北京衛戍區「老虎團」，回頭再來分析周洪許的「搶險救災」重任。陳樹湘（1905-1934），湖南長沙人，紅軍戰將。1934年中共南方各省「蘇區」根據地相繼失守，紅軍被迫實施戰略退卻即所謂「長征」。「長征」途中湘江戰役時，陳樹湘任紅五軍團第34師（即紅34師）師長，奉命率部擔任整個紅一方面軍（即所謂「中央紅軍」）的後衛，阻擊追兵於湘江以東。完成阻擊任務之際，以閩西子弟為主體的該師六千餘人幾乎全軍覆沒，其中一千餘人被俘。陳樹湘突圍潰退時腹部中彈，重傷被俘後不久身亡。關於其死因，說法不一。中共官方媒體近年來才開始大肆宣傳的說法是，被押解途中陳樹湘用手從腹部傷口處將腸子掏出、扯斷而自盡。但中共官方媒體也不得不承認，「斷腸」說法的依據只是民間傳說 [19]。至於「民間傳說」是否真的源自民間，它何時產生、何時流傳、何時才被發現，也都很值得存疑。
以中共意識形態灌輸「洗腦」的需要，陳樹湘固然是它所要宣傳的「革命英雄」，但宣傳調門的空前拔高則與習近平有關。下列時間表展示了調門拔高的大略軌跡——
2014年10月，在福建古田召開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習近平講述了紅軍第34師師長陳樹湘戰場被俘後「斷腸明志」的故事 [20]；
2016年10月17日，CCTV綜合頻道開始播出32集電視劇《絕命後衛師》。該劇以陳樹湘及其紅34師湘江阻擊戰為題材，由中國電視劇製作中心出品；
2017年6月，於2016年已經攝製完畢的電影《血戰湘江》公映。該片以陳樹湘的紅34師湘江阻擊戰為題材，由八一電影製片廠出品；
2017年9月16日，《血戰湘江》獲中國電影金雞獎之組委會特別獎；
2017年9月28日，《血戰湘江》和《絕命後衛師》同時獲獎——《血戰湘江》獲精神文明建設獎之電影優秀作品獎；《絕命後衛師》獲精神文明建設獎之電視劇優秀作品獎；
2018年4月3日，《絕命後衛師》獲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優秀電視劇大獎；
2018年10月14日，《絕命後衛師》獲中國電視劇金鷹獎之優秀電視劇獎；
2019年3月4日，在政協文藝界、社科界聯組討論會上，習近平提到電影《血戰湘江》及其主角之一陳樹湘；
2019年4月30日，紀念「五四」運動一百週年大會上，習近平發表講話再次提到陳樹湘；
2019年9月，紅軍長征湘江戰役紀念園在廣西桂林全州縣才灣鎮落成；
2021年4月25日，習近平去坐落於廣西桂林全州的紅軍長征湘江戰役紀念園，向湘江戰役陣亡紅軍官兵獻花圈，參觀紅軍長征湘江戰役紀念館……
[註：以上時間表只列出《絕命後衛師》和《血戰湘江》所獲部分獎項。陳樹湘及紅34師湘江阻擊戰的內容還反映在有關「長征」等題材的眾多影視作品及其他文藝作品中。]
中共媒體對此自然心領神會，提示性評論、解說性宣傳也紛至沓來，試舉2021年的幾例：3月21日鳳凰歷史《這位讓習近平念念不忘並多次提及的紅軍師長是誰？》，4月25日新華社《習近平為何如此重視這場關鍵一戰？》，7月7日央視網《聽，習近平講英雄故事》……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從職業軍人和軍事指揮員角度看，陳樹湘確乎有勇有謀且善戰。但習近平所看重的主要不是這個，他最看重的是：軍人要為黨「斷腸」，軍隊要為黨「絕命」。不過誰都明白，這樣對全黨、全軍大面積提出的「絕對忠誠」要求，最終只能流於口號。習近平和中共高層實則是對特定小範圍提出的明確要求：警衛人員要為領導人「斷腸」，「御林軍」要為中南海「絕命」。
上有所求，下必應焉。為迎合針對上述小範圍的政治需求，若干媒體開始編虛造假。如新華社長沙2018年9月9日電《陳樹湘：「為蘇維埃新中國流盡最後一滴血」》中編造了有關陳樹湘履歷、職務的一項內容：
1930年6月，陳樹湘任紅1軍團總指揮部特務隊隊長，8月任紅一方面軍司令部特務隊隊長，負責對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的警衛工作。[21]
然而，《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5年9月16日刊文《中央紅軍第三十四師師長陳樹湘的壯烈人生》更為詳盡地介紹了陳樹湘同一時期的履歷，其中完全沒有上述職務——
1930年1月至1933年6月，陳樹湘先後任紅軍（長）汀連（城）獨立團團長，福建省軍區獨立第七師、獨立第九師師長，紅十九軍五十四師師長。後紅十九軍縮編成紅三十四師，他由師長「降」為一○一團團長，但他沒有任何怨言。[22]
截止2021年8月底，大部分中共官媒、眾多海內外網站亦無陳樹湘曾「負責對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的警衛工作」之類虛假陳述。至於新華社等中共官媒造假的目的，無非是要把「斷腸絕命」式忠誠的對象，由寬泛抽象的「黨和國家」逐漸收攏並聚焦於一小撮「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其「核心」罷了。
長期以來，除了「貼身防彈衣」——保衛中南海區域的中央警衛局部隊之外，最靠近中南海外圍、負責第一防衛圈的近衛部隊是北京衛戍區，其中戰鬥力最強者當推警衛第3師（師部駐地北京市通州區）。研究著述《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描述這支「絕命近衛師」如下：
警衛第3師是北京衛戍區唯一依照野戰部隊編制裝備的部隊，名義上是警衛師，其實是貨真價實的野戰師，而且是最早的解放軍機械化部隊之一。該師不僅有地面炮兵團、高射炮兵團，而且還有坦克團，是裝備最好、訓練有素、戰鬥力極強的解放軍野戰師之一，戰鬥力超過一般的野戰軍部隊。該師平時一般不擔負內務警衛任務，部隊集中駐紮，屬於應急機動部隊，最重要的一項任務就是在危急時刻殺出一條血路，掩護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重要人物及其家屬撤離北京。[……] 警衛第3師才是中共真正的御林軍、保護神。[23]
不過，2017年11月下旬披露出來的爆炸性醜聞（更確切地說是「爆炸性的性醜聞」），讓人們對這支「絕命近衛師」瞠目相看：北京市朝陽區管莊紅黃藍幼兒園（新天地分園）至少近二十名幼童遭性虐，對孩子們身心造成嚴重摧殘。而涉嫌施虐者正是北京衛戍區「老虎團」的若干名軍官以及至少一位他們的上司。「老虎團」即警衛第3師下轄的警衛第13團。（至於那位上司，其為警衛第3師「首長」乎？北京衛戍區「首長」乎？更高級別「首長」乎？暫時不得而知。） 仍據《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
警衛第13團是警衛第3師的主力部隊，屬於摩托化步兵團。其前身是新四軍第1支隊第2團。1938年1月組建之後就成為新四軍的主力團隊，被新四軍軍部授予「戰鬥模範團」稱號，在戰爭年代贏得了「老虎團」之譽。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該團被中央軍委授予集體一等功。
警衛第13團作為御林軍主力，屬於應急機動部隊，長年處於緊急準備狀態，[……] 只要警衛第3師有重大任務，警衛第13團肯定打頭陣。[24]
「絕命近衛師」既有「保衛中央領導」之重責在身，故而盡得中南海之恩寵。即便出了「紅黃藍幼兒園事件」，「老虎團」也未遭追究，傳說在警衛第3師內部也未予深究。但師不可縱，縱則驕奢；將不可寵，寵則淫逸。驕奢淫逸於京畿之地的「御林軍」、「保護神」，已經姿肆放縱到如此程度，即便他們再有勇有謀且死心塌地，又如何能抵擋物誘色魅呢？他們的忠誠度是否還靠得住呢？「絕命近衛師」如此，「貼身防彈衣」又能好到哪裡去呢？關鍵時刻，他們能「斷腸」、能「絕命」、能當「陳樹湘」嗎？於是，陳登鋁、周洪許等「畿外之將」便受命進京了。
為什麼是陳登鋁？原因之一是他來自駐閩部隊。習近平主政福建期間，與福建駐軍關係不錯，與原南京軍區第31集團軍（現東部戰區第73集團軍）有淵源。陳登鋁曾任原南京軍區第31集團軍第14兩棲裝甲旅（旅部駐地福建漳州）政委，原南京軍區第31集團軍第91兩棲摩步師（師部駐地福建漳州）政委，西部戰區第76集團軍（軍部駐地青海西寧）政委等職，此外，還曾是青海省第十三屆人大代表。這位人稱「閩籍少將」的中央警衛局政委據說為福建古田人氏，似乎還有著「籍貫優勢」。據中共官媒《央視網》報道，2014年10月31日，習近平與福建古田地區老紅軍及家屬座談時說：「長征出發時，紅軍隊伍中有兩萬多閩西兒女。擔任中央紅軍總後衛的紅34師，6000多人主要是閩西子弟，湘江一戰幾乎全部犧牲。」[25]
如此看來，陳登鋁出生為「閩籍」，出身為「閩伍」，豈非「籍伍雙全」哉！
那為什麼是周洪許呢？以本文之見，周洪許之所以被中南海所看中，作戰訓練在其次，炮兵業務更其次，主要在於「搶險救災」。換言之，「搶險救災」才是周洪許任職中央警衛局局長的「王牌」或「金牌」。周洪許誠然並非「閩籍」，而是「巴籍」、「渝籍」、「前川籍」或「准川籍」。但他的入選已經說明：「閩籍」並非中央警衛局局長人選的入選指標，至少不會是硬性指標。
讀者接下來也許會問：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發生後，參加搶險救災的部隊來自各大軍區、各軍兵種，深入地震險區的部隊也遠不止一支，為何偏偏炮兵團及其團長周洪許進入了中南海的視野呢？
首先是比起別的指揮官，周洪許「細緻得讓人佩服」。請看他如何組織救援地震災區內雲湖森林公園遇險的專家學者們：
翌日清晨，官兵們用砍來的竹子和賓館的被單做了擔架，同時還為每個老教授做了一根拐杖。細心的戰士們為了避免老教授磨手，特意在每把拐杖的扶手處纏上了布條。一向做事幹練的團長周洪許此時細緻得讓人佩服，他交代戰士們：「不管路上多麼艱難，我們的擔架要始終保持平穩，始終保持擔架上躺著的教授頭要比腳高，絕不能讓他們出現新傷……」[26]
其次，周洪許決絕得也同樣「讓人佩服」。因為他還對官兵們說：「你們可以傷亡，但這些專家學者一個都不能再有傷亡……」[27]
這就是「黨和國家領導人」要求警衛人員所具備的「絕命」精神——讓自己赴死，換來「首長」存活，一切為了「首長」。筆者無意批評那些被炮兵團官兵救援的學者專家。他們都年逾花甲，最年長者86歲，好些人步履蹣跚，其中還有人已經受傷，而地震災區地表大半有險阻而無道路，因此他們上擔架被軍人抬著也可算是無可厚非。
但是，1934年至1935年的「長征」路上，毛澤東和不少中共領導人竟然都這樣讓人用擔架一路抬著走過「長征」的過半裡程，直到過川西的雪山、草地時才不得不下了擔架，由警衛員攙扶著行走。因為「中央領導有權坐擔架」，就連遠比毛澤東正經不知多少倍的黃克誠都躺在擔架上指揮戰鬥，因而被朱德大罵一通 [28]。六十多年後仍然有抬過擔架但倖存下來的紅軍老兵痛斥這些「中央領導」的「地主作風」[29]。經過「長征」而存活下來一位「中央領導」，通常要以幾十名抬擔架的紅軍士兵死亡為代價。因為從江西到川西，平均每副「中央領導」擔架都要先後累死幾十名紅軍士兵。為了掩蓋「革命領袖」在征途險境中依然要享受的奢靡待遇，為了掩蓋他們接受共產教條洗禮後的冷血無情，為了掩蓋他們漠視普通戰士的生命且習以為常，這些為「護主」而功高命絕的紅軍士兵至今沒有被「黨中央」正經紀念過，也從來沒有被中共官媒或官方文藝作品正面歌頌過。就像「長征」時一樣，當前在實際運作中，中南海對中央警衛局官兵其實也有著「三擔」要求：擔抬重負，擔當「斷腸」、「絕命」的重任，擔待「當無名英雄」的待遇。
當年「中央紅軍長征」時，「首長」們都沒有隨行的子女。只有30名女紅軍組成的「婦女隊」裡，其成員也並非全是「中央首長」夫人。誠然，婦女隊中也包括「中央首長」夫人如劉群先（婦女隊隊長、博古夫人）、金維映（婦女隊政委、李維漢夫人）、蔡暢（李富春夫人）、鄧穎超（周恩來夫人）、康克清（朱德夫人）、賀子珍（毛澤東夫人）、肖月華（李德夫人）、李伯釗（楊尚昆夫人）、廖似光（凱豐夫人）、陳慧清（鄧發夫人）、錢希鈞（毛澤民夫人）等人。
如今的「首長」們要傾巢遠行或進行「新長征」，隨行的家屬子女可是一大堆，有養尊處優的配偶，還有攜帶「紅色基因」而「根正苗紅」的婚生子女；哪怕是當「裸官」的「首長」們，雖毋需帶配偶隨行，或需帶「姘偶」隨形，甚至可能帶上有著「紅私基因」而「苗紅根不正」的非婚生子女；至於要裝箱的家財、要打點的細軟行裝恐怕也遠超中華民國當年的所謂「四大家族」，所以難免在限時撤離北京的忙亂之際還要拖拖拉拉地處理一些婆婆媽媽的事兒。「黨和國家領導人」也自然會要求中央警衛局官兵和其他工作人員要耐心、要做到不厭其煩。周洪許指揮下的炮兵團官兵還真的就特別經得起磨蹭、耐得了煩。這是他們的又一個特點。仍以他們在地震災區內雲湖森林公園的救援為例：
一切準備就緒了，就在將要出發的時候，一位女專家突然想到在地震中死去的丈夫有個筆記本還在他們住過的賓館裡。戰士們向她手指的方向望去，整個賓館的後牆已經倒塌，有的房頂也已經塌了下來。
工作人員望著廢墟，覺得太危險。女專家說，筆記本裡記錄著她丈夫近期的研究成果，如果不把它找到，那是一個巨大的損失。
班長胡軍二話沒說，立即帶領2名戰士進入倒塌的宿捨中，在依然搖晃的房屋中經過一個小時的反覆尋找，終於取到了筆記本。[30]
這一事例好似中共領導層「新長征」前奏曲中某個音符的「預奏」。未來撤離北京前夜，包括周洪許在內的中央警衛局官兵除了保護「首長」之外，還要耐勞耐煩地聽取那些「首長」家屬們或頤指氣使或七嘴八舌的眾多命令，並果斷修改、適度調整他們命令中雜亂無章且自相矛盾之處，同時小心翼翼地讚歎命令的某些內容被「幸虧想到了」以維護或照顧「首長」家屬的顏面，出發時還要任勞任怨奉命攜帶大量理應拋棄的「罈罈罐罐」，一如「中央紅軍」在湘江戰役前的作派：無論需要以多少紅軍官兵的累倒、陣亡為代價，仍然要讓他們一路忍累負重，擔、抬、推、拉、扛著「蘇區」的「罈罈罐罐」——造幣廠、兵工廠、印刷廠、紅軍總醫院的成套設備，發電機，十幾人抬的重炮底盤等裝備，大量「蘇區」貨幣，還有「蘇區」圖書館藏書，戲劇服裝、道具和帷幕，等等等等。直到發現紅軍官兵即便戰死再多都無濟於事了，這才戀戀不捨地放棄「罈罈罐罐」。而紅軍官兵的生命，則可以一無反顧地斷然拋棄，只要「中央首長」有需要（對部下通常解釋為「革命事業」需要）。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撤離北京時，中央警衛局官兵用幾條人命甚至十幾條人命拚死換來某「首長」女眷的一個化妝箱（「首長」甚至懶得謊稱裡面有「機要文件」）——到時候如果發生這樣的故事，筆者完全不會有任何意外感。
或有讀者發問：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憑什麼要撤離北京呢？或者說，在什麼情況下，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會撤離北京呢？試舉一例：1989年「六四」民主運動期間，鄧小平、陳雲、李鵬等中共黨魁就已作好準備，一旦軍隊拒絕鎮壓人民或全國局勢失控，他們就攜國庫巨款出逃海外，首選流亡地為巴基斯坦。「六四」前夕，滿載財寶外幣的外逃專機若干架，已經由空軍第34運輸機師北京南苑機場塔台匆匆調度，在跑道上待命起飛了。據說這一出逃預案在1980年代初就開始醞釀了。現今的中共高層準備政權崩潰時出逃的「沉船計劃」[31] 更是早已經營有年、內容詳繁且有關信息不時外溢於海內外的民間社會了。
按計劃出逃自然不算太大的難題，但倉惶出逃於臨危之際則另當別論。
2005年7月14日，解放軍國防大學防務學院時任院長朱成虎（2004年授銜少將）在北京國際新聞發布會上宣稱：中共「解放台灣」時，如若美國軍隊介入台海衝突，解放軍將率先使用核武器來「摧毀數百個美國城市」。朱成虎還宣稱中共準備以犧牲「西安以東兩百多個城市」為代價，即準備讓它們毀於美軍的核反擊或核報復 [32]。當然，他本人屆時則會倚仗特權而追隨「黨中央和軍委領導」，安全地躲避於「西安以西」的地下掩體中。
雖然這種核叫囂、核訛詐、核挑釁未必真能如願以償，但北京當局任由朱成虎之輩口出此等「戰狼」言論，並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國家挑釁對抗。由此觀之，是否有一天需要「新長征」還真不好說了。比如，哪一天「西安以東」被朱成虎之流葬送之後，美軍威力最大的常規武器「炸彈之母」或「巨型鑽地彈」又落在了「西安以西」地區覆蓋地下掩體的地表之上，瞬間大地顫動，地貌劇變，高山為谷，深淵為陵，河道壅堵而頓成堰塞湖，嶺崩坡裂而驚現絕壁斷崖……在如此「急難險重」狀況下實施救援警衛和掩護撤退轉移，中共軍隊受過這方面實戰考驗的整建制部隊（而非分隊）中，恐怕首先要數周洪許當過團長的原成都軍區第14集團軍第40叢林戰步兵師炮兵團。全軍有過如此身臨重災險境、直接指揮成建制部隊帶著一大批男女老少「絕境突圍」之實戰經驗的指揮官中，級別最高者可能也就是周洪許這個當年的團長。中國大陸軍旅女作家裘山山的報告文學《從絕境中突圍》，就描寫了周洪許這位中校團長及其部下，身陷峰墜路毀之絕地，在直升機飛過時捲起的氣流就可能引發餘震的陡峭山脊之上，如何實施「絕境突圍」。
一旦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首長」及其家屬子女們身處如此「絕境」，他們將何以「突圍」呢？《解放軍報》2008年6月17日一篇宣傳表彰炮兵團的專題報道，可以算是一個「險情預先通報」：
[周洪許和炮兵團官兵們帶著受災群眾]又到了一座大山的山頂，眼前的情景把他們驚呆了：地震竟然將這座山兩邊的山體全震垮了，唯獨留下山脊上陡峭不足一尺寬的小路。往兩邊看都是萬丈深淵。山脊小路給人的感覺即便不能說是在高空走鋼絲，至少也是在懸崖上「踩牛背」。這能過得去嗎？要是萬一掉進去，豈不粉身碎骨？路已經走到這兒了，還能再回頭嗎？再說，回去往哪兒走？[……]
開始過懸崖了，為了儘量地穩定大家的情緒，周洪許在懸崖兩邊翹出的石頭上都安排接應的老兵，他們身上都拴著繩子，以防掉下懸崖。很多群眾在這裡嚇哭了，無論戰士怎麼勸，就是不敢過。走過懸崖的幾個戰士不得不重新回去，背著他們慢慢地往前爬，戰士們只要求群眾在他們背上閉上眼睛、身體不要亂動。就這樣，在極度驚險中，一個個孩子被戰士們爬著背了過去，一個個老人被背了過去，最難辦的是孕婦，戰士們沒法背她們，只有側身蹲下來，由一前一後的兩個戰士保護著，一點一點地挪過去：很多人恐高，戰士們就將自己的帽子戴在他們頭上，將帽檐壓著他們的眼睛以減少驚恐。[33]
所有中共政治局常委、委員們，中央軍委成員們，到時候恐怕都得這樣「踩牛背」。他們自己以及他們的夫人（還有女委員的丈夫）、子女（包括非婚生子女），恐怕都得由中央警衛局官兵背著、馱著渡過這樣的難關。至於其中體型肥胖臃腫者，官兵們恐怕只能幫著他們像上述孕婦那樣「一點一點地挪過去」……
可以想見，如同「中央紅軍」經歷了湘江一戰，這支簇擁著「黨和國家領導核心」的疲憊隊伍，雖敗猶冗長而綿延若干公裡，宛如長蛇般晝蜇伏而夜匍行。隨行官兵一路使用著偽裝防護、反夜視偵察等各種裝備器材，不停地施放著電子菸幕，小心翼翼地規避著美軍不期而至的空中打擊。為了加快前進速度，「首長」們對嫡系部隊下了「死命令」：立即一次性處決所有重傷員和腿腳負傷、行走不便的輕傷員，然後視情況逐次丟棄輜重。這支踟躇蹣跚之旅，過秦嶺，出祁連，傍天山，迎著塔克拉瑪干沙漠騰起的漫天飛沙，頂著帕米爾雪原飄來的滿天飛雪，沿著路懸一線的瓦罕走廊，在扮演類似於「長征」途中紅四方面軍角色的塔利班友軍的接應之下，跋涉前往希望所系卻又前景渺茫的伊朗高原……
未來面對此情此景之際，周洪許、陳登鋁們自然明白，過去一直是我們要靠著這個黨，但眼下是這個黨要靠著我們了。當然，他們或許會抓住這個難得且關鍵的機會「掙個『忠誠』表現」，對部下、大概也是對自己大喊一聲：「同志們，考驗我們的時候到了！表現我們對黨絕對忠誠的時候到了！我們立大功的時候到了！我們一定要發揚陳樹湘和紅34師的『絕命』精神，把黨中央、中央軍委的領導同志和家屬們帶出中國這個絕境！帶到安全的地方！」
其實，周洪許、陳登鋁們對「黨和國家領導核心」再「忠誠」，「忠誠」得再「絕對」，身臨過再艱難的「絕境」，經受過再「絕命」的「考驗」，立下過再大的功勞，也都全然不頂用。中共獨裁體制的畸形政治生態，決定了黨內各派都必然或只能為取得最高權力而激烈爭奪、互相戕害。這一「盡人皆敵」的殘酷現實，必然使其最高當權者如習近平每時每刻都唯恐失去最高權力。這種擔憂又必然使習近平那樣的最高當權者將所有人都視為篡權者或潛在篡權者，對了解其本人甚詳者（如政治局成員、軍委成員，以及貼身警衛如周洪許、陳登鋁們）尤為防範。正如歷朝歷代的帝王們，雖然權傾天下、君臨萬民，卻總是自嘆「孤家」、自稱「寡人」。因為對專制君王而言，所有的人，即便不是敵人，也仍然是概莫能外的潛在敵、假想敵。說得「絕對」一點吧，即便周洪許、陳登鋁們真的能夠植入習家「紅色基因」而脫胎換骨，成了習近平的嫡親兄弟、甚至都變成了習遠平，「皇上」也仍然要擔心他們有朝一日會上演一出現代版的「玄武門之變」。這也正是造成「盡人皆敵」政治生態的中共極權體制必然被全人類最終唾棄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們把話題從對所謂「絕對忠誠」的討論，再回到陳樹湘和紅34師。當年紅軍得以湘江突圍絕非僅憑紅34師，當然更非僅憑陳樹湘一人，人們最起碼還可以列舉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等一長串名字。
湘江戰役中，彭德懷、林彪的作用遠非陳樹湘可及：他們指揮的部隊比陳樹湘多、所處的級別比陳樹湘高、肩負的職責比陳樹湘重、對戰役所起的作用比陳樹湘大，在「挽救紅軍」、「挽救黨」上的貢獻遠比陳樹湘重要得多。
再則，陳樹湘死於中共的敵人之手，林彪、彭德懷則死於中共黨魁毛澤東之手。假設陳樹湘也能夠西渡湘江而突圍，並走完「長征」、活到「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像朱德、彭德懷、林彪、賀龍幾位元帥（皆授銜於1955年）及「我軍」一大批高級將領（其中包括不少湘江戰役的親歷者）那樣死於毛澤東之手，其概率應該不會太小。
在「挽救紅軍」、「挽救黨」上，堪稱貢獻比林彪、彭德懷還要大的是劉志丹、高崗、習仲勳等人，因為他們創建了陝甘紅色根據地，在以延安為中心的陝北地區為「長征」、為筋疲力竭的「中央紅軍」、為奄奄一息的「中國革命」提供了一個得以續命的「落腳點」。若以周洪許、陳登鋁從小所受到的中共黨史、軍史方面的思想灌輸話語來說，這個「落腳點」可是「中國革命史詩」中的「一個偉大的轉折點」啊！然而中共建政後，習仲勳為一部反映陝甘根據地的小說《劉志丹》提供了一些素材，於1962年被毛澤東定為「利用小說反黨」而投入監獄達16年之久，出獄時已經分辨不清兩個兒子習近平和習遠平誰是誰了。高崗1954年被毛澤東打成「反黨集團」成員，在絕望中自殺身亡。1935年10月「咱們中央紅軍到陝北」之後不久，劉志丹於1936年4月25日在山西境內對晉綏軍的一次戰鬥中，竟被中共政治保衛局派往前線的特派員裴周玉（1955年授銜少將）從背後開槍暗殺於指揮位置上 [34]。史學名著《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對此有記載，並評論如下：
在中共史上，劉志丹是唯一一個死在前線的根據地最高領袖。不僅他，他在陝北的左右手也都在他死的幾個星期內先後被打死：楊琪死於三月，楊森死於五月初。也就是說，毛[澤東]到陝北幾個月內，當地的紅軍三個最高指揮官都「死在戰場」。這樣的命運在紅軍裡絕無僅有。[35]
如此看來，準備有朝一日像北京衛戍區警衛第3師那樣「在危急時刻殺出一條血路，掩護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重要人物及其家屬撤離」的周洪許、陳登鋁們，實在應當看看海外人士撰寫的、非北京官方欽定的、真正尊重客觀事實的中共黨史類著作。例如不妨讀一下《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張戎等著）、《晚年周恩來》（高文謙著）等。哪怕你思想上再堅持「對黨忠誠」，從安全警衛工作本身的實際需要來看，從你們本人安危進退的實際處境來看，也確實應該認真讀一讀這類著作。
經過「文化大革命」後的1970年代末，中共黨內高層近乎所有人對毛澤東都有微詞怨言甚至批判譴責，體制內外的其他人亦有所聞。有人對此有所聞後認為：毛澤東整死眾多為中共、為中共軍隊、為「中國革命」作出貢獻者，那是他的私心和權術，因為黨、軍隊、「革命」都不過是他個人的工具而已；不過，對那些為毛澤東本人、為這個「最高領袖」的個人安危作出貢獻者，他總應該手下留情、關照有加吧？假如周洪許、陳登鋁也這樣想，那麼，他們可以看看他們的前輩和前任羅瑞卿大將（1955年授銜）。因為他們與羅瑞卿一樣，或者說羅瑞卿與他們一樣，都是負責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安全警衛工作的。
羅多年負責毛的安全，毛對他完全信任，親切地叫他「羅長子」，說：「羅長子在我身邊，天塌下來，有他頂著。」「羅長子往我身邊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這樣的話毛是不輕易說的。[36]
但是，林彪嫉恨羅瑞卿；而毛澤東為了發動「文化大革命」，亟需與林彪做成黑箱政治交易，所以決定犧牲羅瑞卿，把他打成「野心家」[37]。羅瑞卿「文革」後對此大為感嘆：「伴君如伴虎啊！」
「虎」從何來？「虎」從專制來。在中共「黨領導一切」的專制制度下，或曰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有「君」即「虎」；暫且沒有「君」也會由此生成「君」，一時沒有「虎」也會從中養出「虎」。伴「君」於其側者，一如伴虎於其穴者也，危哉矣！
與羅瑞卿及其同行、後輩、繼任者們相比，距離「虎口」更近的往往是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包括現任軍委副主席許其亮、張又俠）。據不完全統計，中共歷史上至少已經有7名軍委副主席死於黨內鬥爭，過半副主席受到過「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其中有些副主席被整得奄奄一息、命懸一線，離死亡僅「一步之遙」。這一職務因而被稱為「高危職務」[38]。究其首要原因，就在於軍委副主席離軍委主席（通常兼任黨的最高領導人）那「一步之遙」。正如鄧小平1973年12月領會毛澤東暗示後在政治局會議上警告周恩來時所說的：「你現在的位置離主席只有一步之遙，別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及，而你卻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能夠十分警惕這一點。」[39]
[包括「我軍」將領和二十大代表在內的所有人，都應有防「虎患」意識。如果因畏難退縮而不能防「虎患」於未然的話，那麼，去「虎患」於已然則將會更為其難。]
（待續）
（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