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曾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身為「四人幫」集團成員的徐景賢，文革後被逮捕關押於上海市監獄。出獄後，徐寫了一部名為《十年一夢》的文革回憶錄，其中披露了「四人幫」成員之一的王洪文造反發跡後的貪婪面目。
徐景賢在書中說，「文革開始後，王洪文在廠裡貼了四淸工作隊和黨委的大字報，成為上海最早的造反派之一。我在與他的接觸過程中，感到他一方面批判別人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和等級觀念，但是他自己又追求這些東西。剛開始穿舊棉軍裝，後來一奪權，就開始排場起來，一身一身地換新軍裝，都是向部隊裡去要來的，他還向部隊要牛皮皮鞋，要大衣，而且一定口袋上有蓋的代表幹部身分的長大衣，頂在肩膀上面。」
王洪文對於哪一級幹部可以住什麼房子，用什麼車，非常注意。開始說是因為安全問題，從定海路搬出來，換了幾個地方。但後來他就開始追求住房了，在康平路（註：中共上海市委所在地）就搬過三個地方：先是住在康平路的公寓裡，康平路大院有三幢四層樓的公寓，每一層樓有兩套住房，一套是辦公室，一套作為居住用，一套裡有兩室兩廳，過去是給市委常委住的。
王洪文住進公寓後，看見前面有一排兩層樓的花園洋房，每套洋房都有獨立的院子，種著果樹，很考究。這些房子過去是柯慶施，陳丕顯，曹荻秋、張春橋等住的，後來馬天水、王少庸等人也住在那裡。
王洪文感到，自己地位上升了，也搬到前面小洋房裡去住了。住了小洋房以後，他又不滿足，一套不夠，弄了兩套。當了中央副主席後，儘管占了上海的房子很少來住，他又感到住在那裡不夠氣派，又搬到一幢獨立的三層樓洋房。那個洋房很考究，位於康平路大院的一角，可以從榮昌路獨立進出，二樓有祕密房間，看是一面穿衣鏡，打開是一個暗道，從暗道走進去，裡面有幾間祕密房間，這說明隨著地位的上升，他對物質的要求也越來越強烈。
一九七五年，王洪文索性連康平路院子裡的大洋房也不願意住了，回到上海，搬進東湖路七號，即現在東湖路、淮海路口轉角的一個大院子，裡面有游泳池、網球場。住下後不久，他又讓市委招待處寫了一份報告，要把東湖電影院劃進去，歸他個人看電影享用。
王洪文還很喜歡玩汽車，他在上海有六輛車，還不包括保衛他的用車;一輛是三排座的大紅旗高級小轎車，車裡有恆溫設備，駕駛座和後座之間有塊玻璃，可以隔音也可以升降;一輛是西德的奔馳，他日常用的;一輛是上海牌轎車，下基層時裝裝樣子的;一輛是伏特加，一輛是北京吉普，這兩輛車是幫他拿信件或運東西時用的，有時打獵也用北京吉普;他還搞了一輛特製的防彈轎車，玻璃是幾英寸厚的防彈玻璃，車身是防爆鋼板，非常重，他們把車開到靶場，用機槍、、步槍打，用手榴彈炸，都打不穿。他到北京去，就把這輛防彈轎車鎖在車庫裡，從北京回上海後又用。
在上海，王洪文也喜歡喝酒。當時地方上比較嚴格，即使在賓館，喝酒也要自已掏錢的，怎麼辦呢?他經常到部隊去，專門找部隊的軍長、師長，副司令喝，今天找這個，明天找那個，常常喝得酩酊大醉。
林彪事件以後，王洪文被任命為上海警備區政委，到杭州去處理有關案件，變得更加趾高氣揚，整天處在各種宴請的包圍之中，貪杯嗜飲，變本加厲。
徐景賢和王秀珍曾到杭州去看望他，只見他一天四頓酒，連早餐和夜宵都要大喝茅台，有時人喝得糊裡胡塗，舌頭大大的，說話也不清楚，等他淸醒的時候，就熱衷於外出打獵。當時上海市委寫作組的王知常，作為他的隨員跟去杭州，幫他整理項目材料，跟了兩個月，眼看王洪文的這等表演，心中存氣，私底下寫了一首打油詩：
上海都督西湖游，
下馬且飲洗塵酒。
商賓良朋歡騰座，
揮拳舞觥夜作晝。
深山獵兔驅快車，
大江射雁泛輕舟。
胡塗官司君休問，
上車莫忘雞和狗。
到北京以後，由於工資沒有增加，上海市委辦公室主任張敬標經馬天水批准，每個季度給王洪文送幾百塊錢，那時已經算很多了。
在北京王洪文也要喝酒。在北京喝酒也要掏錢，結果他想出一個辦法，到人民大會堂去買剩下的國宴酒。當時，國宴結束後，把瓶中剩下的乾淨的茅台酒並在一起，重新裝瓶後內部供應，一、兩塊錢一瓶，很便宜，王洪文不止一次兩次的去買那種酒，買了許多，人家知道後就很看不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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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