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细胞闲传》是高尔品（辛灏年）一九八〇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新时期”第一期文学讲习所期间创作的两个短篇小说之一。小说的主人公卜阿菊是一个居委会主任。二十五年前政府号召“向科学进军”，卜阿菊在市红十字会学习科普知识，第一次听说了“细胞”，回来就威风凛凛地自比为“细胞”，“你们少看不起我这个居民委员会的主任，我就是政府的细胞！”从此，她得到了 “细胞”的雅号，被人戏称为“细胞”主任。
作为政府的细胞，“细胞”主任当然要努力为政府工作。中共党国政府自称是“人民政府”，那么“人民政府”的“细胞”都为人民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作者以它治下的李八一一家的遭遇来说明“细胞”主任所做的事情。那要从1957年说起。细胞主任“一听说中国出了右派分子，专说新社会的坏处，共产党的不好，要轮流坐庄、夺共产党的权，竟不由怒火中烧……彻夜难眠，冥思苦想，把她治下的形形色色人物，各色各样的事情，像倒篓子捡烂布条似的，一桩一件地在心里仔细审度起来，直理到鸡叫头遍，”她才理出了头绪。“对了，她想，二十七号的李八一，有一次竟骂一个居民小组长──‘你们是不是国民党的保甲长？这么凶！’──把共产党的街道干部说成是国民党的保甲长，这话太毒，不是右派的话，还是左派的话？”于是，她到李八一任教的学校告了李八一一状。“李八一原本就是三青团员，姐姐还在美国”，当然是做右派分子的好材料。“细胞”主任立了一功，心里“顿时美滋滋的，觉得自己对党贡献挺大，出得校门来时，身子比风还轻呢！”
“反右全面胜利，大跃进也就全面展开，街道居民除了也要砸锅摔碗地大炼钢铁之外，还开展了一个争当‘一片红’街道的运动。这一运动的宗旨，就是要在本街道消灭‘五类分子’。因为不如此，就不能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经过一番努力，“细胞”主任领导的居民委员会只剩下了一户“五类分子”，那就是李八一的女人黄筠芬。右派分子李八一被抓去劳改，他的女人黄筠芬“虽说也只二十四、五年纪，也就一个两岁的孩子，可是这个美人儿却守活寡志诚。”有个右派分子老婆住在这里，卜阿菊的居民委员会就当不成“一片红”，这可不行。于是“‘细胞’主任在一个星期之内，足足跑了李八一家三七二十一趟。用‘车轮滚滚’的战术，打连环仗，终于把那个志诚的美人儿劝转了！”劝她改嫁给了对她“早已垂涎三尺”的“某校长”。细胞主任终于“领着一支锣响鼓隆的队伍涌进了区政府，领到了那张通红的‘一片红’奖状。”
为了向党邀功请赏，“细胞”主任搞得李八一一家妻离子散。但是，灾难还没有结束。“某校长”是一个性无能兼虐待狂。他对黄筠芬和她的儿子李小明非打即骂，动不动就把李小明赶出家门。李小明变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时常流落街头，最后“因为集伙盗窃”变成了小劳改犯。黄筠芬则终日以泪洗面，度日如年。对于自己是黄筠芬和李小明的所有灾难的始作俑者，细胞主任毫无反省和自责，在把劳改释放的李小明送到黄筠芬那里去时，“还是做出一派大咧咧的样儿，一手抓住身后的李小明，一手又牵住伤心母亲的衣袖，说：‘瞧你们，就是劳改回来的，也值得高兴才是！’”
光阴荏苒、斗转星移，二十三年熬过去了。李八一终于平反回家。现在，“细胞”主任又开始动员黄筠芬与“某校长”离婚，与李八一复婚。她理直气壮地对黄筠芬说：“离，非跟他离，我为你做主。一只阉了的公鸡，让他搂着都没滋味！”她又语重心长地动员这一对饱经风霜、年近半百的中年人，“古人还讲究个破镜重圆呢！”“她见二人没有一个应她的，忙又说：‘黄同志，还是与李老师还原的好，这样小明子才有了正经归宿！’”
于是，李八一一家以二十三年时间、历尽人间屈辱，跑完了他们生命历程的一周，又回到了原点，重新聚合为一家人。但是，二十三年的苦难、二十三年的光阴却再也无法追回、无法补偿了。
二、以上就是《细胞闲传》的主要情节。为了了解它的思想意义，我们不妨分析一下“细胞”主任卜阿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首先，“细胞”主任对工作是认真负责的。党开展反右运动，她就彻夜不眠地考虑她的居委会里谁是右派。党开展“一片红”运动，她就“用‘车轮滚滚’的战术，打连环仗”，动员那个一心要守活寡的“志诚美人儿”改嫁。其次，我们还必须承认，“细胞”主任对人也是满腔热情的。她亲自送刑满释放的李小明到他母亲家里。她动员黄筠芬与平反改正的李八一复婚。在把李小明送回家时，她甚至对着里屋的“某校长”打抱不平地“忽然提高了嗓门，像嚷似地叫了起来，‘我说谁要是再把李小明打出门，逼着他去偷、去抢，我们绝不饶过他！有种的自己生一个出来打，没的把人家孩子当下饭小菜，打进了班房你省心！他娘每月也挣五十几块，也没白吃你，逞你继父老子什么凶？如今不是 ‘四人帮’的时候了！我姓卜的今儿把话说在前头，要是谁再敢虐待他母子，街道非斗你七七四十九天不可！’”
那么，这样一个工作负责、对人热情、声张正义的人应该是一个好人了！我们显然不可以这么说。《细胞闲传》清楚地告诉我们，“细胞”主任是李八一一家所有苦难的根源。是她的揭发害得李八一戴上了右派帽子；是她直接促成了黄筠芬和“某校长”的婚姻；是她间接把李小明逼成了少年犯。这些事实使我们不得不认真思索，一个本来应该是雷厉风行、古道热肠的好人，为什么会害得一个普通老百姓家庭妻离子散呢？答案是：就因为她一步一趋地紧跟中国共产党的专制而残暴的政策，所以她必然会参与中国共产党所制造的一切罪恶，所以她必然会在她的职权范围内成为许多人间悲剧的始作俑者，所以她在客观上会沦为一个悲剧制造者。通过一个小小的居民委员会主任的罪行，作者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是发生在中国的一切灾难与蒙昧的根源。
中共专制政权反人民、反历史前进，就像一个患了晚期癌症的病人，是逃脱不了必然灭亡的命运的。作为这样的政府的忠实“细胞”，“细胞”主任卜阿菊必然是一个癌变的细胞。她无限上纲、揭发告密、争宠献媚、损人利己。而且，她和中国政府以及主宰政府的共产党一样，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动员黄筠芬和李八一离婚的是她，动员黄筠芬和李八一复婚的也是她。在把刑满释放的李小明送到母亲家时，她甚至理直气壮地提高嗓门为黄筠芬和李小明母子打抱不平。她从来也没有认识到、甚至从来也没有考虑过，李八一一家的灾难完全是她一手造成的。党文化无孔不入，侵入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和灵魂。
在中共专制政权的长期残酷统治下，中国共产党把“伟大、光荣、正确”挂在嘴上不停地唠叨。在重复一千遍以后，谎言似乎变成了“真理”。许多中国人患了严重的斯特哥尔摩综合症。无论经历了多少苦难，只要保住了性命就心满意足。因而，不但共产党的干部是癌变的细胞，许多中国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癌变的细胞。其具体表现就是，他们只知道对党感恩载德，从来也不追究党的过错和罪责。
对此，《细胞闲传》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李八一与黄筠芬不仅没有考虑过应该要求“细胞”主任和共产党政府还他们以公道，赔偿他们的损失，反而衷心感谢“细胞”主任的鼎力相助。连由国外赶回来参加弟弟复婚典礼的李八一姐姐也对“细胞”主任感激不尽，赠以厚礼。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不仅中国老百姓在心灵上产生了癌变、处在是非不分的蒙昧状态，甚至连外国人都会被中国政府及其干部的伪善所蒙蔽。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居民委员会是政府的细胞。李八一一家与“细胞”主任的关系，正是中国的广大受害者家庭与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关系的缩影。回想当年右派分子在苦熬二十二年得到平反以后，对党和“人民政府”感恩戴德的场面，还有什么人间悲剧能够更加令人撕肝裂肺？还有什么黑色幽默能够更加让人不寒而栗？[注1]
三、围绕李八一婚姻的离而复合这一条主线，高尔品还以许多情节生动地刻画了“细胞”主任的荒诞不经。小说一开始，作者就让“细胞”主任出了一个大洋相。“细胞”主任在大街上看到李八一和一个洋女人走在一起，不由分说就把他当作“逃犯”扭送到公安局。在公安局她才知道，原来是李八一的姐姐从国外回来了，政府为了装潢门面，把他放出来搞“外事接待”。在“细胞”主任动员李八一夫妻破镜重圆以后，作者还独具匠心地安排她大闹法庭，为因过错再次在法庭受审的李小明作无罪“辩护”。
这些别出心裁的细节就像陪衬红花的绿叶，使作品生动、丰满、风趣、厚实，在挖掘主题深度的同时，保障了作品的厚度。因此，《“细胞”闲传》不仅题材新颖，主题深刻，具有很高的思想性，而且文笔优美、构思精巧，具有很高的艺术性。
生活在中共党国的老百姓都不喜欢居民委员会干部及其积极分子。大家鄙夷地称她们为“事儿妈”，因为她们整天拿着鸡毛当令箭，挨家挨户地贯彻中国共产党朝令夕改、煽动仇恨的方针政策。她们小题大做、惹事生非，搞得邻里坐立不安、鸡犬不宁。但是，把居委会主任写活、写出她们既有普通人的人性，又是党的帮凶的文学作品还不多见。高尔品在《“细胞”闲传》里把“细胞”主任卜阿菊写得活灵活现，成功创造了中共统治下的一个深刻文学典型。中共文艺沙皇周扬十分欣赏卜阿菊的形象，把她尊为“新时期”文学的十个典型人物之一。高尔品自然也就成了“新时期”文学典型的塑造者之一。
考究高尔品何以能够取得这一成绩，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他的知识积累、观察能力、写作水平、文学才华固然都有其重要的作用，但是，他的生活积累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在一九六二年，十五岁的高尔品在芜湖市环城西路八十四号小院的家里就领教过居委会主任的“积极”和蛮横。居委会组织小院的全体居民开父亲高仲膺的批斗会。老邻居们都说，“高仲膺虽然是五类分子，倒是个好人，改造也认真，从来没有说过反动话……” 居委会主任沙老太气得脸上红一块白一块，跳起一双大脚，左手插腰，右手挨个儿地指着一个个跟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的“不革命群众”，恶狠狠地大声呵斥，“叫我看，你们八十四号就是小台湾，简直就是包庇到家了！” [注2]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十九岁的高尔品把父母送回乡下老家避难，自己一人住在环城西路八十四号的老宅里。房东潘大嫂慷慨地说：“你只管住下去，有我住的，就有你住的。”但是，居委会的“事儿妈”对一个孤苦伶仃的大孩子也不放过，批评潘大嫂阶级立场不坚定、收留五类分子子弟。最后，在许多原因的综合作用下，潘大嫂终于不得不下逐客令。高尔品卷起铺盖，开始了将近四年的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生活，直到一九七〇年当上小学代课教师以后才算有了固定的落脚之地。
这种凄惨的生活经历是高尔品无法忘怀的。当他写《细胞闲传》的时候，居委会主任沙老太的行为举止必然会涌入他的头脑，帮助他成功地塑造“细胞”主任卜阿菊的形象。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亲身体验和经历过的生活是最刻骨铭心的生活，它是创作最旺盛的源泉。
四、《细胞闲传》是一篇仅一万五千字的短篇小说。但是，却得到了国内外文学批评界和广大读者的普遍厚爱。上自周扬、冯牧、江晓天等中共文艺界的最高领导人和陈登科、公刘、鲁彦周、江流等着名作家，下至全国各地的许多读者、特别是吃够“里弄干部”苦头的许多上海读者，以及高尔品自己的老同学们，包括当时已经常去中国的几位外籍华人作家等，都称赞它是近年来最好的中国小说，是传世之作，日本出版界甚至很快就翻译发表了这篇小说。但也有很多人为高尔品担着心，认为他 “胆子”太大。
一九八一年元月，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表彰优秀小说作品，《小说选刊》在北京创刊。《细胞闲传》内定为创刊号首篇。周扬获悉这一编排方案以后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细胞闲传》对现实的讽刺过于辛辣，把它放在首篇的显要地位，会使刚刚诞生的《小说选刊》遭受恶意攻击。他建议将它从首篇撤下来，放在了第五篇。就像他后来曾亲自告诉高尔品的那样，七九年短篇小说评奖时，也是他建议将高尔品的短篇处女作“我的妈妈”（ 1979年《北京文学》4月号，转载于《新华文摘》5月号等等 ）撤了下来。目的还是在爱护他，或者说是“保护”他。
一九八〇年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时，《“细胞”闲传》又成了备选的优秀作品。安徽省文联参加全国短篇小说评选工作的着名作家公刘等，后来在高尔品成了他的同事时，曾告诉他说，“《细胞闲传》得票很高。本来肯定是要得奖的”。当时，安徽省文联等文艺单位，已经在准备庆祝《细胞闲传》的得奖，并准备给高尔品颁奖。甚至正是因为这篇小说，安徽省文联才决定调高尔品到省担任专业作家。要知道，能够在省里做专业作家，那可是太多的人所梦寐以求的。那时，还有几个省的文艺单位要把高尔品“挖”过去，甚至北京也曾派唐因、何孔周到安徽找省文联领导陈登科、江流和高尔品自己，希望能够调他到北京《文艺报》去工作。但是，既被陈登科拒绝了，也被高尔品谢绝了。
然而，“细胞”主任由于“听党的话、跟党走”而成了一个制造人间悲剧的角色，搞得老百姓妻离子散。这个主题是中共当权者绝对不能容忍的。共产党的一个高层领导人在看了这篇小说以后，说：把居民委员会主任写成一个坏“细胞”，那岂不是说我们的国家患了癌症！他的话倒是一针见血，但却把因果关系搞颠倒了。应该说，“我们的国家患了癌症”，所以居民委员会主任才会成为一个坏“细胞”。公安部的一位领导甚至威胁说，要是给《细胞闲传》评奖，我们就逮捕作者。这一切都是高尔品被调到省文联之后，才听老诗人公刘和其他文联领导说的。安徽省文联的领导人一直为此很不服气，他们自己在合肥给高尔品颁了“安徽省文学奖”，颁奖时，安徽文学的主编江流，就在颁奖会上大大地将北京的最高文艺界狠狠奚落了一通。然而，不过半年之后，文艺节就开始冷风飕飕了，一场对“缺社会主义德” 的文学作品的批判，和北京剧本座谈会对作家白桦的电影“苦恋”的大肆批判，终于将文艺界解放思想的短暂“大好形势”，完全地改变了。侥幸的是，共产党并没有批判高尔品的《细胞闲传》，原因是实在不好下手。当然也幸亏高尔品描写的仅仅是一个太小太小的“细胞”。但在中共的文坛上，高尔品终于遭遇了长期的“冷处理”，后来，甚至成为被“内控”的作家，虽然，共产党在表面上却给了他很多的“统战衔头”。革命的两手在共产党的手里，真是给玩得“稔熟”。
对这一事件，高尔品在多年以后曾经作过以下评论。他说：“其实，我年轻时，就从不关心得不得奖的事情。因为，我一向认为，“写作是自己的事，评奖是别人的事”。一向对文学界那些找关系、开后门，到处请人写评论以争夺奖励的不堪行为，十分看不起。但这件事却也使我认识到，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真正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是走不通的。因为真写现实，就必然触及共产党的痛处，就肯定会受到打压和排挤。”
他还说：“多年后，我才明白，没有得过那个全国的大奖，是一件好事。如果我得了那个奖，我就被他们捧上去了，越得就越想得，越被捧就越自以为是。然后，我就会走上他们为我铺的红地毯。但这个红地毯，实际上就是一块‘变心板’，一旦踏上去，我也许就不得不按照他们的要求来进行写作，我就会变得越来越没有个性，变得越来越没有主见，我的反抗意识不仅会越来越被消磨掉，我甚至也会成为那些无聊的御用文人了。那就不可能会有今天的辛灏年。我的幸运是﹕既没有被捧得飘飘欲仙，忘乎所以；也没有被打下去，像那些曾被打入地狱的右派作家那样。所以，我不仅保持了自己的思想和性格，而且还有了一个相对安然的环境，让我能够继续写作和研究。这实在是我的幸运之处 [注3] 。
[注1] 笔者这里谈的是高尔品一九八〇年写作《“细胞”闲传》时许多中国老百姓的思想状况。近年来，由于中国共产党继续顽固坚持一党专政、为一党的私利而残酷剥削和压迫中国人民，中国人民的觉悟水平已经大大提高，对中国共产党逐步有了更加深刻、更加本质的认识，“癌变”的细胞已经越来越少。今年是反右斗争五十周年，数千名右派分子和他们的子女联名要求共产党政府承认反右的错误并作出经济赔偿。这是令人由衷欣喜的变化。
[注 2] 秦棋书：《高仲膺遭难共和国》，《黄花岗》第5期，2003年4月
[注3] 辛灏年：《历史学家辛灏年闲话往事(上、下)》，新唐人电视台，2005年10月
[注4] 本文的全部引文除另有注明者外，皆引自高尔品：《“细胞”闲传》，《安徽文学》1980年第10期首发；《小说选刊》1981年1月创刊号选刊；《黄花岗》第20期2007年3月重发。
作为政府的细胞，“细胞”主任当然要努力为政府工作。中共党国政府自称是“人民政府”，那么“人民政府”的“细胞”都为人民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作者以它治下的李八一一家的遭遇来说明“细胞”主任所做的事情。那要从1957年说起。细胞主任“一听说中国出了右派分子，专说新社会的坏处，共产党的不好，要轮流坐庄、夺共产党的权，竟不由怒火中烧……彻夜难眠，冥思苦想，把她治下的形形色色人物，各色各样的事情，像倒篓子捡烂布条似的，一桩一件地在心里仔细审度起来，直理到鸡叫头遍，”她才理出了头绪。“对了，她想，二十七号的李八一，有一次竟骂一个居民小组长──‘你们是不是国民党的保甲长？这么凶！’──把共产党的街道干部说成是国民党的保甲长，这话太毒，不是右派的话，还是左派的话？”于是，她到李八一任教的学校告了李八一一状。“李八一原本就是三青团员，姐姐还在美国”，当然是做右派分子的好材料。“细胞”主任立了一功，心里“顿时美滋滋的，觉得自己对党贡献挺大，出得校门来时，身子比风还轻呢！”
“反右全面胜利，大跃进也就全面展开，街道居民除了也要砸锅摔碗地大炼钢铁之外，还开展了一个争当‘一片红’街道的运动。这一运动的宗旨，就是要在本街道消灭‘五类分子’。因为不如此，就不能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经过一番努力，“细胞”主任领导的居民委员会只剩下了一户“五类分子”，那就是李八一的女人黄筠芬。右派分子李八一被抓去劳改，他的女人黄筠芬“虽说也只二十四、五年纪，也就一个两岁的孩子，可是这个美人儿却守活寡志诚。”有个右派分子老婆住在这里，卜阿菊的居民委员会就当不成“一片红”，这可不行。于是“‘细胞’主任在一个星期之内，足足跑了李八一家三七二十一趟。用‘车轮滚滚’的战术，打连环仗，终于把那个志诚的美人儿劝转了！”劝她改嫁给了对她“早已垂涎三尺”的“某校长”。细胞主任终于“领着一支锣响鼓隆的队伍涌进了区政府，领到了那张通红的‘一片红’奖状。”
为了向党邀功请赏，“细胞”主任搞得李八一一家妻离子散。但是，灾难还没有结束。“某校长”是一个性无能兼虐待狂。他对黄筠芬和她的儿子李小明非打即骂，动不动就把李小明赶出家门。李小明变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时常流落街头，最后“因为集伙盗窃”变成了小劳改犯。黄筠芬则终日以泪洗面，度日如年。对于自己是黄筠芬和李小明的所有灾难的始作俑者，细胞主任毫无反省和自责，在把劳改释放的李小明送到黄筠芬那里去时，“还是做出一派大咧咧的样儿，一手抓住身后的李小明，一手又牵住伤心母亲的衣袖，说：‘瞧你们，就是劳改回来的，也值得高兴才是！’”
光阴荏苒、斗转星移，二十三年熬过去了。李八一终于平反回家。现在，“细胞”主任又开始动员黄筠芬与“某校长”离婚，与李八一复婚。她理直气壮地对黄筠芬说：“离，非跟他离，我为你做主。一只阉了的公鸡，让他搂着都没滋味！”她又语重心长地动员这一对饱经风霜、年近半百的中年人，“古人还讲究个破镜重圆呢！”“她见二人没有一个应她的，忙又说：‘黄同志，还是与李老师还原的好，这样小明子才有了正经归宿！’”
于是，李八一一家以二十三年时间、历尽人间屈辱，跑完了他们生命历程的一周，又回到了原点，重新聚合为一家人。但是，二十三年的苦难、二十三年的光阴却再也无法追回、无法补偿了。
二、以上就是《细胞闲传》的主要情节。为了了解它的思想意义，我们不妨分析一下“细胞”主任卜阿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首先，“细胞”主任对工作是认真负责的。党开展反右运动，她就彻夜不眠地考虑她的居委会里谁是右派。党开展“一片红”运动，她就“用‘车轮滚滚’的战术，打连环仗”，动员那个一心要守活寡的“志诚美人儿”改嫁。其次，我们还必须承认，“细胞”主任对人也是满腔热情的。她亲自送刑满释放的李小明到他母亲家里。她动员黄筠芬与平反改正的李八一复婚。在把李小明送回家时，她甚至对着里屋的“某校长”打抱不平地“忽然提高了嗓门，像嚷似地叫了起来，‘我说谁要是再把李小明打出门，逼着他去偷、去抢，我们绝不饶过他！有种的自己生一个出来打，没的把人家孩子当下饭小菜，打进了班房你省心！他娘每月也挣五十几块，也没白吃你，逞你继父老子什么凶？如今不是 ‘四人帮’的时候了！我姓卜的今儿把话说在前头，要是谁再敢虐待他母子，街道非斗你七七四十九天不可！’”
那么，这样一个工作负责、对人热情、声张正义的人应该是一个好人了！我们显然不可以这么说。《细胞闲传》清楚地告诉我们，“细胞”主任是李八一一家所有苦难的根源。是她的揭发害得李八一戴上了右派帽子；是她直接促成了黄筠芬和“某校长”的婚姻；是她间接把李小明逼成了少年犯。这些事实使我们不得不认真思索，一个本来应该是雷厉风行、古道热肠的好人，为什么会害得一个普通老百姓家庭妻离子散呢？答案是：就因为她一步一趋地紧跟中国共产党的专制而残暴的政策，所以她必然会参与中国共产党所制造的一切罪恶，所以她必然会在她的职权范围内成为许多人间悲剧的始作俑者，所以她在客观上会沦为一个悲剧制造者。通过一个小小的居民委员会主任的罪行，作者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是发生在中国的一切灾难与蒙昧的根源。
中共专制政权反人民、反历史前进，就像一个患了晚期癌症的病人，是逃脱不了必然灭亡的命运的。作为这样的政府的忠实“细胞”，“细胞”主任卜阿菊必然是一个癌变的细胞。她无限上纲、揭发告密、争宠献媚、损人利己。而且，她和中国政府以及主宰政府的共产党一样，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动员黄筠芬和李八一离婚的是她，动员黄筠芬和李八一复婚的也是她。在把刑满释放的李小明送到母亲家时，她甚至理直气壮地提高嗓门为黄筠芬和李小明母子打抱不平。她从来也没有认识到、甚至从来也没有考虑过，李八一一家的灾难完全是她一手造成的。党文化无孔不入，侵入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和灵魂。
在中共专制政权的长期残酷统治下，中国共产党把“伟大、光荣、正确”挂在嘴上不停地唠叨。在重复一千遍以后，谎言似乎变成了“真理”。许多中国人患了严重的斯特哥尔摩综合症。无论经历了多少苦难，只要保住了性命就心满意足。因而，不但共产党的干部是癌变的细胞，许多中国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癌变的细胞。其具体表现就是，他们只知道对党感恩载德，从来也不追究党的过错和罪责。
对此，《细胞闲传》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李八一与黄筠芬不仅没有考虑过应该要求“细胞”主任和共产党政府还他们以公道，赔偿他们的损失，反而衷心感谢“细胞”主任的鼎力相助。连由国外赶回来参加弟弟复婚典礼的李八一姐姐也对“细胞”主任感激不尽，赠以厚礼。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不仅中国老百姓在心灵上产生了癌变、处在是非不分的蒙昧状态，甚至连外国人都会被中国政府及其干部的伪善所蒙蔽。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居民委员会是政府的细胞。李八一一家与“细胞”主任的关系，正是中国的广大受害者家庭与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关系的缩影。回想当年右派分子在苦熬二十二年得到平反以后，对党和“人民政府”感恩戴德的场面，还有什么人间悲剧能够更加令人撕肝裂肺？还有什么黑色幽默能够更加让人不寒而栗？[注1]
三、围绕李八一婚姻的离而复合这一条主线，高尔品还以许多情节生动地刻画了“细胞”主任的荒诞不经。小说一开始，作者就让“细胞”主任出了一个大洋相。“细胞”主任在大街上看到李八一和一个洋女人走在一起，不由分说就把他当作“逃犯”扭送到公安局。在公安局她才知道，原来是李八一的姐姐从国外回来了，政府为了装潢门面，把他放出来搞“外事接待”。在“细胞”主任动员李八一夫妻破镜重圆以后，作者还独具匠心地安排她大闹法庭，为因过错再次在法庭受审的李小明作无罪“辩护”。
这些别出心裁的细节就像陪衬红花的绿叶，使作品生动、丰满、风趣、厚实，在挖掘主题深度的同时，保障了作品的厚度。因此，《“细胞”闲传》不仅题材新颖，主题深刻，具有很高的思想性，而且文笔优美、构思精巧，具有很高的艺术性。
生活在中共党国的老百姓都不喜欢居民委员会干部及其积极分子。大家鄙夷地称她们为“事儿妈”，因为她们整天拿着鸡毛当令箭，挨家挨户地贯彻中国共产党朝令夕改、煽动仇恨的方针政策。她们小题大做、惹事生非，搞得邻里坐立不安、鸡犬不宁。但是，把居委会主任写活、写出她们既有普通人的人性，又是党的帮凶的文学作品还不多见。高尔品在《“细胞”闲传》里把“细胞”主任卜阿菊写得活灵活现，成功创造了中共统治下的一个深刻文学典型。中共文艺沙皇周扬十分欣赏卜阿菊的形象，把她尊为“新时期”文学的十个典型人物之一。高尔品自然也就成了“新时期”文学典型的塑造者之一。
考究高尔品何以能够取得这一成绩，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他的知识积累、观察能力、写作水平、文学才华固然都有其重要的作用，但是，他的生活积累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在一九六二年，十五岁的高尔品在芜湖市环城西路八十四号小院的家里就领教过居委会主任的“积极”和蛮横。居委会组织小院的全体居民开父亲高仲膺的批斗会。老邻居们都说，“高仲膺虽然是五类分子，倒是个好人，改造也认真，从来没有说过反动话……” 居委会主任沙老太气得脸上红一块白一块，跳起一双大脚，左手插腰，右手挨个儿地指着一个个跟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的“不革命群众”，恶狠狠地大声呵斥，“叫我看，你们八十四号就是小台湾，简直就是包庇到家了！” [注2]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十九岁的高尔品把父母送回乡下老家避难，自己一人住在环城西路八十四号的老宅里。房东潘大嫂慷慨地说：“你只管住下去，有我住的，就有你住的。”但是，居委会的“事儿妈”对一个孤苦伶仃的大孩子也不放过，批评潘大嫂阶级立场不坚定、收留五类分子子弟。最后，在许多原因的综合作用下，潘大嫂终于不得不下逐客令。高尔品卷起铺盖，开始了将近四年的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生活，直到一九七〇年当上小学代课教师以后才算有了固定的落脚之地。
这种凄惨的生活经历是高尔品无法忘怀的。当他写《细胞闲传》的时候，居委会主任沙老太的行为举止必然会涌入他的头脑，帮助他成功地塑造“细胞”主任卜阿菊的形象。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亲身体验和经历过的生活是最刻骨铭心的生活，它是创作最旺盛的源泉。
四、《细胞闲传》是一篇仅一万五千字的短篇小说。但是，却得到了国内外文学批评界和广大读者的普遍厚爱。上自周扬、冯牧、江晓天等中共文艺界的最高领导人和陈登科、公刘、鲁彦周、江流等着名作家，下至全国各地的许多读者、特别是吃够“里弄干部”苦头的许多上海读者，以及高尔品自己的老同学们，包括当时已经常去中国的几位外籍华人作家等，都称赞它是近年来最好的中国小说，是传世之作，日本出版界甚至很快就翻译发表了这篇小说。但也有很多人为高尔品担着心，认为他 “胆子”太大。
一九八一年元月，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表彰优秀小说作品，《小说选刊》在北京创刊。《细胞闲传》内定为创刊号首篇。周扬获悉这一编排方案以后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细胞闲传》对现实的讽刺过于辛辣，把它放在首篇的显要地位，会使刚刚诞生的《小说选刊》遭受恶意攻击。他建议将它从首篇撤下来，放在了第五篇。就像他后来曾亲自告诉高尔品的那样，七九年短篇小说评奖时，也是他建议将高尔品的短篇处女作“我的妈妈”（ 1979年《北京文学》4月号，转载于《新华文摘》5月号等等 ）撤了下来。目的还是在爱护他，或者说是“保护”他。
一九八〇年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时，《“细胞”闲传》又成了备选的优秀作品。安徽省文联参加全国短篇小说评选工作的着名作家公刘等，后来在高尔品成了他的同事时，曾告诉他说，“《细胞闲传》得票很高。本来肯定是要得奖的”。当时，安徽省文联等文艺单位，已经在准备庆祝《细胞闲传》的得奖，并准备给高尔品颁奖。甚至正是因为这篇小说，安徽省文联才决定调高尔品到省担任专业作家。要知道，能够在省里做专业作家，那可是太多的人所梦寐以求的。那时，还有几个省的文艺单位要把高尔品“挖”过去，甚至北京也曾派唐因、何孔周到安徽找省文联领导陈登科、江流和高尔品自己，希望能够调他到北京《文艺报》去工作。但是，既被陈登科拒绝了，也被高尔品谢绝了。
然而，“细胞”主任由于“听党的话、跟党走”而成了一个制造人间悲剧的角色，搞得老百姓妻离子散。这个主题是中共当权者绝对不能容忍的。共产党的一个高层领导人在看了这篇小说以后，说：把居民委员会主任写成一个坏“细胞”，那岂不是说我们的国家患了癌症！他的话倒是一针见血，但却把因果关系搞颠倒了。应该说，“我们的国家患了癌症”，所以居民委员会主任才会成为一个坏“细胞”。公安部的一位领导甚至威胁说，要是给《细胞闲传》评奖，我们就逮捕作者。这一切都是高尔品被调到省文联之后，才听老诗人公刘和其他文联领导说的。安徽省文联的领导人一直为此很不服气，他们自己在合肥给高尔品颁了“安徽省文学奖”，颁奖时，安徽文学的主编江流，就在颁奖会上大大地将北京的最高文艺界狠狠奚落了一通。然而，不过半年之后，文艺节就开始冷风飕飕了，一场对“缺社会主义德” 的文学作品的批判，和北京剧本座谈会对作家白桦的电影“苦恋”的大肆批判，终于将文艺界解放思想的短暂“大好形势”，完全地改变了。侥幸的是，共产党并没有批判高尔品的《细胞闲传》，原因是实在不好下手。当然也幸亏高尔品描写的仅仅是一个太小太小的“细胞”。但在中共的文坛上，高尔品终于遭遇了长期的“冷处理”，后来，甚至成为被“内控”的作家，虽然，共产党在表面上却给了他很多的“统战衔头”。革命的两手在共产党的手里，真是给玩得“稔熟”。
对这一事件，高尔品在多年以后曾经作过以下评论。他说：“其实，我年轻时，就从不关心得不得奖的事情。因为，我一向认为，“写作是自己的事，评奖是别人的事”。一向对文学界那些找关系、开后门，到处请人写评论以争夺奖励的不堪行为，十分看不起。但这件事却也使我认识到，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真正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是走不通的。因为真写现实，就必然触及共产党的痛处，就肯定会受到打压和排挤。”
他还说：“多年后，我才明白，没有得过那个全国的大奖，是一件好事。如果我得了那个奖，我就被他们捧上去了，越得就越想得，越被捧就越自以为是。然后，我就会走上他们为我铺的红地毯。但这个红地毯，实际上就是一块‘变心板’，一旦踏上去，我也许就不得不按照他们的要求来进行写作，我就会变得越来越没有个性，变得越来越没有主见，我的反抗意识不仅会越来越被消磨掉，我甚至也会成为那些无聊的御用文人了。那就不可能会有今天的辛灏年。我的幸运是﹕既没有被捧得飘飘欲仙，忘乎所以；也没有被打下去，像那些曾被打入地狱的右派作家那样。所以，我不仅保持了自己的思想和性格，而且还有了一个相对安然的环境，让我能够继续写作和研究。这实在是我的幸运之处 [注3] 。
[注1] 笔者这里谈的是高尔品一九八〇年写作《“细胞”闲传》时许多中国老百姓的思想状况。近年来，由于中国共产党继续顽固坚持一党专政、为一党的私利而残酷剥削和压迫中国人民，中国人民的觉悟水平已经大大提高，对中国共产党逐步有了更加深刻、更加本质的认识，“癌变”的细胞已经越来越少。今年是反右斗争五十周年，数千名右派分子和他们的子女联名要求共产党政府承认反右的错误并作出经济赔偿。这是令人由衷欣喜的变化。
[注 2] 秦棋书：《高仲膺遭难共和国》，《黄花岗》第5期，2003年4月
[注3] 辛灏年：《历史学家辛灏年闲话往事(上、下)》，新唐人电视台，2005年10月
[注4] 本文的全部引文除另有注明者外，皆引自高尔品：《“细胞”闲传》，《安徽文学》1980年第10期首发；《小说选刊》1981年1月创刊号选刊；《黄花岗》第20期2007年3月重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