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者，一种历史上曾经声名狼藉的幽灵，突然浮出水面，成了当下的新闻热点。武汉晚报的报导称，湖北大学数计学院某班出台新班规，要求学生实行“盯人”战术，每名学生暗中监视另一名同学，并在所谓“天使信条”上写下对被监视对象的意见。这些披着“天使外衣”的告密者，以“关爱同学”的名义复活，蔚成校园文化的诡异风气。
与这种“天使心肠”相比，发生于华东政法大学的杨师群案，给人了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这所我曾经应邀前往演讲的学校，涌现出两名杰出的学生告密者，她们将自己的“古代汉语”老师告到市教委和公安局，理由是在课堂上“批评文化”和“批评政府”。课堂上的自由争论本来无可厚非，反驳老师的观点，也是教学民主的一部分，但令我惊讶的却是告密者的心机——一方面向教委告密，企图端掉老师的饭碗，另一方面向公安告密，要把老师送进监狱。正是基于这种“双管齐下”周密手法，她们从网民那里荣获了“极品告密者”的称号。
在中世纪的教会独裁时代，告密者曾经把大批无辜者送进异端裁判所，令她们以女巫的名义被活活烧死。这种告密传统此后在东德达到辉煌的高度。乔治奥威尔的反面乌托邦小说《1984》，就是这种现实的寓言体镜像。但所有那些西方史迹，跟本土厂卫制度相比，却只能黯然失色。朱元璋是中国的告密者教父，率先设立锦衣卫以监视官民，此后，历代皇帝又设东厂监视锦衣卫，再设西厂监视锦衣卫和东厂，复设内行厂监视锦衣卫和东西厂，甚至利用江湖流氓建构更为庞大的眼线和告密网络。这种复杂的四重监视体系，培训了庞大的告密者队伍，成为专制王朝的最大帮手。
清代不仅承袭了这一传统，而且在特务政治方面变本加厉，形成以告密文化为特征的“核心价值”。雍正四年，江西乡试主考查嗣庭引用《诗经》中“维民所止”为考题，遭小人告密为“雍正去头”，结果戮尸枭众，满门抄斩。扬州举人徐述夔日下晒书，风吹书页，信手援笔题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被人告密，遂被斩首弃市，整个家族均遭株连；毕生为御诗润色的沈德潜，因《咏黑牡丹》一诗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被告密者捅给干隆，惨遭死后剖棺戮尸之祸。杭州人卓长龄所着《忆鸣诗集》，书名“鸣”与“明”谐音，被告密者指为忆念明朝，图谋不轨，干隆大怒，亲令开棺戮尸，连孙子都被斩首。本朝马屁作家夸为“盛世明君”的干隆，秉承雍正的遗志，在众多告密者的支持下，亲自制造了130多件冤案，把文字狱推向华夏流氓社会的巅峰。
在我的个人生命记忆里，告密者曾是一种规模盛大的文化形态，朋友、同事、亲戚和亲人之间互相检举，罗织罪名，俨然一场经久不息的互虐式狂欢，而他们的每一种指控，都会成为政治迫害的重大依据。在1958年，至少有30万敢于批评的中国人，被告密者检举揭发，在阶级斗争中沦为“右派”，在严酷打击中死去活来。而在 1960年代，更多中国人因告密者的揭发而遭到政治迫害，由此建起历史上最辽阔的冤狱。
教师是那种最先面对告密者的群体。在大规模灾难降临之际，他们率先遭到造反学生的迫害，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或“反动学术权威”的教师，难以计数。据官方数据统计，仅1967年8~9两月的北京，就有1772人被造反学生打死，其中绝大部分是教师。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们，那些曾经高唱《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浪漫少女、面带红晕的“祖国花朵”、满脸稚气的“革命小将”，以政治正确的名义，检举揭发女副校长卞仲耘的诸多罪行，继而将其活活打死；与此同时，北京女三中校长沙萍，也被自己的女学生打死，就此开启了暴力的酷烈大门。这场从告密开始的运动，最终升温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据广西《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记载，该县武宣中学，甚至出现食人盛宴——众学生在校园内揭发批斗完自己的老师之后，将他们剖腹肢解，就地架设炉灶，烹煮至熟，然后分而啖之。
“告密+迫害+吞噬”的复合型狂欢，书写着最黑暗的民族记忆。1977年以后，新政府推动大规模平反运动，勉力修复历史冤狱，令告密者成为一种民族羞耻，教师重新召回了个人的尊严，但告密者的幽灵仍在徘徊，并于改革开放30年之后卷土重来，再现了这幕令人吃惊的丑闻。众所周知，批评是帮助政府改进工作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方式，也是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容忍和听取不同意见，乃是衡量政治清明的基本标尺，而在以“和谐”为政治目标的社会中营造斗争气氛，置敢说真话的教师于被告密的恐惧之中，这不仅是以司法教育为使命的高等学府的耻辱，更是社会正义和民主进程的敌人。
在英语中，告密者常被称之为“RAT”，含有“讨厌鬼”、“可耻的人”和“下流女人”（美俚）的语义，但我不想在此过多苛责这样的学生。她们不过是某种教育制度的牺牲品而已，只要予以适度的引导和矫正，还有恢复心灵健康的希望。但告密文化赖以生长的土壤，却是我们要加以严重警惕的事物。如果我们今天不起身阻止这种闹剧，那么它就会发育成更可怕的灾祸，并降临在我们每个人的头上。历史最容易重演的，正是它最丑恶的部分。
──转自朱大可博客
与这种“天使心肠”相比，发生于华东政法大学的杨师群案，给人了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这所我曾经应邀前往演讲的学校，涌现出两名杰出的学生告密者，她们将自己的“古代汉语”老师告到市教委和公安局，理由是在课堂上“批评文化”和“批评政府”。课堂上的自由争论本来无可厚非，反驳老师的观点，也是教学民主的一部分，但令我惊讶的却是告密者的心机——一方面向教委告密，企图端掉老师的饭碗，另一方面向公安告密，要把老师送进监狱。正是基于这种“双管齐下”周密手法，她们从网民那里荣获了“极品告密者”的称号。
在中世纪的教会独裁时代，告密者曾经把大批无辜者送进异端裁判所，令她们以女巫的名义被活活烧死。这种告密传统此后在东德达到辉煌的高度。乔治奥威尔的反面乌托邦小说《1984》，就是这种现实的寓言体镜像。但所有那些西方史迹，跟本土厂卫制度相比，却只能黯然失色。朱元璋是中国的告密者教父，率先设立锦衣卫以监视官民，此后，历代皇帝又设东厂监视锦衣卫，再设西厂监视锦衣卫和东厂，复设内行厂监视锦衣卫和东西厂，甚至利用江湖流氓建构更为庞大的眼线和告密网络。这种复杂的四重监视体系，培训了庞大的告密者队伍，成为专制王朝的最大帮手。
清代不仅承袭了这一传统，而且在特务政治方面变本加厉，形成以告密文化为特征的“核心价值”。雍正四年，江西乡试主考查嗣庭引用《诗经》中“维民所止”为考题，遭小人告密为“雍正去头”，结果戮尸枭众，满门抄斩。扬州举人徐述夔日下晒书，风吹书页，信手援笔题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被人告密，遂被斩首弃市，整个家族均遭株连；毕生为御诗润色的沈德潜，因《咏黑牡丹》一诗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被告密者捅给干隆，惨遭死后剖棺戮尸之祸。杭州人卓长龄所着《忆鸣诗集》，书名“鸣”与“明”谐音，被告密者指为忆念明朝，图谋不轨，干隆大怒，亲令开棺戮尸，连孙子都被斩首。本朝马屁作家夸为“盛世明君”的干隆，秉承雍正的遗志，在众多告密者的支持下，亲自制造了130多件冤案，把文字狱推向华夏流氓社会的巅峰。
在我的个人生命记忆里，告密者曾是一种规模盛大的文化形态，朋友、同事、亲戚和亲人之间互相检举，罗织罪名，俨然一场经久不息的互虐式狂欢，而他们的每一种指控，都会成为政治迫害的重大依据。在1958年，至少有30万敢于批评的中国人，被告密者检举揭发，在阶级斗争中沦为“右派”，在严酷打击中死去活来。而在 1960年代，更多中国人因告密者的揭发而遭到政治迫害，由此建起历史上最辽阔的冤狱。
教师是那种最先面对告密者的群体。在大规模灾难降临之际，他们率先遭到造反学生的迫害，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或“反动学术权威”的教师，难以计数。据官方数据统计，仅1967年8~9两月的北京，就有1772人被造反学生打死，其中绝大部分是教师。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们，那些曾经高唱《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浪漫少女、面带红晕的“祖国花朵”、满脸稚气的“革命小将”，以政治正确的名义，检举揭发女副校长卞仲耘的诸多罪行，继而将其活活打死；与此同时，北京女三中校长沙萍，也被自己的女学生打死，就此开启了暴力的酷烈大门。这场从告密开始的运动，最终升温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据广西《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记载，该县武宣中学，甚至出现食人盛宴——众学生在校园内揭发批斗完自己的老师之后，将他们剖腹肢解，就地架设炉灶，烹煮至熟，然后分而啖之。
“告密+迫害+吞噬”的复合型狂欢，书写着最黑暗的民族记忆。1977年以后，新政府推动大规模平反运动，勉力修复历史冤狱，令告密者成为一种民族羞耻，教师重新召回了个人的尊严，但告密者的幽灵仍在徘徊，并于改革开放30年之后卷土重来，再现了这幕令人吃惊的丑闻。众所周知，批评是帮助政府改进工作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方式，也是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容忍和听取不同意见，乃是衡量政治清明的基本标尺，而在以“和谐”为政治目标的社会中营造斗争气氛，置敢说真话的教师于被告密的恐惧之中，这不仅是以司法教育为使命的高等学府的耻辱，更是社会正义和民主进程的敌人。
在英语中，告密者常被称之为“RAT”，含有“讨厌鬼”、“可耻的人”和“下流女人”（美俚）的语义，但我不想在此过多苛责这样的学生。她们不过是某种教育制度的牺牲品而已，只要予以适度的引导和矫正，还有恢复心灵健康的希望。但告密文化赖以生长的土壤，却是我们要加以严重警惕的事物。如果我们今天不起身阻止这种闹剧，那么它就会发育成更可怕的灾祸，并降临在我们每个人的头上。历史最容易重演的，正是它最丑恶的部分。
──转自朱大可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