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8月24日讯】就在那个着名的“瓦良格”号，试航并由七条拖船护送回大连码头的前一天，大连的市民正在掀起一场保卫家园的运动，他们的矛头不是指向虚构出来的外敌，而是指向现实中的福佳大化PX项目。
据说这个跟PS技术有点像的项目，一直让大连市民如临大敌。一旦不慎爆炸，工厂储藏的危险化学品令“整个大连将变成一座死城”。去年“7·16”火灾，就曾一度将大连推入绝境，而死神的降临只有不到区区的200米的而已，这远比神马鸟国会派航母袭击中国更令人毛骨悚然。按国际惯例，PX项目应建在远离城市 100公里之外，而大连的PX项目距主城区只有10公里，从选址到审批，如果这些人不是天才，那么就是潜伏于中国的敌人，亲手将定时炸弹埋在大家身边，居心何在？
彻底打穿大连人心理防线的是一次并不夸张的台风，台风致使化工厂码头防波堤出现两处严重坍塌，剧毒化工品正是从这两个洞口倾泻而出，威胁到了市民的生命安全。谁都清楚灾难会是迟早的事，于是解除定时炸弹的行动在大连爆发，据说在付出一些血的代价后，大家得到了市委书记大人的口头承诺，相信如果再不迁走就相当于变相宣战。
所以，大敌当前，估计没有几个大连人会在意那艘前途不明的大船究竟会干出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伟绩来，除非它能够将这个该死的PX载走，载到越南或者菲律宾或者美国，否则谁会关心一艘每天要花费300万元却基本上只能用于研究训练的摆设？震慑哪个假想国的敌人都不比震慑那些贪官污吏来得强。
随便举个例子，我们都发现这个国家已经是草木皆河蟹，有人把海里漏油不当回事，就有人敢在珠江上游有组织有计划的公开投毒，沿岸数千万人都受其影响，危害公众的程度与当年日军的化学武器不相上下，但是，当地官员很是轻描淡写，在他们设计下，几个顶雷的羔羊呼之欲出。
当然，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实际上，很多中国人早已经被当成敌人来对待。深圳市为了办一个不入流的运动会，驱逐了市政府认定不合格的八万人，就差把这些人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了；广州亚运，菜刀水果刀都实名制，跟元朝的蒙古人对待汉人几无差异。这些远比航母要强悍的敌对行动从北京奥运会开始就被许多城市广泛运用，实际上是人为制造社会分裂，加大阶层之间的武力竞赛。包括运动会、强拆、户籍制度、解散农民工学校在内的诸多事情上，不少国民随时都有可能会被无情的定义为敌人，而这些定义他人的人往往也被对立面视为国家敌人，这样一来，靠高压维稳控制的社会，官视民为草芥,民视官为寇仇，其内在的混乱无序状态比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好不了多少。
自然状态与文明社会最大的区别在于：无明文规定之法律，无公正之裁判者，无权力保障判决之执行。所以，人们在自然状态中的权利缺乏安全性，从而放弃单独执行自然法的权力，成立社会，旨在谋求自身各项权利之保护，只有公平的契约才能让不同个体组成一个国家。洛克以“无强制、非放任”描述了他所假设的自然状态，从而以这两个特征推导出了自然法的内容，即“人均有保护自己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若谁的权利受到侵犯，谁就有报复、惩罚和反抗他人的权利。”“无强制”体现为各项自然权利的具体拥有，“非放任”则是不侵犯他人的要求。
官富官腐，官以公权挑战法律玩弄规章欺负公德，已经严重视宪法所代表的共同契约于无物，其“以民为敌”肆意践踏的专制思维必然逼出“以官为仇”的民间逆反。杨佳和钱明奇案所引发的滔滔舆论，以及他们在民意中的大侠形象，已经深深打动所有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普通人。在这种状态下，貌似有一个契约，实际上无公正之裁判者，无权力保障判决之执行，人们同样生活在强权所编织的恐惧、不安和危险当中，表面上噤若寒蝉，实际上隐藏的是双方对于既有契约的深刻不信任，各地群体事件此起彼伏，整个社会已经呈现出千疮百孔、分崩离析的趋势。
为了掩盖社会既有的严重矛盾，维稳成了最简单粗暴的选择项。它既不能改变既有的权力分配模式，也不能改变财富分配不公的现象，只会加重社会负担。维稳愈烈，强权愈嚣张，矛盾则愈激烈，因为践踏法律的程度就愈大，消灭平等契约精神就愈甚，个人的恐惧感随之与时俱进，仇恨精神愈被广为传播。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政府维稳经费支出越多，逃离这个国家的人就越多。谁都不相信正义平等、自由人权需要通过强制稳定来获得，就如同大家宁愿相信谣言，也不会相信被官方的辟谣，那些辟谣的人往往跟埋炸弹的人穿同一种制服。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看，所谓的外敌多属虚构，不是自己吓自己的病症体现，就是找理由整自己国民的借口，再不济就是转移视线的方法。事实也证明，很多无辜的人不是被外敌杀死，而是被自己服从的强权所掐死的。所以，无论是从个人还是从国家的角度出发，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官媒塑造的美利坚，而是现存破坏宪法的制度，该体制既残忍的对待体制内的人，也残忍的对待体制外的人，它用每一个人的鲜血来维护它的正常运转。而且一个只保护特权的体制，只会出一批有一批的国家公敌。相信并不是只有总理意识到，所有正常的人都已经意识到改变政治体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中国所要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小修小补，其指向也并非抓几个贪官污吏，而是涉及到三权分立、政党多元化、军队国家化等最深层次的问题，其指向在于完善既有的契约规则，淘汰不适合现代文明的陈腐制度。这样的工作远远不是一个末流的大船所能做到的，它或许能够防御外敌的侵略，但是根本无法防御制度对于国家的侵略。
文章来源：《价值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据说这个跟PS技术有点像的项目，一直让大连市民如临大敌。一旦不慎爆炸，工厂储藏的危险化学品令“整个大连将变成一座死城”。去年“7·16”火灾，就曾一度将大连推入绝境，而死神的降临只有不到区区的200米的而已，这远比神马鸟国会派航母袭击中国更令人毛骨悚然。按国际惯例，PX项目应建在远离城市 100公里之外，而大连的PX项目距主城区只有10公里，从选址到审批，如果这些人不是天才，那么就是潜伏于中国的敌人，亲手将定时炸弹埋在大家身边，居心何在？
彻底打穿大连人心理防线的是一次并不夸张的台风，台风致使化工厂码头防波堤出现两处严重坍塌，剧毒化工品正是从这两个洞口倾泻而出，威胁到了市民的生命安全。谁都清楚灾难会是迟早的事，于是解除定时炸弹的行动在大连爆发，据说在付出一些血的代价后，大家得到了市委书记大人的口头承诺，相信如果再不迁走就相当于变相宣战。
所以，大敌当前，估计没有几个大连人会在意那艘前途不明的大船究竟会干出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伟绩来，除非它能够将这个该死的PX载走，载到越南或者菲律宾或者美国，否则谁会关心一艘每天要花费300万元却基本上只能用于研究训练的摆设？震慑哪个假想国的敌人都不比震慑那些贪官污吏来得强。
随便举个例子，我们都发现这个国家已经是草木皆河蟹，有人把海里漏油不当回事，就有人敢在珠江上游有组织有计划的公开投毒，沿岸数千万人都受其影响，危害公众的程度与当年日军的化学武器不相上下，但是，当地官员很是轻描淡写，在他们设计下，几个顶雷的羔羊呼之欲出。
当然，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实际上，很多中国人早已经被当成敌人来对待。深圳市为了办一个不入流的运动会，驱逐了市政府认定不合格的八万人，就差把这些人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了；广州亚运，菜刀水果刀都实名制，跟元朝的蒙古人对待汉人几无差异。这些远比航母要强悍的敌对行动从北京奥运会开始就被许多城市广泛运用，实际上是人为制造社会分裂，加大阶层之间的武力竞赛。包括运动会、强拆、户籍制度、解散农民工学校在内的诸多事情上，不少国民随时都有可能会被无情的定义为敌人，而这些定义他人的人往往也被对立面视为国家敌人，这样一来，靠高压维稳控制的社会，官视民为草芥,民视官为寇仇，其内在的混乱无序状态比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好不了多少。
自然状态与文明社会最大的区别在于：无明文规定之法律，无公正之裁判者，无权力保障判决之执行。所以，人们在自然状态中的权利缺乏安全性，从而放弃单独执行自然法的权力，成立社会，旨在谋求自身各项权利之保护，只有公平的契约才能让不同个体组成一个国家。洛克以“无强制、非放任”描述了他所假设的自然状态，从而以这两个特征推导出了自然法的内容，即“人均有保护自己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若谁的权利受到侵犯，谁就有报复、惩罚和反抗他人的权利。”“无强制”体现为各项自然权利的具体拥有，“非放任”则是不侵犯他人的要求。
官富官腐，官以公权挑战法律玩弄规章欺负公德，已经严重视宪法所代表的共同契约于无物，其“以民为敌”肆意践踏的专制思维必然逼出“以官为仇”的民间逆反。杨佳和钱明奇案所引发的滔滔舆论，以及他们在民意中的大侠形象，已经深深打动所有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普通人。在这种状态下，貌似有一个契约，实际上无公正之裁判者，无权力保障判决之执行，人们同样生活在强权所编织的恐惧、不安和危险当中，表面上噤若寒蝉，实际上隐藏的是双方对于既有契约的深刻不信任，各地群体事件此起彼伏，整个社会已经呈现出千疮百孔、分崩离析的趋势。
为了掩盖社会既有的严重矛盾，维稳成了最简单粗暴的选择项。它既不能改变既有的权力分配模式，也不能改变财富分配不公的现象，只会加重社会负担。维稳愈烈，强权愈嚣张，矛盾则愈激烈，因为践踏法律的程度就愈大，消灭平等契约精神就愈甚，个人的恐惧感随之与时俱进，仇恨精神愈被广为传播。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政府维稳经费支出越多，逃离这个国家的人就越多。谁都不相信正义平等、自由人权需要通过强制稳定来获得，就如同大家宁愿相信谣言，也不会相信被官方的辟谣，那些辟谣的人往往跟埋炸弹的人穿同一种制服。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看，所谓的外敌多属虚构，不是自己吓自己的病症体现，就是找理由整自己国民的借口，再不济就是转移视线的方法。事实也证明，很多无辜的人不是被外敌杀死，而是被自己服从的强权所掐死的。所以，无论是从个人还是从国家的角度出发，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官媒塑造的美利坚，而是现存破坏宪法的制度，该体制既残忍的对待体制内的人，也残忍的对待体制外的人，它用每一个人的鲜血来维护它的正常运转。而且一个只保护特权的体制，只会出一批有一批的国家公敌。相信并不是只有总理意识到，所有正常的人都已经意识到改变政治体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中国所要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小修小补，其指向也并非抓几个贪官污吏，而是涉及到三权分立、政党多元化、军队国家化等最深层次的问题，其指向在于完善既有的契约规则，淘汰不适合现代文明的陈腐制度。这样的工作远远不是一个末流的大船所能做到的，它或许能够防御外敌的侵略，但是根本无法防御制度对于国家的侵略。
文章来源：《价值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