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25日讯】小悦悦离世已经3天了，对于这位惨遭不幸的孩子，我总觉得应该说些什么，可是一直说不出话来。世上的车祸很多，因车祸而丧生的人不管从老到少也很常见，可是小悦悦之死为何如此牵动大众的心？让大家如此的悲伤和愤怒？因为这不只是车祸，也是一场人祸，小悦悦的遭遇像一面巨镜，映照出了这个国度的冷漠和丑陋。
我并不想泛泛的对那十八位见死不救的路人表示谴责。而一直想追问个为什么，是什么促使他们无一例外的选择了同样的漠视？我一次次的扪心自问，假如我是那个货车司机，我会不会选择逃逸？假如我是小悦悦身边的经过的路人，我会不会上前救助？实在不是我矫情，我发现很难回答这个问题，良知告诉我应该积极救助，但事实上我会不会惊慌失措的逃离？这个追问令我很沮丧，因为不只是我，相信很多人指责起他人可以振振有词，一旦自己真正面临却完全可能也成了冷漠的路人、不负责任的司机。因为我发现有些观念也是需要反覆教育才能养成的，特别是如敬畏生命、富有社会责任感等，这些词语或许我们都知道并且熟稔，但却少有机会真正检验它在我们内心的刻度到底有多深。或许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也不希望大家遇到这样的检验，但是这样的“观念养成”在我们的教育中却是一直缺位的。
这也是我曾经反对范美忠为地震中逃跑所作辩护的原因。
我认为范美忠跑了，也没有什么好指责的，但为此而强调自己跑得“正义”和“理由气壮”，并进而否认他人的救助行为是高尚的，那是不妥的。
为此，我设想了这样一种情形：
根据范美忠的说法“危机意识很强的我，每次有危险我的反应都比较快，也逃得比较快！”，什么才算危险？这是不是完全只基于个人的判断？那么在同样的时刻，不同的人完全有可能做出不同的判断，比如房间失火，房间里有A和B二个人，A认为火灾发生，有生命危险，拔腿就跑；B认为火灾虽然发生了，但还是有救灭的可能，没有逃跑，而是积极灭火。我们不假设火灾的后果怎么样，但这里我认为我们对A的行为确实也无可指责，但对B的行为是不是应该肯定呢？如果因为B的努力，而控制了灾难的扩大，B也没有牺牲，那是不是更好的结果呢？如果A和B全都逃了，这灾难肯定是要扩大的。
对于一种危险情况的判断，存在多种可能性，如果每个人只想着自己赶紧逃命，而没有人愿意承担救灾的责任或者说义务，那么这世界只会牺牲更多。我们可以不指责随时准备着逃生的人，但我觉得应该肯定有勇气承担的人，这就是道德的积极意义所在。
范美忠为面临地震独自逃跑所作的辩护和路人视小悦悦倒地而不救，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两者有相通之处，那就是缺乏了“我是有救助他人的义务”这样的一种对生命敬畏意识的培植养成。
我在对自己的追问中，才明白有一种勇气并不能只存活于自我的美化和想像中，而是需要不断的提醒自己，让这种意识深化于内心，在紧要关头才会作出正确的抉择，而不是成为怆惶逃跑的懦夫。这也是王阳明所强调的知行合一之境地吧？只“知道”，而没有实践，算不上真知，只有知行合一才是真正的知。
我在《平庸的恶》中也曾借用阿伦特的这个理念，对这种道义观念的缺失作出过分析：“中了平庸之恶这种毒的人，对待他人像是对待一个物，在这些人眼里，一切可以转换为利益得失的计算，而失去对于生命的敬畏。…… 平庸的恶，就是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放弃了自己的思想，使人完全物化了。……在处理人与人关系时，放弃了一些最基本的原则或做人准则，显然是一件可怕的事。”
现在我们的教育不仅缺乏对“敬畏生命”这些道义原则的教育，还在实施着与之相反的物化教育，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何谈人世的温暖和彼此的救济呢？
且看下面这则新闻：
2011年10月，在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一些被老师认为学习思想品德表现差的学生被强制戴上了绿领巾，以显示与表现好的学生所戴红领巾的区别。一名一年级学生告诉记者，调皮的学习不好的学生都得戴绿领巾，而且老师要求上学和放学都不能解开，不然就在班上点名批评，进行羞辱。
多么可怕的标签，我们的小学生就像一件货物一样被打上了合格和不合格的标签，一目了然这不正是抹煞人格的物化教育手段吗？且不说绿领巾，就是那红领巾和一党制度，起的也是这样的作用，对人加贴标签，分类管理，贴上好标签的拥有特权，反之，政治地位甚低，顺昌逆亡的马戏团规则，让多少人沦为小丑啊？
当人不成其为人时，还能指望孩子长大后按人的规则行事吗？这些只不过是批量复制的合格废品，我们工厂制的机器化教育大生产终于结出它的恶果来，不但有药家鑫这样撞人又杀人的亲友们眼中的好学生，也有漠视幼小的悦悦倒在血泊中视而不见的十八名普通路人。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药家鑫，都是那十八名路人，张妙和小悦悦的生命是一面巨镜，它映照出了我们内心的丑恶和冷漠，但愿我们没有接受上帝测验的人们能够及时警醒过来，扶正自己的内心，谦卑的在生命面前保持一定的敬畏之心。
To be or not to be ?是该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文章来源：《博客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我并不想泛泛的对那十八位见死不救的路人表示谴责。而一直想追问个为什么，是什么促使他们无一例外的选择了同样的漠视？我一次次的扪心自问，假如我是那个货车司机，我会不会选择逃逸？假如我是小悦悦身边的经过的路人，我会不会上前救助？实在不是我矫情，我发现很难回答这个问题，良知告诉我应该积极救助，但事实上我会不会惊慌失措的逃离？这个追问令我很沮丧，因为不只是我，相信很多人指责起他人可以振振有词，一旦自己真正面临却完全可能也成了冷漠的路人、不负责任的司机。因为我发现有些观念也是需要反覆教育才能养成的，特别是如敬畏生命、富有社会责任感等，这些词语或许我们都知道并且熟稔，但却少有机会真正检验它在我们内心的刻度到底有多深。或许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也不希望大家遇到这样的检验，但是这样的“观念养成”在我们的教育中却是一直缺位的。
这也是我曾经反对范美忠为地震中逃跑所作辩护的原因。
我认为范美忠跑了，也没有什么好指责的，但为此而强调自己跑得“正义”和“理由气壮”，并进而否认他人的救助行为是高尚的，那是不妥的。
为此，我设想了这样一种情形：
根据范美忠的说法“危机意识很强的我，每次有危险我的反应都比较快，也逃得比较快！”，什么才算危险？这是不是完全只基于个人的判断？那么在同样的时刻，不同的人完全有可能做出不同的判断，比如房间失火，房间里有A和B二个人，A认为火灾发生，有生命危险，拔腿就跑；B认为火灾虽然发生了，但还是有救灭的可能，没有逃跑，而是积极灭火。我们不假设火灾的后果怎么样，但这里我认为我们对A的行为确实也无可指责，但对B的行为是不是应该肯定呢？如果因为B的努力，而控制了灾难的扩大，B也没有牺牲，那是不是更好的结果呢？如果A和B全都逃了，这灾难肯定是要扩大的。
对于一种危险情况的判断，存在多种可能性，如果每个人只想着自己赶紧逃命，而没有人愿意承担救灾的责任或者说义务，那么这世界只会牺牲更多。我们可以不指责随时准备着逃生的人，但我觉得应该肯定有勇气承担的人，这就是道德的积极意义所在。
范美忠为面临地震独自逃跑所作的辩护和路人视小悦悦倒地而不救，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两者有相通之处，那就是缺乏了“我是有救助他人的义务”这样的一种对生命敬畏意识的培植养成。
我在对自己的追问中，才明白有一种勇气并不能只存活于自我的美化和想像中，而是需要不断的提醒自己，让这种意识深化于内心，在紧要关头才会作出正确的抉择，而不是成为怆惶逃跑的懦夫。这也是王阳明所强调的知行合一之境地吧？只“知道”，而没有实践，算不上真知，只有知行合一才是真正的知。
我在《平庸的恶》中也曾借用阿伦特的这个理念，对这种道义观念的缺失作出过分析：“中了平庸之恶这种毒的人，对待他人像是对待一个物，在这些人眼里，一切可以转换为利益得失的计算，而失去对于生命的敬畏。…… 平庸的恶，就是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放弃了自己的思想，使人完全物化了。……在处理人与人关系时，放弃了一些最基本的原则或做人准则，显然是一件可怕的事。”
现在我们的教育不仅缺乏对“敬畏生命”这些道义原则的教育，还在实施着与之相反的物化教育，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何谈人世的温暖和彼此的救济呢？
且看下面这则新闻：
2011年10月，在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一些被老师认为学习思想品德表现差的学生被强制戴上了绿领巾，以显示与表现好的学生所戴红领巾的区别。一名一年级学生告诉记者，调皮的学习不好的学生都得戴绿领巾，而且老师要求上学和放学都不能解开，不然就在班上点名批评，进行羞辱。
多么可怕的标签，我们的小学生就像一件货物一样被打上了合格和不合格的标签，一目了然这不正是抹煞人格的物化教育手段吗？且不说绿领巾，就是那红领巾和一党制度，起的也是这样的作用，对人加贴标签，分类管理，贴上好标签的拥有特权，反之，政治地位甚低，顺昌逆亡的马戏团规则，让多少人沦为小丑啊？
当人不成其为人时，还能指望孩子长大后按人的规则行事吗？这些只不过是批量复制的合格废品，我们工厂制的机器化教育大生产终于结出它的恶果来，不但有药家鑫这样撞人又杀人的亲友们眼中的好学生，也有漠视幼小的悦悦倒在血泊中视而不见的十八名普通路人。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药家鑫，都是那十八名路人，张妙和小悦悦的生命是一面巨镜，它映照出了我们内心的丑恶和冷漠，但愿我们没有接受上帝测验的人们能够及时警醒过来，扶正自己的内心，谦卑的在生命面前保持一定的敬畏之心。
To be or not to be ?是该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文章来源：《博客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