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28日讯】2011年12月23日，捷克作家、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的葬礼在布拉格举行。
哈维尔是一位剧作家，一位争取民主与人权的战士，一位政治家。捷克斯洛伐克走向自由以及捷克实现民主转型的进程，与哈维尔的名字紧紧相连。
为了纪念哈维尔，评论家俗士写出了《哈维尔、道德、无权者及我们》。俗士谈到，哈维尔在《政治与良心》中说：“在这个世界中，诸如正义、诚实、叛逆、友谊、背信、勇气或同情这样一些概念，有着和实际的人们及实际生活的重要性相联系的全部切实的内容。”哈维尔还说：“问题的关键是价值重建：信任感、坦率、责任感、团结与友爱等”。
中国精英人物的主张与哈维尔有所不同。为了显示自由、前卫和特立独行，很多人喜欢挑战道德和秩序，还有人热衷于倡导丛林法则。更具灾难性的是，这一切又变成了比赛。被众人追捧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更是不加掩饰地肯定暴力，肯定各种违法和违规的行为。在当今的中国，哈维尔所反对的“冷漠和恐惧”正在蔓延。一些知识分子，也在证明“冷漠和恐惧”的合理性。
傅国涌认为，“哈维尔把良心和道德带进了政治”。中国的精英人物，却在不遗馀力地实行去道德化。
此时此刻，我们需要缅怀哈维尔的业绩，聆听他的教诲。
哈维尔对我们的另一个启示，就是精英与大众的关系。哈维尔是一位知识分子，一位艺术家。他与大众有所不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哈维尔从来没有藐视大众，也没有单独地强调自身所在阶层的利益。建立一个公民社会，是他毕生奋斗的目标。在最后的任期里，由于有些怪异的个人作风以及热心国际事务，哈维尔有些脱离实际，脱离大众，不过他从来也没有反对过大众。
无独有偶，自由之后的首任匈牙利总统根茨•阿尔巴德也是一位作家。当选之后，他表示要为知识分子和穷人服务。按照我的理解，作为全民的总统，根茨首先把关怀投向了弱者。
哈维尔出身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企业主。我想说的是，在欧洲大陆，对贵族和贵族风范的理解与中国人有着很大的不同。欧洲对贵族是有要求的，那些要求是很高的。贵族要讲责任，要有信仰，有悲悯之心，有风度。
高贵，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在一个社会进程中，只有那些不惧艰险，不怕失去自身利益，坚持不懈的人，才能够赢得大众的尊敬。对于民主社会是否需要贵族精神和贵族风范，我们可以见仁见智。我想，假如高贵是像我刚刚所说的那样，就是值得提倡的。
韩国漫画家李元馥在《漫画韩国》中说：“韩国的君子思想和日本的武士道都是统治阶层的义务，就是西方所说的‘Noblesseoblige'”。“Noblesseoblige”，即“统治阶级义务”，直译为“贵族的义务”。在中国，大概就等同于君子精神或者士大夫精神。
遗憾的是，在中国，很多自诩为精英，喜欢互相赠送贵族和绅士称号的人们不知教养与义务为何物。他们无视普世的，并且为大众所认可的基本礼貌和处世准则，言语粗鄙，行为不端，还自以为超凡脱俗。在自由，特别是消极自由的名义下，他们不但拒绝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而且对古往今来各种卖国求荣、临阵脱逃、擅离职守、见死不救的行为发出喝彩。
说得泛泛一些，古今中外，鲜有像今日中国那样，知识分子们全面、彻底、系统性地否定和毁坏民族传统和社会规范。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他们的行为已经属于反社会、反文明和反人类的范畴。
我在《精英小市民化，民族的悲哀》中认为，中国的很多精英人物就是放大了的小市民。他们的成功以及他们业已掌握的资源不仅让他们自我膨胀，而且更证明其小市民意识的合理性。于是，在小市民生活状态下，在乱世和逆境中形成的生存第一的哲学，拆东补西的工作方法，以及不可救药的目光短浅，都被带进理论和智慧的范畴。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的提出与广泛传播，就是小市民思维的胜利。
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贵族意识和精英意识，集中表现在热衷于对不平等的追求，以及对原有阶层的歧视与仇恨。“为富人说话”的提出，贫富问题大讨论的展开，让很多人撕下了平等博爱的伪装，变成赤裸裸的恶人。在人多地少，人满为患的中国，他们决意甩掉下层的民众，独享自然和社会资源。他们对触目惊心的暴力征地和暴力拆迁视而不见，醉心于炒房炒地。他们幻想房价能够无止境的上涨以便获得暴利，然后和贪官一样借全球化的东风移民国外，留下一个污水横流的中国。
在民望大幅下降之后，一部分精英人物拿出了“反对民粹主义”的说辞。他们极力论证自由高于民主，宪政高于民主，以及民主会导致民粹。在没有任何可行性的情况下，有人甚至反对一人一票，企图在未来把大众排斥到政治生活之外。
正像俗士所说的那样，一些精英人物通过自身的表现，已经把多年以来积累的资本输得干干净净。
在唐朝，魏征去世以后，唐太宗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我知道，有些精英人物不会用镜子。个别人脸都不要了，自然就用不着镜子。如果说在有些朝代魏征会被砍掉脑袋，那么今天的魏征很可能就被饿死了。
尽管如此，中国仍然需要精英人物，需要有责任心，有高贵品质而又热爱人民的精英人物。我认为，瓦茨拉夫•哈维尔，就中国精英们的一面镜子。
文章来源：《凯迪社区》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哈维尔是一位剧作家，一位争取民主与人权的战士，一位政治家。捷克斯洛伐克走向自由以及捷克实现民主转型的进程，与哈维尔的名字紧紧相连。
为了纪念哈维尔，评论家俗士写出了《哈维尔、道德、无权者及我们》。俗士谈到，哈维尔在《政治与良心》中说：“在这个世界中，诸如正义、诚实、叛逆、友谊、背信、勇气或同情这样一些概念，有着和实际的人们及实际生活的重要性相联系的全部切实的内容。”哈维尔还说：“问题的关键是价值重建：信任感、坦率、责任感、团结与友爱等”。
中国精英人物的主张与哈维尔有所不同。为了显示自由、前卫和特立独行，很多人喜欢挑战道德和秩序，还有人热衷于倡导丛林法则。更具灾难性的是，这一切又变成了比赛。被众人追捧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更是不加掩饰地肯定暴力，肯定各种违法和违规的行为。在当今的中国，哈维尔所反对的“冷漠和恐惧”正在蔓延。一些知识分子，也在证明“冷漠和恐惧”的合理性。
傅国涌认为，“哈维尔把良心和道德带进了政治”。中国的精英人物，却在不遗馀力地实行去道德化。
此时此刻，我们需要缅怀哈维尔的业绩，聆听他的教诲。
哈维尔对我们的另一个启示，就是精英与大众的关系。哈维尔是一位知识分子，一位艺术家。他与大众有所不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哈维尔从来没有藐视大众，也没有单独地强调自身所在阶层的利益。建立一个公民社会，是他毕生奋斗的目标。在最后的任期里，由于有些怪异的个人作风以及热心国际事务，哈维尔有些脱离实际，脱离大众，不过他从来也没有反对过大众。
无独有偶，自由之后的首任匈牙利总统根茨•阿尔巴德也是一位作家。当选之后，他表示要为知识分子和穷人服务。按照我的理解，作为全民的总统，根茨首先把关怀投向了弱者。
哈维尔出身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企业主。我想说的是，在欧洲大陆，对贵族和贵族风范的理解与中国人有着很大的不同。欧洲对贵族是有要求的，那些要求是很高的。贵族要讲责任，要有信仰，有悲悯之心，有风度。
高贵，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在一个社会进程中，只有那些不惧艰险，不怕失去自身利益，坚持不懈的人，才能够赢得大众的尊敬。对于民主社会是否需要贵族精神和贵族风范，我们可以见仁见智。我想，假如高贵是像我刚刚所说的那样，就是值得提倡的。
韩国漫画家李元馥在《漫画韩国》中说：“韩国的君子思想和日本的武士道都是统治阶层的义务，就是西方所说的‘Noblesseoblige'”。“Noblesseoblige”，即“统治阶级义务”，直译为“贵族的义务”。在中国，大概就等同于君子精神或者士大夫精神。
遗憾的是，在中国，很多自诩为精英，喜欢互相赠送贵族和绅士称号的人们不知教养与义务为何物。他们无视普世的，并且为大众所认可的基本礼貌和处世准则，言语粗鄙，行为不端，还自以为超凡脱俗。在自由，特别是消极自由的名义下，他们不但拒绝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而且对古往今来各种卖国求荣、临阵脱逃、擅离职守、见死不救的行为发出喝彩。
说得泛泛一些，古今中外，鲜有像今日中国那样，知识分子们全面、彻底、系统性地否定和毁坏民族传统和社会规范。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他们的行为已经属于反社会、反文明和反人类的范畴。
我在《精英小市民化，民族的悲哀》中认为，中国的很多精英人物就是放大了的小市民。他们的成功以及他们业已掌握的资源不仅让他们自我膨胀，而且更证明其小市民意识的合理性。于是，在小市民生活状态下，在乱世和逆境中形成的生存第一的哲学，拆东补西的工作方法，以及不可救药的目光短浅，都被带进理论和智慧的范畴。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的提出与广泛传播，就是小市民思维的胜利。
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贵族意识和精英意识，集中表现在热衷于对不平等的追求，以及对原有阶层的歧视与仇恨。“为富人说话”的提出，贫富问题大讨论的展开，让很多人撕下了平等博爱的伪装，变成赤裸裸的恶人。在人多地少，人满为患的中国，他们决意甩掉下层的民众，独享自然和社会资源。他们对触目惊心的暴力征地和暴力拆迁视而不见，醉心于炒房炒地。他们幻想房价能够无止境的上涨以便获得暴利，然后和贪官一样借全球化的东风移民国外，留下一个污水横流的中国。
在民望大幅下降之后，一部分精英人物拿出了“反对民粹主义”的说辞。他们极力论证自由高于民主，宪政高于民主，以及民主会导致民粹。在没有任何可行性的情况下，有人甚至反对一人一票，企图在未来把大众排斥到政治生活之外。
正像俗士所说的那样，一些精英人物通过自身的表现，已经把多年以来积累的资本输得干干净净。
在唐朝，魏征去世以后，唐太宗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我知道，有些精英人物不会用镜子。个别人脸都不要了，自然就用不着镜子。如果说在有些朝代魏征会被砍掉脑袋，那么今天的魏征很可能就被饿死了。
尽管如此，中国仍然需要精英人物，需要有责任心，有高贵品质而又热爱人民的精英人物。我认为，瓦茨拉夫•哈维尔，就中国精英们的一面镜子。
文章来源：《凯迪社区》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