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6月26日讯】近日，香港着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在云南、郑州等地相继发表演讲。针对中国经济，朗咸平依然用大量的数据证明，中国经济正在走向危机，并大胆断言，2015年中国制造业将走向崩溃，中国经济危机将全面爆发。
据中国证券网报导，2012年5月19日，郎咸平在昆明进行演讲；在郎咸平看来，中国制造业正面临危机，制造业投资营商环境正进一步恶化，造成制造业的产能过剩从而引发各种危机。“中国经济正面临‘冰火两重天’的境地，冰的是楼市、股市，火的却是以奢侈品、高端汽车、收藏品等为代表的高档商品。”在演讲中，郎咸平直言“中国经济生病了”，而这个病就是制造业面临的危机。
郎咸平表示，中国将制造业的3大环节——研发设计、渠道物流、以及关键的零配件让给欧美，失去了控制制造业的定价权，而失去定价权后，必将产生制造业危机。而另一方面，繁重的税、费，企业资金断裂以及企业生产成本的大幅上涨，更让制造业的投资营商环境全线恶化。郎咸平认为，中国制造业“生”了投资营商环境全线恶化和产能严重过剩2个“病”，正是“生”了这2个“病”后，本用于投资实体经济的钱转向于高端汽车、奢侈品等。
同时，朗咸平还认为，“目前中国正面临4个危机，即资源浪费、产能过剩、债务危机和消费危机。第一阶段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危机将首先爆发。”在郎咸平看来，严重的债务使得银行的危机正在酝酿，而地产行业引导的50几个行业又正在因为调控而危机四伏。
郎咸平在演讲中断言，中国的制造业危机将会在2015年彻底崩溃，届时，中国的经济危机将会集中爆发。此外，郎咸平还提到了地方债务危机，认为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和“美债危机”、“欧债危机”并列为世界三大危机，这是很可怕的，所有的中国老百姓都要为此付出惨痛代价。在谈到我国目前产能过剩的实际情况时，郎咸平说，“我们产能过剩多么严重？钢铁21%，汽车12%，水泥28%，电解铝35%，不锈钢60%，农药60%，光伏95%，玻璃93%。而制造这些物质的原材料，包括NDI37.5%过剩，TDI60%，聚乙65%过剩，会产生什么结果呢？这么多产能过剩的行业必然使得中国经济陷入一个长期的萧条。
早前，郎咸平还在网上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据《网络导报》报导，郎咸平在文章中说，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绝不是危言耸听、故弄玄虚！他要告诉那些“只要面子不要里子”的国人和官员，今天的中国经济有多危险、多可怕。郎咸平还认为，有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对危机视而不见，粉饰太平；更可怕的是，当危机来临的时候，我们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制造更大的危机。郎咸平说，我经过研究发现，今天中国经济的问题，仅仅依靠现行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手段是无法解决的，应寻找其他办法。
郎咸平还以《中美物价对比折射社会病态》为题的文章在《理财周刊》上发表。郎咸平认为，千万不要以为中国的服务、人力资源等比美国便宜是好事情，恰恰相反这是一种社会病态。他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真比纽约物价高吗》的文章，从牛仔裤、公交车甚至猪肉价格方面入手，将北京与纽约的物价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纽约“奢侈品”比北京便宜，但美国的公交及涉及人工、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服务，比北京贵得多。文章一发表就立刻激发了社会议论，引发了人们对中美物价对比的再次关注。
中美物价差异的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奢侈品为什么疯狂？大陆官媒这次分门别类地给出了不同领域的商品和服务的不同价格。奢侈品是中国比美国高得多，在一些与人、服务、知识产权相关的产品美国的价格又比中国高得多。但是，这里面忽略了一个现象，今年第一季度，央行做的一个调查报告说，由于通货膨胀等等原因，86%的消费者指出要降低消费，14%的消费者指出要提高消费。为什么高端产品比美国贵，就是这14%的人推动的，他们很多人都是企业家。由于中国大陆的这些企业经营困难，所以他不去做企业，而是从事高端消费。中国有13亿人口，美国只有3亿，所以中国大陆的高端消费需求就很大，加上税费很重，因此我们的高端消费跟美国相比，是比他们高了很多倍。
根据中国品牌战略协会的最新统计，中国奢侈品的消费人群占到了总人口的13%。数据是对的，但是背后的原因依然没有讲清楚。在美国，商品的价格当中含的税是很少的，而中国的商品当中税的比重很大。对于进口的奢侈品来说，要交关税、消费税、增值税等等，这样一来，价格肯定比外国高多了。即使这样，目前大陆的消费形态，仍然让中国整个奢侈品消费膨胀到不可想像的地步。奔驰、宝马上半年的销售增长率是60%，法拉利50%，玛沙拉蒂是128%，劳斯莱斯是171%，这种数据在美国不是可想像的。除了外来奢侈品，我们再看看国内的奢侈品。以前茅台酒是一个普通的消费品，但是在当下的中国，它已经变成奢侈品了。茅台酒价格猛涨从2006年的350元一瓶到现在1950元一瓶，但是市场份额没有怎么扩大，就是因为只有14%的人在喝茅台。
路易斯的理论把整个社会分成两个部门，第一个部门就是技术型的人，他们会创造高附加值，另外一个部门就是服务型的人。他的理论就是一定要让有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人先要富起来，然后使服务业部门的人跟着再富起来。比如，美国大学生毕业后就进入蘋果、微软工作，一年拿9万~12万美元的年薪，这就是路易斯所讲的高端技术人才。这些人有钱之后就由社会另外一个部门的人来服务他，这些人就是像保姆、餐厅服务员、出租车司机等等，因此，这些服务人员进行服务的时候薪水就会水涨船高。在美国，由于服务型的人到技术型的人工作转换相对容易，所以服务型人的价值就被体现出来。美国一个家庭的平均收入是39200美元，美国农民的收入在2万美元以上，并没有太大的差距。所以美国的成功是建立在这种高技术、高附加值部门成功之上，然后由服务业来服务这些部门，最后水涨船高，大家实现共同富裕。而今天所谓的中国奢侈品比别人贵的现象所折射出来的问题，就是少数富有的人不再投资实业，不再创造社会财富。究其原因就是，大陆现在的投资经营环境使得他们的实业投资回报率很小。
根据工信部的最新调研结果显示，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不到3%，只要有风吹草动，他们根本受不了冲击。除了实业，其他领域也没有投资机会，股市半死不活，房市猛烈打压加行政限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资金除了炒绿豆、大蒜、字画、茅台之外还能做什么?除了这个外在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严重的内伤，那就是中国那些应该有创造力的部门没有创造出太多的财富和价值，支撑不了为他服务的部门，因此中国要向美国买软件，向美国买飞机，向德国买成套设备、汽车、机床，这样一来帮助他们富裕了第一个阶层。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的服务、人力资源等比美国便宜是好事情，恰恰相反这是一种社会病态。
不久前，温家宝国务院总理提出金改八大任务，聚焦规范民间资本、地方债等风险及利率市场化等改革。对此，郎咸平表示，五年一次的全国金融会议结果令人失望。会议结果不但乏善可陈而且空洞，实际上告诉大家的是金融政策基本瘫痪，金融改革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停滞。郎咸平认为：“由于中国金融被地方政府债务违约和房地产绑架，大家期待此次会议会能够推出有效政策和改革。但是这次会议的八点部署表面打着‘债务总体安全可控’的大旗，其实暗地里掩护瘫痪的金融政策和停滞的改革。”
海外经济学家草庵居士对此也表示，大陆官方的金融会议解决不了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草庵居士认为，中国大陆的地方政府债务主要来自于对“铁公基”的巨额投入。中国大陆银行的75%的贷款是押在了地方政府的各个项目上去了，银行存款准备金占其存款总额的21%，用于周转的资金不过4%。草庵居士还透露，虽然官方在公开场合承认地方政府债务总额有10万亿，但通过内部拿到的数据表明，“中国的地方债务在20万亿到30万亿之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一旦地方政府的债务违约集中爆发出来的话，会造成一个比美国次贷风波和希腊债务危机更严重的局面。从这一点上来看，中国的金融已经被地方政府所绑架”。
草庵居士分析，地方政府的税收由于分税制的原因，实际没有多少收入。由于房地产泡沫的逐渐破灭，地方政府靠卖地维持的经济增长已经无以为继。“去年地方政府卖地已经非常吃力，许多地区只完成了卖地计划的一半，造成地方政府债务偿还的困难，许多地方政府去年出现了连贷款利息都无法偿还的情况”。草庵居士认为，中国大陆房企缺钱由来已久，在目前所显示的一些数据，只是冰山一角，大部份房企在刚开始动工时，自有资金很多都不足10%，自有资金能达到30%就已经非常不错了。目前中国大陆房地产泡沫在高涨到破灭这个阶段，资金炼断裂才刚刚开始。由于中国大陆房地产牵扯的面比较广，其资金来源一是地下钱庄，二是自有资金，最大一部份资金是来自银行贷款，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房地产市场垮掉，受损最严重的就是银行业。预计地产市场垮掉时，银行业会把中国大陆的经济拖垮。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吴惠林教授表示，传统意义上的金融政策和调控手段，都是建立在自由资本市场体制之上，最终还是应该回归到市场。而大陆官方对资本市场的强力控制，违背资本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这次会议所提出的“利率市场化”也只是一个姿态，央行有许多限制条件，而周小川也承认目前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时机不对。吴惠林认为，大陆官方在金融上，所有的政策工具都用完了也不起作用。就好比一个病入膏肓的瘫痪病人，不断打强心针刺激也站不起来。目前它唯一能做的就是印钞票，但这样会更糟糕，有能力的人都往外逃，留下底层的民众去承受灾难。吴惠林认为，温家宝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再三强调金融需服务“实体”，表明大陆官方已看到大陆经济“向虚”危机，比如“影子银行”以钱炒钱，房地产市场为卖而买。但由于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入死胡同，已无回天的机遇和变革的的勇气；“目前大陆官方唯一能做的就是掩盖，试图拖延其崩溃的时间”。……
最近，郎咸平对中国的经济现状有一番精确的评论。虽然他不愿意把责任联系到政治体制，所以开不出切合实际的药方。但是他根据调查数据描绘的景象，却是现在中国经济的真实景象。看起来似乎很夸张，实际上并不夸张。那只不过是实情而已，而且很多内容其他了解内情的专家早就吞吞吐吐说过了。郎教授能产生轰动效应，是因为他敢说别人不敢说的结论。
他的一个重要的结论，是指出中国的经济结构非常不合理，非常畸形。他在上海的一次讲演中指出，中国人民的消费总额占国民生产总额的比例，甚至低于非洲最不发达国家16%的比例，而只有8%这个吓人一跳的数字。他在东北的一次讲演中，又指出了国民生产总值中70%用在了建筑和相关的行业。用郎教授的话说就是生产了钢筋水泥。而全国人民的消费就只靠那30%的生产和出口换取外汇。这其中的大部份还进入了贪官污吏和中外资本家的口袋。所以十三亿中国人民只能消费那区区可怜的8%；只能在号称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中，享受还不如第三世界的生活水平。这两个不合理的结构，就是中国不可持续发展的病根，也是中国大部份社会矛盾的病根。不仅中国的经济不可持续；政治也一样不可持续。
所以，无论谁执政，都必须调整经济结构，使得全局性的结构和每一个细致部份的结构都趋向于比较合理。这样，中国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的生活才能够步入正轨，社会也才能够比较的和谐，政治也才能够比较平稳。否则，激烈的社会和经济矛盾必然会导致政府垮台，社会动乱。
怎样调整才能够合理呢？让我们先看看矛盾在哪里。郎教授指出的这两个不合理，其实是一个不合理的两个方面。从一个角度看，是人民的消费太低，导致国内市场狭小。从另一个角度看，是政府为了多赚钱，把投资都放在了利润高的房地产项目上；同时压低人民币汇率把本来就缺少的消费品倾销到国际市场换取一部份消费品，来平衡市场。这种钱串子脑筋、竭泽而渔的奸商式发展战略，是导致畸形经济结构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国际媒体和学者很客气地说的那个重商主义战略。在大陆权贵奸商战略的管制下，中国和美国的老百姓不得不把高额的利润奉献给了大陆权贵，和与大陆权贵有关系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国际大资本。他们结成联盟赚大钱的后果，就是中美等国人民的贫困化，就是全球消费市场的衰退，也就是全球的经济衰退。在这个衰退中最悲惨的是中国人民。
中国人民的消费水平本来就被设计在最低生存线上。现在经济衰退，大陆权贵就自然而然的把危机转嫁给了最贫穷的老百姓。越来越多的人无法靠微薄的收入生存下去，这就是政治进入了危机状态。所以不仅仅是老百姓需要调整结构，任何在中国执政的政府也都迫切地需要调整经济结构。
这个调整，从整体来看必须从增加国内人民的消费入手。简单的说有两件事必须马上做。一个是停止向泡沫经济的房地产投资，转向其它生活消费品方向投资。降低房价可以回收过剩的流通货币，抑制通货膨胀。另一个就是提高人民币汇率，增加进口填补国内市场的短缺。这也可以回收国内市场上的流通货币，抑制通货膨胀。
这两项简单的措施，既可以抑制通货膨胀，也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后续的结果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渐走向合理，政治危机趋向于缓和。但付出的代价是执政权贵及其官僚资产阶级所不能接受的。这个代价就是政府的收入大幅度下降，同时官僚资产阶级和跨国大公司的收入也会同步下降，甚至成为负数。
中国的政府如果是一个必须对人民负责的民主政府，或者哪怕是对自己的政权负责的政府，它也会采取上述简单的措施，劫富济贫拯救这个国家，除非它已经没有权威采取措施了。可是，中国现在是一个畸形的国家、畸形的权贵政府。政府既不需要对人民负责，也不需要对国家负责，只对自己这个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集团负责。有钱有势的阶级们说不，他们就什么也不能做。问问他们这个国家垮台了他们怎么办？好办。他们已经知道这个危机，已经或者正在把自己的钱包，老婆和孩子这三件宝转移到别人治理得很好的国家去了。甚至连他们的二奶们都在美国开办了洗钱的企业，闹得禁毒的警察都搞不清这是洗的什么钱。所以有一个现代词汇叫做裸官，还有一句名言叫做：我是流氓我怕谁。
在这样一个不负责任也不想负责任的权贵官僚阶级管制下，能让他们付出代价来拯救这个国家吗？所以郎教授只好用不是教授的语言说：你们都哭去吧。这意思他虽然不敢明说，结论却是不容置疑的：没有希望了，所以只能是哭。……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据中国证券网报导，2012年5月19日，郎咸平在昆明进行演讲；在郎咸平看来，中国制造业正面临危机，制造业投资营商环境正进一步恶化，造成制造业的产能过剩从而引发各种危机。“中国经济正面临‘冰火两重天’的境地，冰的是楼市、股市，火的却是以奢侈品、高端汽车、收藏品等为代表的高档商品。”在演讲中，郎咸平直言“中国经济生病了”，而这个病就是制造业面临的危机。
郎咸平表示，中国将制造业的3大环节——研发设计、渠道物流、以及关键的零配件让给欧美，失去了控制制造业的定价权，而失去定价权后，必将产生制造业危机。而另一方面，繁重的税、费，企业资金断裂以及企业生产成本的大幅上涨，更让制造业的投资营商环境全线恶化。郎咸平认为，中国制造业“生”了投资营商环境全线恶化和产能严重过剩2个“病”，正是“生”了这2个“病”后，本用于投资实体经济的钱转向于高端汽车、奢侈品等。
同时，朗咸平还认为，“目前中国正面临4个危机，即资源浪费、产能过剩、债务危机和消费危机。第一阶段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危机将首先爆发。”在郎咸平看来，严重的债务使得银行的危机正在酝酿，而地产行业引导的50几个行业又正在因为调控而危机四伏。
郎咸平在演讲中断言，中国的制造业危机将会在2015年彻底崩溃，届时，中国的经济危机将会集中爆发。此外，郎咸平还提到了地方债务危机，认为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和“美债危机”、“欧债危机”并列为世界三大危机，这是很可怕的，所有的中国老百姓都要为此付出惨痛代价。在谈到我国目前产能过剩的实际情况时，郎咸平说，“我们产能过剩多么严重？钢铁21%，汽车12%，水泥28%，电解铝35%，不锈钢60%，农药60%，光伏95%，玻璃93%。而制造这些物质的原材料，包括NDI37.5%过剩，TDI60%，聚乙65%过剩，会产生什么结果呢？这么多产能过剩的行业必然使得中国经济陷入一个长期的萧条。
早前，郎咸平还在网上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据《网络导报》报导，郎咸平在文章中说，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绝不是危言耸听、故弄玄虚！他要告诉那些“只要面子不要里子”的国人和官员，今天的中国经济有多危险、多可怕。郎咸平还认为，有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对危机视而不见，粉饰太平；更可怕的是，当危机来临的时候，我们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制造更大的危机。郎咸平说，我经过研究发现，今天中国经济的问题，仅仅依靠现行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手段是无法解决的，应寻找其他办法。
郎咸平还以《中美物价对比折射社会病态》为题的文章在《理财周刊》上发表。郎咸平认为，千万不要以为中国的服务、人力资源等比美国便宜是好事情，恰恰相反这是一种社会病态。他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真比纽约物价高吗》的文章，从牛仔裤、公交车甚至猪肉价格方面入手，将北京与纽约的物价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纽约“奢侈品”比北京便宜，但美国的公交及涉及人工、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服务，比北京贵得多。文章一发表就立刻激发了社会议论，引发了人们对中美物价对比的再次关注。
中美物价差异的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奢侈品为什么疯狂？大陆官媒这次分门别类地给出了不同领域的商品和服务的不同价格。奢侈品是中国比美国高得多，在一些与人、服务、知识产权相关的产品美国的价格又比中国高得多。但是，这里面忽略了一个现象，今年第一季度，央行做的一个调查报告说，由于通货膨胀等等原因，86%的消费者指出要降低消费，14%的消费者指出要提高消费。为什么高端产品比美国贵，就是这14%的人推动的，他们很多人都是企业家。由于中国大陆的这些企业经营困难，所以他不去做企业，而是从事高端消费。中国有13亿人口，美国只有3亿，所以中国大陆的高端消费需求就很大，加上税费很重，因此我们的高端消费跟美国相比，是比他们高了很多倍。
根据中国品牌战略协会的最新统计，中国奢侈品的消费人群占到了总人口的13%。数据是对的，但是背后的原因依然没有讲清楚。在美国，商品的价格当中含的税是很少的，而中国的商品当中税的比重很大。对于进口的奢侈品来说，要交关税、消费税、增值税等等，这样一来，价格肯定比外国高多了。即使这样，目前大陆的消费形态，仍然让中国整个奢侈品消费膨胀到不可想像的地步。奔驰、宝马上半年的销售增长率是60%，法拉利50%，玛沙拉蒂是128%，劳斯莱斯是171%，这种数据在美国不是可想像的。除了外来奢侈品，我们再看看国内的奢侈品。以前茅台酒是一个普通的消费品，但是在当下的中国，它已经变成奢侈品了。茅台酒价格猛涨从2006年的350元一瓶到现在1950元一瓶，但是市场份额没有怎么扩大，就是因为只有14%的人在喝茅台。
路易斯的理论把整个社会分成两个部门，第一个部门就是技术型的人，他们会创造高附加值，另外一个部门就是服务型的人。他的理论就是一定要让有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人先要富起来，然后使服务业部门的人跟着再富起来。比如，美国大学生毕业后就进入蘋果、微软工作，一年拿9万~12万美元的年薪，这就是路易斯所讲的高端技术人才。这些人有钱之后就由社会另外一个部门的人来服务他，这些人就是像保姆、餐厅服务员、出租车司机等等，因此，这些服务人员进行服务的时候薪水就会水涨船高。在美国，由于服务型的人到技术型的人工作转换相对容易，所以服务型人的价值就被体现出来。美国一个家庭的平均收入是39200美元，美国农民的收入在2万美元以上，并没有太大的差距。所以美国的成功是建立在这种高技术、高附加值部门成功之上，然后由服务业来服务这些部门，最后水涨船高，大家实现共同富裕。而今天所谓的中国奢侈品比别人贵的现象所折射出来的问题，就是少数富有的人不再投资实业，不再创造社会财富。究其原因就是，大陆现在的投资经营环境使得他们的实业投资回报率很小。
根据工信部的最新调研结果显示，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不到3%，只要有风吹草动，他们根本受不了冲击。除了实业，其他领域也没有投资机会，股市半死不活，房市猛烈打压加行政限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资金除了炒绿豆、大蒜、字画、茅台之外还能做什么?除了这个外在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严重的内伤，那就是中国那些应该有创造力的部门没有创造出太多的财富和价值，支撑不了为他服务的部门，因此中国要向美国买软件，向美国买飞机，向德国买成套设备、汽车、机床，这样一来帮助他们富裕了第一个阶层。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的服务、人力资源等比美国便宜是好事情，恰恰相反这是一种社会病态。
不久前，温家宝国务院总理提出金改八大任务，聚焦规范民间资本、地方债等风险及利率市场化等改革。对此，郎咸平表示，五年一次的全国金融会议结果令人失望。会议结果不但乏善可陈而且空洞，实际上告诉大家的是金融政策基本瘫痪，金融改革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停滞。郎咸平认为：“由于中国金融被地方政府债务违约和房地产绑架，大家期待此次会议会能够推出有效政策和改革。但是这次会议的八点部署表面打着‘债务总体安全可控’的大旗，其实暗地里掩护瘫痪的金融政策和停滞的改革。”
海外经济学家草庵居士对此也表示，大陆官方的金融会议解决不了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草庵居士认为，中国大陆的地方政府债务主要来自于对“铁公基”的巨额投入。中国大陆银行的75%的贷款是押在了地方政府的各个项目上去了，银行存款准备金占其存款总额的21%，用于周转的资金不过4%。草庵居士还透露，虽然官方在公开场合承认地方政府债务总额有10万亿，但通过内部拿到的数据表明，“中国的地方债务在20万亿到30万亿之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一旦地方政府的债务违约集中爆发出来的话，会造成一个比美国次贷风波和希腊债务危机更严重的局面。从这一点上来看，中国的金融已经被地方政府所绑架”。
草庵居士分析，地方政府的税收由于分税制的原因，实际没有多少收入。由于房地产泡沫的逐渐破灭，地方政府靠卖地维持的经济增长已经无以为继。“去年地方政府卖地已经非常吃力，许多地区只完成了卖地计划的一半，造成地方政府债务偿还的困难，许多地方政府去年出现了连贷款利息都无法偿还的情况”。草庵居士认为，中国大陆房企缺钱由来已久，在目前所显示的一些数据，只是冰山一角，大部份房企在刚开始动工时，自有资金很多都不足10%，自有资金能达到30%就已经非常不错了。目前中国大陆房地产泡沫在高涨到破灭这个阶段，资金炼断裂才刚刚开始。由于中国大陆房地产牵扯的面比较广，其资金来源一是地下钱庄，二是自有资金，最大一部份资金是来自银行贷款，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房地产市场垮掉，受损最严重的就是银行业。预计地产市场垮掉时，银行业会把中国大陆的经济拖垮。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吴惠林教授表示，传统意义上的金融政策和调控手段，都是建立在自由资本市场体制之上，最终还是应该回归到市场。而大陆官方对资本市场的强力控制，违背资本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这次会议所提出的“利率市场化”也只是一个姿态，央行有许多限制条件，而周小川也承认目前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时机不对。吴惠林认为，大陆官方在金融上，所有的政策工具都用完了也不起作用。就好比一个病入膏肓的瘫痪病人，不断打强心针刺激也站不起来。目前它唯一能做的就是印钞票，但这样会更糟糕，有能力的人都往外逃，留下底层的民众去承受灾难。吴惠林认为，温家宝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再三强调金融需服务“实体”，表明大陆官方已看到大陆经济“向虚”危机，比如“影子银行”以钱炒钱，房地产市场为卖而买。但由于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入死胡同，已无回天的机遇和变革的的勇气；“目前大陆官方唯一能做的就是掩盖，试图拖延其崩溃的时间”。……
最近，郎咸平对中国的经济现状有一番精确的评论。虽然他不愿意把责任联系到政治体制，所以开不出切合实际的药方。但是他根据调查数据描绘的景象，却是现在中国经济的真实景象。看起来似乎很夸张，实际上并不夸张。那只不过是实情而已，而且很多内容其他了解内情的专家早就吞吞吐吐说过了。郎教授能产生轰动效应，是因为他敢说别人不敢说的结论。
他的一个重要的结论，是指出中国的经济结构非常不合理，非常畸形。他在上海的一次讲演中指出，中国人民的消费总额占国民生产总额的比例，甚至低于非洲最不发达国家16%的比例，而只有8%这个吓人一跳的数字。他在东北的一次讲演中，又指出了国民生产总值中70%用在了建筑和相关的行业。用郎教授的话说就是生产了钢筋水泥。而全国人民的消费就只靠那30%的生产和出口换取外汇。这其中的大部份还进入了贪官污吏和中外资本家的口袋。所以十三亿中国人民只能消费那区区可怜的8%；只能在号称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中，享受还不如第三世界的生活水平。这两个不合理的结构，就是中国不可持续发展的病根，也是中国大部份社会矛盾的病根。不仅中国的经济不可持续；政治也一样不可持续。
所以，无论谁执政，都必须调整经济结构，使得全局性的结构和每一个细致部份的结构都趋向于比较合理。这样，中国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的生活才能够步入正轨，社会也才能够比较的和谐，政治也才能够比较平稳。否则，激烈的社会和经济矛盾必然会导致政府垮台，社会动乱。
怎样调整才能够合理呢？让我们先看看矛盾在哪里。郎教授指出的这两个不合理，其实是一个不合理的两个方面。从一个角度看，是人民的消费太低，导致国内市场狭小。从另一个角度看，是政府为了多赚钱，把投资都放在了利润高的房地产项目上；同时压低人民币汇率把本来就缺少的消费品倾销到国际市场换取一部份消费品，来平衡市场。这种钱串子脑筋、竭泽而渔的奸商式发展战略，是导致畸形经济结构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国际媒体和学者很客气地说的那个重商主义战略。在大陆权贵奸商战略的管制下，中国和美国的老百姓不得不把高额的利润奉献给了大陆权贵，和与大陆权贵有关系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国际大资本。他们结成联盟赚大钱的后果，就是中美等国人民的贫困化，就是全球消费市场的衰退，也就是全球的经济衰退。在这个衰退中最悲惨的是中国人民。
中国人民的消费水平本来就被设计在最低生存线上。现在经济衰退，大陆权贵就自然而然的把危机转嫁给了最贫穷的老百姓。越来越多的人无法靠微薄的收入生存下去，这就是政治进入了危机状态。所以不仅仅是老百姓需要调整结构，任何在中国执政的政府也都迫切地需要调整经济结构。
这个调整，从整体来看必须从增加国内人民的消费入手。简单的说有两件事必须马上做。一个是停止向泡沫经济的房地产投资，转向其它生活消费品方向投资。降低房价可以回收过剩的流通货币，抑制通货膨胀。另一个就是提高人民币汇率，增加进口填补国内市场的短缺。这也可以回收国内市场上的流通货币，抑制通货膨胀。
这两项简单的措施，既可以抑制通货膨胀，也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后续的结果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渐走向合理，政治危机趋向于缓和。但付出的代价是执政权贵及其官僚资产阶级所不能接受的。这个代价就是政府的收入大幅度下降，同时官僚资产阶级和跨国大公司的收入也会同步下降，甚至成为负数。
中国的政府如果是一个必须对人民负责的民主政府，或者哪怕是对自己的政权负责的政府，它也会采取上述简单的措施，劫富济贫拯救这个国家，除非它已经没有权威采取措施了。可是，中国现在是一个畸形的国家、畸形的权贵政府。政府既不需要对人民负责，也不需要对国家负责，只对自己这个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集团负责。有钱有势的阶级们说不，他们就什么也不能做。问问他们这个国家垮台了他们怎么办？好办。他们已经知道这个危机，已经或者正在把自己的钱包，老婆和孩子这三件宝转移到别人治理得很好的国家去了。甚至连他们的二奶们都在美国开办了洗钱的企业，闹得禁毒的警察都搞不清这是洗的什么钱。所以有一个现代词汇叫做裸官，还有一句名言叫做：我是流氓我怕谁。
在这样一个不负责任也不想负责任的权贵官僚阶级管制下，能让他们付出代价来拯救这个国家吗？所以郎教授只好用不是教授的语言说：你们都哭去吧。这意思他虽然不敢明说，结论却是不容置疑的：没有希望了，所以只能是哭。……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