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9月2日讯】江苏启东事件的启廸
启东环境抗议运动发生有一段时间了，总体上来说从民间社会到国内外媒体都对这次抗议给予正面评价。在网路上，人们更是将启东的群众示威游行看作光荣的胜利，是对牺牲环境盲目发展GDP的有力反击，更是对政府以及国家暴力机器的群体性回应。迄今为止，大多数对于启东抗议的评论仅此而已。并且，此次事件中出现的维稳警察也被广泛地视作专制政府滥用暴力、穷凶极恶的证据。然而，在纵向比较的意义上，我不能赞成这样的看法。
我倾向于不把启东抗议看作独立的事件──它是这段时间以来曝光率较高的群体事件中的一环，反映了民众和政府博弈力量的变化。乌坎事件、什邡抗议、启东游行有内在的共通点，而这对于我们理解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和可能的走向有着重大意义。在什邡民众抗议爆发以后，我就从基层维稳人员的变化分析了国家控制力的下降。这一点，放在启东游行爆发以后尤显说服力。无论什邡事件还是启东事件，大多数参与评论的人一面倒地批评国家专制工具的残酷，但我以为，这很大程度上只是常年来定势思维下的习惯性看法。事实上，完全的、高度封闭和强硬的国家暴力机器时代已经被网络改变了，因此现在人们才能发出一些批评政府和体制的言论。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乌坎事件、什邡抗议、启东游行等群众事件才会发生、扩散、曝光以及结束。从这些事件，尤其后面两个例子中我们应当高度注意的是政府的软化。只停留于赞美民众将会忽视更深层面的变数──这正是我们窥视中国可能之变局的视窗。
国家暴力机器在软化中
在什邡抗议中，全国网民围观了警察的暴力并且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嘲笑；在启东事件中，维稳警察更进一步了，在现场对民众的示威活动袖手旁观。虽然说后来由于本地警察的集体不作为而导致外地警察大批增援，他们对抗议民众的态度要更加强硬，但是到骚乱结束也没有发现他们做出实质上很激进的暴力镇压。这种暴力的削弱，如果做一下纵向比较就更加清楚了，譬如一九八九年政府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在全世界记者的围观下用坦克镇压参与示威的学生，造成死伤无数的大惨案。自八九年以降，国内风气大变，无人再敢于谈论民主、挑衅政府，因为那往往意味着最高的惩罚：囚禁和死亡。在恐怖统治下，所有人都保持沉默，学着视而不见──无声的沉默解释了一切。只有在目前专制统治的力量被削弱，社会环境愈加宽松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类似启东这样的抗议游行：政府被人群冲击，率先打砸办公室的人被视为英雄，政府官员被加以人身侮辱而不敢还击，登峰造极的是在场警察完全不履行维稳职责，连敷衍的姿态都不屑于做出。这样鲜明的事实对比，难道还不能表明国家暴力机器的软化吗？正是由于暴力机器的软化，所以人们才敢于大规模地冲击政府。因为他们在具体的环境中感受到了政府方面对于他们的无能为力，而这种无能为力就进一步变相刺激了民众进一步的激烈行为。
中共进入弱主时代
在中国这样典型的专制国家，政府──民众是最大、最重要的博弈双方，这一对力量的博弈极大地影响和决定了中国未来的走向。在最近这些群众事件中，人们无意识地探索着政府的容忍底线。可以确认的是，迄今为止政府方面表现出来的容忍度明显提高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和最高领导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自从江泽民、胡锦涛以来，人们形成了共识：中国最高领导人一言定天下的绝对政治强人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群龙无首的共主时代，总书记更多的是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胡锦涛长期被架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此情形下，最高领导层必然会纷纷回避某些惹火烧身的要害问题和麻烦事件，谁也不愿意承担大规模开动暴力机器的责任。天安门大屠杀越来越成为中共统治的巨大污点，当年卷入此事的领导人不是过世就是多方面洗白自己。另外，中南海清除了妄图另立中央的薄熙来，暗中支持薄熙来的周永康也随即失势。值得一提的是，周永康主导的政法委长期以来充当了用国家恐怖主义来残酷镇压国内异见的急先锋。稍早一些，薄熙来事件未发时，周永康强硬风格的对内镇压与汪洋解决乌坎事件的政府协商模式还是一时难分伯仲，而现在前者被冷藏、政法委被降级削权，汪洋怀柔风格的模式被中央肯定。在这一系列的变动下，不难发现政府越来越不愿意采取激烈的手段来应对国内群众事件。
对于中国这种缺乏政治合法性的专制国家而言，政治强人的缺位必然会导致当下群龙无首的时代，加上日益公开化的高层分歧，必然会造成专制政府控制力和威慑力的急剧下降。我们很早就知道政府早已无力控制内部──只能放任甚至纵容各级官僚无法无天，以利益驱动换取他们对体制暂时的效忠以维持基本的统治。而现在的情况是，政府对外部，即人民和社会的控制力也在急剧下降，这对于专制统治而言几乎就等于灭顶之灾，这正是专制政体末期的表征。
中共群龙无首，大变在即
总之，三个原因决定了中共对外控制力的削弱和暴力机器的相对软化：一、政治强人缺位导致最高领导集团中无人敢于在已经变化的政治环境中重开极端国家暴力机器，进行绝对的、大规模的镇压。二、周永康失势，政法委被降级削权，这就注定了过去政法委常用的暴力镇压也被摒弃，其原因一部分是这种手段越来越容易引起民众反弹，争议太大，导致事件失控，另一部分则是政法委这个原本负责维稳的机器由于获得资源太多反过来形成了对中央的挑战和威胁，故而被冷落。但是至今为止，到底怎样应对人民日益增长的不满，怎样有效处理群众事件，中南海并没有找到合适的路，换言之国家机器的相对软化状态会继续下去。三、中共危机的深层原因之一即高层的分歧乃至于公开化的分裂，使得他们在面对国家重大危机时限于争论和拖延，使执行命令的国家机器难以适从，错过最佳时机。
二月份以来，中南海表面的和谐已经被撕破，内部的争权夺利、古老宫廷式政变、血腥的谋杀等等，全部大白于天下。中国各方面的危机都越来越明显，人心思变，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党内严重的、公开化的分裂必然将导致国家控制力的进一步下降和面对危机时的软弱无力。随着形势恶化，某些关键性条件成熟，国内爆发全面危机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增大，但是国家的控制力却在不断下降，这就将导致情况的失控，以及秘而不宣的最终崩溃的到来。当然，具体情况如何，十八大以后除了人事方面调整，执政手段有否突破，这些都将增加变数，并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
文章来源：《争鸣》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启东环境抗议运动发生有一段时间了，总体上来说从民间社会到国内外媒体都对这次抗议给予正面评价。在网路上，人们更是将启东的群众示威游行看作光荣的胜利，是对牺牲环境盲目发展GDP的有力反击，更是对政府以及国家暴力机器的群体性回应。迄今为止，大多数对于启东抗议的评论仅此而已。并且，此次事件中出现的维稳警察也被广泛地视作专制政府滥用暴力、穷凶极恶的证据。然而，在纵向比较的意义上，我不能赞成这样的看法。
我倾向于不把启东抗议看作独立的事件──它是这段时间以来曝光率较高的群体事件中的一环，反映了民众和政府博弈力量的变化。乌坎事件、什邡抗议、启东游行有内在的共通点，而这对于我们理解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和可能的走向有着重大意义。在什邡民众抗议爆发以后，我就从基层维稳人员的变化分析了国家控制力的下降。这一点，放在启东游行爆发以后尤显说服力。无论什邡事件还是启东事件，大多数参与评论的人一面倒地批评国家专制工具的残酷，但我以为，这很大程度上只是常年来定势思维下的习惯性看法。事实上，完全的、高度封闭和强硬的国家暴力机器时代已经被网络改变了，因此现在人们才能发出一些批评政府和体制的言论。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乌坎事件、什邡抗议、启东游行等群众事件才会发生、扩散、曝光以及结束。从这些事件，尤其后面两个例子中我们应当高度注意的是政府的软化。只停留于赞美民众将会忽视更深层面的变数──这正是我们窥视中国可能之变局的视窗。
国家暴力机器在软化中
在什邡抗议中，全国网民围观了警察的暴力并且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嘲笑；在启东事件中，维稳警察更进一步了，在现场对民众的示威活动袖手旁观。虽然说后来由于本地警察的集体不作为而导致外地警察大批增援，他们对抗议民众的态度要更加强硬，但是到骚乱结束也没有发现他们做出实质上很激进的暴力镇压。这种暴力的削弱，如果做一下纵向比较就更加清楚了，譬如一九八九年政府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在全世界记者的围观下用坦克镇压参与示威的学生，造成死伤无数的大惨案。自八九年以降，国内风气大变，无人再敢于谈论民主、挑衅政府，因为那往往意味着最高的惩罚：囚禁和死亡。在恐怖统治下，所有人都保持沉默，学着视而不见──无声的沉默解释了一切。只有在目前专制统治的力量被削弱，社会环境愈加宽松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类似启东这样的抗议游行：政府被人群冲击，率先打砸办公室的人被视为英雄，政府官员被加以人身侮辱而不敢还击，登峰造极的是在场警察完全不履行维稳职责，连敷衍的姿态都不屑于做出。这样鲜明的事实对比，难道还不能表明国家暴力机器的软化吗？正是由于暴力机器的软化，所以人们才敢于大规模地冲击政府。因为他们在具体的环境中感受到了政府方面对于他们的无能为力，而这种无能为力就进一步变相刺激了民众进一步的激烈行为。
中共进入弱主时代
在中国这样典型的专制国家，政府──民众是最大、最重要的博弈双方，这一对力量的博弈极大地影响和决定了中国未来的走向。在最近这些群众事件中，人们无意识地探索着政府的容忍底线。可以确认的是，迄今为止政府方面表现出来的容忍度明显提高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和最高领导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自从江泽民、胡锦涛以来，人们形成了共识：中国最高领导人一言定天下的绝对政治强人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群龙无首的共主时代，总书记更多的是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胡锦涛长期被架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此情形下，最高领导层必然会纷纷回避某些惹火烧身的要害问题和麻烦事件，谁也不愿意承担大规模开动暴力机器的责任。天安门大屠杀越来越成为中共统治的巨大污点，当年卷入此事的领导人不是过世就是多方面洗白自己。另外，中南海清除了妄图另立中央的薄熙来，暗中支持薄熙来的周永康也随即失势。值得一提的是，周永康主导的政法委长期以来充当了用国家恐怖主义来残酷镇压国内异见的急先锋。稍早一些，薄熙来事件未发时，周永康强硬风格的对内镇压与汪洋解决乌坎事件的政府协商模式还是一时难分伯仲，而现在前者被冷藏、政法委被降级削权，汪洋怀柔风格的模式被中央肯定。在这一系列的变动下，不难发现政府越来越不愿意采取激烈的手段来应对国内群众事件。
对于中国这种缺乏政治合法性的专制国家而言，政治强人的缺位必然会导致当下群龙无首的时代，加上日益公开化的高层分歧，必然会造成专制政府控制力和威慑力的急剧下降。我们很早就知道政府早已无力控制内部──只能放任甚至纵容各级官僚无法无天，以利益驱动换取他们对体制暂时的效忠以维持基本的统治。而现在的情况是，政府对外部，即人民和社会的控制力也在急剧下降，这对于专制统治而言几乎就等于灭顶之灾，这正是专制政体末期的表征。
中共群龙无首，大变在即
总之，三个原因决定了中共对外控制力的削弱和暴力机器的相对软化：一、政治强人缺位导致最高领导集团中无人敢于在已经变化的政治环境中重开极端国家暴力机器，进行绝对的、大规模的镇压。二、周永康失势，政法委被降级削权，这就注定了过去政法委常用的暴力镇压也被摒弃，其原因一部分是这种手段越来越容易引起民众反弹，争议太大，导致事件失控，另一部分则是政法委这个原本负责维稳的机器由于获得资源太多反过来形成了对中央的挑战和威胁，故而被冷落。但是至今为止，到底怎样应对人民日益增长的不满，怎样有效处理群众事件，中南海并没有找到合适的路，换言之国家机器的相对软化状态会继续下去。三、中共危机的深层原因之一即高层的分歧乃至于公开化的分裂，使得他们在面对国家重大危机时限于争论和拖延，使执行命令的国家机器难以适从，错过最佳时机。
二月份以来，中南海表面的和谐已经被撕破，内部的争权夺利、古老宫廷式政变、血腥的谋杀等等，全部大白于天下。中国各方面的危机都越来越明显，人心思变，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党内严重的、公开化的分裂必然将导致国家控制力的进一步下降和面对危机时的软弱无力。随着形势恶化，某些关键性条件成熟，国内爆发全面危机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增大，但是国家的控制力却在不断下降，这就将导致情况的失控，以及秘而不宣的最终崩溃的到来。当然，具体情况如何，十八大以后除了人事方面调整，执政手段有否突破，这些都将增加变数，并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
文章来源：《争鸣》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