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2日讯】中共即便无法真正反腐，也会以反腐为政治口号来愚弄百姓，尽管百姓时常讥之为“大腐败做报告”。不同的权力时代，反腐政治有不同的表现：江泽民时代，大腐败反小腐败，最终结果是“以腐败换团结”；胡锦涛时代，点射式反腐完全政治化，陈良宇与薄熙来两位政治局委员被点中，成为胡政治的两大亮点；习近平时代开启，王岐山以网络为武器掀起民粹式反腐。
网络反腐早已有之，于今则被王岐山合法化。加上广东反腐的持续风暴之映衬，以重庆官员雷政富“落网”为标志形成威慑。大大小小官员均在设法掩盖自己的身份信息，并尽可能地远离网络。
习李王三驾马车隐约成形
在北京市，与王岐山有过较多工作接触的某位政策研究人士，分析王的反腐策略：“网络反腐至少可以让民众的愤怒心理得到缓解，从而减少了最高层对群体事件因腐败而爆发的极度忧虑。在民众一方，每一个贪腐案爆出均意味着贪官被网上‘游街示众’。但是，在最高层焦虑心理缓释的同时，整个官场会持反感态度。在后者看来，这无疑是‘网络恐怖’。”
应当说，王岐山发动网络反腐也是他得到习李明确政治支持的结果。其直接效果是排名在王之前的张德江、俞正声与刘云山以及排名在王之后的张高丽被虚化，也就是高层官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事实“弱常委制”确实形成。据可靠消息来源称：“习李选择的‘弱常委制’显然是与江胡两代艰难谈判的结果，出现不同于江李朱三驾马车的新权力结构也是必然。”
目前，最高层分工仍不明朗，比如刘云山本该接替李长春而掌控文宣（意识形态），但去了书记处做领班，导致了文宣权力真空。但也有传言：常委中排名最末的张高丽已经接掌文宣，但工作基调未出台，有待习近平首肯有关规划后，才有文宣界面的改观。
文宣系不甘被边缘化
正是在这种格局下，文宣系老班底借助整个官场对王岐山网络反腐的不满，发动舆论反击。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率先发表短文《网络需要依法运行》，要求“管住不负责任的谣言”；同日，中宣部直控的光明网发表评论员文章《互联网需要高级立法》，要求“最大程度地消除网络的负面影响”；次日，人民网发表文章《管一管网络乱象是多数百姓愿望》。人民网没有做报业的民调基本功，就匆忙代表了“多数百姓”，此更是光明网的行为逻辑。文宣系的行为虽然匆忙，但也颇有瞅准时机的策略。因为以上三篇短文迅速发表的两天，正是网络反腐推手王岐山访美的时间。此种政治操作并不新鲜，有据可查的是二○一一年一月胡锦涛访美期间，江系不满胡锦涛与奥巴马关门会谈宗教人权项目，指示新华网以“法轮功信徒自焚十周年”为题，表达对胡在宗教镇压方面消极的不满。
这次文宣系反击网络反腐做得更隐秘。比方说，不直接点题（其实也没法直接点“反反腐”之题）而是泛泛而言，指责网络谣言以及借私人信息需保护之由头。一对前新华社驻苏（俄）高级记者夫妇对王岐山的网络反腐深为不满，给新上任的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写信，称“舆论失控是前苏联亡党与解体的最大推力”。该信（小范围流传版本）说：“党内不健康的势力正在利用反腐的民粹情绪，把网络变成针对中共的道德审判；即便审判不能达到预期效果，也会加强‘共产党里面没好人’的社会心理。”
不管文宣系借“多数百姓”之名对网络反腐进行何种攻击，在中共党内，业务领域的官员对他们不满是基本事实。正是因为文宣系惯于颠倒黑白，才极大强化了百姓对中共的不信任心理，以至许多业务官员干了好事“也被百姓认为是坏事”。现在，文宣系在党内已经处于边缘化状态，既得利益发生巨大损失也在所难免，所以，不惜利用文宣资源来“反腐”以争取众多的党内贪官的支持。
反腐“红线”仍然难突破
文宣系反击网络反腐是一招政治险棋。一方面，会招致民众更大的不满，给习李新政带来巨大的负面效应，也可能导致习李王三驾马车解体；另一方面，王岐山很可能会采取新的动作，比如有重点地追查文宣系官员及相应关系人在文化体制改革中贪掠文化国资的行为，从而引发中纪委与文宣系的激烈内斗。换言之，张高丽与王岐山的内斗可能已经开始。
据北京一些民间调查表明：文宣系此次对网络反腐进行政治反击，“事出有因”之点是在西安经商的河北邯郸人士韩宠光微博举报政治局委员李建国。李是十八届新选政治局委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韩则是网络名人，因在“保钓抗日”中转变态度而闻名。起初，他高调反日，当看到反日同道大肆打砸之后，转为保护受害者。目前，有消息说“韩遭到警方的约谈”，也有消息说“韩已被羁押”。但无论如何，官方未能对韩宠光举报李建国作出迅速回应，说明个中隐曲很多。据全国人大一位现任常委对有关方面的非公开说帖讲：“现在，党中央仍坚持反腐‘红线’，省部级的被举报者由中纪委调查，副总理级别及以上仍由政治局常委讨论后决定调查与否”。
李建国是新任政治局委员，是副总理级别的政要，其全国人大秘书长（当然人大常委）的身份更能使其获得豁免权。但是，即便认可“红线”存在，人们仍无法理解国家能源局局长（副部级）刘铁男被微博实名举报，何以没如重庆厅级官员雷政富被举报那样获官方迅速回应。还有，有不同流传版本的中央编译局局长（副部级）依俊卿被网络曝光借权猎色事件，亦未得回应。
网络反腐的“义和团困局”
不管王岐山网络反腐策略的真实目的是什么，网民们假戏真演都对各级官员造成了强大的心理压力。文宣系借王岐山出访之机来“批网”，实际上有缓解各级官员焦虑心理的内部维稳作用。
不考虑王岐山网络反腐策略，只看十八大期间的官媒造势，就知道今日民众网络政治参与热情之高有当局煽惑的因素。十八大期间，“发源于公民个体的参与”被《人民日报》称为网络释放出的“正能量”；现在，网络参与则面临“义和团困局”──从非法到合法，再从合法到非法，一切皆由中共最高权力层因利益调整而给出不同定性。
文章来源：《争鸣》
网络反腐早已有之，于今则被王岐山合法化。加上广东反腐的持续风暴之映衬，以重庆官员雷政富“落网”为标志形成威慑。大大小小官员均在设法掩盖自己的身份信息，并尽可能地远离网络。
习李王三驾马车隐约成形
在北京市，与王岐山有过较多工作接触的某位政策研究人士，分析王的反腐策略：“网络反腐至少可以让民众的愤怒心理得到缓解，从而减少了最高层对群体事件因腐败而爆发的极度忧虑。在民众一方，每一个贪腐案爆出均意味着贪官被网上‘游街示众’。但是，在最高层焦虑心理缓释的同时，整个官场会持反感态度。在后者看来，这无疑是‘网络恐怖’。”
应当说，王岐山发动网络反腐也是他得到习李明确政治支持的结果。其直接效果是排名在王之前的张德江、俞正声与刘云山以及排名在王之后的张高丽被虚化，也就是高层官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事实“弱常委制”确实形成。据可靠消息来源称：“习李选择的‘弱常委制’显然是与江胡两代艰难谈判的结果，出现不同于江李朱三驾马车的新权力结构也是必然。”
目前，最高层分工仍不明朗，比如刘云山本该接替李长春而掌控文宣（意识形态），但去了书记处做领班，导致了文宣权力真空。但也有传言：常委中排名最末的张高丽已经接掌文宣，但工作基调未出台，有待习近平首肯有关规划后，才有文宣界面的改观。
文宣系不甘被边缘化
正是在这种格局下，文宣系老班底借助整个官场对王岐山网络反腐的不满，发动舆论反击。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率先发表短文《网络需要依法运行》，要求“管住不负责任的谣言”；同日，中宣部直控的光明网发表评论员文章《互联网需要高级立法》，要求“最大程度地消除网络的负面影响”；次日，人民网发表文章《管一管网络乱象是多数百姓愿望》。人民网没有做报业的民调基本功，就匆忙代表了“多数百姓”，此更是光明网的行为逻辑。文宣系的行为虽然匆忙，但也颇有瞅准时机的策略。因为以上三篇短文迅速发表的两天，正是网络反腐推手王岐山访美的时间。此种政治操作并不新鲜，有据可查的是二○一一年一月胡锦涛访美期间，江系不满胡锦涛与奥巴马关门会谈宗教人权项目，指示新华网以“法轮功信徒自焚十周年”为题，表达对胡在宗教镇压方面消极的不满。
这次文宣系反击网络反腐做得更隐秘。比方说，不直接点题（其实也没法直接点“反反腐”之题）而是泛泛而言，指责网络谣言以及借私人信息需保护之由头。一对前新华社驻苏（俄）高级记者夫妇对王岐山的网络反腐深为不满，给新上任的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写信，称“舆论失控是前苏联亡党与解体的最大推力”。该信（小范围流传版本）说：“党内不健康的势力正在利用反腐的民粹情绪，把网络变成针对中共的道德审判；即便审判不能达到预期效果，也会加强‘共产党里面没好人’的社会心理。”
不管文宣系借“多数百姓”之名对网络反腐进行何种攻击，在中共党内，业务领域的官员对他们不满是基本事实。正是因为文宣系惯于颠倒黑白，才极大强化了百姓对中共的不信任心理，以至许多业务官员干了好事“也被百姓认为是坏事”。现在，文宣系在党内已经处于边缘化状态，既得利益发生巨大损失也在所难免，所以，不惜利用文宣资源来“反腐”以争取众多的党内贪官的支持。
反腐“红线”仍然难突破
文宣系反击网络反腐是一招政治险棋。一方面，会招致民众更大的不满，给习李新政带来巨大的负面效应，也可能导致习李王三驾马车解体；另一方面，王岐山很可能会采取新的动作，比如有重点地追查文宣系官员及相应关系人在文化体制改革中贪掠文化国资的行为，从而引发中纪委与文宣系的激烈内斗。换言之，张高丽与王岐山的内斗可能已经开始。
据北京一些民间调查表明：文宣系此次对网络反腐进行政治反击，“事出有因”之点是在西安经商的河北邯郸人士韩宠光微博举报政治局委员李建国。李是十八届新选政治局委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韩则是网络名人，因在“保钓抗日”中转变态度而闻名。起初，他高调反日，当看到反日同道大肆打砸之后，转为保护受害者。目前，有消息说“韩遭到警方的约谈”，也有消息说“韩已被羁押”。但无论如何，官方未能对韩宠光举报李建国作出迅速回应，说明个中隐曲很多。据全国人大一位现任常委对有关方面的非公开说帖讲：“现在，党中央仍坚持反腐‘红线’，省部级的被举报者由中纪委调查，副总理级别及以上仍由政治局常委讨论后决定调查与否”。
李建国是新任政治局委员，是副总理级别的政要，其全国人大秘书长（当然人大常委）的身份更能使其获得豁免权。但是，即便认可“红线”存在，人们仍无法理解国家能源局局长（副部级）刘铁男被微博实名举报，何以没如重庆厅级官员雷政富被举报那样获官方迅速回应。还有，有不同流传版本的中央编译局局长（副部级）依俊卿被网络曝光借权猎色事件，亦未得回应。
网络反腐的“义和团困局”
不管王岐山网络反腐策略的真实目的是什么，网民们假戏真演都对各级官员造成了强大的心理压力。文宣系借王岐山出访之机来“批网”，实际上有缓解各级官员焦虑心理的内部维稳作用。
不考虑王岐山网络反腐策略，只看十八大期间的官媒造势，就知道今日民众网络政治参与热情之高有当局煽惑的因素。十八大期间，“发源于公民个体的参与”被《人民日报》称为网络释放出的“正能量”；现在，网络参与则面临“义和团困局”──从非法到合法，再从合法到非法，一切皆由中共最高权力层因利益调整而给出不同定性。
文章来源：《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