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8日讯】就中共的口头禅“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大的人权”来说，要生存、发展，人身自由总要有个起码的保障才行。中共自己制定的宪法第37条也明文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可是在现实中，庄严的宪法形同废纸。
上世纪50年代，中共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引进了“劳动教养”制度。之后，中国民众的人身自由更是可以不经任何司法程式，仅由警方便可随意剥夺。可以说，建立劳教制度本身就是违宪，是“党”和政府对宪法的公然践踏。
1957年8月3日，国务院颁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该“决定”称：对公民实行劳动教养的依据是1954年《宪法》第100条。而1954年《宪法》第100条的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该条款说的是“公民的义务”，而无关“国家司法的权力”的行使。如此张冠李戴，只说明中共强词夺理，指鹿为马，
1954年宪法第89条、1975年宪法第28条、1978年宪法第47条、1982年宪法第37条都明确规定了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中共当时建立劳动教养制度，主要是为了对付所谓的“右派分子”。那些所谓“右派”，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政府无法对他们进行司法制裁，而有了这份《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单位党委与警方一“合计”，便可将“右派”分子送进劳改营；也就是，可以不经过司法程式，而将“右派”分子直接送入监狱。罪恶的劳教制度，从它出世伊始，便浸透着践踏司法、迫害异己的血腥，它是侵犯人权的制度。
正是凭藉这个违宪的劳教制度，当局绕过司法程式，以所谓“最高行政处分”之名，把数以万计的无辜“右派”，作为囚犯，投入劳改营，而所谓的劳改营就是国家的黑监狱。
当年，笔者和许多“右派”朋友都作为这场举国政治迫害运动的受害者，被投入劳改营中。在劳改营中，我们不但失去人身自由、通讯自由（来往信件都被检查），而且吃发霉的食物，且数量极少，不能充饥，还要强制去干超负荷的重体力苦役。其中许多作业十分危险，如开山、筑路、放炮、采石、伐木、挖矿等等，既没技术培训，也不给劳动保护，给我们每天规定的任务极重，而且必须按时完成，如完不成则施以批斗、扣饭、捆绑等刑罚。不少人为了完成任务，而酝成事故丧生。我们所经受的苦难无异于监狱中的囚徒，所谓“最高行政处分”纯系欺人诳语。
在上世纪大饥荒时期，甘肃夹边沟劳教农场，短短三年间，三千“右派”只剩下三四百人，其馀全成了饿殍。当时，四川中川铁厂，每天饿死的劳教人员从几人到十几人不等，开始用棺木埋；后来用草席包着埋；之后，由于死的人太多，挖个坑就埋；再后，连挖坑的人也饿得挖不动了，只得把死人随便丢入山沟中，尸体腐烂的臭气弥漫数月不散。还有四川沙坪劳改农场、重庆长寿湖劳教队……它们都是中国的奥斯威辛，飘有无数的冤魂；它们记录着中国劳教制度的血难和罪恶。
时至今日，这个违宪、害人的劳改制度仍被当局视若法宝——“维稳”的法宝。当局除了能从劳教人员身上榨取大量的“剩馀价值”、获取高额红利外（劳教单位靠劳改犯发财，以至形成潜规则：公安局送—个人去劳教，劳教队给公安局“回扣”；由此，公安局为了捞钱，便将更多的人送去劳改），更重要的是当局可以用“劳教”打压、恫吓异议者、访民及一切对政府不驯服的人；也就是说，“劳改”是当局“维稳”的法宝。
薄熙来主政重庆时，线民方洪在微博中说了句俏皮话“这次就是勃起来屙了一坨屎叫王立军吃……”，便被处以一年劳教。抗战末期，四川江安“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一位中共地下党员学生，为进行政治宣传，竟然利用节日娱乐，出一谜语“宋美龄----猜一位三国时代的人名”，谜底是“蒋干”。对国家元首夫人如此不敬，该学生既未被抓，校方也未对之作任何处分，认为只是句玩笑话而已。而薄熙来只是个地方官吏，竟如此专横，可见今日中共专制比国民党“进步”了多少。同样，北京的翟小兵（网名：星河舰队）也仅仅是对影片《死神来了6》说了几句幽默玩笑，竟被当局定为“散布虚假恐怖资讯罪”，弄不好，他也会被送去“劳教”。真是恐怖！正如网上评论的：这是一个“开不起玩笑的政府，不敢开玩笑的社会”，而“不敢开玩笑的社会是人间地狱”！
更不着边儿的是，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郭大军的母亲赵梅福到北京看望儿子，却被兰州警方押送回当地；之后，家里接到她被劳教一年的处罚通知书——原因是，她有20多年前上访的“前科”，此次去北京看儿子，也是上访。劳教竟可“追诉”人家20年前的“上访”，生活在这样伟大的国家里的老百姓，还有谁能免于恐惧呢？
当今，一大批律师、法律学者、民间组织纷纷上书或者撰文，声讨罪恶的劳教制度，要求对之废除。对如此“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违宪的恶制度，如果当局都还不顺应民意予以废除，那么其所颁布的“人权白皮书”、“人权行动计画”还有什么意义？当局不如重新把“人权”定义为“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这倒还表里如一，“诚实”一些。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上世纪50年代，中共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引进了“劳动教养”制度。之后，中国民众的人身自由更是可以不经任何司法程式，仅由警方便可随意剥夺。可以说，建立劳教制度本身就是违宪，是“党”和政府对宪法的公然践踏。
1957年8月3日，国务院颁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该“决定”称：对公民实行劳动教养的依据是1954年《宪法》第100条。而1954年《宪法》第100条的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该条款说的是“公民的义务”，而无关“国家司法的权力”的行使。如此张冠李戴，只说明中共强词夺理，指鹿为马，
1954年宪法第89条、1975年宪法第28条、1978年宪法第47条、1982年宪法第37条都明确规定了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中共当时建立劳动教养制度，主要是为了对付所谓的“右派分子”。那些所谓“右派”，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政府无法对他们进行司法制裁，而有了这份《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单位党委与警方一“合计”，便可将“右派”分子送进劳改营；也就是，可以不经过司法程式，而将“右派”分子直接送入监狱。罪恶的劳教制度，从它出世伊始，便浸透着践踏司法、迫害异己的血腥，它是侵犯人权的制度。
正是凭藉这个违宪的劳教制度，当局绕过司法程式，以所谓“最高行政处分”之名，把数以万计的无辜“右派”，作为囚犯，投入劳改营，而所谓的劳改营就是国家的黑监狱。
当年，笔者和许多“右派”朋友都作为这场举国政治迫害运动的受害者，被投入劳改营中。在劳改营中，我们不但失去人身自由、通讯自由（来往信件都被检查），而且吃发霉的食物，且数量极少，不能充饥，还要强制去干超负荷的重体力苦役。其中许多作业十分危险，如开山、筑路、放炮、采石、伐木、挖矿等等，既没技术培训，也不给劳动保护，给我们每天规定的任务极重，而且必须按时完成，如完不成则施以批斗、扣饭、捆绑等刑罚。不少人为了完成任务，而酝成事故丧生。我们所经受的苦难无异于监狱中的囚徒，所谓“最高行政处分”纯系欺人诳语。
在上世纪大饥荒时期，甘肃夹边沟劳教农场，短短三年间，三千“右派”只剩下三四百人，其馀全成了饿殍。当时，四川中川铁厂，每天饿死的劳教人员从几人到十几人不等，开始用棺木埋；后来用草席包着埋；之后，由于死的人太多，挖个坑就埋；再后，连挖坑的人也饿得挖不动了，只得把死人随便丢入山沟中，尸体腐烂的臭气弥漫数月不散。还有四川沙坪劳改农场、重庆长寿湖劳教队……它们都是中国的奥斯威辛，飘有无数的冤魂；它们记录着中国劳教制度的血难和罪恶。
时至今日，这个违宪、害人的劳改制度仍被当局视若法宝——“维稳”的法宝。当局除了能从劳教人员身上榨取大量的“剩馀价值”、获取高额红利外（劳教单位靠劳改犯发财，以至形成潜规则：公安局送—个人去劳教，劳教队给公安局“回扣”；由此，公安局为了捞钱，便将更多的人送去劳改），更重要的是当局可以用“劳教”打压、恫吓异议者、访民及一切对政府不驯服的人；也就是说，“劳改”是当局“维稳”的法宝。
薄熙来主政重庆时，线民方洪在微博中说了句俏皮话“这次就是勃起来屙了一坨屎叫王立军吃……”，便被处以一年劳教。抗战末期，四川江安“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一位中共地下党员学生，为进行政治宣传，竟然利用节日娱乐，出一谜语“宋美龄----猜一位三国时代的人名”，谜底是“蒋干”。对国家元首夫人如此不敬，该学生既未被抓，校方也未对之作任何处分，认为只是句玩笑话而已。而薄熙来只是个地方官吏，竟如此专横，可见今日中共专制比国民党“进步”了多少。同样，北京的翟小兵（网名：星河舰队）也仅仅是对影片《死神来了6》说了几句幽默玩笑，竟被当局定为“散布虚假恐怖资讯罪”，弄不好，他也会被送去“劳教”。真是恐怖！正如网上评论的：这是一个“开不起玩笑的政府，不敢开玩笑的社会”，而“不敢开玩笑的社会是人间地狱”！
更不着边儿的是，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郭大军的母亲赵梅福到北京看望儿子，却被兰州警方押送回当地；之后，家里接到她被劳教一年的处罚通知书——原因是，她有20多年前上访的“前科”，此次去北京看儿子，也是上访。劳教竟可“追诉”人家20年前的“上访”，生活在这样伟大的国家里的老百姓，还有谁能免于恐惧呢？
当今，一大批律师、法律学者、民间组织纷纷上书或者撰文，声讨罪恶的劳教制度，要求对之废除。对如此“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违宪的恶制度，如果当局都还不顺应民意予以废除，那么其所颁布的“人权白皮书”、“人权行动计画”还有什么意义？当局不如重新把“人权”定义为“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这倒还表里如一，“诚实”一些。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