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26日讯】一、南周编辑记者反抗的意义
近半年来，《南方周末》多次遭到省委宣传部长庹震的横暴干预，动辄得咎，苦不堪言，南周人这次出手带有绝地反抗的性质。数日内，网络舆论迅速发酵，各界轮番卷入，热得发烫，据一般经验，关键时刻只要有人站出来充当反抗支点，就足以使事态爆裂。1月6日夜间，当南周经济部员工宣告罢工后，局面迅速突破临界点；当夜新浪微博转发南周消息者估计有数千万人。这股热潮顺理成章地催生了次日街头的直接抗议活动。
南周人作为体制内从业者，谋生受官方掣肘，能直接反抗殊为不易。他们敢于捍卫独立人格和言论自由，是中产知识阶层一次难能可贵的“良心起义”。
南周事件的性质至为简明：反奴役，争自由。有人以南周系党报子媒、南周人不敢直接提出取消书报审查为由，而低估此次抗争的意义。但宪政从来都不是一次性构建的，而是由诸多因素逐步积累而成。在政体革命中，保守审慎是建设性要素，而群体抗争行动则是快变量，极具一线冲击力。尽管在此事件后期——政治集会后，南周人受到中宣部以“敌对势力插手”所威逼，稍有退让，但历史必将记载南周人的义举：在特殊的时间点，勇敢地站出来捍卫言论自由，因而点燃时代的火炬。
二、政治集会核心支撑者的主导作用及阶层分析
事态之发生需要有人站出来担当；抗争现场的坚守及政治升级也有赖于追求自由的勇者和团队的参与。
1月7日上午南方报业大门外的献花声援活动，是广州网友自发进行的。之后，声援活动迅速升级为政治集会，而这是广州街头民主抗争力量直接推动的，这是现场真实发生的，并无任何拔高和虚夸之处，街头民主抗争力量并非政治集会的支流、侧翼，而是实实在在的主体、主流。
1月5日、6日、7日，连续三天，老沈、叶隐、袁小华、刘珊娟、袁奉初、野渡、刘远东等网友和街头民主抗争力量分别在南方报业大门外举牌，使街头直接行动步步升级。7日上午，袁奉初、野渡、刘远东所直接打出的“庹毒不除，广东自宫。新闻自由，宪政民主”的标语牌，为这场抗争奠定了政治基调。一些网友反映，他们正是看到这一标语牌，才觉得现场值得“围观”。显然，普遍权利诉求和理想价值是动员公民参与的真正牵引力。也正因为这一举牌活动发挥了巨大的点火作用，独立中文笔会副秘书长野渡（举牌后他随即做了两分钟的即席演讲）和街头民主抗争活跃人士袁奉初才遭到国保的疯狂报复：野渡被国保以涉嫌“非法集会罪”传唤，并遭到派出所警察脱光衣服搜身的人身侮辱；而袁奉初被闯入其临时住所的国保和协警按在地上殴打，同住的黄宾也被国保打了两个耳光。
街头民主抗争力量中的主要活跃人士刘远东、徐琳、袁奉初、刘四仿、肖青山、黄宾、张茂忠、小彪、李铮然、欧荣贵、朱汉强、卓协、余刚、邵铎、柴金元、游贵等参与了，甚至数日全力投入于现场活动，或者进行直接的、没有任何遮掩的主题政治演讲，或者坚持举标语、做民主宣讲，他们所在之处，成为政治集会的主要聚集点、政治主题的宣示者和推进者。这一切并非偶然，而是广州街头民主抗争人士的累积能量的自然外溢。一年半以来，这一活跃在广州的街头、公园和广场的当今中国唯一的一支街头政治抗争团队，历经打压，愈挫愈奋，终于在新的政治变革起动之初，直接跨上了全国性政治事件的舞台。客观评估，一般网友尚未成熟到直接主推政治行动阶段，而有实际经验的公民团队，其勇猛坚韧和活动能量，要远胜于仅仅停留在理论言说阶段的自由人士。
从人口结构上看，数十位核心的街头民主抗争人士，其阶层构成，基本上是底层与中产的结合。比如，举牌活跃人士老沈、野渡、叶隐是中产知识者，政治集会主要演讲人刘远东是生物学家，徐琳是工程师、诗人，二人皆是有车族。袁奉初、肖青山、黄宾、小彪、李铮然则是草根英雄，是近年崛起的街头活动的佼佼者。更难能的是，三日政治集会中，还有隋牧青、张纾等十几位律师和维权推动者直接活跃在一线政治集会现场，他们坚决地履行公民权利，自然地找到了合适的维系秩序、防止破坏和冲突的法律位置。
一般地来说，国内官民双方都把作为开放前沿的广东发生的社会冲突事件，作为未来中国的某种预演。三日政治集会中的底层和中产联动模式，可能带有巨大的预示性和经久性。23年来，公民社会已在波折和积累中崛起扩展，1980年代体制内力量和大学联动模式，似已基本结束。从韩国转型来看，大学动员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且具有十分前卫激烈的斗争冲击力。在中国，这样的青年冲击力被沿海和十大核心城市的流动人口，尤其是底层流动人口所部分替代了。但真正的民主化抗争主体，应该已经转到底层和中产耦合联动的公民社会身上。比较而言，公民社会比大学抗争主体要更坚韧、更理性、更具操盘力、更具建设力。而在可能动员的人口基数上，公民社会要远远超出大学抗争主体。
三、政治集会的主要诉求、公民自我训练和群体运作模式
在1989年中断之后，地地道道的街头政治，又从2013年1月开始了。三天政治集会直接以政治权利为诉求，直接地实际履行政治权利，直接突破了恶法的约束。
一场抗争运动，社会多元参与，各有见解，非常自然，不可能协调一致。多元声音，自然包括可以想见的最激烈的声音，它不仅带有对民众的鼓动和对官方的施压性质，也带有初享政治权利者的政治探索和情绪宣泄性质。所以，三天政治集会既是一场政治抗争，也是一场政治实验。那些街头民主抗争活跃人士，在直接行动中体认到了想像和现实的距离。在现实中，他们必须考虑“公正的旁观者”的感受，因而调整思维，由一元突进，走向更加多元平衡。
诗人徐琳曾提出三条温和的诉求：要求庹震下台；要求照发南周原版新年献词；将南周工作微博帐号归还给编辑们并解封所有因此事件被封掉的微博、QQ、博客。这三项诉求得到了大家的赞同（我随后补加了一条：要求放开全国媒体和公民的言论自由）。诗人徐琳曾是最前卫的激进行动派，但他在享受了公民政治权利、在人群中充分表达了自我后，变得更加理性、宽和、开放、成熟，而成为走向建设性的积极公民，视野辽阔的民主斗士，这让我感触良多。公民参加政治活动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民主、自我训练的过程。真正的政治潮流，将诞生于实战之中。通过集会游行示威等政治抗争行动中的自我训练，真正合格的积极公民，甚至未来的各级议员、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都可能在其中成长。
三天的政治集会现场总体氛围是有序、理性、温和的。相比于过往珠三角发生的新塘事件、中山事件，此次南周现场秩序可谓良好，抗议仅仅限于言论，而无肢体冲突。这个温和有序的局面的维系，既有赖于南方一贯温和的社会环境因素作用，也有赖于极左势力反覆挑衅下和草根抗争者急于升级的冲动下街头抗争活跃人士自身的冷静反思和主动节制。极左队伍定时出现，其来有自，他们逐日昇级挑衅规模，由言词进攻，直至肢体进攻；街头民主抗争力量初期对此尚感突兀，一旦认识到其图谋，随即采取容忍、礼让、沉默的方式应对。到了第三日，即1月9日，似乎即将清场，极左队伍“应时而动”，主动从原本被警察隔离的大门外北端跨过来，警察“默契式”不予阻拦，极左队伍为首者强行夺走一位街头抗争人士的电喇叭，发表了两分钟“打倒汉奸”的演说；街头抗争人士礼貌地问：“讲完了吗？”对方愣住了，街头抗争人士随即把自己的电喇叭收回，一场可能的肢体冲突被化解于无形之中。一些年长的民运前辈更数人结伴，组成人墙，悄然阻止极左队伍的跨界挑衅。
还有一个重要细节：每日傍晚5点半左右，警方建议离开，民主维权推动者和街头民主抗争力量互相招呼，主动撤走。在实际没有政治组织的情势下，大家通过晚餐和午餐的相互讨论，形成多项共识，慢慢降低了政治演讲的激切性，推动了形成政治诉求的切实性和对秩序的爱惜、对多元均衡的尊重。如果拥有政治组织，当然可能在分工协作后，使现场更加有序理性，抗议和政治宣讲更具成效。但在公民街头政治活动之初，人气尚未高度凝聚之际，自发、扁平、饭局式协调，对个人自主性的激发可能更大。
四、政治集会背后的官民角色
采取直接行动，履行公民政治权利，享受公民政治权利，是三日政治集会最大的收获。而官方的容忍，带有对公民政治活动的合法性默认的巨大潜在意义。这对于官民双方，对于整个中国未来，都具有重要昭示性。
尽管国保对野渡、袁奉初的侮辱、殴打，显系出于高度仇恨和对未来极端恐惧下的泄愤作恶（这是不可接受的），但从北京到广东的处置危机者，的确表现出多年罕见的温和，除了并未到达现场的街头民主抗争活跃人士张圣雨被行政拘留7日，其馀政治演说者和活跃人士都未被抓捕，对其中一些人士的软禁在周一（1月12日）也都取消，官方的应对措施大体克制。
如何研判这一情势？首先，对此绝不可误读，以为是民间力量如何强大、逼退了对方。虽然全国舆论鼎沸，但在5-9日五天管制松弛的空隙、在此一较为中性事件参与危险明显不大的基本情势下，各省却只有零星举牌，而无群体呼应。这已证明，虽然舆论和背景潜力海量辽阔，但全国民间联动力和直接行动力非常有限，不可高估。民间的主要反击力，还在于道义影响，它会使得打压成本非常巨大。作为当事人的一部分，参与者很清醒：在今日政体下，没有官方的容忍，不可能有持续三日的政治集会。广州街头民主运动理论家和领头人之一刘远东在演讲中曾指出，胡春华先生有责任保护履行公民权利的抗议者。我事后也通过新浪微博呼吁：对于公民社会的民主实验，请胡春华先生做保护包产到户的万里，而不要相反而行。
此次事件中，不仅广州民间的政治集会带有破冰意义，官方的容忍也具有标竿意义。体制内的善意，是值得重视的。1月7日孟建柱宣布将报请人大批准今年内停止劳教，数日后此条新闻又在宣传窗口收回，反而深刻地说明了体制内开明力量的存在、关键方位和未来潜能。
公民社会的民主实验需要官民双方的理性和远见。官方无须支持，仅仅不反对、不破坏、不非法打压，足矣。
操作者不是坐而论道者。必须以极大善意，增大宪政民主的渗透力，团结多数力量，争取活动空间，并推进全社会的圆桌和共赢。对于官方的改革力量，我们必须抱持欢迎态度。未来北京的习近平、李克强等先生，广东的胡春华、朱小丹、万庆良、陈建华等先生，如果真诚地推动政治变革，我们必定做出有原则的、坚定的支持。所有的善意都可获得善意的回应，所有的信用都会获得信用的回应。
但是，正如我以前所说，独立的公民社会不可能将政体转型的主要希望寄托在体制内改革家身上，而会把公民政治社会作为推进和确保政治变革的主要实力基础，因此我们必定主要致力于公民社会的耦合、扩展和自我规制、量能升级，从而以民力制衡官力，促成社会实力高于国家实力的历史格局。不管官方是否转，民间自己都会转，并且一直都会自主发展。
我仍愿作出具有风险而又具有操作借鉴意义的具体判断：中国目前变革已经开始，已进入官变与民变同时进行的时代，悲观是没有根据的。转型不是上饭店，点菜后厨师做好端上来，我们直接享受。转型是公民自己做厨师，慢慢享受炒菜做饭的过程。慢有慢的大好处。在南周事件发作之初，有识者就提出：目前形势一波一波升级，会不会出现20多年前的场面？我的回答是：这次会慢，会成。这一代负有将自由民主制度在中国做成的使命，包括民间，也包括皈依自由的官方政治家。成功不必有我，成功我在其中。但对于每一步的机会，我们都必须像爱惜自己身体一样爱惜，因为23年的煎熬时光和代代累积不会白白浪费。
五、南周抗争后南方公民社会的未来走向
中国民间力量，已在威权有限任期制换届后，进入推动公民政治权利阶段。行动塑造思想。“公民”本意有二：拥有政治权利的人，履行政治权利的人。不行动，就不是真正的公民。真正的公民是积极公民。争自由的时代，启蒙基本完成后，行动已成为首要价值。积极公民不满足于先行者的角色，而希望所有有能力行动者，都成为先行者。一代人的主体自证、主权实现，将通过行动完成。这就是行动的文化意义。民主政体不会走路，但人会走路，会把民主政体走出来。自古以来，做事的资源都需开发组合。火焰，必须走向干柴。
全国自由力量在此次南周抗争事件中的反应的确令我们感到失望。第一天政治集会后的晚间，参与者就判断，未来两日如果各省不作响应，此事就到此为止。说实在的，京城知识界近乎鳄鱼，一动不动，让我很震惊。我得部分修正我对启蒙和中产阶层的一贯肯定，重估维权运动带来的行动气质的意义了。维权运动曾经突破知识阶层长于言说、拙于行动的侷限，通过系列社会运动，促进了反对力量的历史性成型，政法委总结的“新黑五类”就是对这一反对力量的最好概括，而维权运动居功不小。今日民间反对力量升级之际，维权运动又不能不担负做先驱者、铺路者、牺牲者的使命。
中产阶层和知识阶层的基本惰性，不会因为微博和推特交际网络的涨潮而克服，下一步怎么办？
大格局上，民间可推动以维权和街头为先锋的底层和中产联动模式，除了继续团结和依靠维权律师、民主先驱、民运斗士、自由思想家、网络意见领袖，维权板块将会越来越多地接地气，和公民社会的新生力量接触、互动、耦合。新一代较少束缚，系自然公民。广州街头民主抗争力量就是新一代光辉的代表，他们和他们背后所标志的亿万新生代力量，将是未来民主宪政运动的主力。在什邡、启东和宁波活跃的也是他们同类，在未来我们还会不断看到他们崛起的身影。
广州街头民主抗争力量在此次政治集会中自发成为主导性角色，为中国社会做出了一个重要的示范：公民应该通过直接行动，消除恐惧，堂堂正正地争取公民政治权利，坚决地履行公民政治权利。但是，同时，民间也深知经济维权和政治维权的内在关联，不会急于将一切民间抗争全部高度政治化，而会通过推动各类中性的、社会公益性的、草根经济性的、环保性的维权，为底层和中产社会做出各种具体帮助，赢得大家的基本信任，从而建立起各类建设性的、有限的、目标明确的抗争联盟和支援模型，进而动员更多的人士参加公民政治活动。长期高压下民间社会的恐惧感尚未消除，不可根据微博和推特上的高调言词，误判了民间行动力。民气壮怀激烈，民力尚需累积。
时代和政治版图悄然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可能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的具体操作，将走上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南方的民主实验，是诸多可行的选项之一。民间主体，直接行动，不掺水，不全押，有序可控，实践而后法治程序化，是民间审慎深远的思虑。这条路总是要走的。经济形势尚好之际，官方误读和敌视较少，民间更宜大胆推进。各种可能性都会存在，即使是1987年的汉城抗争在中国大陆重演，也应该是北京和广州等合力而成。以中国之大，越多元越好，未来的上海、武汉、西安、成都能崛起为政治中心，都具有多元均衡意义，并影响选举时代的政治格局。
当具体推进公民社会时，政治现实感是不能不具备的。面对各种变量约束，先突破，而后平衡，是基本方略。既然必须随即平衡，突破目标便不宜过远，故行动者需准确估计各种变量，将目标化为先后顺序，以对未来资源开发功效最大、阻力较小者为突破口；以平和态、政治现实感通往共赢，即使遭遇强压，也有利于防守反击。
公民政治权利是最不消极的权利，是直接行动的权利，是结成团队的权利，是维护人权的权利，是谋求国家与世界公正的权利，是主动争取其它一切权利的权利。
推动宪政民主进程，建设公民社会，必从直接行动、履行公民政治权利开始。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近半年来，《南方周末》多次遭到省委宣传部长庹震的横暴干预，动辄得咎，苦不堪言，南周人这次出手带有绝地反抗的性质。数日内，网络舆论迅速发酵，各界轮番卷入，热得发烫，据一般经验，关键时刻只要有人站出来充当反抗支点，就足以使事态爆裂。1月6日夜间，当南周经济部员工宣告罢工后，局面迅速突破临界点；当夜新浪微博转发南周消息者估计有数千万人。这股热潮顺理成章地催生了次日街头的直接抗议活动。
南周人作为体制内从业者，谋生受官方掣肘，能直接反抗殊为不易。他们敢于捍卫独立人格和言论自由，是中产知识阶层一次难能可贵的“良心起义”。
南周事件的性质至为简明：反奴役，争自由。有人以南周系党报子媒、南周人不敢直接提出取消书报审查为由，而低估此次抗争的意义。但宪政从来都不是一次性构建的，而是由诸多因素逐步积累而成。在政体革命中，保守审慎是建设性要素，而群体抗争行动则是快变量，极具一线冲击力。尽管在此事件后期——政治集会后，南周人受到中宣部以“敌对势力插手”所威逼，稍有退让，但历史必将记载南周人的义举：在特殊的时间点，勇敢地站出来捍卫言论自由，因而点燃时代的火炬。
二、政治集会核心支撑者的主导作用及阶层分析
事态之发生需要有人站出来担当；抗争现场的坚守及政治升级也有赖于追求自由的勇者和团队的参与。
1月7日上午南方报业大门外的献花声援活动，是广州网友自发进行的。之后，声援活动迅速升级为政治集会，而这是广州街头民主抗争力量直接推动的，这是现场真实发生的，并无任何拔高和虚夸之处，街头民主抗争力量并非政治集会的支流、侧翼，而是实实在在的主体、主流。
1月5日、6日、7日，连续三天，老沈、叶隐、袁小华、刘珊娟、袁奉初、野渡、刘远东等网友和街头民主抗争力量分别在南方报业大门外举牌，使街头直接行动步步升级。7日上午，袁奉初、野渡、刘远东所直接打出的“庹毒不除，广东自宫。新闻自由，宪政民主”的标语牌，为这场抗争奠定了政治基调。一些网友反映，他们正是看到这一标语牌，才觉得现场值得“围观”。显然，普遍权利诉求和理想价值是动员公民参与的真正牵引力。也正因为这一举牌活动发挥了巨大的点火作用，独立中文笔会副秘书长野渡（举牌后他随即做了两分钟的即席演讲）和街头民主抗争活跃人士袁奉初才遭到国保的疯狂报复：野渡被国保以涉嫌“非法集会罪”传唤，并遭到派出所警察脱光衣服搜身的人身侮辱；而袁奉初被闯入其临时住所的国保和协警按在地上殴打，同住的黄宾也被国保打了两个耳光。
街头民主抗争力量中的主要活跃人士刘远东、徐琳、袁奉初、刘四仿、肖青山、黄宾、张茂忠、小彪、李铮然、欧荣贵、朱汉强、卓协、余刚、邵铎、柴金元、游贵等参与了，甚至数日全力投入于现场活动，或者进行直接的、没有任何遮掩的主题政治演讲，或者坚持举标语、做民主宣讲，他们所在之处，成为政治集会的主要聚集点、政治主题的宣示者和推进者。这一切并非偶然，而是广州街头民主抗争人士的累积能量的自然外溢。一年半以来，这一活跃在广州的街头、公园和广场的当今中国唯一的一支街头政治抗争团队，历经打压，愈挫愈奋，终于在新的政治变革起动之初，直接跨上了全国性政治事件的舞台。客观评估，一般网友尚未成熟到直接主推政治行动阶段，而有实际经验的公民团队，其勇猛坚韧和活动能量，要远胜于仅仅停留在理论言说阶段的自由人士。
从人口结构上看，数十位核心的街头民主抗争人士，其阶层构成，基本上是底层与中产的结合。比如，举牌活跃人士老沈、野渡、叶隐是中产知识者，政治集会主要演讲人刘远东是生物学家，徐琳是工程师、诗人，二人皆是有车族。袁奉初、肖青山、黄宾、小彪、李铮然则是草根英雄，是近年崛起的街头活动的佼佼者。更难能的是，三日政治集会中，还有隋牧青、张纾等十几位律师和维权推动者直接活跃在一线政治集会现场，他们坚决地履行公民权利，自然地找到了合适的维系秩序、防止破坏和冲突的法律位置。
一般地来说，国内官民双方都把作为开放前沿的广东发生的社会冲突事件，作为未来中国的某种预演。三日政治集会中的底层和中产联动模式，可能带有巨大的预示性和经久性。23年来，公民社会已在波折和积累中崛起扩展，1980年代体制内力量和大学联动模式，似已基本结束。从韩国转型来看，大学动员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且具有十分前卫激烈的斗争冲击力。在中国，这样的青年冲击力被沿海和十大核心城市的流动人口，尤其是底层流动人口所部分替代了。但真正的民主化抗争主体，应该已经转到底层和中产耦合联动的公民社会身上。比较而言，公民社会比大学抗争主体要更坚韧、更理性、更具操盘力、更具建设力。而在可能动员的人口基数上，公民社会要远远超出大学抗争主体。
三、政治集会的主要诉求、公民自我训练和群体运作模式
在1989年中断之后，地地道道的街头政治，又从2013年1月开始了。三天政治集会直接以政治权利为诉求，直接地实际履行政治权利，直接突破了恶法的约束。
一场抗争运动，社会多元参与，各有见解，非常自然，不可能协调一致。多元声音，自然包括可以想见的最激烈的声音，它不仅带有对民众的鼓动和对官方的施压性质，也带有初享政治权利者的政治探索和情绪宣泄性质。所以，三天政治集会既是一场政治抗争，也是一场政治实验。那些街头民主抗争活跃人士，在直接行动中体认到了想像和现实的距离。在现实中，他们必须考虑“公正的旁观者”的感受，因而调整思维，由一元突进，走向更加多元平衡。
诗人徐琳曾提出三条温和的诉求：要求庹震下台；要求照发南周原版新年献词；将南周工作微博帐号归还给编辑们并解封所有因此事件被封掉的微博、QQ、博客。这三项诉求得到了大家的赞同（我随后补加了一条：要求放开全国媒体和公民的言论自由）。诗人徐琳曾是最前卫的激进行动派，但他在享受了公民政治权利、在人群中充分表达了自我后，变得更加理性、宽和、开放、成熟，而成为走向建设性的积极公民，视野辽阔的民主斗士，这让我感触良多。公民参加政治活动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民主、自我训练的过程。真正的政治潮流，将诞生于实战之中。通过集会游行示威等政治抗争行动中的自我训练，真正合格的积极公民，甚至未来的各级议员、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都可能在其中成长。
三天的政治集会现场总体氛围是有序、理性、温和的。相比于过往珠三角发生的新塘事件、中山事件，此次南周现场秩序可谓良好，抗议仅仅限于言论，而无肢体冲突。这个温和有序的局面的维系，既有赖于南方一贯温和的社会环境因素作用，也有赖于极左势力反覆挑衅下和草根抗争者急于升级的冲动下街头抗争活跃人士自身的冷静反思和主动节制。极左队伍定时出现，其来有自，他们逐日昇级挑衅规模，由言词进攻，直至肢体进攻；街头民主抗争力量初期对此尚感突兀，一旦认识到其图谋，随即采取容忍、礼让、沉默的方式应对。到了第三日，即1月9日，似乎即将清场，极左队伍“应时而动”，主动从原本被警察隔离的大门外北端跨过来，警察“默契式”不予阻拦，极左队伍为首者强行夺走一位街头抗争人士的电喇叭，发表了两分钟“打倒汉奸”的演说；街头抗争人士礼貌地问：“讲完了吗？”对方愣住了，街头抗争人士随即把自己的电喇叭收回，一场可能的肢体冲突被化解于无形之中。一些年长的民运前辈更数人结伴，组成人墙，悄然阻止极左队伍的跨界挑衅。
还有一个重要细节：每日傍晚5点半左右，警方建议离开，民主维权推动者和街头民主抗争力量互相招呼，主动撤走。在实际没有政治组织的情势下，大家通过晚餐和午餐的相互讨论，形成多项共识，慢慢降低了政治演讲的激切性，推动了形成政治诉求的切实性和对秩序的爱惜、对多元均衡的尊重。如果拥有政治组织，当然可能在分工协作后，使现场更加有序理性，抗议和政治宣讲更具成效。但在公民街头政治活动之初，人气尚未高度凝聚之际，自发、扁平、饭局式协调，对个人自主性的激发可能更大。
四、政治集会背后的官民角色
采取直接行动，履行公民政治权利，享受公民政治权利，是三日政治集会最大的收获。而官方的容忍，带有对公民政治活动的合法性默认的巨大潜在意义。这对于官民双方，对于整个中国未来，都具有重要昭示性。
尽管国保对野渡、袁奉初的侮辱、殴打，显系出于高度仇恨和对未来极端恐惧下的泄愤作恶（这是不可接受的），但从北京到广东的处置危机者，的确表现出多年罕见的温和，除了并未到达现场的街头民主抗争活跃人士张圣雨被行政拘留7日，其馀政治演说者和活跃人士都未被抓捕，对其中一些人士的软禁在周一（1月12日）也都取消，官方的应对措施大体克制。
如何研判这一情势？首先，对此绝不可误读，以为是民间力量如何强大、逼退了对方。虽然全国舆论鼎沸，但在5-9日五天管制松弛的空隙、在此一较为中性事件参与危险明显不大的基本情势下，各省却只有零星举牌，而无群体呼应。这已证明，虽然舆论和背景潜力海量辽阔，但全国民间联动力和直接行动力非常有限，不可高估。民间的主要反击力，还在于道义影响，它会使得打压成本非常巨大。作为当事人的一部分，参与者很清醒：在今日政体下，没有官方的容忍，不可能有持续三日的政治集会。广州街头民主运动理论家和领头人之一刘远东在演讲中曾指出，胡春华先生有责任保护履行公民权利的抗议者。我事后也通过新浪微博呼吁：对于公民社会的民主实验，请胡春华先生做保护包产到户的万里，而不要相反而行。
此次事件中，不仅广州民间的政治集会带有破冰意义，官方的容忍也具有标竿意义。体制内的善意，是值得重视的。1月7日孟建柱宣布将报请人大批准今年内停止劳教，数日后此条新闻又在宣传窗口收回，反而深刻地说明了体制内开明力量的存在、关键方位和未来潜能。
公民社会的民主实验需要官民双方的理性和远见。官方无须支持，仅仅不反对、不破坏、不非法打压，足矣。
操作者不是坐而论道者。必须以极大善意，增大宪政民主的渗透力，团结多数力量，争取活动空间，并推进全社会的圆桌和共赢。对于官方的改革力量，我们必须抱持欢迎态度。未来北京的习近平、李克强等先生，广东的胡春华、朱小丹、万庆良、陈建华等先生，如果真诚地推动政治变革，我们必定做出有原则的、坚定的支持。所有的善意都可获得善意的回应，所有的信用都会获得信用的回应。
但是，正如我以前所说，独立的公民社会不可能将政体转型的主要希望寄托在体制内改革家身上，而会把公民政治社会作为推进和确保政治变革的主要实力基础，因此我们必定主要致力于公民社会的耦合、扩展和自我规制、量能升级，从而以民力制衡官力，促成社会实力高于国家实力的历史格局。不管官方是否转，民间自己都会转，并且一直都会自主发展。
我仍愿作出具有风险而又具有操作借鉴意义的具体判断：中国目前变革已经开始，已进入官变与民变同时进行的时代，悲观是没有根据的。转型不是上饭店，点菜后厨师做好端上来，我们直接享受。转型是公民自己做厨师，慢慢享受炒菜做饭的过程。慢有慢的大好处。在南周事件发作之初，有识者就提出：目前形势一波一波升级，会不会出现20多年前的场面？我的回答是：这次会慢，会成。这一代负有将自由民主制度在中国做成的使命，包括民间，也包括皈依自由的官方政治家。成功不必有我，成功我在其中。但对于每一步的机会，我们都必须像爱惜自己身体一样爱惜，因为23年的煎熬时光和代代累积不会白白浪费。
五、南周抗争后南方公民社会的未来走向
中国民间力量，已在威权有限任期制换届后，进入推动公民政治权利阶段。行动塑造思想。“公民”本意有二：拥有政治权利的人，履行政治权利的人。不行动，就不是真正的公民。真正的公民是积极公民。争自由的时代，启蒙基本完成后，行动已成为首要价值。积极公民不满足于先行者的角色，而希望所有有能力行动者，都成为先行者。一代人的主体自证、主权实现，将通过行动完成。这就是行动的文化意义。民主政体不会走路，但人会走路，会把民主政体走出来。自古以来，做事的资源都需开发组合。火焰，必须走向干柴。
全国自由力量在此次南周抗争事件中的反应的确令我们感到失望。第一天政治集会后的晚间，参与者就判断，未来两日如果各省不作响应，此事就到此为止。说实在的，京城知识界近乎鳄鱼，一动不动，让我很震惊。我得部分修正我对启蒙和中产阶层的一贯肯定，重估维权运动带来的行动气质的意义了。维权运动曾经突破知识阶层长于言说、拙于行动的侷限，通过系列社会运动，促进了反对力量的历史性成型，政法委总结的“新黑五类”就是对这一反对力量的最好概括，而维权运动居功不小。今日民间反对力量升级之际，维权运动又不能不担负做先驱者、铺路者、牺牲者的使命。
中产阶层和知识阶层的基本惰性，不会因为微博和推特交际网络的涨潮而克服，下一步怎么办？
大格局上，民间可推动以维权和街头为先锋的底层和中产联动模式，除了继续团结和依靠维权律师、民主先驱、民运斗士、自由思想家、网络意见领袖，维权板块将会越来越多地接地气，和公民社会的新生力量接触、互动、耦合。新一代较少束缚，系自然公民。广州街头民主抗争力量就是新一代光辉的代表，他们和他们背后所标志的亿万新生代力量，将是未来民主宪政运动的主力。在什邡、启东和宁波活跃的也是他们同类，在未来我们还会不断看到他们崛起的身影。
广州街头民主抗争力量在此次政治集会中自发成为主导性角色，为中国社会做出了一个重要的示范：公民应该通过直接行动，消除恐惧，堂堂正正地争取公民政治权利，坚决地履行公民政治权利。但是，同时，民间也深知经济维权和政治维权的内在关联，不会急于将一切民间抗争全部高度政治化，而会通过推动各类中性的、社会公益性的、草根经济性的、环保性的维权，为底层和中产社会做出各种具体帮助，赢得大家的基本信任，从而建立起各类建设性的、有限的、目标明确的抗争联盟和支援模型，进而动员更多的人士参加公民政治活动。长期高压下民间社会的恐惧感尚未消除，不可根据微博和推特上的高调言词，误判了民间行动力。民气壮怀激烈，民力尚需累积。
时代和政治版图悄然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可能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的具体操作，将走上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南方的民主实验，是诸多可行的选项之一。民间主体，直接行动，不掺水，不全押，有序可控，实践而后法治程序化，是民间审慎深远的思虑。这条路总是要走的。经济形势尚好之际，官方误读和敌视较少，民间更宜大胆推进。各种可能性都会存在，即使是1987年的汉城抗争在中国大陆重演，也应该是北京和广州等合力而成。以中国之大，越多元越好，未来的上海、武汉、西安、成都能崛起为政治中心，都具有多元均衡意义，并影响选举时代的政治格局。
当具体推进公民社会时，政治现实感是不能不具备的。面对各种变量约束，先突破，而后平衡，是基本方略。既然必须随即平衡，突破目标便不宜过远，故行动者需准确估计各种变量，将目标化为先后顺序，以对未来资源开发功效最大、阻力较小者为突破口；以平和态、政治现实感通往共赢，即使遭遇强压，也有利于防守反击。
公民政治权利是最不消极的权利，是直接行动的权利，是结成团队的权利，是维护人权的权利，是谋求国家与世界公正的权利，是主动争取其它一切权利的权利。
推动宪政民主进程，建设公民社会，必从直接行动、履行公民政治权利开始。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