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2月5日讯】移民在国际上始终常态，并非过度引人关注。但近两年有两个东西方大国的移民潮，却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这两国大国分别为中国和法国。
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中法两国的移民潮，诱发点截然不同。法国富豪纷纷出走他国，相当多的人纯粹是为了少缴富人税。而在我国，富人官员们的移民或外逃很复杂，却大都触动着体制弊端这个敏感话题。
先看法国的“高税逼富”移民潮
自去年中后期法国新执政的社会党总统奥朗德要实施对富人征75%高税的举措，激起国内富人阶层的强烈反弹。
法国社会党是西欧最大的左翼党，“一战”后受十月革命影响，党内多数派另立法国共产党，馀下的少数派仍为社会党，历史上也是一波三折。但该党能审时度势不墨守成规，几十年来民间影响力反而大于法共，甚至几次成为执政党。我记得上世纪“文革”的70年代，法国社会党首密特朗访华，曾被我国党报报导称作“法国同志”，这让我当年着实吃惊。不过这倒让我看到当年自家同志法共加入所谓的“反华大合唱”后，法国社会党在反倒成为我国执政党眼中的战友了。当然，还有另种原因，法国社会党在经济上比较关注社会公平和社会福利，很容易得到中下层选民的支援，而且在当时西欧国家与我保持友好的少数左翼党的根本原因。
去年5月6日，“我不喜欢富人”的社会党候选人弗朗索瓦•奥朗德，打出了迎合民众渴望改变现状的诉求的“改变，就在现在”竞选口号，在民选总统第二轮投票中战胜了名声不太好的前总统、右翼政党人民运动联盟候选人萨科齐，当选新一任总统。
应该说，经济议题始终是法国大选的核心议题，也是奥朗德竞选纲领的主要内容。奥朗德将法国当时的经济状况归罪于萨科齐，他推出包括60项涉及经济社会诸多领域的竞选纲领，强调扩大公共支出、提高就业、改革税制和监管金融等。但新政府加大公共支出提高社会保障，不仅与时下欧盟诸国普遍采取紧缩政策应对债务危机趋势相抵触，而且面对法国低迷的经济环境，奥朗德政府硬着头皮要一一兑现其“劫富济贫”施政方针，随之而来向年个人收入百万欧元的富人征收75%高税，就是奥朗德政府践诺的行动之一。
法国是拥有17个国家的欧元区的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德国。全法约有260万百万富翁，是欧洲百万富翁最多的国家。但是法国的经济一直停滞不前，目前失业率超过10%，是13年来的最高水准。奥朗德曾指责萨科奇是富人的总统，他希望富人要为法国摆脱时下高赤字和经济滞后多做贡献。去年9月，上台不久的奥朗德政府呼吁对富人和大企业征收更高的税收，试图削减预算赤字推动停滞不前的经济。奥朗德呼吁在未来两年中对那些收入上限达到100万欧元的人征收75%税收。这个举措一公布“几乎是普遍性恐慌”，顿时受到法国商界领袖和右翼反对派的强烈反对，许多法国富人已经表示要移民避税抗议，颇有些像1981年社会党人密特朗当选总统后的情形。
许多舆论谴责这项“杀鸡取卵”政策，《费加罗报》就批评奥朗德政府是在挑起“仇富”是在“乱上添乱”。很多经济学家也认为，这是一个不鼓励企业发展精神和创造财富的计画，在经济陷入困境的当今，法国社会需要富人的投资，而不是逼迫富人卷钱外迁，75%高税的承诺是一项很不明智的举措。批评人士认为高税率意味着法国不喜欢有钱人。企业界认为此举不利于企业投资和增加就业。右翼组织称奥朗德的税务政策是“业馀水准”。但法国总理马克•埃罗对预算提案的公正性进行了辩护，他说是“在和债务进行一场斗争”……
看来以“劫富济贫”形象上台的奥朗德在竞选期间许下的承诺，尽管这项计画草案去年底被法国宪法委员会认定“违反法国宪法”遭否而受挫，被前总理菲永嘲笑为“宪法委员会决定是对奥朗德7个月以来的税务大棒政策的制裁”。但奥朗德决意已定，在新年电视献词仍表示不改初衷，将向议会重新提交修改案，为此还遭到西方媒体如法新社、英国《卫报》等的一番揶揄。
高税政策负效应自去年后期到今年初立马显现：
许多法国富人纷纷出售房产或豪宅移居国外，躲避即将开始实施的高税率政策。在巴黎和其他地区，豪宅上市量增加。由于供应量增加，巴黎大型公寓房价格过去两三个月下跌5%。
而出售股份的资本所得税增加，是促使富人离开法国的主要因素。在高技术行业的勤俭创业资金积累的计画也遂成泡影，一些创业者开始带着家眷离法，搬迁到他国或地区去寻求总部设立地。相比先前，移居海外富人的身份有变化，从有闲富人阶层变为更年轻的大型跨国企业管理者、企业家和投资人。受青睐的新移居地包括英国伦敦、美国纽约、瑞士日内瓦、比利时布鲁塞尔以及加拿大、以色列和新加坡等。
为逃避高额税收，许多名流纷纷放弃法国国籍。仅去比利时逃避高额税收的法国人就高达2800人。这些逃税人中有不知名和名望显赫的富人。法国首富、奢侈品集团LVMH老板阿尔诺以“家庭遗产继承”为由搬至比利时，随身带走数10亿英镑财富。曾支持奥朗德上台的名流诺阿，与网球队队长弗尔热共同选择成为瑞士人。LVMH集团行政总裁伯纳德•阿诺特也申请入籍比利时避税，但由于他在当地未住够三年已遭拒绝。法国名厨迪阿兰•杜卡斯和名模蕾蒂西娅•卡斯塔分别移居摩洛哥和英国，另有不少富豪迁往瑞士。
最风光的莫过于今年1月3日，《大鼻子情圣》主演、法国国宝级演员杰拉尔•德帕迪约受到俄国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签署授予他俄国国籍护照，并称其为“商人和朋友”。德帕迪约为抗议法国政府向富人征税计画，曾威胁要放弃法国国籍移民到比法国税收低的比利时，后遭比利时拒绝，但被普京高规格接纳。“大鼻子情圣”的移民产生了“多米诺效应”，一些法国金融界巨头也纷纷宣称要效仿老德移民到伦敦等地避税。
刚刚1月23日英媒报导，法国前总统萨科齐也想要出走英国伦敦避税。他若兑现移民计画，必然造成的震撼比“大鼻子情圣”还要“强大1000倍”。不过针对此条消息，老萨助手辟谣称：这是有人蓄意编造。……
大批法国富豪忙逃高税纷纷出走，但也有一些法国富豪适得其反。2011年8月，美国“股神”巴菲特致信国会，呼吁对年收入超过百万美元的富人征收额外税，对年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的“超富阶层”理应征收更多。受巴菲特影响，随即16名法国富豪联名上书，呼吁自家政府设立“特别贡献”税，增加超富阶层对国家的纳税额。这些富豪主动申请缴纳更高的税率，愿意一次帮助国家渡过经济惨澹的非常时期，这些富豪中包括欧莱雅化妆品集团公司女掌门贝当古，法国最大广告商、阳狮集团公司董事长英里斯•李维等名牌富豪。有媒体说，这些富豪大多曾是萨科奇的支持者，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在于换取好处。
前两年，美国奥巴马政府预先就想向美国富人征高税。而“巴菲特税”尚未实施一些穷州就已动手向富人增税了，以致招致大批美国富豪逃离纽约，迁往美国南部的佛罗里达州等地，有的干脆不要国籍迁居国外，其中就有个人资产达数十亿美元的“脸谱”联合创始人萨维林放弃美国国籍入新加坡国籍的爆料。据统计，2010年，总计有1780名美国人放弃美国国籍，而2009年只有742人，2008年为230人。
交税可以，交高税不可以。50%的高税尚能勉强接受的话，那更高的税率就会引起强烈反弹。我曾看了一段黑人影星威尔.史密斯与电视节目主持人关于纳税对话视频，很能代表富人对75%高税的态度。开始史密斯慷慨表示赞成富人应多缴税，自己拿多少都心甘情愿。但主持人让他缴税75%时，史密斯顿时大吐血，惊讶道“75%！！！哇哦…这…就不同了……这是另一码事了”，“75%啊，呃…那个啥…上帝保佑我大美利坚”，表示根本接受不了。
看来，早先的美国，以及西欧一些国家征高税都曾得到富人的起先支持和随后的抵制。结果忽而出尔反尔，忽而过犹不及，似乎与政治局势因素不大，全为经济钱财利益所困。看来不是我不爱国，而是政府太操蛋的逼迫，“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总统自上而下搞“杀富济贫”举措，自然让大批资产阶级寄生虫受不了，结果通病都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拔腚走人。但像法国这样以75%税率着实把富人吓一跳，引起更大移民骚动和影响似乎更力拔头筹。
再看我国移民潮的成因特点
应该说，“文革”后至今，我国大的移民潮起码有三次。前两次基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移民的成分基本以民间为主，移民的动力主要是历史政治因素、教育水准因素、高额收入因素和环境宽松因素等为主，两次特点分别为留学型和技术型。
第三次就不同了。上本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社会体制弊端、改革停滞不前、转型时期漏洞和法律道德文化下滑问题愈发凸显出来，既给一些人以非法手段获取或盘夺财富提供了方便陡产暴发户。“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严重扭曲，成为官商勾结暴富的特权的依据有恃无恐，根本没有带动占绝大多数的穷人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有分析家认为，多数中国企商大亨多依靠与政界的潜规关系，短期内非法积累了巨额财富，如已被查处有较大影响的案件代表人物周正毅、赖昌星、徐明等暴发户。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估计，现在中国每年“灰色经济”产值达1.47万亿美元，并且这一资料还在继续增长。同时，不足1%中国人掌握了这个国家约70%的社会财富。这已经威胁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和社会的稳定。这种财富过度集中极少数人手中的病态现象，让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悬殊拉大，我国的实际基尼系数早已持续超过国际标线已达危机濒临点，社会各种不稳定风险加剧矛盾升温激化，“仇富”“仇官”意识积淀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大规模动乱。
这种忧虑让移民的成分与先前两次移民潮相比发生巨大变化，更多的富豪和官员家庭加入了移民队伍。在这次大规模移民潮中，海外投资移民已成为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富裕阶层和知识精英正成为新一波移民主力军，随之而来的是大量资产被带到国外，而且移民人口组成日益偏向中产阶层以上。
我国富豪外移原因很复杂，但始终不存在高税逼迫富人移民的条件基础。我们地方发展经济需要“筑巢引凤”请各路财神大驾光临造福一方。款爷盼都盼不来，哪敢高税吓走人家？于是只有不平等的各类降门槛“优惠政策”出台哄着供着。这种趋势必然导致偷税漏税社会不公贫富拉大官商勾结弊端。近二十年来地方官商勾结共同利益抱团，成为时下最大收益者或超规模的利益集团，与这种弊端关系极大。所以各地乃至垄断利益集团总和势力，足以能左右国家政策走向，出台的政策多倾向富人呈恶性循环也就不奇怪了。我国实际实行的是“均赋税”，即大款与小贩、“工薪族”税额率比重几乎在同等线上，反倒是后者是国家纳税的主力军和顶梁柱。此刻不正常税负条件下，再若大谈对富人征高税云云，无疑是外星人来地球的鸡对鸭说，既没先例也连想都不敢想，更不会出现像法国、美国那样，逼迫富豪为纯经济出走为主导因素。有法国媒体称，在决定“出走”的法国富人有两种：一种是出于纯粹的经济原因为少交税；另一种是对奥朗德税收政策所体现的社会“仇富”心态的失望。
所以因高税富人出走，与我国富人官员移民丝毫不相干，有的甚至截然相反。前几年，我国着名国际影后巩俐入籍新加坡，曾很伤国人自尊。近两年一直疯传着名小品演员赵本山举家办理入加国籍忽悠。其实这些已不重要。众多名流不是傻蛋，明白自己那点花拳绣腿在国外无法施展，自然懂得手握外籍护照在国内继续赚钱的实惠性。所以巩俐继续在国内大秀广告，张铁林、斯琴高娃大演“帝王”“母后”，大S婆婆“俏江南”富婆张兰继续敛国财，蒋大为央视大唱“红歌”做样等等见怪不怪现象，也就成为中国独特的一道合理合法“外商赚内钱”风景线。至于众多的“裸官”悠然自得高吭“主旋律”，私下却不择手段盘夺公共资源转移国外享用，就更不在话下啦。
如果再加上外资“做空中国”的说法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外资赚的中国资金外流，再加上富人、贪官卷走的本土资金，应该也算是我国近年来经济趋势不景气的起因之一。2011年我曾看到一个国内官方报导资料，据保守估计，在1999年以后的10年间，我国国内有200万人合法获得外国绿卡。仅2010年我国流向海外国家的移民资金就高达100亿元人民币。这不能不引起国人的密切关注。
表面看，国内投资环境拘紧缩、“原罪”积累后怕及保护自家人员和私有财富是个“移民”主要因素。再探究一层，也有国外良好的教育资源、安全的投资环境、高生活品味，出入境方便、活的有尊严、养老有保障等等的强大诱惑力。而最为敏感的深层次的要害因素，我认为却是对我国政治、经济、人际和环境的失望甚至绝望，尤其是政治走向的吊诡多变不明朗。这才是第三次移民潮的最最关键的因素。
早在去年初，中国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调查显示，我国大陆资产净值较高族群中，1/3拥有海外资产，海外资产在总资产中的平均比例为19%。而近来最新报告显示，我国已有近三成的亿万富翁移民海外，有近五成正在移民意向中。据说近60%的千万富翁已完成投资移民或有意向。前不久香港凤凰台副总编何亮亮在《有报天天读》中说，我国大陆半数富豪通过正当或不正当手续，都已办好移民手续。即便这些年国外提升了移民办理费用，但高投资费用仍难挡我国富人不惜成本投入的移民决心。
这里不得不谈及格外瞩目的反常动向，即大量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一些政府官员、国企高管加入了这个移民潮流，更有不少大小贪官趁机漏网逃之夭夭。从近几年官方和媒体公布的消息和资料看，这些大小官员或国企高管“移民”，除了一些合法手续的外，许多人或通过漏洞采取不正当手段洗钱把公款转移国外、或只身国内做“裸官”将家眷移至国外、或携带钜款外逃隐匿，让第三次移民潮显得极为不正常。
官员携款外逃早不是什么新闻。至少在上世纪1980年代末那起风波发生后，随着局势的反复多变使官员卷款外逃成趋势，到2012年达到历史最高的巅峰状态。据去年有官方统计，25年来我国内陆外逃贪官共卷走资金2.4万亿，其中仅上海大东江公司原董事长萧洪彬一人就卷走62.27亿。中国社科院调研资料显示，上世纪1990年代中期来，外逃贪官约1.8万人，卷款达8,000亿。此前有消息称，2012年仅从北京外逃官员354人携款3000亿元人民币。
另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非法资金外流达4120亿美元，2011年升至6000亿美元，2012年估计有可能突破10000亿。2013年仍是未知数。中纪委去年12月13日的《反腐败斗争工作的新动向》通报中说，去年12月上旬被提取92.46亿美元等值外币，11月也被提取146.44亿美元等值外币，也就是说去年最后两月，外逃贪官卷走238.9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500亿）资金。尽管国内外统计资料对外逃官员数量及卷款数额有差异，但携钜款外逃官员绝不在少数却是共识。这些官员在移民外逃前，通常会凭藉权力对社会进行疯狂掠夺和百姓压榨，不但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也给执政党带来极大负面效应。
党的十八大后，又出现国家公职人员和国企高管出现一股抛售豪宅、别墅的新动向。近期网路和媒体不断曝光的“房婶”、“房叔”、“房妹”、“房嫂”等腐败案例，让不少官员预感名下超标的房产已成“自我爆炸”的累赘，也是急于变现隐匿不得不为之的无奈之举。
当这之前的去年“中秋”和“十一”期间，出境的公职人员有1100多人没有按时返回，其中714人确定为外逃。而中纪委、中办、中组部去年底约见近120多名现任高官，就抛售住宅、注销假名、匿名帐户等现象“打招呼”，起到敲山震虎的威慑作用，但也加快了贪官们想方设法洗钱外逃的趋势。这大约与十八大后局势难以预料、紧锣密鼓的反腐局势紧张、大批贪官密集落马有关。
移民潮带来的不光是社会财富的外流，更是大量的精英人才的流失。2002年到2011年，仅美国就有28万中国人变成了美籍华人。这还不包括其他大量入籍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新加坡等国曾经是我国的同胞，其中不乏我国极为需要的各界精英人才。难怪美国国务卿希拉蕊去年在哈佛大学演讲称“20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她谈了6个中国难以克服问题的依据，首条就是中国90%的官员家属和80%的富豪已申请移民或有移民意愿。
有专家对大量富人和知识精英移民很乐观，认为他们是“身在曹营心向汉”，是一种像当年台湾、日本等国家或地区的暂时“过渡”现象。我不这样认为。因为他们忽视了我国短期内难以改变的环境等因素。
法国富人移民，主要原因是摆脱对富人的征收高税而不是其他。
不难看出，我国富人官员移民潮，与法国富人移民潮有着本质的不同。
2013年1月25日晚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中法两国的移民潮，诱发点截然不同。法国富豪纷纷出走他国，相当多的人纯粹是为了少缴富人税。而在我国，富人官员们的移民或外逃很复杂，却大都触动着体制弊端这个敏感话题。
先看法国的“高税逼富”移民潮
自去年中后期法国新执政的社会党总统奥朗德要实施对富人征75%高税的举措，激起国内富人阶层的强烈反弹。
法国社会党是西欧最大的左翼党，“一战”后受十月革命影响，党内多数派另立法国共产党，馀下的少数派仍为社会党，历史上也是一波三折。但该党能审时度势不墨守成规，几十年来民间影响力反而大于法共，甚至几次成为执政党。我记得上世纪“文革”的70年代，法国社会党首密特朗访华，曾被我国党报报导称作“法国同志”，这让我当年着实吃惊。不过这倒让我看到当年自家同志法共加入所谓的“反华大合唱”后，法国社会党在反倒成为我国执政党眼中的战友了。当然，还有另种原因，法国社会党在经济上比较关注社会公平和社会福利，很容易得到中下层选民的支援，而且在当时西欧国家与我保持友好的少数左翼党的根本原因。
去年5月6日，“我不喜欢富人”的社会党候选人弗朗索瓦•奥朗德，打出了迎合民众渴望改变现状的诉求的“改变，就在现在”竞选口号，在民选总统第二轮投票中战胜了名声不太好的前总统、右翼政党人民运动联盟候选人萨科齐，当选新一任总统。
应该说，经济议题始终是法国大选的核心议题，也是奥朗德竞选纲领的主要内容。奥朗德将法国当时的经济状况归罪于萨科齐，他推出包括60项涉及经济社会诸多领域的竞选纲领，强调扩大公共支出、提高就业、改革税制和监管金融等。但新政府加大公共支出提高社会保障，不仅与时下欧盟诸国普遍采取紧缩政策应对债务危机趋势相抵触，而且面对法国低迷的经济环境，奥朗德政府硬着头皮要一一兑现其“劫富济贫”施政方针，随之而来向年个人收入百万欧元的富人征收75%高税，就是奥朗德政府践诺的行动之一。
法国是拥有17个国家的欧元区的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德国。全法约有260万百万富翁，是欧洲百万富翁最多的国家。但是法国的经济一直停滞不前，目前失业率超过10%，是13年来的最高水准。奥朗德曾指责萨科奇是富人的总统，他希望富人要为法国摆脱时下高赤字和经济滞后多做贡献。去年9月，上台不久的奥朗德政府呼吁对富人和大企业征收更高的税收，试图削减预算赤字推动停滞不前的经济。奥朗德呼吁在未来两年中对那些收入上限达到100万欧元的人征收75%税收。这个举措一公布“几乎是普遍性恐慌”，顿时受到法国商界领袖和右翼反对派的强烈反对，许多法国富人已经表示要移民避税抗议，颇有些像1981年社会党人密特朗当选总统后的情形。
许多舆论谴责这项“杀鸡取卵”政策，《费加罗报》就批评奥朗德政府是在挑起“仇富”是在“乱上添乱”。很多经济学家也认为，这是一个不鼓励企业发展精神和创造财富的计画，在经济陷入困境的当今，法国社会需要富人的投资，而不是逼迫富人卷钱外迁，75%高税的承诺是一项很不明智的举措。批评人士认为高税率意味着法国不喜欢有钱人。企业界认为此举不利于企业投资和增加就业。右翼组织称奥朗德的税务政策是“业馀水准”。但法国总理马克•埃罗对预算提案的公正性进行了辩护，他说是“在和债务进行一场斗争”……
看来以“劫富济贫”形象上台的奥朗德在竞选期间许下的承诺，尽管这项计画草案去年底被法国宪法委员会认定“违反法国宪法”遭否而受挫，被前总理菲永嘲笑为“宪法委员会决定是对奥朗德7个月以来的税务大棒政策的制裁”。但奥朗德决意已定，在新年电视献词仍表示不改初衷，将向议会重新提交修改案，为此还遭到西方媒体如法新社、英国《卫报》等的一番揶揄。
高税政策负效应自去年后期到今年初立马显现：
许多法国富人纷纷出售房产或豪宅移居国外，躲避即将开始实施的高税率政策。在巴黎和其他地区，豪宅上市量增加。由于供应量增加，巴黎大型公寓房价格过去两三个月下跌5%。
而出售股份的资本所得税增加，是促使富人离开法国的主要因素。在高技术行业的勤俭创业资金积累的计画也遂成泡影，一些创业者开始带着家眷离法，搬迁到他国或地区去寻求总部设立地。相比先前，移居海外富人的身份有变化，从有闲富人阶层变为更年轻的大型跨国企业管理者、企业家和投资人。受青睐的新移居地包括英国伦敦、美国纽约、瑞士日内瓦、比利时布鲁塞尔以及加拿大、以色列和新加坡等。
为逃避高额税收，许多名流纷纷放弃法国国籍。仅去比利时逃避高额税收的法国人就高达2800人。这些逃税人中有不知名和名望显赫的富人。法国首富、奢侈品集团LVMH老板阿尔诺以“家庭遗产继承”为由搬至比利时，随身带走数10亿英镑财富。曾支持奥朗德上台的名流诺阿，与网球队队长弗尔热共同选择成为瑞士人。LVMH集团行政总裁伯纳德•阿诺特也申请入籍比利时避税，但由于他在当地未住够三年已遭拒绝。法国名厨迪阿兰•杜卡斯和名模蕾蒂西娅•卡斯塔分别移居摩洛哥和英国，另有不少富豪迁往瑞士。
最风光的莫过于今年1月3日，《大鼻子情圣》主演、法国国宝级演员杰拉尔•德帕迪约受到俄国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签署授予他俄国国籍护照，并称其为“商人和朋友”。德帕迪约为抗议法国政府向富人征税计画，曾威胁要放弃法国国籍移民到比法国税收低的比利时，后遭比利时拒绝，但被普京高规格接纳。“大鼻子情圣”的移民产生了“多米诺效应”，一些法国金融界巨头也纷纷宣称要效仿老德移民到伦敦等地避税。
刚刚1月23日英媒报导，法国前总统萨科齐也想要出走英国伦敦避税。他若兑现移民计画，必然造成的震撼比“大鼻子情圣”还要“强大1000倍”。不过针对此条消息，老萨助手辟谣称：这是有人蓄意编造。……
大批法国富豪忙逃高税纷纷出走，但也有一些法国富豪适得其反。2011年8月，美国“股神”巴菲特致信国会，呼吁对年收入超过百万美元的富人征收额外税，对年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的“超富阶层”理应征收更多。受巴菲特影响，随即16名法国富豪联名上书，呼吁自家政府设立“特别贡献”税，增加超富阶层对国家的纳税额。这些富豪主动申请缴纳更高的税率，愿意一次帮助国家渡过经济惨澹的非常时期，这些富豪中包括欧莱雅化妆品集团公司女掌门贝当古，法国最大广告商、阳狮集团公司董事长英里斯•李维等名牌富豪。有媒体说，这些富豪大多曾是萨科奇的支持者，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在于换取好处。
前两年，美国奥巴马政府预先就想向美国富人征高税。而“巴菲特税”尚未实施一些穷州就已动手向富人增税了，以致招致大批美国富豪逃离纽约，迁往美国南部的佛罗里达州等地，有的干脆不要国籍迁居国外，其中就有个人资产达数十亿美元的“脸谱”联合创始人萨维林放弃美国国籍入新加坡国籍的爆料。据统计，2010年，总计有1780名美国人放弃美国国籍，而2009年只有742人，2008年为230人。
交税可以，交高税不可以。50%的高税尚能勉强接受的话，那更高的税率就会引起强烈反弹。我曾看了一段黑人影星威尔.史密斯与电视节目主持人关于纳税对话视频，很能代表富人对75%高税的态度。开始史密斯慷慨表示赞成富人应多缴税，自己拿多少都心甘情愿。但主持人让他缴税75%时，史密斯顿时大吐血，惊讶道“75%！！！哇哦…这…就不同了……这是另一码事了”，“75%啊，呃…那个啥…上帝保佑我大美利坚”，表示根本接受不了。
看来，早先的美国，以及西欧一些国家征高税都曾得到富人的起先支持和随后的抵制。结果忽而出尔反尔，忽而过犹不及，似乎与政治局势因素不大，全为经济钱财利益所困。看来不是我不爱国，而是政府太操蛋的逼迫，“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总统自上而下搞“杀富济贫”举措，自然让大批资产阶级寄生虫受不了，结果通病都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拔腚走人。但像法国这样以75%税率着实把富人吓一跳，引起更大移民骚动和影响似乎更力拔头筹。
再看我国移民潮的成因特点
应该说，“文革”后至今，我国大的移民潮起码有三次。前两次基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移民的成分基本以民间为主，移民的动力主要是历史政治因素、教育水准因素、高额收入因素和环境宽松因素等为主，两次特点分别为留学型和技术型。
第三次就不同了。上本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社会体制弊端、改革停滞不前、转型时期漏洞和法律道德文化下滑问题愈发凸显出来，既给一些人以非法手段获取或盘夺财富提供了方便陡产暴发户。“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严重扭曲，成为官商勾结暴富的特权的依据有恃无恐，根本没有带动占绝大多数的穷人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有分析家认为，多数中国企商大亨多依靠与政界的潜规关系，短期内非法积累了巨额财富，如已被查处有较大影响的案件代表人物周正毅、赖昌星、徐明等暴发户。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估计，现在中国每年“灰色经济”产值达1.47万亿美元，并且这一资料还在继续增长。同时，不足1%中国人掌握了这个国家约70%的社会财富。这已经威胁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和社会的稳定。这种财富过度集中极少数人手中的病态现象，让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悬殊拉大，我国的实际基尼系数早已持续超过国际标线已达危机濒临点，社会各种不稳定风险加剧矛盾升温激化，“仇富”“仇官”意识积淀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大规模动乱。
这种忧虑让移民的成分与先前两次移民潮相比发生巨大变化，更多的富豪和官员家庭加入了移民队伍。在这次大规模移民潮中，海外投资移民已成为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富裕阶层和知识精英正成为新一波移民主力军，随之而来的是大量资产被带到国外，而且移民人口组成日益偏向中产阶层以上。
我国富豪外移原因很复杂，但始终不存在高税逼迫富人移民的条件基础。我们地方发展经济需要“筑巢引凤”请各路财神大驾光临造福一方。款爷盼都盼不来，哪敢高税吓走人家？于是只有不平等的各类降门槛“优惠政策”出台哄着供着。这种趋势必然导致偷税漏税社会不公贫富拉大官商勾结弊端。近二十年来地方官商勾结共同利益抱团，成为时下最大收益者或超规模的利益集团，与这种弊端关系极大。所以各地乃至垄断利益集团总和势力，足以能左右国家政策走向，出台的政策多倾向富人呈恶性循环也就不奇怪了。我国实际实行的是“均赋税”，即大款与小贩、“工薪族”税额率比重几乎在同等线上，反倒是后者是国家纳税的主力军和顶梁柱。此刻不正常税负条件下，再若大谈对富人征高税云云，无疑是外星人来地球的鸡对鸭说，既没先例也连想都不敢想，更不会出现像法国、美国那样，逼迫富豪为纯经济出走为主导因素。有法国媒体称，在决定“出走”的法国富人有两种：一种是出于纯粹的经济原因为少交税；另一种是对奥朗德税收政策所体现的社会“仇富”心态的失望。
所以因高税富人出走，与我国富人官员移民丝毫不相干，有的甚至截然相反。前几年，我国着名国际影后巩俐入籍新加坡，曾很伤国人自尊。近两年一直疯传着名小品演员赵本山举家办理入加国籍忽悠。其实这些已不重要。众多名流不是傻蛋，明白自己那点花拳绣腿在国外无法施展，自然懂得手握外籍护照在国内继续赚钱的实惠性。所以巩俐继续在国内大秀广告，张铁林、斯琴高娃大演“帝王”“母后”，大S婆婆“俏江南”富婆张兰继续敛国财，蒋大为央视大唱“红歌”做样等等见怪不怪现象，也就成为中国独特的一道合理合法“外商赚内钱”风景线。至于众多的“裸官”悠然自得高吭“主旋律”，私下却不择手段盘夺公共资源转移国外享用，就更不在话下啦。
如果再加上外资“做空中国”的说法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外资赚的中国资金外流，再加上富人、贪官卷走的本土资金，应该也算是我国近年来经济趋势不景气的起因之一。2011年我曾看到一个国内官方报导资料，据保守估计，在1999年以后的10年间，我国国内有200万人合法获得外国绿卡。仅2010年我国流向海外国家的移民资金就高达100亿元人民币。这不能不引起国人的密切关注。
表面看，国内投资环境拘紧缩、“原罪”积累后怕及保护自家人员和私有财富是个“移民”主要因素。再探究一层，也有国外良好的教育资源、安全的投资环境、高生活品味，出入境方便、活的有尊严、养老有保障等等的强大诱惑力。而最为敏感的深层次的要害因素，我认为却是对我国政治、经济、人际和环境的失望甚至绝望，尤其是政治走向的吊诡多变不明朗。这才是第三次移民潮的最最关键的因素。
早在去年初，中国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调查显示，我国大陆资产净值较高族群中，1/3拥有海外资产，海外资产在总资产中的平均比例为19%。而近来最新报告显示，我国已有近三成的亿万富翁移民海外，有近五成正在移民意向中。据说近60%的千万富翁已完成投资移民或有意向。前不久香港凤凰台副总编何亮亮在《有报天天读》中说，我国大陆半数富豪通过正当或不正当手续，都已办好移民手续。即便这些年国外提升了移民办理费用，但高投资费用仍难挡我国富人不惜成本投入的移民决心。
这里不得不谈及格外瞩目的反常动向，即大量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一些政府官员、国企高管加入了这个移民潮流，更有不少大小贪官趁机漏网逃之夭夭。从近几年官方和媒体公布的消息和资料看，这些大小官员或国企高管“移民”，除了一些合法手续的外，许多人或通过漏洞采取不正当手段洗钱把公款转移国外、或只身国内做“裸官”将家眷移至国外、或携带钜款外逃隐匿，让第三次移民潮显得极为不正常。
官员携款外逃早不是什么新闻。至少在上世纪1980年代末那起风波发生后，随着局势的反复多变使官员卷款外逃成趋势，到2012年达到历史最高的巅峰状态。据去年有官方统计，25年来我国内陆外逃贪官共卷走资金2.4万亿，其中仅上海大东江公司原董事长萧洪彬一人就卷走62.27亿。中国社科院调研资料显示，上世纪1990年代中期来，外逃贪官约1.8万人，卷款达8,000亿。此前有消息称，2012年仅从北京外逃官员354人携款3000亿元人民币。
另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非法资金外流达4120亿美元，2011年升至6000亿美元，2012年估计有可能突破10000亿。2013年仍是未知数。中纪委去年12月13日的《反腐败斗争工作的新动向》通报中说，去年12月上旬被提取92.46亿美元等值外币，11月也被提取146.44亿美元等值外币，也就是说去年最后两月，外逃贪官卷走238.9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500亿）资金。尽管国内外统计资料对外逃官员数量及卷款数额有差异，但携钜款外逃官员绝不在少数却是共识。这些官员在移民外逃前，通常会凭藉权力对社会进行疯狂掠夺和百姓压榨，不但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也给执政党带来极大负面效应。
党的十八大后，又出现国家公职人员和国企高管出现一股抛售豪宅、别墅的新动向。近期网路和媒体不断曝光的“房婶”、“房叔”、“房妹”、“房嫂”等腐败案例，让不少官员预感名下超标的房产已成“自我爆炸”的累赘，也是急于变现隐匿不得不为之的无奈之举。
当这之前的去年“中秋”和“十一”期间，出境的公职人员有1100多人没有按时返回，其中714人确定为外逃。而中纪委、中办、中组部去年底约见近120多名现任高官，就抛售住宅、注销假名、匿名帐户等现象“打招呼”，起到敲山震虎的威慑作用，但也加快了贪官们想方设法洗钱外逃的趋势。这大约与十八大后局势难以预料、紧锣密鼓的反腐局势紧张、大批贪官密集落马有关。
移民潮带来的不光是社会财富的外流，更是大量的精英人才的流失。2002年到2011年，仅美国就有28万中国人变成了美籍华人。这还不包括其他大量入籍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新加坡等国曾经是我国的同胞，其中不乏我国极为需要的各界精英人才。难怪美国国务卿希拉蕊去年在哈佛大学演讲称“20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她谈了6个中国难以克服问题的依据，首条就是中国90%的官员家属和80%的富豪已申请移民或有移民意愿。
有专家对大量富人和知识精英移民很乐观，认为他们是“身在曹营心向汉”，是一种像当年台湾、日本等国家或地区的暂时“过渡”现象。我不这样认为。因为他们忽视了我国短期内难以改变的环境等因素。
法国富人移民，主要原因是摆脱对富人的征收高税而不是其他。
不难看出，我国富人官员移民潮，与法国富人移民潮有着本质的不同。
2013年1月25日晚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