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4月11日讯】 今日中国已经是大难临头，它的出路何在？当然只能是实行民主政治。然而，在今日中国，还有大量的人对实行民主心存疑虑，海外也有李光耀、成龙之流胡说中国不能实行民主，否则就会乱就会崩溃，本文就来对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谈谈看法。
政治是什么？孙中山说得对，政治就是治理众人之事。人类是社会动物，人只有结成社会、分工合作，才能过上人所应该有的生活，结成社会后，必然因为利益冲突而产生矛盾，解决社会利益分配、化解社会矛盾的基本方法和制度，就是政治。由于解决社会利益分配、化解社会矛盾的基本方法和制度事关每一个人的根本利益，所以，它虽不像经济分配那样对个人来说来得更直接，却是决定经济分配的分配，比如，计划经济下，每个人的经济分配都由斯大林主义的专制政治决定了只能在几级干部、几级工人、几等农业劳动力以及相应的拿多少工资甚至拿几等工分上转圈，民主时代的市场经济下，公民获取收入的方式无限多样，而且可以比工资收入大无数倍，这就是政治分配对经济分配的决定作用的最好例子。鼠目寸光的愚人只见眼前利益，过分看重经济分配，就会忽视决定经济分配的政治，但这也恰恰使他们丢了西瓜去抢芝麻。当然，之所以如此，往往是被迫的，因为在中国大陆，迄今为止社会利益分配的权力一直被暴力夺权暴力掌权的统治者垄断着，普通人只要过问就会坐牢杀头，这就另当别论。
政治制度、政治方法千差万别，但从根本上说，无非是个别人或者少数人决定一切，还是在人人有权参与的原则下决定一切。少数人决定社会政治事务，就是专制政治。每个人都有权参与决定社会政治事务，就是民主政治。或者说，如当今人们常常比喻的那样，政治无非是分饼的权力和方法，任何人垄断了分饼权，自然都会给自己留下绝大部分，剩一点点去打发其他人，这就是专制制度。反之，如果所有人都有分饼权力，操刀者只是众人 ——社会——公仆，那么，所有人就都可以拿回自己应得的一份，众目睽睽之下，操刀者没有猫腻可藏，否则会被打死，也别想多拿一点，否则连自己的也会被收回，谁要你只是个佣人？这就是民主制度。
历史地看，前者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当农业文明提供了大量的剩馀产品，使得交换和流通发展起来以后，在专制相对薄弱，思想相对自由，市民觉悟相对比较高的西欧，就率先形成了人人有权参与政治活动的商业文明。
中国是早熟的农业文明古国，自古以来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政者，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的传统，这在农业文明早期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巨大成就也成了向现代商业文明转型的极大拖累，时至今日，少数人仍然垄断着中国的政治权力。历史走到今天，少数人垄断政治权力造成的可怕罪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因为今日中国早已不是小国寡民时代，国家不再处于只能靠强力整合的自然经济状态，而是商业高度发达，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空前密切，利益分配形式高度复杂而且变化神速的时代，这样，社会财富的暴增，使少数垄断权力的人能够毫无道理也不费吹灰之力的攫取巨大的国民财富，没有分配权力的社会大众，则不仅要忍受他们对财富的垄断，还要承受他们将资源耗尽后留下的污染极其严重、以致人类和生灵难以存活的可怕环境!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出现了两种错误的极端看法，一是认为，民主是高素质国民的事，中国人素质太低，不提高素质永远不会有好的民主。二是认为人是自私的，中国人尤其自私，任何制度下，任何人上台，都会一样贪腐，就像那些疼恨贪官的人常说的“我恨贪官，但是我上台要比他们更贪”，下面，我们就重点针对这两种看法谈谈。
1、民主政治不是素质问题
说到素质问题，第一是从种族着眼，认为中国人根本就不适合搞民主，这种看法如果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驳斥起来还有点麻烦，充其量只能拿日本韩国做例子，但是，在台湾民主成熟到政党轮替足以完满交接权力以后，则已经不值一驳了。台湾人和俄罗斯人在同一时间走上民主之路，可台湾的民主政治在二十年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俄罗斯的民主则出现了大倒退。由此可见，民主其实是操作问题，和种族没有多大关系，台湾本是中国的边疆蛮荒之地，其民主化程度已足以和欧美相教，种族素质论还有什么立足之处？
第二种是从道德和文明着眼，认为今天的中国人品德太坏，文明程度太低，例如，我的一个网友就非常执拗的说：“我说过多次，民主人士二字，如果门槛太低，就是中国特色的藏污纳垢的人群。没有国民性的积淀里来，想有民主社会，真是扯蛋。”应该说，这种善良的看法是倒因为果了——他把发达国家的优异国民素质视为民主的基础而不是民主的产物。1779 年，讲人道的英国慎判死刑，监狱人满为患，刑事重犯、惯犯越狱的事件时有发生。为了给那些杀人越货的刑事犯寻找一个无法越狱的流放地，1787年，一支由 11艘船组成的舰队载着 750名罪犯驶向刚发现几年的澳洲大陆，这批罪犯是澳大利亚最早的居民。这些罪犯象猎杀牲畜一样任意捕杀新大陆土着，对妇女儿童也一样亮出血淋淋的屠刀。所以，澳大利亚的早期居民是货真价实的低素质人口。但英国把罪犯输送到澳洲大陆的同时，也给这块蛮荒的处女地输入了民主宪政体制。今天的澳大利亚人是全球公认的高素质群体，澳大利亚也成为最适合人类住居的国度，是中国有产者优先选择的理想移民地。和澳大利亚异曲同工的地方还有冰岛，冰岛共和国最先是由逃犯和强盗在那里定居的，现在，不也早已成为高度民主的国家了吗？
就拿今日中国的现实来说，素质论也没有任何根据。众所周知，中国有很多大学城，应该说，那都是整体素质最高的地方。1980年，北京的一些大学也确实在民主选举上走到了前面，总共选出了九名海淀区人民代表。然而，迄今为止，33 年过去了，那里的民主选举毫无进步，也并不比其他地方有更多的民主热情，相反，真正为要求民主不惜流血牺牲的倒是乌坎一类乡村的农民！
为什么会出现高素质人口地区民主毫无进步，倒是低素质人口地区人们不惜为民主英勇战斗不怕牺牲？以上两例其实已经说明了这方面的中国特色，那就是只要是中共统治严密的地区，人口素质再高也不可能有民主进步，相反，倒是中共统治薄弱地区，只要社会利益高度分化，官民矛盾处于不可调和状况，民间力量的组织程度又比较高，那么，突破中共一党专制而大力推进民主的局面就可能形成。
今日中国的大学正是中共统治的重灾区，中共千方百计防止大学成为民主表率，用了无数的政治特务对大学加以控制，并且制定了无数把大学变成军营、变成名利场、变成纳垢藏污之地的规定，这样，恰恰是素质最高的地方，在眼下最难有民主政治的存身之处！恰好相反，在乌坎，村委书记村主任少数人利用权势把村里土地大量倒卖出去牟取暴利，村民却一无所得，被逼得走投无路。在这种情况下，尖锐的利益对立使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虽然整个中国都被中共严密的统治着，在乌坎却出现了中共的代理人陷入村民的包围之中这种局部性的以多胜少状态。这样，一人一票选举村官的民主诉求就通过乌坎妇孺上阵的全民奋起得以实现了！
结论很清楚，中国的民主进步缓慢绝不是中国人素质不高的结果，恰好相反，正是中共一党专制高压使民主制度无法找到立足之地，使民主生活无法进行，才导致了中国人的民主生活素质不高。由此也可见，今日中国能否争得民主，不是由什么文化素质文明素质决定的，是由利益的尖锐对立中民众的力量压倒了中共的专制力量决定的。
反过来说，今日中国没有民主并不是由于中国人素质低，而是中共太专制太野蛮太反民主。因为毫无疑问，只要能够推行民主制度，北京海淀地区的民主生活肯定会迅速走向成熟。这也说明，素质虽然不是能否实行民主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可以使民主发展得更快更好的重要因素。
另外，决定能否实行民主的重要原因，其实在今天已经和辛亥革命时代完全不同。民主是商业文明时代的政治生活方式，在自然经济基础上是建立不起来的，辛亥革命以后民主政治没能顺利成长，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正在于此，因为那时候的市场经济还很不发达。89民运的失败也或多或少与此有关，因为那时市场经济被毁灭后的重建才刚刚开始，人们的市场化利益关系还没有形成，绝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
今天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中国的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已经基本形成，任何社会问题的合理解决，都必须由所有利害相关方平等协商，并对利益关系进行黄金切割，唯此社会才能形成良好秩序并实现长治久安。
2、民主政治不是理想政治不是好人政治而是博弈政治
整个世界差不多都民主化了，只有中国，虽然经济规模已经高居世界第二，大学城比比皆是，底层民众走上街头要民主已经是社会常态，时至今日，中国要不要民主的问题早已不是经济基础问题，不是理论问题，也不是启蒙问题，更不是素质问题，其实只是利益问题，只是一个传统的军政集团挟持了中国、不给中国以自由选择的问题。
近日，习近平在莫斯科说了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的人才知道，这话说得太好了，因为中国的这双破鞋是这个军政集团穿上的，对他来说也许很合脚，但是，被强制在这双破鞋里的十几亿人却剥夺了选票，甚至始终被剥夺了言论自由权，大家虽然憋得难受，不合脚一时又有什么办法？正因为没有言论自由，大众传媒基本垄断在这个军政集团手里，这样，当今中国的戈培尔仍然在推行“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的政策，所以，对一些闭目塞聪的民众来说，本来极为简单的民主人权abc都很茫然也就并不奇怪。更为可悲的是，当局一直在故意搅混水，制造了大量奇谈怪论，对很多事实作了似是而非的解读，这样，观念混乱也就成了可悲的特色。
应该说明，民主政治不是理想政治，不是按一个理想模式去做，更不是朝一个先验的完美境界前进，而是一个让所有在社会生活中都感到不舒服的人一起来调节彼此的相互关系的方式，从而向使每一个人都感到不是那么不舒服的方向前进。正因此，任何对民主的赞美都应该有所保留，西人为此准确地说，民主只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这是有道理的。如人们所说：民主有许多内在的不足。民主确实会使公民走上街头，举行集会，从而可能引发政局的不稳定；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烦琐，从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民主往往需要反反覆覆的协商和讨论，常常会使一些本来应当及时做出的决定，变得悬而未决，从而降低行政效率；民主还会使一些夸夸其谈的政治骗子有可乘之机，成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如此等等。
但是，民主更有巨大的防止邪恶政策把社会引向不可挽回的大灾难的绝对功效。文革这个史无前例的灾难发生后，作为受害人的邓小平就曾感慨，在民主国家绝不会发生文革。同样因为没有民主，邓小平的政策走到今天，正在把中国引向比实行毛泽东政策更坏的结果 ——中国正面临被贪官把资源耗尽、把神州变成垃圾场的巨大的毁灭性灾难。邓小平的专制资本主义无非是两句话，第一发展是硬道理；第二稳定压倒一切，其结果就是不惜牺牲正义，牺牲中下层民众的利益甚至生命谋“发展”，甚至不惜掏空中国人永续生息的自然资源，以及毁坏生态、毁灭环境！为什么？因为这种专制制度完全没有从根本上纠错的能力，只能放纵大小官员为了一己私利勾结起来对一切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竭泽而渔。正因此，一切数据表明，只要邓小平的这一政策体系不被埋葬，那么，要不了几十年，整个中国就都会变成资源掏空污染严重的垃圾场！
相反，民主制度下，仅凭多数人的选票就足以制止以上现象。试问，哪一方的民众会让政府对自己的房屋全部予以强拆？哪一方的民众会任凭“公仆”靠鱼肉自己而迅速暴富？哪一方的民众会允许行政长官拿自己的生存环境去换取政绩？哪一方的居民会容忍政府对附近资源进行对自己有百害无一利的毁灭性开发？高高在上的垂直统治是一切专制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被统治者只能任凭其宰割，除非全民忍无可忍才能把专制者推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横向联系却是商业文明动态社会的基本现实，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是交换关系。
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作为所有公民共同治理社会的方式，使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决定同意用什么方式治理、由谁来治理、如果治理不好该怎么改善治理方式、该怎么对付治理者——从批评揭露到赶下台到送上法庭！政治家拿自己的施政纲领来交换民众的选票，如果不能兑现就会受到责罚，如果以权谋私则要受到法律制裁。所以，民主政治绝对不是好人政治，而是公民政治，是每一个公民为捍卫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而进行的政治，因此，民主政治也就是全社会各种利益集群的博弈过程。一般的指责人们的素质高低毫无意义，不仅如此，只要合乎规则，每一个流氓、强盗、罪犯都有权利参加政治活动，正因此，印度曾经有一个杀死过几十名高级种姓被判处过重刑的妇女还在牢狱中就被低级种姓的民众选举为国会议员的着名事例。
所以，当下有一些人指责参加站街的民主活动人士素质不高是可笑的。是的，他们在别的地方素质可能不高，但是，他们在行使公民权利、呼唤民主自由、要求当局兑现宪法方面的素质无疑是当今中国最高的，因此，也许他们不会成为民主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但是，他们是今日中国民主事业的强有力推动者，他们在为民主时代到来铺路搭桥是毋庸置疑的。
说到底，政治无非是利益博弈，也就是为自己的利益和他人与社会教劲，从这个意义上说，搞政治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文化，不需要什么很高的素质，只需要不甘为奴，不甘任凭他人、尤其是统治者摆布就行。因此，敢于为自己的权益和利益和统治者抗争的人，素质再低也比那些只想用屈服于统治者来获得恩赐的高素质者的公民素质要高，至于和那些以向统治者讨好来换取残羹冷炙的高素质者相比，他们更是堂堂正正的英雄，而后者则不过是体面的奴才。
3、民主政治的本质是规则问题
有大学教授质疑：如果国民总体素质不行，能不能像邓小平当年搞经济体制改革那样，来个试点，在素质高的地方先搞起来？我们总不能说中国大学老师的素质低于美国大众的素质吧？我在大学生活几十年，怎么没有看到大学的选举呢？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中共当局不仅不让大陆民众搞普选，就连香港那样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地方，在香港民众一再上街游行示威要求公正选举的情况下，还是耍尽阴谋诡计阻止、拖延，其在大陆顽固拒绝公正选举的做法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说白了，这和素质毫无关系，中共不过是要利用专制特权最大限度的攫取一党私利，进一步说，无非是为了那些红色贵族尽可能的享受暴力夺权暴力掌权的好处，尽可能的长期鱼肉人民、作威作福！道理很简单，商业文明时代的社会生活基础是“公平交易，意思自治”，因为大家都在市场上讨生活，人人都不难明白，一切社会事务都应该照此办理——公平交易，每一个人和所有的人才能够“得其所哉”。
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民主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说白了只是一个适合于今天的社会生活的利益分配方式，在今天，它已经不需要其他什么条件，只需要先按大家共同商定的公平的规则做起来，在做中学会按自己参与制定的公平规则生活，在做中总结经验，提高素养，也不断完善规则本身——这种公平的规则就是民主制度，这种过程就是民主生活。只有从这种角度看，素质对民主才是很有影响的。素质高的群体，民主制度就容易走上正轨，形成良好的民主生活风尚，素质低的群体，则吵闹就比较多一些，走上正轨难一些，但是，这只涉及民主生活的质量高低问题，只涉及民主生活的文明程度，而不涉及能否建立民主制度的问题。
应该指出，比起专制奴役来，低水平的民主生活对社会大众来说也要幸福得多，因为自己毕竟是主人，毕竟可以参加“分饼”，毕竟可以期望社会越来越公平公正，在一党专制下，社会大众却是“革命的一块砖”，要“一切听党指挥”，只能做“党的驯服工具”，过的也就根本不是堂堂正正的人的生活。更要指出的是，只有在游泳中才能学会游泳，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能学会民主生活，以为不靠民主生活而靠“提高素质”能培养公民的民主生活能力，无疑和用只靠讲授游泳知识而不让下水的方法来培养游泳健将一样荒唐可笑。同样，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能完善民主制度，以为可以一劳永逸的设计出一个完美的民主制度来圆满的推行，也是荒唐可笑的。任何地方，一开始的民主制度肯定是弊病丛生的，但是，只要它具备了意思自治、结社自由、一人一票、定期轮换、可以依法监督和罢免，以及这些民主原则不可废止，并且可以通过公决来修改完善等基本要素，那么，这种民主制度就可以一步步发展成熟起来。
4、民主政治不是道德政治是法治政治
这个问题，在西方是早就解决了的，在中国，由于几千年的儒家思想影响，以及中共政权对民主人士的诽谤和对自己的无耻吹捧，在民众中，甚至在很多倾心民主的人中，都仍然还有很多顾虑，例如。我的两个网友之间就有这样一段对话：
山东 (04:23:27)
民主，就靠这些缺德玩意儿实现了？
湖北(04:24:28)
自由还真的可以没有道德，除了法治，民主是全民之事业，和道德以及国人道德没有关系。
前者就是认为民主必须建立在很高的道德基础上的，而且，他的观念很有代表性，当局的一些人私下也喜欢嘲笑，就你们这些民运分子掌权，还能不更加贪污腐败？
对此，我们要指出，的确，只要制度不变，按今日中国的模式做，不仅任何民运人士掌权会搞贪污腐败，就是由经过考验的美国总统们来掌权也难保不同样如此！直截了当的说，没有强力制约的权力，为非作歹、贪赃枉法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制度设计就必须遵循“防恶原则”。关于这一点，其实，中国古代的商业文化也有认识，因此才有“先小人后君子”的说法。这样，作为商业文明时代的上层建筑，民主制度在设计上就把任何官员都当做作奸犯科无所不为的罪犯来管制，从而使任何一个官员根本就没法贪污受贿，没法作奸犯科。万一还是发生了，由于权力是关在透明的笼子里运行，因为众目睽睽，无从逃遁，则必然会被揪出来，结果不仅要把吃的吐出来，还要叫你倒赔百倍，叫你身败名裂，要使你要么坐牢要么自杀！前者印尼、菲律宾、以色列到处都有例子，后者韩国也提供了例子。总之，法治的原则是保民管官，民权至上，行政长官和国会议员只有和依法为民众办事相关的一点特权，舍此之外和一般公民无异，不仅如此，为了防范官员以权谋私，权力越大必须接受民众监督的义务越多，唯有如此，才能迫使所有官员不敢以权谋私胡行枉为。
当然，民主政治也不是不讲道德，而是在法治的基础上讲道德，一个人的德性不好，多数人就不会投他的票，哪怕他当选了，发生了重大的道德问题，选民也可以依法将他罢免，至少下次不再选他。这样，民主时代，那些想做政治家的人就不能和普通人一样放纵自己，从走向政坛之日，甚至从走向社会之日，就必须时刻检点自己，以免落下有碍于自己当选的口实给人家议论从而影响选票。
5、民主政治是精英政治还是平民政治
民主政治是全民公平竞争的政治，是一切人都可以参与的利益博弈，在人口众多的今天，只能实行代议制，只能由大家选举出来的人当行政长官，由于决定什么人当议员、当行政长官的，是每一个公民手中的选票，而且，每一个成年公民只要符合基本条件就可以参加竞选，所以，我们说它是平民政治。也正因此，民主政治的本质是平民政治。
但是，这决不是说精英在民主政治中没有立足之地，恰恰相反，真正的精英必然是民主政治中的姣姣者。因为专制政治下的领袖是在极少数人中产生的，因此，其客观能力必然要求有限，只因为其排除了绝大多数人的参政，才使他们显得似乎很出众，民主政治则像职业篮球联赛，你必须一轮一轮和所有对手过招，才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这样完全靠从底层到上层竞争产生的领袖，当然只能是真正的精英。所以，那种以为民主政治不需要精英，以为民主政治中精英无所作为的看法，也是大错特错的，当然，民主制度下自封精英毫无意义，吹嘘某人为精英作用也有限，只有努力提高自己，并且在现实政治的竞争中过关斩将，用实际成绩说明，才是唯一有效的方式。
一方面，政治作为分饼，和每个人利益相关，因此是最不需要专业知识的，每个人都有发言权，但这只是平民政治的一面，是每个人都平等的投票权的问题。另一方面，政治毕竟涉及广大民众的利益平衡，涉及社会经济管理，涉及纲领政策的制定、实施，这样，就需要大量的丰富知识，还需要对社会大众有亲和力，对不同利益集团互相冲突的诉求有调和能力，因此，政治又是很专业、很需要才华的事情——要成为政治家，必须具备很多过人的才干。从国家层面说，对大规模社会事务的管理必须借助职业的政治人才，必须借助少数的社会精英，否则就会导致混乱和灾难。
正因为民主政治是竞争政治，这也决定了每个集团都必须尽可能的吸纳精英，否则，集团再强大，没有个好的领袖团队也一事无成，必然被其他团队打败，如拿破崙所说，一头狮子率领一群绵羊就可以打败一头绵羊率领的一群狮子。尤其是今日中国的前途命运，民主阵营能否涌现足够多的政治精英人物，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民主进程的快慢。
民主事业当然以权利平等、人格平等为基础，但是，这和在团队内部确立必要的等级制度是不矛盾的，没有等级就没有高效率的组织，就没有强大的战斗力。当然，现代民主党团必须是松散结构，不能成为等级森严的官僚组织，团队内部的等级只是工作需要，而且必须自下至上的进行授权，也不可以固化。对一个生机勃勃的民主团体来说，使人才能尽快跃升到顶尖应该是其基本的组织原则，唯有如此，这个民主团体才有最大的活力，才最能代表用户者的利益。
因此，我们必须正视今日异议人士中的一种错误观念，那就是因为中共统治以个人崇拜极大的危害了中国，所以，民主事业中每一个人绝对平等，不需要有领导，更不需要有领袖。事实正好相反，多元化竞争社会是不可能发生个人崇拜危害的。与此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说，今日中国的民主与专制之争就是双方精英力量对比之争，在民众都觉醒了的情况下尤其如此，没有足够的社会精英进入民主阵营，中国的民主事业是不会轻易成功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从基本制度原则来说，民主政治是平民政治，从民主时代的现实政治博弈来说，精英政治仍然具有极大意义。
6、民主政治是买方市场
市场经济中，只有卖方实现充分竞争才能成就买方市场，也只有买方市场才符合消费者的利益，才能使市场实现良性循环。同样，专制政治的本质就是超级卖方市场，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垄断一切的结果，是他的货色再坏你也必须要，否则就得饿死。
民主政治下，一定意义上说，平民政治组成了买方市场，精英则是社会管理方针政策的卖方，大众有权利通过投票来选择自己认为适当的社会管理方针政策。也正因此才能够对国家领导人和他们的方针政策进行优胜劣汰，从而确保政治不断地清明进步，越来越符合民众的需要。
综上所述，民主无非是人人都有参加分饼的权力，实行民主无非是按公平的规则办事，没有任何高深莫测之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是唯一能够让所有人都合脚的鞋子。中国之所以难以实行民主制度，绝不是中国人的素质问题，而是中共当局剥夺了中国公民参加分饼的权力的问题。中国公民要想避免国家被邓小平的专制资本主义变成资源耗尽的垃圾场，就必须群起抗争夺回分饼权，要夺回分饼权，建立合理的分饼制度，则还需要为自己服务的精英群体和领袖群体的带领。与此同时，怎么分均匀，怎么建立良好的分饼规则，绝不是空口白话能解决的，只有在大家都来参加分饼活动的过程中一点点的完善，说到这里，民主政治有一个成长过程也就不证自明了。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政治是什么？孙中山说得对，政治就是治理众人之事。人类是社会动物，人只有结成社会、分工合作，才能过上人所应该有的生活，结成社会后，必然因为利益冲突而产生矛盾，解决社会利益分配、化解社会矛盾的基本方法和制度，就是政治。由于解决社会利益分配、化解社会矛盾的基本方法和制度事关每一个人的根本利益，所以，它虽不像经济分配那样对个人来说来得更直接，却是决定经济分配的分配，比如，计划经济下，每个人的经济分配都由斯大林主义的专制政治决定了只能在几级干部、几级工人、几等农业劳动力以及相应的拿多少工资甚至拿几等工分上转圈，民主时代的市场经济下，公民获取收入的方式无限多样，而且可以比工资收入大无数倍，这就是政治分配对经济分配的决定作用的最好例子。鼠目寸光的愚人只见眼前利益，过分看重经济分配，就会忽视决定经济分配的政治，但这也恰恰使他们丢了西瓜去抢芝麻。当然，之所以如此，往往是被迫的，因为在中国大陆，迄今为止社会利益分配的权力一直被暴力夺权暴力掌权的统治者垄断着，普通人只要过问就会坐牢杀头，这就另当别论。
政治制度、政治方法千差万别，但从根本上说，无非是个别人或者少数人决定一切，还是在人人有权参与的原则下决定一切。少数人决定社会政治事务，就是专制政治。每个人都有权参与决定社会政治事务，就是民主政治。或者说，如当今人们常常比喻的那样，政治无非是分饼的权力和方法，任何人垄断了分饼权，自然都会给自己留下绝大部分，剩一点点去打发其他人，这就是专制制度。反之，如果所有人都有分饼权力，操刀者只是众人 ——社会——公仆，那么，所有人就都可以拿回自己应得的一份，众目睽睽之下，操刀者没有猫腻可藏，否则会被打死，也别想多拿一点，否则连自己的也会被收回，谁要你只是个佣人？这就是民主制度。
历史地看，前者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当农业文明提供了大量的剩馀产品，使得交换和流通发展起来以后，在专制相对薄弱，思想相对自由，市民觉悟相对比较高的西欧，就率先形成了人人有权参与政治活动的商业文明。
中国是早熟的农业文明古国，自古以来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政者，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的传统，这在农业文明早期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巨大成就也成了向现代商业文明转型的极大拖累，时至今日，少数人仍然垄断着中国的政治权力。历史走到今天，少数人垄断政治权力造成的可怕罪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因为今日中国早已不是小国寡民时代，国家不再处于只能靠强力整合的自然经济状态，而是商业高度发达，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空前密切，利益分配形式高度复杂而且变化神速的时代，这样，社会财富的暴增，使少数垄断权力的人能够毫无道理也不费吹灰之力的攫取巨大的国民财富，没有分配权力的社会大众，则不仅要忍受他们对财富的垄断，还要承受他们将资源耗尽后留下的污染极其严重、以致人类和生灵难以存活的可怕环境!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出现了两种错误的极端看法，一是认为，民主是高素质国民的事，中国人素质太低，不提高素质永远不会有好的民主。二是认为人是自私的，中国人尤其自私，任何制度下，任何人上台，都会一样贪腐，就像那些疼恨贪官的人常说的“我恨贪官，但是我上台要比他们更贪”，下面，我们就重点针对这两种看法谈谈。
1、民主政治不是素质问题
说到素质问题，第一是从种族着眼，认为中国人根本就不适合搞民主，这种看法如果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驳斥起来还有点麻烦，充其量只能拿日本韩国做例子，但是，在台湾民主成熟到政党轮替足以完满交接权力以后，则已经不值一驳了。台湾人和俄罗斯人在同一时间走上民主之路，可台湾的民主政治在二十年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俄罗斯的民主则出现了大倒退。由此可见，民主其实是操作问题，和种族没有多大关系，台湾本是中国的边疆蛮荒之地，其民主化程度已足以和欧美相教，种族素质论还有什么立足之处？
第二种是从道德和文明着眼，认为今天的中国人品德太坏，文明程度太低，例如，我的一个网友就非常执拗的说：“我说过多次，民主人士二字，如果门槛太低，就是中国特色的藏污纳垢的人群。没有国民性的积淀里来，想有民主社会，真是扯蛋。”应该说，这种善良的看法是倒因为果了——他把发达国家的优异国民素质视为民主的基础而不是民主的产物。1779 年，讲人道的英国慎判死刑，监狱人满为患，刑事重犯、惯犯越狱的事件时有发生。为了给那些杀人越货的刑事犯寻找一个无法越狱的流放地，1787年，一支由 11艘船组成的舰队载着 750名罪犯驶向刚发现几年的澳洲大陆，这批罪犯是澳大利亚最早的居民。这些罪犯象猎杀牲畜一样任意捕杀新大陆土着，对妇女儿童也一样亮出血淋淋的屠刀。所以，澳大利亚的早期居民是货真价实的低素质人口。但英国把罪犯输送到澳洲大陆的同时，也给这块蛮荒的处女地输入了民主宪政体制。今天的澳大利亚人是全球公认的高素质群体，澳大利亚也成为最适合人类住居的国度，是中国有产者优先选择的理想移民地。和澳大利亚异曲同工的地方还有冰岛，冰岛共和国最先是由逃犯和强盗在那里定居的，现在，不也早已成为高度民主的国家了吗？
就拿今日中国的现实来说，素质论也没有任何根据。众所周知，中国有很多大学城，应该说，那都是整体素质最高的地方。1980年，北京的一些大学也确实在民主选举上走到了前面，总共选出了九名海淀区人民代表。然而，迄今为止，33 年过去了，那里的民主选举毫无进步，也并不比其他地方有更多的民主热情，相反，真正为要求民主不惜流血牺牲的倒是乌坎一类乡村的农民！
为什么会出现高素质人口地区民主毫无进步，倒是低素质人口地区人们不惜为民主英勇战斗不怕牺牲？以上两例其实已经说明了这方面的中国特色，那就是只要是中共统治严密的地区，人口素质再高也不可能有民主进步，相反，倒是中共统治薄弱地区，只要社会利益高度分化，官民矛盾处于不可调和状况，民间力量的组织程度又比较高，那么，突破中共一党专制而大力推进民主的局面就可能形成。
今日中国的大学正是中共统治的重灾区，中共千方百计防止大学成为民主表率，用了无数的政治特务对大学加以控制，并且制定了无数把大学变成军营、变成名利场、变成纳垢藏污之地的规定，这样，恰恰是素质最高的地方，在眼下最难有民主政治的存身之处！恰好相反，在乌坎，村委书记村主任少数人利用权势把村里土地大量倒卖出去牟取暴利，村民却一无所得，被逼得走投无路。在这种情况下，尖锐的利益对立使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虽然整个中国都被中共严密的统治着，在乌坎却出现了中共的代理人陷入村民的包围之中这种局部性的以多胜少状态。这样，一人一票选举村官的民主诉求就通过乌坎妇孺上阵的全民奋起得以实现了！
结论很清楚，中国的民主进步缓慢绝不是中国人素质不高的结果，恰好相反，正是中共一党专制高压使民主制度无法找到立足之地，使民主生活无法进行，才导致了中国人的民主生活素质不高。由此也可见，今日中国能否争得民主，不是由什么文化素质文明素质决定的，是由利益的尖锐对立中民众的力量压倒了中共的专制力量决定的。
反过来说，今日中国没有民主并不是由于中国人素质低，而是中共太专制太野蛮太反民主。因为毫无疑问，只要能够推行民主制度，北京海淀地区的民主生活肯定会迅速走向成熟。这也说明，素质虽然不是能否实行民主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可以使民主发展得更快更好的重要因素。
另外，决定能否实行民主的重要原因，其实在今天已经和辛亥革命时代完全不同。民主是商业文明时代的政治生活方式，在自然经济基础上是建立不起来的，辛亥革命以后民主政治没能顺利成长，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正在于此，因为那时候的市场经济还很不发达。89民运的失败也或多或少与此有关，因为那时市场经济被毁灭后的重建才刚刚开始，人们的市场化利益关系还没有形成，绝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
今天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中国的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已经基本形成，任何社会问题的合理解决，都必须由所有利害相关方平等协商，并对利益关系进行黄金切割，唯此社会才能形成良好秩序并实现长治久安。
2、民主政治不是理想政治不是好人政治而是博弈政治
整个世界差不多都民主化了，只有中国，虽然经济规模已经高居世界第二，大学城比比皆是，底层民众走上街头要民主已经是社会常态，时至今日，中国要不要民主的问题早已不是经济基础问题，不是理论问题，也不是启蒙问题，更不是素质问题，其实只是利益问题，只是一个传统的军政集团挟持了中国、不给中国以自由选择的问题。
近日，习近平在莫斯科说了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的人才知道，这话说得太好了，因为中国的这双破鞋是这个军政集团穿上的，对他来说也许很合脚，但是，被强制在这双破鞋里的十几亿人却剥夺了选票，甚至始终被剥夺了言论自由权，大家虽然憋得难受，不合脚一时又有什么办法？正因为没有言论自由，大众传媒基本垄断在这个军政集团手里，这样，当今中国的戈培尔仍然在推行“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的政策，所以，对一些闭目塞聪的民众来说，本来极为简单的民主人权abc都很茫然也就并不奇怪。更为可悲的是，当局一直在故意搅混水，制造了大量奇谈怪论，对很多事实作了似是而非的解读，这样，观念混乱也就成了可悲的特色。
应该说明，民主政治不是理想政治，不是按一个理想模式去做，更不是朝一个先验的完美境界前进，而是一个让所有在社会生活中都感到不舒服的人一起来调节彼此的相互关系的方式，从而向使每一个人都感到不是那么不舒服的方向前进。正因此，任何对民主的赞美都应该有所保留，西人为此准确地说，民主只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这是有道理的。如人们所说：民主有许多内在的不足。民主确实会使公民走上街头，举行集会，从而可能引发政局的不稳定；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烦琐，从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民主往往需要反反覆覆的协商和讨论，常常会使一些本来应当及时做出的决定，变得悬而未决，从而降低行政效率；民主还会使一些夸夸其谈的政治骗子有可乘之机，成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如此等等。
但是，民主更有巨大的防止邪恶政策把社会引向不可挽回的大灾难的绝对功效。文革这个史无前例的灾难发生后，作为受害人的邓小平就曾感慨，在民主国家绝不会发生文革。同样因为没有民主，邓小平的政策走到今天，正在把中国引向比实行毛泽东政策更坏的结果 ——中国正面临被贪官把资源耗尽、把神州变成垃圾场的巨大的毁灭性灾难。邓小平的专制资本主义无非是两句话，第一发展是硬道理；第二稳定压倒一切，其结果就是不惜牺牲正义，牺牲中下层民众的利益甚至生命谋“发展”，甚至不惜掏空中国人永续生息的自然资源，以及毁坏生态、毁灭环境！为什么？因为这种专制制度完全没有从根本上纠错的能力，只能放纵大小官员为了一己私利勾结起来对一切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竭泽而渔。正因此，一切数据表明，只要邓小平的这一政策体系不被埋葬，那么，要不了几十年，整个中国就都会变成资源掏空污染严重的垃圾场！
相反，民主制度下，仅凭多数人的选票就足以制止以上现象。试问，哪一方的民众会让政府对自己的房屋全部予以强拆？哪一方的民众会任凭“公仆”靠鱼肉自己而迅速暴富？哪一方的民众会允许行政长官拿自己的生存环境去换取政绩？哪一方的居民会容忍政府对附近资源进行对自己有百害无一利的毁灭性开发？高高在上的垂直统治是一切专制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被统治者只能任凭其宰割，除非全民忍无可忍才能把专制者推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横向联系却是商业文明动态社会的基本现实，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是交换关系。
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作为所有公民共同治理社会的方式，使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决定同意用什么方式治理、由谁来治理、如果治理不好该怎么改善治理方式、该怎么对付治理者——从批评揭露到赶下台到送上法庭！政治家拿自己的施政纲领来交换民众的选票，如果不能兑现就会受到责罚，如果以权谋私则要受到法律制裁。所以，民主政治绝对不是好人政治，而是公民政治，是每一个公民为捍卫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而进行的政治，因此，民主政治也就是全社会各种利益集群的博弈过程。一般的指责人们的素质高低毫无意义，不仅如此，只要合乎规则，每一个流氓、强盗、罪犯都有权利参加政治活动，正因此，印度曾经有一个杀死过几十名高级种姓被判处过重刑的妇女还在牢狱中就被低级种姓的民众选举为国会议员的着名事例。
所以，当下有一些人指责参加站街的民主活动人士素质不高是可笑的。是的，他们在别的地方素质可能不高，但是，他们在行使公民权利、呼唤民主自由、要求当局兑现宪法方面的素质无疑是当今中国最高的，因此，也许他们不会成为民主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但是，他们是今日中国民主事业的强有力推动者，他们在为民主时代到来铺路搭桥是毋庸置疑的。
说到底，政治无非是利益博弈，也就是为自己的利益和他人与社会教劲，从这个意义上说，搞政治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文化，不需要什么很高的素质，只需要不甘为奴，不甘任凭他人、尤其是统治者摆布就行。因此，敢于为自己的权益和利益和统治者抗争的人，素质再低也比那些只想用屈服于统治者来获得恩赐的高素质者的公民素质要高，至于和那些以向统治者讨好来换取残羹冷炙的高素质者相比，他们更是堂堂正正的英雄，而后者则不过是体面的奴才。
3、民主政治的本质是规则问题
有大学教授质疑：如果国民总体素质不行，能不能像邓小平当年搞经济体制改革那样，来个试点，在素质高的地方先搞起来？我们总不能说中国大学老师的素质低于美国大众的素质吧？我在大学生活几十年，怎么没有看到大学的选举呢？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中共当局不仅不让大陆民众搞普选，就连香港那样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地方，在香港民众一再上街游行示威要求公正选举的情况下，还是耍尽阴谋诡计阻止、拖延，其在大陆顽固拒绝公正选举的做法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说白了，这和素质毫无关系，中共不过是要利用专制特权最大限度的攫取一党私利，进一步说，无非是为了那些红色贵族尽可能的享受暴力夺权暴力掌权的好处，尽可能的长期鱼肉人民、作威作福！道理很简单，商业文明时代的社会生活基础是“公平交易，意思自治”，因为大家都在市场上讨生活，人人都不难明白，一切社会事务都应该照此办理——公平交易，每一个人和所有的人才能够“得其所哉”。
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民主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说白了只是一个适合于今天的社会生活的利益分配方式，在今天，它已经不需要其他什么条件，只需要先按大家共同商定的公平的规则做起来，在做中学会按自己参与制定的公平规则生活，在做中总结经验，提高素养，也不断完善规则本身——这种公平的规则就是民主制度，这种过程就是民主生活。只有从这种角度看，素质对民主才是很有影响的。素质高的群体，民主制度就容易走上正轨，形成良好的民主生活风尚，素质低的群体，则吵闹就比较多一些，走上正轨难一些，但是，这只涉及民主生活的质量高低问题，只涉及民主生活的文明程度，而不涉及能否建立民主制度的问题。
应该指出，比起专制奴役来，低水平的民主生活对社会大众来说也要幸福得多，因为自己毕竟是主人，毕竟可以参加“分饼”，毕竟可以期望社会越来越公平公正，在一党专制下，社会大众却是“革命的一块砖”，要“一切听党指挥”，只能做“党的驯服工具”，过的也就根本不是堂堂正正的人的生活。更要指出的是，只有在游泳中才能学会游泳，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能学会民主生活，以为不靠民主生活而靠“提高素质”能培养公民的民主生活能力，无疑和用只靠讲授游泳知识而不让下水的方法来培养游泳健将一样荒唐可笑。同样，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能完善民主制度，以为可以一劳永逸的设计出一个完美的民主制度来圆满的推行，也是荒唐可笑的。任何地方，一开始的民主制度肯定是弊病丛生的，但是，只要它具备了意思自治、结社自由、一人一票、定期轮换、可以依法监督和罢免，以及这些民主原则不可废止，并且可以通过公决来修改完善等基本要素，那么，这种民主制度就可以一步步发展成熟起来。
4、民主政治不是道德政治是法治政治
这个问题，在西方是早就解决了的，在中国，由于几千年的儒家思想影响，以及中共政权对民主人士的诽谤和对自己的无耻吹捧，在民众中，甚至在很多倾心民主的人中，都仍然还有很多顾虑，例如。我的两个网友之间就有这样一段对话：
山东 (04:23:27)
民主，就靠这些缺德玩意儿实现了？
湖北(04:24:28)
自由还真的可以没有道德，除了法治，民主是全民之事业，和道德以及国人道德没有关系。
前者就是认为民主必须建立在很高的道德基础上的，而且，他的观念很有代表性，当局的一些人私下也喜欢嘲笑，就你们这些民运分子掌权，还能不更加贪污腐败？
对此，我们要指出，的确，只要制度不变，按今日中国的模式做，不仅任何民运人士掌权会搞贪污腐败，就是由经过考验的美国总统们来掌权也难保不同样如此！直截了当的说，没有强力制约的权力，为非作歹、贪赃枉法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制度设计就必须遵循“防恶原则”。关于这一点，其实，中国古代的商业文化也有认识，因此才有“先小人后君子”的说法。这样，作为商业文明时代的上层建筑，民主制度在设计上就把任何官员都当做作奸犯科无所不为的罪犯来管制，从而使任何一个官员根本就没法贪污受贿，没法作奸犯科。万一还是发生了，由于权力是关在透明的笼子里运行，因为众目睽睽，无从逃遁，则必然会被揪出来，结果不仅要把吃的吐出来，还要叫你倒赔百倍，叫你身败名裂，要使你要么坐牢要么自杀！前者印尼、菲律宾、以色列到处都有例子，后者韩国也提供了例子。总之，法治的原则是保民管官，民权至上，行政长官和国会议员只有和依法为民众办事相关的一点特权，舍此之外和一般公民无异，不仅如此，为了防范官员以权谋私，权力越大必须接受民众监督的义务越多，唯有如此，才能迫使所有官员不敢以权谋私胡行枉为。
当然，民主政治也不是不讲道德，而是在法治的基础上讲道德，一个人的德性不好，多数人就不会投他的票，哪怕他当选了，发生了重大的道德问题，选民也可以依法将他罢免，至少下次不再选他。这样，民主时代，那些想做政治家的人就不能和普通人一样放纵自己，从走向政坛之日，甚至从走向社会之日，就必须时刻检点自己，以免落下有碍于自己当选的口实给人家议论从而影响选票。
5、民主政治是精英政治还是平民政治
民主政治是全民公平竞争的政治，是一切人都可以参与的利益博弈，在人口众多的今天，只能实行代议制，只能由大家选举出来的人当行政长官，由于决定什么人当议员、当行政长官的，是每一个公民手中的选票，而且，每一个成年公民只要符合基本条件就可以参加竞选，所以，我们说它是平民政治。也正因此，民主政治的本质是平民政治。
但是，这决不是说精英在民主政治中没有立足之地，恰恰相反，真正的精英必然是民主政治中的姣姣者。因为专制政治下的领袖是在极少数人中产生的，因此，其客观能力必然要求有限，只因为其排除了绝大多数人的参政，才使他们显得似乎很出众，民主政治则像职业篮球联赛，你必须一轮一轮和所有对手过招，才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这样完全靠从底层到上层竞争产生的领袖，当然只能是真正的精英。所以，那种以为民主政治不需要精英，以为民主政治中精英无所作为的看法，也是大错特错的，当然，民主制度下自封精英毫无意义，吹嘘某人为精英作用也有限，只有努力提高自己，并且在现实政治的竞争中过关斩将，用实际成绩说明，才是唯一有效的方式。
一方面，政治作为分饼，和每个人利益相关，因此是最不需要专业知识的，每个人都有发言权，但这只是平民政治的一面，是每个人都平等的投票权的问题。另一方面，政治毕竟涉及广大民众的利益平衡，涉及社会经济管理，涉及纲领政策的制定、实施，这样，就需要大量的丰富知识，还需要对社会大众有亲和力，对不同利益集团互相冲突的诉求有调和能力，因此，政治又是很专业、很需要才华的事情——要成为政治家，必须具备很多过人的才干。从国家层面说，对大规模社会事务的管理必须借助职业的政治人才，必须借助少数的社会精英，否则就会导致混乱和灾难。
正因为民主政治是竞争政治，这也决定了每个集团都必须尽可能的吸纳精英，否则，集团再强大，没有个好的领袖团队也一事无成，必然被其他团队打败，如拿破崙所说，一头狮子率领一群绵羊就可以打败一头绵羊率领的一群狮子。尤其是今日中国的前途命运，民主阵营能否涌现足够多的政治精英人物，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民主进程的快慢。
民主事业当然以权利平等、人格平等为基础，但是，这和在团队内部确立必要的等级制度是不矛盾的，没有等级就没有高效率的组织，就没有强大的战斗力。当然，现代民主党团必须是松散结构，不能成为等级森严的官僚组织，团队内部的等级只是工作需要，而且必须自下至上的进行授权，也不可以固化。对一个生机勃勃的民主团体来说，使人才能尽快跃升到顶尖应该是其基本的组织原则，唯有如此，这个民主团体才有最大的活力，才最能代表用户者的利益。
因此，我们必须正视今日异议人士中的一种错误观念，那就是因为中共统治以个人崇拜极大的危害了中国，所以，民主事业中每一个人绝对平等，不需要有领导，更不需要有领袖。事实正好相反，多元化竞争社会是不可能发生个人崇拜危害的。与此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说，今日中国的民主与专制之争就是双方精英力量对比之争，在民众都觉醒了的情况下尤其如此，没有足够的社会精英进入民主阵营，中国的民主事业是不会轻易成功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从基本制度原则来说，民主政治是平民政治，从民主时代的现实政治博弈来说，精英政治仍然具有极大意义。
6、民主政治是买方市场
市场经济中，只有卖方实现充分竞争才能成就买方市场，也只有买方市场才符合消费者的利益，才能使市场实现良性循环。同样，专制政治的本质就是超级卖方市场，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垄断一切的结果，是他的货色再坏你也必须要，否则就得饿死。
民主政治下，一定意义上说，平民政治组成了买方市场，精英则是社会管理方针政策的卖方，大众有权利通过投票来选择自己认为适当的社会管理方针政策。也正因此才能够对国家领导人和他们的方针政策进行优胜劣汰，从而确保政治不断地清明进步，越来越符合民众的需要。
综上所述，民主无非是人人都有参加分饼的权力，实行民主无非是按公平的规则办事，没有任何高深莫测之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是唯一能够让所有人都合脚的鞋子。中国之所以难以实行民主制度，绝不是中国人的素质问题，而是中共当局剥夺了中国公民参加分饼的权力的问题。中国公民要想避免国家被邓小平的专制资本主义变成资源耗尽的垃圾场，就必须群起抗争夺回分饼权，要夺回分饼权，建立合理的分饼制度，则还需要为自己服务的精英群体和领袖群体的带领。与此同时，怎么分均匀，怎么建立良好的分饼规则，绝不是空口白话能解决的，只有在大家都来参加分饼活动的过程中一点点的完善，说到这里，民主政治有一个成长过程也就不证自明了。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