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27日讯】 打碎了贫民百姓的“中国梦”
最新的消息表明：邓正加脑袋左侧有一处长6釐米、宽4釐米的红色血印，后脑部有一处长5釐米、宽2釐米的红色血印。这两处血印在翻开邓正加的头发后就能看到，比较明显。头颅内有淤血覆盖。邓正加死前肯定遭到重物击打，据尸检者推测，邓正加应是颅内大出血死亡。
与邓正加夫妇一起卖瓜的妻妹对媒体说：“正在摆摊，十几个城管开车来，一句话都没说，下车就把西瓜和秤拿走了。”她姐姐想去抢回来，几个男城管就过来抓住了她，其姐夫站出来想要阻拦，于是“被城管用秤砣打了，用脚踢，人还剩一口气的时候，有城管还说‘要打就打死’。”邓正加案令人心惊，这明显是蓄意杀人，而且是在邓正加进入合法经营区域之后（这一点多被忽略，但却十分重要），他们杀回马枪，第二次对邓正加“执法”。与其说这是“执法”，不如说是挑起事端，执意要“修理”瓜农。城管在“执法”外衣的保护下，有恃无恐，以致丧心病狂地将瓜农打死了。
在铺天盖地的舆论谴责中，当地维稳县长贺遵庆于2013年7月18日凌晨4点多，率领数百名特警、武警，手持盾牌、警棍，一路高喊“不让路者死！”，成功击退大批群众，打跑记者，打伤数十人，将死亡者尸体抢走。随后他们用金钱及恐吓摆平了家属，同时官方媒体一律被要求使用“通稿”，禁止擅自发声；而“通稿”之外的报导均被视为“敌对”。但是这种上下恶性互动的强制维稳，无异于抱薪救火，不断恶化的野蛮权力，打碎了平民百姓的“中国梦”。
谁杀了邓正加
事件本身比较简单，行凶者是临武县城管局执法三大队大队长廖卫昌等人。但为什么城管敢于以暴力执法为己任，谁赋予城管聚众“打砸抢”的权力？世界上除了中国，是否有一个国家，有一帮由政府豢养，以打砸抢为“执法”目标的“城管”大军？臭名昭着的城管为什么一路走来兴旺不衰？
2008年1月，湖北天门企业家魏文华路遇城管推搡村民，感叹了一句“城管又在打人了”，并拿出手机拍照，结果引来数十名城管围殴，被活活打死；2009 年3月，江西萍乡数十名城管拆除违章建筑时，将一名年近六旬的村民围殴致死；2011年7月26日，贵州安顺残疾水果摊贩“毛老九”被3名城管活活掐死，凶手随后用爆炸物驱散现场群众，导致30人受伤；2013年6月，武汉城管当街暴打小贩致死……
2002年5月26日，河南安阳市轻工路，10多名城管执法人员围住一名贩卖西瓜的青年，强行扒下他的裤子，并抢走其手机；2002年6月2日，北京房山区城关城管在整治露天烧烤的行动中，一城管人员挥刀刺伤一经营电话亭的个体户，还打昏其70岁的老母亲；2003年1月7日，当天最低气温为零下3度，南京新街口街头小贩韩银玉被城管队员罚跪、连抽耳光、三盆冷水从头浇到脚；2003年2月13日，西安雁塔区小寨兴善寺东街一摆摊的孕妇金昌艳被城管执法人员推倒在地，城管人员还嫌不够，竟然用脚在孕妇的肚子上猛踩了两脚，导致婴儿胎死腹中……
为什么城管恶行累累，多年来却无收敛，至今横行无忌？依我看来，城管的强制管理和暴力威慑正是政府“以民为敌”的暴力思维的外化。
小商贩为什么成为被驱赶、被暴打的对象
小商小贩，从来就是城市的一道风景。几千年来，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从来就是一庞大的底层民众群体，靠自己的辛苦卑微地谋生。但在中国，他们之成为城管的劲敌，是因为官员追求政绩和维稳，刻意维护市容和秩序，而官员们的要求偏执傲慢，为了达至目的，他们动用行政权，指令城管暴力驱赶小商贩，禁止他们街头贩卖，实际上这就是剥夺小商贩的基本人权：生存权。
城管暴力执法的凭据，是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这是最早的综合执法的法律文件。其第16条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这是“综合执法”的法理依据，但法条呢？适应的对象和范围呢？因此，该条规定形同虚设，不可作为执法依据。况且，“行政处罚”就是罚款没收吗？就是打、抢和砸吗？这是公然侵犯公民的财产权及暴力侵犯人身。
我们看到城管队伍日益庞大，其集中了几十个部门的权力，但都是被让渡的“代理”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权限，城管暴力就衍生于这个模糊地带，从而僭越了警权。由此，这也就决定了城管的非法地位的几种形态：一、没有全国性统一法规约束规范。二、职能混乱。三、管理权、服务权、强制执法权三权混淆，严重僭越警权。城管暴力实际上来自僭越的警权，其从一开始就是非法的，城管之恶的温床正是在此。由此可见，城管暴力执法不是由于其人员素质低，而是来于隐性的制度设计。早在10多年前北京的一次城市管理会议上，城管暴力就被认定是“快速”“有实效”的管理方法。此后，各种城管人员的培训教材中，都有“打砸抢”——快速处置现场的内容。
城管暴力一如高房价，其背后的推手是地方政府。高房价源自地方当局的“土地财政”；城管暴力则源自地方政府的追求政绩和维稳思维，其本质是：不顾理性，不讲法律，快速处置，只讲实效。
城管，中国城市管理的罪恶之花，其造孽太多了。瓜农邓正加之死再次昭示天下城管之恶。城管之恶实乃政府蛮横之恶、追求政绩之恶、维稳之恶。当局只要不对之放弃，一个“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中国梦”就是妄谈！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最新的消息表明：邓正加脑袋左侧有一处长6釐米、宽4釐米的红色血印，后脑部有一处长5釐米、宽2釐米的红色血印。这两处血印在翻开邓正加的头发后就能看到，比较明显。头颅内有淤血覆盖。邓正加死前肯定遭到重物击打，据尸检者推测，邓正加应是颅内大出血死亡。
与邓正加夫妇一起卖瓜的妻妹对媒体说：“正在摆摊，十几个城管开车来，一句话都没说，下车就把西瓜和秤拿走了。”她姐姐想去抢回来，几个男城管就过来抓住了她，其姐夫站出来想要阻拦，于是“被城管用秤砣打了，用脚踢，人还剩一口气的时候，有城管还说‘要打就打死’。”邓正加案令人心惊，这明显是蓄意杀人，而且是在邓正加进入合法经营区域之后（这一点多被忽略，但却十分重要），他们杀回马枪，第二次对邓正加“执法”。与其说这是“执法”，不如说是挑起事端，执意要“修理”瓜农。城管在“执法”外衣的保护下，有恃无恐，以致丧心病狂地将瓜农打死了。
在铺天盖地的舆论谴责中，当地维稳县长贺遵庆于2013年7月18日凌晨4点多，率领数百名特警、武警，手持盾牌、警棍，一路高喊“不让路者死！”，成功击退大批群众，打跑记者，打伤数十人，将死亡者尸体抢走。随后他们用金钱及恐吓摆平了家属，同时官方媒体一律被要求使用“通稿”，禁止擅自发声；而“通稿”之外的报导均被视为“敌对”。但是这种上下恶性互动的强制维稳，无异于抱薪救火，不断恶化的野蛮权力，打碎了平民百姓的“中国梦”。
谁杀了邓正加
事件本身比较简单，行凶者是临武县城管局执法三大队大队长廖卫昌等人。但为什么城管敢于以暴力执法为己任，谁赋予城管聚众“打砸抢”的权力？世界上除了中国，是否有一个国家，有一帮由政府豢养，以打砸抢为“执法”目标的“城管”大军？臭名昭着的城管为什么一路走来兴旺不衰？
2008年1月，湖北天门企业家魏文华路遇城管推搡村民，感叹了一句“城管又在打人了”，并拿出手机拍照，结果引来数十名城管围殴，被活活打死；2009 年3月，江西萍乡数十名城管拆除违章建筑时，将一名年近六旬的村民围殴致死；2011年7月26日，贵州安顺残疾水果摊贩“毛老九”被3名城管活活掐死，凶手随后用爆炸物驱散现场群众，导致30人受伤；2013年6月，武汉城管当街暴打小贩致死……
2002年5月26日，河南安阳市轻工路，10多名城管执法人员围住一名贩卖西瓜的青年，强行扒下他的裤子，并抢走其手机；2002年6月2日，北京房山区城关城管在整治露天烧烤的行动中，一城管人员挥刀刺伤一经营电话亭的个体户，还打昏其70岁的老母亲；2003年1月7日，当天最低气温为零下3度，南京新街口街头小贩韩银玉被城管队员罚跪、连抽耳光、三盆冷水从头浇到脚；2003年2月13日，西安雁塔区小寨兴善寺东街一摆摊的孕妇金昌艳被城管执法人员推倒在地，城管人员还嫌不够，竟然用脚在孕妇的肚子上猛踩了两脚，导致婴儿胎死腹中……
为什么城管恶行累累，多年来却无收敛，至今横行无忌？依我看来，城管的强制管理和暴力威慑正是政府“以民为敌”的暴力思维的外化。
小商贩为什么成为被驱赶、被暴打的对象
小商小贩，从来就是城市的一道风景。几千年来，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从来就是一庞大的底层民众群体，靠自己的辛苦卑微地谋生。但在中国，他们之成为城管的劲敌，是因为官员追求政绩和维稳，刻意维护市容和秩序，而官员们的要求偏执傲慢，为了达至目的，他们动用行政权，指令城管暴力驱赶小商贩，禁止他们街头贩卖，实际上这就是剥夺小商贩的基本人权：生存权。
城管暴力执法的凭据，是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这是最早的综合执法的法律文件。其第16条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这是“综合执法”的法理依据，但法条呢？适应的对象和范围呢？因此，该条规定形同虚设，不可作为执法依据。况且，“行政处罚”就是罚款没收吗？就是打、抢和砸吗？这是公然侵犯公民的财产权及暴力侵犯人身。
我们看到城管队伍日益庞大，其集中了几十个部门的权力，但都是被让渡的“代理”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权限，城管暴力就衍生于这个模糊地带，从而僭越了警权。由此，这也就决定了城管的非法地位的几种形态：一、没有全国性统一法规约束规范。二、职能混乱。三、管理权、服务权、强制执法权三权混淆，严重僭越警权。城管暴力实际上来自僭越的警权，其从一开始就是非法的，城管之恶的温床正是在此。由此可见，城管暴力执法不是由于其人员素质低，而是来于隐性的制度设计。早在10多年前北京的一次城市管理会议上，城管暴力就被认定是“快速”“有实效”的管理方法。此后，各种城管人员的培训教材中，都有“打砸抢”——快速处置现场的内容。
城管暴力一如高房价，其背后的推手是地方政府。高房价源自地方当局的“土地财政”；城管暴力则源自地方政府的追求政绩和维稳思维，其本质是：不顾理性，不讲法律，快速处置，只讲实效。
城管，中国城市管理的罪恶之花，其造孽太多了。瓜农邓正加之死再次昭示天下城管之恶。城管之恶实乃政府蛮横之恶、追求政绩之恶、维稳之恶。当局只要不对之放弃，一个“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中国梦”就是妄谈！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