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19日讯】以前,我在不同媒体上谈到毛泽东感谢日本皇军侵华,总有些受众认为是厚诬中共的建国伟人。近日有人也整理了一批材料,可以进一步证实毛泽东对日军真诚的谢意。
毛泽东面谢日本人,我以前举过的例子如他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会见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等时的谈话纪录,在这批材料中也出现了。此外,毛泽东还在其他场合解释了他感谢日本皇军的原因,甚至遗憾日军太早投降。他说:“‘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取政权。日本投降早了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得更好一些。”(《学习资料》(1957至1961,北京清华大学,页260)所谓准备得更好一些,就是趁着日本侵华扩大中共的势力。
至于河南人民出版社1966年出版的《庐山会议实录》,则记载着毛泽东所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愈少愈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是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毛泽东选集》中,毛更表示:“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们还可以藉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总方针,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世情往往十分诡异,毛泽东并不讳言中共希望日军多占土地,但很多人却相信他们是抗日的主力。中共宣称抵挡了接近六成日军和全部汪伪军,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假抗日真反共,等到日本投降了,才下山“摘桃子”。如果说,毛泽东将自己的意图隐藏起来,只是宣传他们才是抗日主力,那么民众中了宣传之毒,还可以理解,实情是两种说法都存在、都接触得到,人们却选择性地拒绝相信中共借抗日为名壮大自己,只肯相信他们是抗日的民族英雄。我认为这只能显示出民众的愚昧和可欺。
记得对南京大屠杀发掘出很多史料的张纯如女士生前到访多伦多,华社曾举行过大型招待会。我出示一册山东教育出版社的《中国历史大事纪年》,这是中国高等院校史学参考书,以编年形式记载从远古到中共建政为止的历史大事。书中并没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在大屠杀发生期间,它记载的是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甚么报告等。
这是很有典型意义的一本书,《中国历史大事纪年》显示中共所施行的教育是党高于国,党比国重要。毛泽东早已声明:“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对政府(国民政府)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是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
我在撰写《郁达夫研究》时,对潘汉年这人发生很大兴趣。潘本来只是创造社藉藉无名的小伙记,和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的声望相差极远,但他投身中共后,很短时间就成为中共文艺界负责人之一,左翼作家名声再大都要听他指挥。但更传奇的是他进一步又成为中共情报头子之一,在抗战期间,以向日本提供国民政府的情报,成为日本岩井机关的合作人。潘汉年资料陆续曝光,也旁证了中共勾结日本颠覆本国合法政府的真相。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毛泽东面谢日本人,我以前举过的例子如他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会见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等时的谈话纪录,在这批材料中也出现了。此外,毛泽东还在其他场合解释了他感谢日本皇军的原因,甚至遗憾日军太早投降。他说:“‘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取政权。日本投降早了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得更好一些。”(《学习资料》(1957至1961,北京清华大学,页260)所谓准备得更好一些,就是趁着日本侵华扩大中共的势力。
至于河南人民出版社1966年出版的《庐山会议实录》,则记载着毛泽东所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愈少愈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是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毛泽东选集》中,毛更表示:“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们还可以藉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总方针,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世情往往十分诡异,毛泽东并不讳言中共希望日军多占土地,但很多人却相信他们是抗日的主力。中共宣称抵挡了接近六成日军和全部汪伪军,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假抗日真反共,等到日本投降了,才下山“摘桃子”。如果说,毛泽东将自己的意图隐藏起来,只是宣传他们才是抗日主力,那么民众中了宣传之毒,还可以理解,实情是两种说法都存在、都接触得到,人们却选择性地拒绝相信中共借抗日为名壮大自己,只肯相信他们是抗日的民族英雄。我认为这只能显示出民众的愚昧和可欺。
记得对南京大屠杀发掘出很多史料的张纯如女士生前到访多伦多,华社曾举行过大型招待会。我出示一册山东教育出版社的《中国历史大事纪年》,这是中国高等院校史学参考书,以编年形式记载从远古到中共建政为止的历史大事。书中并没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在大屠杀发生期间,它记载的是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甚么报告等。
这是很有典型意义的一本书,《中国历史大事纪年》显示中共所施行的教育是党高于国,党比国重要。毛泽东早已声明:“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对政府(国民政府)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是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
我在撰写《郁达夫研究》时,对潘汉年这人发生很大兴趣。潘本来只是创造社藉藉无名的小伙记,和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的声望相差极远,但他投身中共后,很短时间就成为中共文艺界负责人之一,左翼作家名声再大都要听他指挥。但更传奇的是他进一步又成为中共情报头子之一,在抗战期间,以向日本提供国民政府的情报,成为日本岩井机关的合作人。潘汉年资料陆续曝光,也旁证了中共勾结日本颠覆本国合法政府的真相。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