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19日讯】被掩盖的抗战真相——蒋介石毛泽东在抗战中的表现
自1937年开始的八年抗战，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中最惨酷最壮烈最艰苦也是最光辉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为灭亡我民族国家的大规模侵略，我中华儿女抱着不做亡国奴的决心，奋起抗战，万众一心，以血肉之躯对抗拥有先进武器的强敌，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历经八年苦战，终于获得胜利，收复失地，并使中国跃居世界五强之一，走上民族复兴的光明大道。
可是抗战胜利不久，国共两党爆发内战，结果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失败，退出大陆，中共获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随着毛泽东独裁专制制度的不断加强，“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在文化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对抗战历史极尽歪曲丑化隐瞒掩饰之能事，使一部抗战史成了谎话史，这就对传承中华历史文化和发扬民族精神造成极大损害。
本人是亲历八年抗战的新闻记者，曾在国共两方从事抗日宣传，对双方均无政治 偏见，特别是曾两次遭日伪特务暗杀而幸存，多次在战场炮火下差点牺牲。这些经历，使我对国共两党和蒋介石、毛泽东在抗战中的表现和作用有了更深的认识。为了响应中共“求真务实”的号召，我根据亲见亲闻，结合众多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参考共产国际和苏联派驻延安代表弗拉第米诺夫的4年《延安日记》（以下简称苏共代表弗氏）撰写此抗战记事，给久经洗脑对抗战蒙昧无知的人们，提供一幅真实的抗战图景，以存真史，为建设只说真话的文明社会略尽绵力。以下就长期有争议的一些问题加以述评。
攘外与安内
日寇发动918事变占我东三省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未作抵抗，日寇得寸进尺，又向华北进逼，蒋介石不断妥协退让，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毛泽东和知识界左翼纷纷指责为卖国的反动政策，要求立即实行抗战，各地学生数万人奔赴南京抗议请愿，要求立即宣战，将前来劝谕的蔡元培推倒在地，把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打成重伤……究竟这个先安内再攘外的政策，是否反动卖国？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了解当时的客观形势。
20世纪初，中国各地军阀林立，为权为利不断争战，全国一片混乱。1926年蒋介石率北伐军荡平三大军阀集团---东北张作霖、华北吴佩孚，华中孙传芳，然众多省份的诸侯仍拥兵自重，独立施政，不受国民政府领导（如新疆盛世才、山西阎锡山、青海马步芳、山东韩复渠、广西李宗仁、广东陈济棠等）特别是还有一个国中之国---中共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接受苏联给的经费，一切听命于苏联顾问指挥，任务是推翻国民政府，于是引起国共两党长期内战。当蒋介石调兵北上抵御日寇，中共乘机从江西向四周扩张，蒋介石回师剿共，日寇又乘机南侵，形成了日寇中共夹击之势，在如此四分五裂的情况下，加之经济和军力衰敝，哪有力量进行抗战？蒋介石逼于形势才定下“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蒋介石忍受辱骂，埋头进行抗战的准备工作---首先与各省当权者谈判，在国破家亡的共同威胁下，各省诸侯都表示愿意团结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共御外敌，中共也承诺取消苏维埃国，接受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领导，于是分裂的十个手指握成一个铁拳，全国实现了大团结大统一。蒋介石又积极进行经济和军事准备工作---通过币制和税制改革，政府财政收入成倍增加。于是向外国购买军火，在后方建兵工厂，又修造未完成的平汉铁路通车，修造万馀公里公路，在战略要地建大炮、机枪掩体3700多座……经过六年准备，便国力大增，打下了抗战的初步基础。日寇制造芦沟桥事件发动大规模侵略时，有了底气的蒋介石才敢于在庐山发表宣言，宣告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从此全国人民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均要负起守土之责，要不怕牺牲，挽救民族危亡，振兴民族精神，于是全面抗战开始了。
但即使在这时，据国民政府军政部调查；全国军队的枪械子弹仅够半年战争之用，可见如在六年前九一八事变时就盲目开战，中国军队只会如以卵击石般，不堪一击，遭致迅速灭亡的惨祸。由此看来，“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有利于抗日的正确政策，至今官方书刊仍斥为卖国反动显然是错误的。
爱国与卖国
长期以来蒋介石被毛泽东和官方书刊称为卖国贼，称国民政府为卖国政府，这些政治帽子是否合适呢？
事实是：蒋介石长期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信奉“精忠报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古训，有强烈的爱国观念和民族主义思想。他对英日等帝国主义不断侵略深表愤恨，他率领的北伐军就是高唱着“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踏上征途的。日寇侵占东北后，他立即写了遗嘱，决心献身为国，收复失土，并希望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纾国难。他言行一致，八一三上海会战，他调派70万大军主动进攻日军，以解华北之危，并亲赴战区督战，使日寇遭到重创，三易其司令官，打破了它“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由于己弱敌强，国军败退，南京沦陷，日寇举国欢庆中国要亡，但他迁都武汉，坚持抗战，武汉失陷，迁都重庆，屡败屡战，毫不气馁，日寇不断诱降，均被他拒绝，他在《日记》中称：“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以振兴我民族精神”。在他宁死不屈精神感召下，全国军民也奋勇战斗，不惜牺牲，终于获得最后胜利。蒋介石不愧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杰出领导人和民族功臣，至今也末发现他的任何卖国的证据。
蒋介石致力于争取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蒋介石以同盟国的盟国身份多次与英美苏有关国家交涉，要求归还它们所占中国领土和主权（租界和治外法权等），获得成功（只有斯大林拒绝归还外蒙古）。此外，蒋还推已及人，支持亚州其它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斗争。他公开宣告，帮助朝鲜复国是中国抗战的任务之一，为此他资助和支持设在中国的朝鲜流亡政府的复国斗争，他还支持印度甘地的复国斗争，这些事又反映了他的国际主义精神。
毛泽东爱国吗？他也爱，可那时他爱的不是中国而是苏联国。日寇占我东北后，毛泽东给党内提出的主要任务，首先是“武装保卫苏联”，因为共产国际认为日占东北是向苏联进攻的前奏，第二位任务是推翻国民政府，最后的任务是抗日。他把抗日看成是次要的事，显然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声是不相符的。抗战开始后，毛规定抗日战争总方针：“一分抗日，二分应付（应付国民党和苏联的批评责难）七分发展（发展根据地和军队）”并要求各级严格遵守不得违反，说明他依然只准花最小的力量去抗日。党内有爱国心的将领不满意他轻视抗日，林彪首先打响平型关伏击战，接着彭德怀打响“百团大战”，他们立刻受到毛的严历批评，甚至把此事当作彭的罪行而不断批判。在毛的心目中，抗日是有罪的。为此他告诫将领们：“你们不要以为抗日是爱国，那是爱蒋介石的国。我们共产党也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祖国是苏联。”他又发挥他这个思想说：“我们要让日本多占地，形成日、蒋、我三国志，这种形势对我们最有利；糟糕的是日本占领我全国，那也不要紧，可以借助苏联恢复失地嘛！”
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反映了他的战略意图：以抗日为名，扩大根据地和部队，积蓄力量，为今后推翻国民政府作准备。为实现这个战略目标，他采取的步骤是从少抗日（一分抗日）到不抗日（抗日不是爱国）再到放任日寇多占地甚至亡给日本。这说明毛泽东完全不顾民族大义，实际已撕毁了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协定，背弃了他高喊团结抗日的壮严承诺，违反了全国人民对抗日救国的一致要求！他的这些指示，不是和汉奸汪精卫的“曲线救国论“异曲同工吗？（汪主张先亡国再慢慢设法复国）。
毛的指示，由以后事态的发展作了证明。自1940年“百团大战”后，中共部队再没有与日军打过一场较大的仗，却发动了大规模内战，抢占国民政府在敌后的众多抗日根据地，再发展到“联日反蒋”，实现他的“三国志”谋略。对他破坏抗战的种种勾当，曾在延安四年的共产国际和苏联代表弗氏是最具权威的见证人，让我们看看弗氏在《日记》中的证言吧：
“八路军、新四军事实上从1941年开始就停止了对日作战，百团大战是最后一次对日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得到指令，一律不准对日进行作战行动，包括受到攻击便撤退。”
“毛泽东认为参加抗日战争是错误的，抗战只是发动内战计划的一部分。”“毛泽东以对日作战的伪装，来占夺土地，为未来的内战扩张基地。”“毛的一切活动，便是加紧准备内战，在侵略者正在蹂躏这个国家时发动内战。”
“毛泽东赞成民族统一战线，却用全力使统一战线解体，毛对抗日势力的分裂负有主要责任……国共分裂是一个不祥的现实，这自然有利于侵略者。毛破坏全国联合抗日的政策，等于给日本增加了几十个师团的实力”。
“毛自称是共产主义者，但一个共产主义者能鼓励敌人占领他的国家，掠夺他的财富吗？”
“我到新乡贺龙部队去了一次，众多的贺龙部队包围了一个驻有少量日军的村子，我问士兵为什么不消灭这些日军，士兵们回答：上面叫我们不要惹他们，他们也不惹我们。八路军就这样与日军和睦相处着……八路军的宣传是针对国军，未来的军事行动也是针对国军，这样就使日军的作战行动几乎全部获得成功。”“我到前线去后，深信中共领导阶层无意对日作战，他们把战争看成建立基地的良机。他们让日本人与国民党对抗，如果日军击败国军，中央政府的权力受到破坏，八路军便立即渗入到那里，如果必要的话，便干掉统一战线的战友来攫夺政权。毛泽东在来犯的敌军前退却，寻找机会使国军与日军冲突。在国难当头时，这样一种手段是不忠不义而有过之。”
弗氏是中共盟友，他不愿直截了当指斥毛泽东，他要为毛泽东留点面子，才含糊地说“不忠不义而有过之”，意思是说毛是比不忠不义的人更坏的人，那是谁呢？不就是叛国者，民族罪人吗？（按中国的通俗称呼就是汉奸）。
弗氏还写了其它使他十分反感的事：“中共解放区有一幅离奇古怪的景色，所有单位都与日军后勤部队做买卖，到处可买到日本货。还有鸦片买卖，我在中共120师部的一座房屋内看到正在加工鸦片，送到市场上去。中共陕甘宁边区是以生产鸦片为特色的，成百公顷土地种着罂粟，这是一个可耻的事实。政治局要求扩大生产鸦片，派任弼时领导这一工作，鸦片是特区出口贸易的主要商品。”当时日寇正在占领区实行“毒化政策”，大小城市遍布吸烟馆，日寇鼓励中国人吸鸦片，吸得人们骨瘦如柴，倾家荡产，丧失了抗日的意志和体魄；日寇企图用“毒化政策”的慢性杀人手段来消灭中华民族，而毛泽东却与日寇配合来残害同胞，这是他害国害民的又一罪行。
宣传与事实
专制国家的执政党都设有宣传部，任务是垄断意识形态，控制信息传播，为一党私利而隐蔽真相，散布谎言，进行愚民教育。国民党的宣传也有此类弊病，但蒋介石虽然独裁专制，人民仍享有一定的新闻言论自由 ，国统区允许众多反对党和社团存在，有众多不受管制的民间报纸刊物，还让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公开发行，如果国民党的宣传有违事实，就会遭到群起而攻，因此国民党的宣传还有相当的可信度。中共的宣传不然，中共抗战时统治的陕甘宁边区或后来的“新中国”，不容许独立的政党和媒体存在，在严格的新闻文化管制下，舆论一律，造谣说谎的记载比比皆是，现将有关抗战的宣传与事实作一对比。
“红军长征是为北上抗日”——事实是：江西红军战败后突围西撤，西部省份地瘠民贫，人口稀少，大部队难以存活，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接到斯大林指示：如果你们生存有困难，可撤退到外蒙边境或新疆，苏联可给援助，于是中共决定北撤。毛泽东对战友说，我们退到外蒙，将来再打回来。为了宣传，打出了抗日的旗号。在北撤途中，他们看到报纸上报导说陕北有刘志丹、高岗的共军在根据地活动，有的将领高兴地说：“我们有救了！”于是他们就到陕北安营扎寨了。毛曾派部队向外蒙和新疆挺进，以接受苏联军援，但遭国军和军阀部队阻拦未能成功。
“毛泽东创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实是：日寇侵占我东北后，蒋介石痛感各党派不团结不能御敌，即向江西苏区的毛泽东建议建立国共两党抗日统一战线，却遭毛泽东一口拒绝。1936年因苏联受到德国和日本进攻的威胁，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决议，要求各国共产党团结各阶级各党派建立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国家进攻苏联，蒋介石从驻苏使馆得到此讯息后，十分高兴，当即通过宋庆龄派董健吾牧师（中共地下党员）到西安，与中共人员洽谈，毛泽东在共产国际的督促下，才接受蒋的建议。几经谈判，中共决定撤消苏维埃共和国，接受国民政府领导，陕北苏区改名陕甘宁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接受军事委员会指挥和提供军饷枪械，红军帽徽由红五角星改为青天白日，于是国共两党开始“团结抗日”。
“西安事变时毛泽东设法释放蒋介石”-----事实是：蒋介石到西安督战剿共，被张学良扣押，中共知道张有领袖欲，就怂恿张与中共联合组建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推张为主席和总司令。毛泽东朱德等建议张杀死蒋介石，张亦有此意。这时突接斯大林指示，说中国必须实行抗日战争，有能力有资格领导抗战的人只有蒋介石，中共应与国民党谈判，和平解决争端。毛泽东准备先下手为强，杀了蒋介石再说，这时又接到共产国际电令，严词要求释放蒋介石，并指责张为汉奸，张扣押蒋只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毛不得已才要求张把蒋释放了。当时蒋正率60万大军围攻3万中共部队，准备一举歼灭红军，西安事变使剿共再一次失败，所以人称张学良是中共的救星，而张的政治野心则告破灭，张曾后悔说：我上了中共的当了。
“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多次掀起反共高潮”——所谓“第一次反共高潮”的事实是：抗战开始时，山西省主席阎锡山担心自己无力抵抗日军进攻，邀请中共派部队进山西协助防御，协助组建新军，派干部帮助他的“牺牲同盟会”加强地方政权。中共应邀派八路军三个师和大批干部到山西，但后来中共施展统战手法，使阎的新军叛变投入八路军，全省105个县中75个县的县长都成了中共党员，阎的省政府变成了他不能指挥的空壳，阎对中共反客为主、雀巢鸠占十分气愤，要求中共撤出部队和政府及社团中的党组织，被毛泽东严词拒绝，阎就派他的旧军进攻八路军遭到失败，这样山西成了中共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
所谓“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事实是：中共占领山西后，又派八路军进军河北、山东发动内战，消灭了两省敌后的国军，逐出和消灭了两省省政府和地方政府，把国民党的抗日根据地变为中共的抗日根据地。随后八路军和新四军向驻防苏北的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部队进攻，黄桥一战消灭韩部一万七千人，基本控制了苏北。这时新四军总部所率一万名部队也正在安徽不断向四周扩张，国民党因敌后根据地不断遭中共侵夺，感受到很大威胁，军事委员会下令新四军总部所率部队北上抗日，指定走直线路径北渡长江，毛泽东原已同意这条北撤路线，却又密令副军长项英率部改向东南方向，在江苏镇江渡长江前往苏北。毛的意图很明显：让北上的项英部与自北南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夹击韩德勤部，将韩残部几万人彻底消灭。国民政府随即以违反军令为名，派大军包围向东南行进中的项英部队，经七天激战，项英部队损失七千人，其馀的，经国民政府指定路径安全北撤归队。苏北韩部不久被中共部队歼灭，苏北又成为中共的“抗日根据地"”。
以上两次所谓“反共高潮”，实际都是国民党为抵抗中共侵占其敌后根据地而进行的自卫反击战，是中共主动挑起，中共宣传倒果为因，隐瞒歪曲了事件真相，反而倒打一耙说成“反共高潮”。
“共产党抗日最积极”——事实是：毛泽东不愧是杰出的宣传家，他的抗日口号喊得比蒋介石响，还写了《论持久战》等着作，从他的言论文章看，他无疑是积极抗日的人，但实际情况大不相同，与毛打过四年交道的苏共弗氏说：“毛泽东的话与他的行动往往正好相反。”事实表明，毛是个阴媒家和说谎家。如1937年召开的洛川会议上，毛宣称要坚持国共抗日统一战线，要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团结抗日，他还动员各将领联名给蒋介石发致敬电，称颂蒋委员长万岁，可是同时却向将领们发出号令：部队的主要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到敌后去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扩充军队，为今后夺取政权打基础；在统一战线中，要掌握领导权，要和顽固派、投降派（指国军与蒋介石）做斗争；要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不要受爱国主义的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以后他对党内干脆把抗日战争称为“日蒋矛盾”，表明他与抗日无关，他已退出了抗日阵营，专心致志于打内战了。苏共弗氏写道：“中共领导阶层把国民党视为主要敌人，不遗馀力地占夺国军控制的土地，不择手段来达到此目的。中共这种活动，显然损害了抗日力量，增添中国人民的许多牺牲。”“毛泽东把自己的人民当作夺取政权的工具，几百万人流血与苦难，不幸与忧伤，对他完全是抽象的概念。”
“共产党将实行民主 宪政”——这是毛泽东 抗日后期向国内外发出的最强音。这时他看到抗战快胜利了，国军已被日寇严重地削弱，而中共的实力已大大增强（已占领了从陕北到华北再到华东沿海的一大片土地，部队己扩大到120万正规军、200万民兵）改朝换代的野心快实现了，为了迷惑国内外人们站到他一边，就在会见美国政要、中外记者、中国各党派人士时大唱民主赞歌，宣称他要实行美国林肯总统的民有、民治、民享，实行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自由，要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宪政，要实行各党派合作的联合政府，要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更是连篇累牍地宣传毛的民主宪政主张，一时蛊惑了美国大使、特使、中外记者、中国民主人士，他们纷纷到延安去朝圣、会谈，美国大使赫尔利甚至与毛签订了合作协议，中国一些党派开始站到中共一边反对蒋介石专政，广大知识分子欢欣鼓舞，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前景，对中共心响往之。可是毛泽东这位民主吹鼓手，不久就原形毕露，在中共战时统治区和后来的“新中国”，民主党派和广大知识分子都上当受骗了。
和平谈判
日寇侵华，正如俗话所说：贪心不足蛇吞象，它的财力军力均不可能并吞中国，于是采取“以战养战”、“和谈诱降”等毒计，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曾与日寇和谈，由于两人对抗战的态度和立场不同，他们与日寇谈判的结果也大不相同。南京沦陷后，日寇派人向蒋介石谈判诱降，蒋介石起先拒绝，由于党内外不少高层人士（如于右任、胡适等）对抗战前途悲观，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蒋介石遂派曾任北平、天津市长的秦德纯赴香港与日使谈判，蒋的要求是完全恢复芦沟桥事件前的领土主权，日方则提出苛刻条件：承认伪满州国，赔偿战争损失，订防共条约、经济合作条约，华北驻军等，蒋认为丧权辱国，不予理睬，日又降低条件，不谈赔偿和伪满州国，其他大体不变，蒋拒不接受，日又请德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又被蒋拒绝，蒋在《日记》中称：“倭寇亡我之心不死，无和平可言也。”日寇恼怒，公开宣布不再承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孔祥熙，以财力己难支撑抗战，暗中派人赴港与日谈判，蒋获知后严词批评，后悉孔仍在与日谈判，大为震怒，下令：“今后再有人与日寇谈和，以汉奸论处，杀无赦！”于是彻底关闭了和谈大门。
毛泽东则不同。为了实现他的“三国志”谋略（联日反蒋），他主动派人与日方谈判。据中共领导人之一的王明在《回忆录》中记载：“毛泽东不经政治局委员们同意，由军委秘密电台发电给新四军政委饶漱石，要他派人代表毛去与日汪商谈合作反蒋事宜，同时停止中共对日汪的军事行动。”又据苏共弗氏记载：“我看到一份新四军参谋部的报告，它确切地表明，中共领导层与南京日本派遣军参谋部之间有着长期不断的接触，双方情报传递的终点是南京和延安。”随着众多知情人的揭露，毛泽东与日汪的合作关系逐渐清晰了。
原来饶漱石接到毛的指令后，就把中共与日汪商谈反蒋合作的任务交给了新四军情报部长潘汉年。其实潘早在1939年起就与日寇驻香港和上海二个总领事馆特工建立了针对国民政府的“情报交换”关系，接到毛的指令后，潘轻车熟路到上海，找到密友袁殊（留日共产党 员，因参加共产国际情报活动被国民党逮捕，成为军统特工，后又成为日寇特工，当时任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公馆”负责人）即偕同去见日外务省在中国的情报头头岩井英一，岩井见潘己不是一般情报员而是毛泽东特使，刮目相看，优礼有加，当即发给潘“特别通行证”（各地通行无阻），让他利用“岩井公馆”秘密电台与延安和新四军通报，并在上海最豪华的汇中饭店租一套房，供他居住，又让潘以“胡越明”的假名每月在“岩井公馆”领取大量活动费，随后就带领潘去见日寇在华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头头影佐侦召少将。影佐对毛泽东特使也热烈欢迎，隆重接待，经几次商谈，商定了合作办法。接着影佐批准潘去见汪精卫（影佐是汪伪政府太上皇，汪的一切行动须得影佐批准）。这样潘就与另一位好友李士群（留苏共产党员，被捕后成军统特工，后又成为汪伪政府特务头子——调查统计部长及江苏省主席）赴南京会见汪精卫。汪原是毛泽东的恩师（早年汪任国民党宣传部长，曾提拔毛任副部长）对潘更显亲切，即邀请毛派人参加他的议会和政府，潘则对汪表示：如汪与日合作有困难，欢迎汪到新四军来。潘与汪也谈妥了合作办法。
潘汉年与日汪商谈虽未签订书面协议（原因是毛泽东的抗日言论喊得比蒋介石响，日寇怀疑毛心中有诈，暂时不敢轻信）但仍取得多项重要默契：（1）日军与八路军新四军互不攻击，保持和平共处；（2）中共部队不再破坏铁路，保持交通顺畅；（3）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药品和通讯器材等）不受查禁；（4）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通过汪伪管理的长江封锁线，不予阻挠查扣。以上合作办法使日汪与中共均获得极大好处：日寇不再受中共部队抗击和威胁，得以腾出大量兵力来进攻蒋介石的抗日部队，同时因平汉、粤汉等铁路不再受中共部队破坏和威胁，日本国内和在朝鲜 、东北的兵力可顺利经铁路送往东南亚进攻盟军（海运受英美海军所阻），并把在东南亚掠夺的物资运回国内。至于中共，它得到日寇不再扫荡的保证，可以放手大胆地抢占国民党的敌后根据地和扩充军队，为推翻国民党政府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样就实现了毛泽东“联日反蒋”的“三国志”谋略。
潘汉年的活动为中共力量的壮大发展立了大功，可是“新中国”成立后他却遭到残酷镇压，从上海副市长任上撤下，长期投入监狱，直至病死在湖南劳改农场，官方宣布的罪状是：“瞒着党中央会见汪精卫，违反党纪，造成不良影响。”但毛去世后，党中央成立专案组对潘的历史审查了几年，发现他的一切活动都经毛泽东批准，根本没有“瞒着党中央”和“违反党纪”，而且他也主要是与日寇商谈而不是与汪精卫商谈，可见他的罪状隐瞒了重要的情节。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对这位功臣如此狠毒呢？显然因为潘掌握了毛泽东勾结日寇、破坏抗战的罪证，毛担心潘对此有所泄露，毛就会被扣上“汉奸卖国贼”的罪名遗臭万年，为了他的“名誉”，他才下狠心对潘栽赃和灭口，正像他后来对彭德怀、刘少奇、高岗、饶漱石等栽脏灭口一样，反映了他杀功臣的阴险毒辣的一贯手段。
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为”，毛的卖国罪行昭然若揭，能掩盖得住吗？
中流砥柱
中共和国民党都自称是抗战的中流砥柱。据《辞海》解释，中流砥柱是指支撑危局，担当重任的人。是否中流砥柱，要用一些条件来衡量，不是谁自己说说就算数的，用什么条件来衡量呢？就是看谁参加的战役多和大，谁杀伤敌人的数量多，谁的牺牲大，谁对抗战的作用大。现在就这几项作个对比：
参加战役数——蒋介石的国军参加10万人以上的会战22次，大型战斗（如台儿庄战役）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毛泽东领导的中共部队打了平型关伏击战和“百团大战”两场小仗后再无战斗记录。
杀伤敌军数——国军杀伤日军198万4千人，其中日军战死48万人，其馀为战伤。中共部队杀伤日军：平型关战役1千多人，“百团大战”1千多人。这两次战役以后，再无任何记录。杀伤日军将领为：国军杀死日将领126人，中共部队杀死日军将领3人。
国共两军牺牲人数——国军中陆军阵亡131万9千人，加上失踪和负伤共321万1千人，空军阵亡4300人。中共部队在平型关战斗中死伤千馀人，在“百团大战”中伤亡1万1千人。自这两次战役后再无伤亡记录。国共两军阵亡将领：国军阵亡211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5人，少将158人。中共阵亡团级以上军官5人（大部分为内战中阵亡）。
（中共平型关战役是山西会战的一部分，是伏击日寇的一支辎重车队和护卫队，缴获日汽车80辆与一些物资，消灭日护卫队约千人；“百团大战”为破坏正太、同蒲铁路和车站及矿山，遭日军扫荡，牺牲万馀人）
以上数字表明，国军作战次数、杀伤日军数、牺牲人数均超过中共部队千倍以上，国军为抗战主力，贡献最大，事实俱在。但毛泽东为掩饰真相，竟谎报战绩，捏造数字，声称中共毙伤日军百多万，消灭伪军近百万，牵制侵华日军的大部分，但却拿不出战役的时间、地点和战役经过的具体证据，实属伪造显无疑议。毛泽东经常把这类“战绩”交苏共弗氏向斯大林报告邀功，弗氏每次都在毛的报告后批注：“这是不真实的，是向外宣传用的”弗氏又写道：“毛泽东弄虚作假的数字，掩饰八路军新四军作战的真相及抗日统一战线的真实性，歪曲了历史真相，隐瞒他的真实意图”。“夸张是延安军方和党的负责人无例外地使用的手法，在这里是没法听到真话的。由于毛泽东的领导，说谎话成为一个策略，毛用他的假数字策略，向莫斯科报告。”中共拿不出对日作战的具体证据，就大事宣传“地雷战”、“地道战”，用来欺骗世人，实际上地雷战、地道战不过是中共为逃避作战而采取的消极自卫措施，是在和日军玩捉迷藏游戏，根本杀伤不了几个日本兵。
国共在抗战中的作用——蒋介石领导的国军负责正面战场，担负着抗战的主要责任，日寇以人数最多和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进攻国军，企图以速战速决战略消灭国军，蒋介石深知日寇的经济和军力均难支撑长期战争，就坚持持久战拖跨日寇。在日军飞机大炮坦克的进攻下，装备落后的国军节节败退，但仍寻找机会与日会战，以削弱其兵力；徐州、汉口等处会战均杀伤日军三四万人。国军牺牲虽超过日军三四倍，但蒋介石以不畏怯、不投降的坚强意志，率领国军浴血奋战，虽经多次严重危机（1944年日军攻到离贵阳不远的独山，蒋曾准备迁都西康），均转危为安，使抗战坚持到底，终获最后胜利。
在抗战中，国军以血肉长城阻挡敌人进攻，发扬了不屈服不投降的伟大民族精神，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史诗——在战斗中，整师整团整营全部战死的事比比皆是。抗战刚开始，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等军长就在战场英勇殉国；台儿庄战役打得十分惨烈，连日寇《战斗详报》也大赞国军的英勇：“中国军队的战斗精神、决死勇敢的浩气，无愧于蒋介石对他们的信任。该敌在狭窄的散兵壕内力战而死，尸体层层相叠，观其壮烈之态为之感叹！”如此壮烈情况，在国军中数不胜数，正是他们的英勇献身，才使抗战坚持到胜利，他们是民族英雄，抗战胜利的丰碑是他们用生命和血肉铸成的，他们发扬了伟大的民族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敬仰和纪念！
毛泽东领导的中共部队的表现怎样呢？中共部队承担较轻的游击战任务，如果中共用游击战与国军的正面作战密切配合的话，日寇决不可能侵占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也不会遭受长达八年的苦难。毛泽东在抗战一开始就在延安“坐山观虎斗”。太原会战时国军受到挫败，蒋介石要求毛泽东开展游击战支援，毛竟回答说：“目前游击战尚无执行的条件，要让敌人更深入后，后方空虚时才能进行。”也就是说，耍等日军消灭或逐出国军后才能进行游击战，这是团结抗日吗？这是见死不救，故意陷害抗日的兄弟！1944年，日寇全力发动侵占中国全部铁路线的“一号战斗”时，国军不断败退，蒋介石要求毛泽东用游击战破坏铁路进行配合，毛又置之不理。毛的目的就是让日军消灭更多的国军，为他夺取政权创造条件。同时他却积极发动内战，进攻国军，侵占国军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16个中共抗日根据地，扩展部队从抗战之初的3万人到1943年的50万人，增长十多倍，更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120万和民兵200万。这些根据地和部队抗日吗？不抗日，而是与日寇和平共处。1942年日陆军省发言人秋山在东京公开宣布：日军与中共部队从不互相攻击。国民党曾为此不断批评毛“游而不击”“遇敌即退，遇友则击”，毛毫不在乎，我行我素。苏共弗氏写道：“毛泽东的计划不是为抗日，而是发动内战，夺取政权。”其实早在1941年他就与日寇合作，破坏抗战，他把一党私利超过民族利益，他己走上了出卖民族利益的可耻道路了。，
根据上事实，你认为谁是抗战中流砥柱？谁领导和打赢抗战的？
“上山享福，下山摘桃”
毛泽东和官方书刊都指责蒋介石抗战时期在峨眉山上享福，抗战胜利后，下山“摘桃”（抢占抗战胜利果实）。事实是否如此呢？
事实是：抗战期间，蒋介石从未上过峨眉山。他曾亲临上海、汉口战场督战，在其后的多次战役中，他都是冒着生命危险赴战区开会和指导作战，他在武昌、柳州、桂林等地召开军事会议，曾因消息泄露，日寇派大批飞机跟踪轰炸，他的卫兵被炸死不少，蒋多次幸免于难，而他到战区督战的习惯不改，反映了他宁死不屈的精神。他还忙于处理外交内政，作为同盟国中国战区总司令，他要处理中印缅战区国军与盟军的调度配合，军援物资的分配，还曾到印度、缅甸视察。每晚入睡前总要写一篇日记，检讨当天工作思想的得失和今后如何改进。即使在工作紧张的战时，他也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习惯，不喝酒、不抽烟、不喝茶、只喝白开水。他的夫人宋美龄在他影响下，也多次冒险赴战地壕堑慰问将士，一次还翻车受伤。她在后方主持慰问救济伤病士兵和战争孤儿的活动，还曾赴美国访晤罗斯福总统和在美国国会与各地演讲，呼吁美朝野援助中国抗战。
至于毛泽东，据苏共弗氏记载，毛抗战期间从未离开延安清凉山，从未到部队去视察和慰问，他干些什么呢？他不断向部队发指令，指导部队创建根据地，扩充军力，消灭抗日的国军，却从不对抗日作任何部署。在党内，他发动“抢救运动”，把从各地投奔延安的青年和学生，几乎全部扣上国民党或日本特务的罪名，施以酷刑，投入监狱，制造恐怖气氛，使大家对他害怕。他长期开展整风运动，把对他有不同意见的王明、博占、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 等加以残酷批斗，逼他们承认自己的罪行，承认只有毛的主张是正确的。对一般干部，则要求学习毛的着作，把毛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通过整风，扼杀了党内民主，树立了毛的绝对权威。王明不服批斗，毛就对他下毒手，一次王明患病，毛派医生为王开方治病，王服药后病情越来越重，竟致生命垂危，经弗氏把药方送莫斯科检查，才发现药物中含有甘汞，久服会送命。经弗氏干预，王明改服苏联医生开的药，才救了王一命，毛的谋杀王明的阴谋终于败露。对此苏共弗氏说：“毛泽东是没有感情的，他专心致意的热情，只是为夺取权力，这使他成了一个危险的巧取豪夺的人，没有一点人性，凡是与他权力相背的事，就当作反对中共的事，这是毛的最终信条。”
毛的私生活也很糜烂，他经常喝酒，喝得面孔通红，他是每周跳舞会的常客，他不断与一些漂亮的女人调情，与吴莉莉、江青等随便上床。一次他的夫人贺子珍闯迸他的房间，发现他正与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调情，贺就与史撕打，反被史摔倒在地，贺哭喊：“你看着老婆被洋姨子欺侮，你是什么共产党员！”毛叫卫兵把贺抬出去。贺不断为这些事吵闹，毛说她有精神病，就把她送苏联去治病，随即与第三者江青结婚。江青在毛的影响下，也从未去过部队，除了唱歌、拍照、骑马，过悠闲的日子，就是与“特务头子”康生一起监视众多的苏联同志，阻挠他们与高干们接触，封锁信息，防止他们把中共内部情况向斯大林报告。
究竟谁在山上享福，不干抗日的事，抗战胜利后却下山“摘桃”？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人民站起来了
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大声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意思是从这天起，由于他的功劳，使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其实这话是毛自吹自擂的混账话，因为中国人民早在1945年抗战胜利时就站起来了。站起来的标志是：
1、帝国主义国家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全部废除；
2、收回被帝国主义国家侵占的所有领土（只有被沙俄和苏联侵占的约占我国现有领土三分之一的300万平万公里没有归还）；
3、收回被侵夺的主权（如租界、治外法权等）；
4、中国成为世界五强之一，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人从此扬眉吐气，广受世人尊敬。
可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不久，在“新中国”成立后，在毛的专制独裁的淫威下，中国人民却在他的神像前跪下了。
除此以外，官方书刊还说毛泽东实现了中国统一，这也是不符事实的。在抗战以前，中国军阀林立，内战频仍，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经过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努力，在全国人民对团结抗日的迫切要求下，全国分裂的各省各党派为挽救民族危亡，终于团结起来对付共同敌人，在1937年抗战开始时就实现统一了。
无论是“人民站起来”和全国统一，主要是蒋介石的功劳。蒋介石致力保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为此坚持抗战到底，并参加反对法西斯的世界大战，同时不断与英美法苏等有关国家严正交涉，要求收回侵占的领土主权。是蒋介石通过不断的外交交涉才实现这些“人民站起来”的各项条件的。全国统一也主要是蒋介石努力与各省军阀及各党派说服谈判的结果。毛泽东窃取蒋介石头上的光环戴在自己头上；是不光彩的不道德的行为。正如弗氏所言：“毛泽东是不讲道德的，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惜采取任柯手段。”
结束语：功罪任人评说
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实行“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独裁者，他们对国家民族有功也有罪。对他们的全面评价不是本文的任务，本文只是对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历史事件——八年抗战作简略的述评。通过种种事实，现在不少公正不阿、重视史德的历史学家和观察家，对蒋和毛在抗战中的作用作出如下的评判——蒋介石是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抗战获得最后胜利、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民族功臣（也有人称他为民族英雄），毛泽东是勾结敌人、破坏抗战的民族罪人（这也符合苏共弗氏的看法）。
如果有人认为这个评语对毛不公正，是歪曲丑化毛，那就请看毛的“自我坦白”吧——新中国成立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等政要来中国访晤毛泽东，对毛说：“日本侵略中国，给中国造成很大伤害，我谨向您道歉，对不起啊！”毛泽东回答说：“不要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要不是你们发动侵路，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怎么能够打败蒋介石夺取政权？倒是我们要感谢你们啊！如何感谢？我们不要你们的战争赔款！”这段话使田中吃惊，更使中国人民吃惊——在抗战八年中，日寇在中国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杀害中国军民3千万人，残酷屠杀578万人，多少人家家破人亡；各地一片焦土，庐舍为墟，国家财产损失1千多亿美元，民间财产损失5千多亿美元（折合现值约数万亿美元）。在当时全国四亿人口中，1亿人成为流离失所的难民，1亿多人在日占区内过着受压迫榨取的亡国奴生活，其馀的人也都吃尽苫头，对于日寇的血海深仇，大多数中国人无不切齿痛恨，永世难忘。可是也有极少数人对敌人不感痛恨，反而感激涕零，因为他们认贼作父，认敌为友，他们充当敌人的帮凶，从而获得敌人的赏赐和好处，他们是谁？不就是汉奸卖国贼吗？难道还是爱国者吗？毛的“自我坦白”实际是把他自己归入秦桧、石敬塘、吴三桂、汪精卫一类人中了。
最后要指出的，许多历史学家和观察家的评语不是凭空臆造，都是有根有据的。至于苏共弗氏，他是中共盟友，更不会随意给毛泼脏水。为了防止读者对他的记载怀疑其真实性，他特地在《日记》中郑重声明：“我必须只把真实的事说出来。我决不对自己说假话，我的责任是写出真话，我对成千成万在与法西斯斗争中死亡的人负有这个责任。”他的真诚的表白，使人们不能不对他的记载为之信服。
总之，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是任何人可以改变的；正如美国总统林肯说的：“你可以愚弄别人于一时，也可以愚弄部分人民于永远，但你无法愚弄全体人民于永远。”真是：一手遮天徒枉然，千秋功罪有公论啊！我衷心希望中共当局不要再用“瞒和骗”的手法（鲁迅语）对待抗战史，不要再隐瞒掩饰毛泽东的罪行，应该勇敢地说真话，彻底抛弃毛泽东爱说谎话的坏传统，树立诚信的形象，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人民的谅解和信任。
作者顾雪雍简介：1920年出生于常州。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作战，担任随军记者，亲历了炮火硝烟的洗礼。抗战胜利后，继续从事新闻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旅大人民日报》、《大连日报》记者、编辑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9年被下放到锦西煤矿“劳动改造”。此时，正值“三面红旗”导致的“大饥荒”时期。历经饥饿和繁重的体力劳动的磨难，九死一生，得以幸存。“文革 ”结束后，落实政策，调回故乡常州，担任《常州日报》编辑、高级编辑。退休后，撰写了《奇才奇闻 奇案——恽逸群传》一书。
文章来源：博客
自1937年开始的八年抗战，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中最惨酷最壮烈最艰苦也是最光辉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为灭亡我民族国家的大规模侵略，我中华儿女抱着不做亡国奴的决心，奋起抗战，万众一心，以血肉之躯对抗拥有先进武器的强敌，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历经八年苦战，终于获得胜利，收复失地，并使中国跃居世界五强之一，走上民族复兴的光明大道。
可是抗战胜利不久，国共两党爆发内战，结果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失败，退出大陆，中共获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随着毛泽东独裁专制制度的不断加强，“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在文化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对抗战历史极尽歪曲丑化隐瞒掩饰之能事，使一部抗战史成了谎话史，这就对传承中华历史文化和发扬民族精神造成极大损害。
本人是亲历八年抗战的新闻记者，曾在国共两方从事抗日宣传，对双方均无政治 偏见，特别是曾两次遭日伪特务暗杀而幸存，多次在战场炮火下差点牺牲。这些经历，使我对国共两党和蒋介石、毛泽东在抗战中的表现和作用有了更深的认识。为了响应中共“求真务实”的号召，我根据亲见亲闻，结合众多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参考共产国际和苏联派驻延安代表弗拉第米诺夫的4年《延安日记》（以下简称苏共代表弗氏）撰写此抗战记事，给久经洗脑对抗战蒙昧无知的人们，提供一幅真实的抗战图景，以存真史，为建设只说真话的文明社会略尽绵力。以下就长期有争议的一些问题加以述评。
攘外与安内
日寇发动918事变占我东三省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未作抵抗，日寇得寸进尺，又向华北进逼，蒋介石不断妥协退让，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毛泽东和知识界左翼纷纷指责为卖国的反动政策，要求立即实行抗战，各地学生数万人奔赴南京抗议请愿，要求立即宣战，将前来劝谕的蔡元培推倒在地，把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打成重伤……究竟这个先安内再攘外的政策，是否反动卖国？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了解当时的客观形势。
20世纪初，中国各地军阀林立，为权为利不断争战，全国一片混乱。1926年蒋介石率北伐军荡平三大军阀集团---东北张作霖、华北吴佩孚，华中孙传芳，然众多省份的诸侯仍拥兵自重，独立施政，不受国民政府领导（如新疆盛世才、山西阎锡山、青海马步芳、山东韩复渠、广西李宗仁、广东陈济棠等）特别是还有一个国中之国---中共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接受苏联给的经费，一切听命于苏联顾问指挥，任务是推翻国民政府，于是引起国共两党长期内战。当蒋介石调兵北上抵御日寇，中共乘机从江西向四周扩张，蒋介石回师剿共，日寇又乘机南侵，形成了日寇中共夹击之势，在如此四分五裂的情况下，加之经济和军力衰敝，哪有力量进行抗战？蒋介石逼于形势才定下“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蒋介石忍受辱骂，埋头进行抗战的准备工作---首先与各省当权者谈判，在国破家亡的共同威胁下，各省诸侯都表示愿意团结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共御外敌，中共也承诺取消苏维埃国，接受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领导，于是分裂的十个手指握成一个铁拳，全国实现了大团结大统一。蒋介石又积极进行经济和军事准备工作---通过币制和税制改革，政府财政收入成倍增加。于是向外国购买军火，在后方建兵工厂，又修造未完成的平汉铁路通车，修造万馀公里公路，在战略要地建大炮、机枪掩体3700多座……经过六年准备，便国力大增，打下了抗战的初步基础。日寇制造芦沟桥事件发动大规模侵略时，有了底气的蒋介石才敢于在庐山发表宣言，宣告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从此全国人民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均要负起守土之责，要不怕牺牲，挽救民族危亡，振兴民族精神，于是全面抗战开始了。
但即使在这时，据国民政府军政部调查；全国军队的枪械子弹仅够半年战争之用，可见如在六年前九一八事变时就盲目开战，中国军队只会如以卵击石般，不堪一击，遭致迅速灭亡的惨祸。由此看来，“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有利于抗日的正确政策，至今官方书刊仍斥为卖国反动显然是错误的。
爱国与卖国
长期以来蒋介石被毛泽东和官方书刊称为卖国贼，称国民政府为卖国政府，这些政治帽子是否合适呢？
事实是：蒋介石长期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信奉“精忠报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古训，有强烈的爱国观念和民族主义思想。他对英日等帝国主义不断侵略深表愤恨，他率领的北伐军就是高唱着“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踏上征途的。日寇侵占东北后，他立即写了遗嘱，决心献身为国，收复失土，并希望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纾国难。他言行一致，八一三上海会战，他调派70万大军主动进攻日军，以解华北之危，并亲赴战区督战，使日寇遭到重创，三易其司令官，打破了它“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由于己弱敌强，国军败退，南京沦陷，日寇举国欢庆中国要亡，但他迁都武汉，坚持抗战，武汉失陷，迁都重庆，屡败屡战，毫不气馁，日寇不断诱降，均被他拒绝，他在《日记》中称：“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以振兴我民族精神”。在他宁死不屈精神感召下，全国军民也奋勇战斗，不惜牺牲，终于获得最后胜利。蒋介石不愧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杰出领导人和民族功臣，至今也末发现他的任何卖国的证据。
蒋介石致力于争取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蒋介石以同盟国的盟国身份多次与英美苏有关国家交涉，要求归还它们所占中国领土和主权（租界和治外法权等），获得成功（只有斯大林拒绝归还外蒙古）。此外，蒋还推已及人，支持亚州其它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斗争。他公开宣告，帮助朝鲜复国是中国抗战的任务之一，为此他资助和支持设在中国的朝鲜流亡政府的复国斗争，他还支持印度甘地的复国斗争，这些事又反映了他的国际主义精神。
毛泽东爱国吗？他也爱，可那时他爱的不是中国而是苏联国。日寇占我东北后，毛泽东给党内提出的主要任务，首先是“武装保卫苏联”，因为共产国际认为日占东北是向苏联进攻的前奏，第二位任务是推翻国民政府，最后的任务是抗日。他把抗日看成是次要的事，显然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声是不相符的。抗战开始后，毛规定抗日战争总方针：“一分抗日，二分应付（应付国民党和苏联的批评责难）七分发展（发展根据地和军队）”并要求各级严格遵守不得违反，说明他依然只准花最小的力量去抗日。党内有爱国心的将领不满意他轻视抗日，林彪首先打响平型关伏击战，接着彭德怀打响“百团大战”，他们立刻受到毛的严历批评，甚至把此事当作彭的罪行而不断批判。在毛的心目中，抗日是有罪的。为此他告诫将领们：“你们不要以为抗日是爱国，那是爱蒋介石的国。我们共产党也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祖国是苏联。”他又发挥他这个思想说：“我们要让日本多占地，形成日、蒋、我三国志，这种形势对我们最有利；糟糕的是日本占领我全国，那也不要紧，可以借助苏联恢复失地嘛！”
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反映了他的战略意图：以抗日为名，扩大根据地和部队，积蓄力量，为今后推翻国民政府作准备。为实现这个战略目标，他采取的步骤是从少抗日（一分抗日）到不抗日（抗日不是爱国）再到放任日寇多占地甚至亡给日本。这说明毛泽东完全不顾民族大义，实际已撕毁了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协定，背弃了他高喊团结抗日的壮严承诺，违反了全国人民对抗日救国的一致要求！他的这些指示，不是和汉奸汪精卫的“曲线救国论“异曲同工吗？（汪主张先亡国再慢慢设法复国）。
毛的指示，由以后事态的发展作了证明。自1940年“百团大战”后，中共部队再没有与日军打过一场较大的仗，却发动了大规模内战，抢占国民政府在敌后的众多抗日根据地，再发展到“联日反蒋”，实现他的“三国志”谋略。对他破坏抗战的种种勾当，曾在延安四年的共产国际和苏联代表弗氏是最具权威的见证人，让我们看看弗氏在《日记》中的证言吧：
“八路军、新四军事实上从1941年开始就停止了对日作战，百团大战是最后一次对日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得到指令，一律不准对日进行作战行动，包括受到攻击便撤退。”
“毛泽东认为参加抗日战争是错误的，抗战只是发动内战计划的一部分。”“毛泽东以对日作战的伪装，来占夺土地，为未来的内战扩张基地。”“毛的一切活动，便是加紧准备内战，在侵略者正在蹂躏这个国家时发动内战。”
“毛泽东赞成民族统一战线，却用全力使统一战线解体，毛对抗日势力的分裂负有主要责任……国共分裂是一个不祥的现实，这自然有利于侵略者。毛破坏全国联合抗日的政策，等于给日本增加了几十个师团的实力”。
“毛自称是共产主义者，但一个共产主义者能鼓励敌人占领他的国家，掠夺他的财富吗？”
“我到新乡贺龙部队去了一次，众多的贺龙部队包围了一个驻有少量日军的村子，我问士兵为什么不消灭这些日军，士兵们回答：上面叫我们不要惹他们，他们也不惹我们。八路军就这样与日军和睦相处着……八路军的宣传是针对国军，未来的军事行动也是针对国军，这样就使日军的作战行动几乎全部获得成功。”“我到前线去后，深信中共领导阶层无意对日作战，他们把战争看成建立基地的良机。他们让日本人与国民党对抗，如果日军击败国军，中央政府的权力受到破坏，八路军便立即渗入到那里，如果必要的话，便干掉统一战线的战友来攫夺政权。毛泽东在来犯的敌军前退却，寻找机会使国军与日军冲突。在国难当头时，这样一种手段是不忠不义而有过之。”
弗氏是中共盟友，他不愿直截了当指斥毛泽东，他要为毛泽东留点面子，才含糊地说“不忠不义而有过之”，意思是说毛是比不忠不义的人更坏的人，那是谁呢？不就是叛国者，民族罪人吗？（按中国的通俗称呼就是汉奸）。
弗氏还写了其它使他十分反感的事：“中共解放区有一幅离奇古怪的景色，所有单位都与日军后勤部队做买卖，到处可买到日本货。还有鸦片买卖，我在中共120师部的一座房屋内看到正在加工鸦片，送到市场上去。中共陕甘宁边区是以生产鸦片为特色的，成百公顷土地种着罂粟，这是一个可耻的事实。政治局要求扩大生产鸦片，派任弼时领导这一工作，鸦片是特区出口贸易的主要商品。”当时日寇正在占领区实行“毒化政策”，大小城市遍布吸烟馆，日寇鼓励中国人吸鸦片，吸得人们骨瘦如柴，倾家荡产，丧失了抗日的意志和体魄；日寇企图用“毒化政策”的慢性杀人手段来消灭中华民族，而毛泽东却与日寇配合来残害同胞，这是他害国害民的又一罪行。
宣传与事实
专制国家的执政党都设有宣传部，任务是垄断意识形态，控制信息传播，为一党私利而隐蔽真相，散布谎言，进行愚民教育。国民党的宣传也有此类弊病，但蒋介石虽然独裁专制，人民仍享有一定的新闻言论自由 ，国统区允许众多反对党和社团存在，有众多不受管制的民间报纸刊物，还让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公开发行，如果国民党的宣传有违事实，就会遭到群起而攻，因此国民党的宣传还有相当的可信度。中共的宣传不然，中共抗战时统治的陕甘宁边区或后来的“新中国”，不容许独立的政党和媒体存在，在严格的新闻文化管制下，舆论一律，造谣说谎的记载比比皆是，现将有关抗战的宣传与事实作一对比。
“红军长征是为北上抗日”——事实是：江西红军战败后突围西撤，西部省份地瘠民贫，人口稀少，大部队难以存活，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接到斯大林指示：如果你们生存有困难，可撤退到外蒙边境或新疆，苏联可给援助，于是中共决定北撤。毛泽东对战友说，我们退到外蒙，将来再打回来。为了宣传，打出了抗日的旗号。在北撤途中，他们看到报纸上报导说陕北有刘志丹、高岗的共军在根据地活动，有的将领高兴地说：“我们有救了！”于是他们就到陕北安营扎寨了。毛曾派部队向外蒙和新疆挺进，以接受苏联军援，但遭国军和军阀部队阻拦未能成功。
“毛泽东创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实是：日寇侵占我东北后，蒋介石痛感各党派不团结不能御敌，即向江西苏区的毛泽东建议建立国共两党抗日统一战线，却遭毛泽东一口拒绝。1936年因苏联受到德国和日本进攻的威胁，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决议，要求各国共产党团结各阶级各党派建立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国家进攻苏联，蒋介石从驻苏使馆得到此讯息后，十分高兴，当即通过宋庆龄派董健吾牧师（中共地下党员）到西安，与中共人员洽谈，毛泽东在共产国际的督促下，才接受蒋的建议。几经谈判，中共决定撤消苏维埃共和国，接受国民政府领导，陕北苏区改名陕甘宁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接受军事委员会指挥和提供军饷枪械，红军帽徽由红五角星改为青天白日，于是国共两党开始“团结抗日”。
“西安事变时毛泽东设法释放蒋介石”-----事实是：蒋介石到西安督战剿共，被张学良扣押，中共知道张有领袖欲，就怂恿张与中共联合组建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推张为主席和总司令。毛泽东朱德等建议张杀死蒋介石，张亦有此意。这时突接斯大林指示，说中国必须实行抗日战争，有能力有资格领导抗战的人只有蒋介石，中共应与国民党谈判，和平解决争端。毛泽东准备先下手为强，杀了蒋介石再说，这时又接到共产国际电令，严词要求释放蒋介石，并指责张为汉奸，张扣押蒋只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毛不得已才要求张把蒋释放了。当时蒋正率60万大军围攻3万中共部队，准备一举歼灭红军，西安事变使剿共再一次失败，所以人称张学良是中共的救星，而张的政治野心则告破灭，张曾后悔说：我上了中共的当了。
“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多次掀起反共高潮”——所谓“第一次反共高潮”的事实是：抗战开始时，山西省主席阎锡山担心自己无力抵抗日军进攻，邀请中共派部队进山西协助防御，协助组建新军，派干部帮助他的“牺牲同盟会”加强地方政权。中共应邀派八路军三个师和大批干部到山西，但后来中共施展统战手法，使阎的新军叛变投入八路军，全省105个县中75个县的县长都成了中共党员，阎的省政府变成了他不能指挥的空壳，阎对中共反客为主、雀巢鸠占十分气愤，要求中共撤出部队和政府及社团中的党组织，被毛泽东严词拒绝，阎就派他的旧军进攻八路军遭到失败，这样山西成了中共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
所谓“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事实是：中共占领山西后，又派八路军进军河北、山东发动内战，消灭了两省敌后的国军，逐出和消灭了两省省政府和地方政府，把国民党的抗日根据地变为中共的抗日根据地。随后八路军和新四军向驻防苏北的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部队进攻，黄桥一战消灭韩部一万七千人，基本控制了苏北。这时新四军总部所率一万名部队也正在安徽不断向四周扩张，国民党因敌后根据地不断遭中共侵夺，感受到很大威胁，军事委员会下令新四军总部所率部队北上抗日，指定走直线路径北渡长江，毛泽东原已同意这条北撤路线，却又密令副军长项英率部改向东南方向，在江苏镇江渡长江前往苏北。毛的意图很明显：让北上的项英部与自北南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夹击韩德勤部，将韩残部几万人彻底消灭。国民政府随即以违反军令为名，派大军包围向东南行进中的项英部队，经七天激战，项英部队损失七千人，其馀的，经国民政府指定路径安全北撤归队。苏北韩部不久被中共部队歼灭，苏北又成为中共的“抗日根据地"”。
以上两次所谓“反共高潮”，实际都是国民党为抵抗中共侵占其敌后根据地而进行的自卫反击战，是中共主动挑起，中共宣传倒果为因，隐瞒歪曲了事件真相，反而倒打一耙说成“反共高潮”。
“共产党抗日最积极”——事实是：毛泽东不愧是杰出的宣传家，他的抗日口号喊得比蒋介石响，还写了《论持久战》等着作，从他的言论文章看，他无疑是积极抗日的人，但实际情况大不相同，与毛打过四年交道的苏共弗氏说：“毛泽东的话与他的行动往往正好相反。”事实表明，毛是个阴媒家和说谎家。如1937年召开的洛川会议上，毛宣称要坚持国共抗日统一战线，要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团结抗日，他还动员各将领联名给蒋介石发致敬电，称颂蒋委员长万岁，可是同时却向将领们发出号令：部队的主要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到敌后去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扩充军队，为今后夺取政权打基础；在统一战线中，要掌握领导权，要和顽固派、投降派（指国军与蒋介石）做斗争；要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不要受爱国主义的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以后他对党内干脆把抗日战争称为“日蒋矛盾”，表明他与抗日无关，他已退出了抗日阵营，专心致志于打内战了。苏共弗氏写道：“中共领导阶层把国民党视为主要敌人，不遗馀力地占夺国军控制的土地，不择手段来达到此目的。中共这种活动，显然损害了抗日力量，增添中国人民的许多牺牲。”“毛泽东把自己的人民当作夺取政权的工具，几百万人流血与苦难，不幸与忧伤，对他完全是抽象的概念。”
“共产党将实行民主 宪政”——这是毛泽东 抗日后期向国内外发出的最强音。这时他看到抗战快胜利了，国军已被日寇严重地削弱，而中共的实力已大大增强（已占领了从陕北到华北再到华东沿海的一大片土地，部队己扩大到120万正规军、200万民兵）改朝换代的野心快实现了，为了迷惑国内外人们站到他一边，就在会见美国政要、中外记者、中国各党派人士时大唱民主赞歌，宣称他要实行美国林肯总统的民有、民治、民享，实行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自由，要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宪政，要实行各党派合作的联合政府，要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更是连篇累牍地宣传毛的民主宪政主张，一时蛊惑了美国大使、特使、中外记者、中国民主人士，他们纷纷到延安去朝圣、会谈，美国大使赫尔利甚至与毛签订了合作协议，中国一些党派开始站到中共一边反对蒋介石专政，广大知识分子欢欣鼓舞，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前景，对中共心响往之。可是毛泽东这位民主吹鼓手，不久就原形毕露，在中共战时统治区和后来的“新中国”，民主党派和广大知识分子都上当受骗了。
和平谈判
日寇侵华，正如俗话所说：贪心不足蛇吞象，它的财力军力均不可能并吞中国，于是采取“以战养战”、“和谈诱降”等毒计，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曾与日寇和谈，由于两人对抗战的态度和立场不同，他们与日寇谈判的结果也大不相同。南京沦陷后，日寇派人向蒋介石谈判诱降，蒋介石起先拒绝，由于党内外不少高层人士（如于右任、胡适等）对抗战前途悲观，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蒋介石遂派曾任北平、天津市长的秦德纯赴香港与日使谈判，蒋的要求是完全恢复芦沟桥事件前的领土主权，日方则提出苛刻条件：承认伪满州国，赔偿战争损失，订防共条约、经济合作条约，华北驻军等，蒋认为丧权辱国，不予理睬，日又降低条件，不谈赔偿和伪满州国，其他大体不变，蒋拒不接受，日又请德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又被蒋拒绝，蒋在《日记》中称：“倭寇亡我之心不死，无和平可言也。”日寇恼怒，公开宣布不再承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孔祥熙，以财力己难支撑抗战，暗中派人赴港与日谈判，蒋获知后严词批评，后悉孔仍在与日谈判，大为震怒，下令：“今后再有人与日寇谈和，以汉奸论处，杀无赦！”于是彻底关闭了和谈大门。
毛泽东则不同。为了实现他的“三国志”谋略（联日反蒋），他主动派人与日方谈判。据中共领导人之一的王明在《回忆录》中记载：“毛泽东不经政治局委员们同意，由军委秘密电台发电给新四军政委饶漱石，要他派人代表毛去与日汪商谈合作反蒋事宜，同时停止中共对日汪的军事行动。”又据苏共弗氏记载：“我看到一份新四军参谋部的报告，它确切地表明，中共领导层与南京日本派遣军参谋部之间有着长期不断的接触，双方情报传递的终点是南京和延安。”随着众多知情人的揭露，毛泽东与日汪的合作关系逐渐清晰了。
原来饶漱石接到毛的指令后，就把中共与日汪商谈反蒋合作的任务交给了新四军情报部长潘汉年。其实潘早在1939年起就与日寇驻香港和上海二个总领事馆特工建立了针对国民政府的“情报交换”关系，接到毛的指令后，潘轻车熟路到上海，找到密友袁殊（留日共产党 员，因参加共产国际情报活动被国民党逮捕，成为军统特工，后又成为日寇特工，当时任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公馆”负责人）即偕同去见日外务省在中国的情报头头岩井英一，岩井见潘己不是一般情报员而是毛泽东特使，刮目相看，优礼有加，当即发给潘“特别通行证”（各地通行无阻），让他利用“岩井公馆”秘密电台与延安和新四军通报，并在上海最豪华的汇中饭店租一套房，供他居住，又让潘以“胡越明”的假名每月在“岩井公馆”领取大量活动费，随后就带领潘去见日寇在华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头头影佐侦召少将。影佐对毛泽东特使也热烈欢迎，隆重接待，经几次商谈，商定了合作办法。接着影佐批准潘去见汪精卫（影佐是汪伪政府太上皇，汪的一切行动须得影佐批准）。这样潘就与另一位好友李士群（留苏共产党员，被捕后成军统特工，后又成为汪伪政府特务头子——调查统计部长及江苏省主席）赴南京会见汪精卫。汪原是毛泽东的恩师（早年汪任国民党宣传部长，曾提拔毛任副部长）对潘更显亲切，即邀请毛派人参加他的议会和政府，潘则对汪表示：如汪与日合作有困难，欢迎汪到新四军来。潘与汪也谈妥了合作办法。
潘汉年与日汪商谈虽未签订书面协议（原因是毛泽东的抗日言论喊得比蒋介石响，日寇怀疑毛心中有诈，暂时不敢轻信）但仍取得多项重要默契：（1）日军与八路军新四军互不攻击，保持和平共处；（2）中共部队不再破坏铁路，保持交通顺畅；（3）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药品和通讯器材等）不受查禁；（4）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通过汪伪管理的长江封锁线，不予阻挠查扣。以上合作办法使日汪与中共均获得极大好处：日寇不再受中共部队抗击和威胁，得以腾出大量兵力来进攻蒋介石的抗日部队，同时因平汉、粤汉等铁路不再受中共部队破坏和威胁，日本国内和在朝鲜 、东北的兵力可顺利经铁路送往东南亚进攻盟军（海运受英美海军所阻），并把在东南亚掠夺的物资运回国内。至于中共，它得到日寇不再扫荡的保证，可以放手大胆地抢占国民党的敌后根据地和扩充军队，为推翻国民党政府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样就实现了毛泽东“联日反蒋”的“三国志”谋略。
潘汉年的活动为中共力量的壮大发展立了大功，可是“新中国”成立后他却遭到残酷镇压，从上海副市长任上撤下，长期投入监狱，直至病死在湖南劳改农场，官方宣布的罪状是：“瞒着党中央会见汪精卫，违反党纪，造成不良影响。”但毛去世后，党中央成立专案组对潘的历史审查了几年，发现他的一切活动都经毛泽东批准，根本没有“瞒着党中央”和“违反党纪”，而且他也主要是与日寇商谈而不是与汪精卫商谈，可见他的罪状隐瞒了重要的情节。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对这位功臣如此狠毒呢？显然因为潘掌握了毛泽东勾结日寇、破坏抗战的罪证，毛担心潘对此有所泄露，毛就会被扣上“汉奸卖国贼”的罪名遗臭万年，为了他的“名誉”，他才下狠心对潘栽赃和灭口，正像他后来对彭德怀、刘少奇、高岗、饶漱石等栽脏灭口一样，反映了他杀功臣的阴险毒辣的一贯手段。
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为”，毛的卖国罪行昭然若揭，能掩盖得住吗？
中流砥柱
中共和国民党都自称是抗战的中流砥柱。据《辞海》解释，中流砥柱是指支撑危局，担当重任的人。是否中流砥柱，要用一些条件来衡量，不是谁自己说说就算数的，用什么条件来衡量呢？就是看谁参加的战役多和大，谁杀伤敌人的数量多，谁的牺牲大，谁对抗战的作用大。现在就这几项作个对比：
参加战役数——蒋介石的国军参加10万人以上的会战22次，大型战斗（如台儿庄战役）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毛泽东领导的中共部队打了平型关伏击战和“百团大战”两场小仗后再无战斗记录。
杀伤敌军数——国军杀伤日军198万4千人，其中日军战死48万人，其馀为战伤。中共部队杀伤日军：平型关战役1千多人，“百团大战”1千多人。这两次战役以后，再无任何记录。杀伤日军将领为：国军杀死日将领126人，中共部队杀死日军将领3人。
国共两军牺牲人数——国军中陆军阵亡131万9千人，加上失踪和负伤共321万1千人，空军阵亡4300人。中共部队在平型关战斗中死伤千馀人，在“百团大战”中伤亡1万1千人。自这两次战役后再无伤亡记录。国共两军阵亡将领：国军阵亡211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5人，少将158人。中共阵亡团级以上军官5人（大部分为内战中阵亡）。
（中共平型关战役是山西会战的一部分，是伏击日寇的一支辎重车队和护卫队，缴获日汽车80辆与一些物资，消灭日护卫队约千人；“百团大战”为破坏正太、同蒲铁路和车站及矿山，遭日军扫荡，牺牲万馀人）
以上数字表明，国军作战次数、杀伤日军数、牺牲人数均超过中共部队千倍以上，国军为抗战主力，贡献最大，事实俱在。但毛泽东为掩饰真相，竟谎报战绩，捏造数字，声称中共毙伤日军百多万，消灭伪军近百万，牵制侵华日军的大部分，但却拿不出战役的时间、地点和战役经过的具体证据，实属伪造显无疑议。毛泽东经常把这类“战绩”交苏共弗氏向斯大林报告邀功，弗氏每次都在毛的报告后批注：“这是不真实的，是向外宣传用的”弗氏又写道：“毛泽东弄虚作假的数字，掩饰八路军新四军作战的真相及抗日统一战线的真实性，歪曲了历史真相，隐瞒他的真实意图”。“夸张是延安军方和党的负责人无例外地使用的手法，在这里是没法听到真话的。由于毛泽东的领导，说谎话成为一个策略，毛用他的假数字策略，向莫斯科报告。”中共拿不出对日作战的具体证据，就大事宣传“地雷战”、“地道战”，用来欺骗世人，实际上地雷战、地道战不过是中共为逃避作战而采取的消极自卫措施，是在和日军玩捉迷藏游戏，根本杀伤不了几个日本兵。
国共在抗战中的作用——蒋介石领导的国军负责正面战场，担负着抗战的主要责任，日寇以人数最多和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进攻国军，企图以速战速决战略消灭国军，蒋介石深知日寇的经济和军力均难支撑长期战争，就坚持持久战拖跨日寇。在日军飞机大炮坦克的进攻下，装备落后的国军节节败退，但仍寻找机会与日会战，以削弱其兵力；徐州、汉口等处会战均杀伤日军三四万人。国军牺牲虽超过日军三四倍，但蒋介石以不畏怯、不投降的坚强意志，率领国军浴血奋战，虽经多次严重危机（1944年日军攻到离贵阳不远的独山，蒋曾准备迁都西康），均转危为安，使抗战坚持到底，终获最后胜利。
在抗战中，国军以血肉长城阻挡敌人进攻，发扬了不屈服不投降的伟大民族精神，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史诗——在战斗中，整师整团整营全部战死的事比比皆是。抗战刚开始，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等军长就在战场英勇殉国；台儿庄战役打得十分惨烈，连日寇《战斗详报》也大赞国军的英勇：“中国军队的战斗精神、决死勇敢的浩气，无愧于蒋介石对他们的信任。该敌在狭窄的散兵壕内力战而死，尸体层层相叠，观其壮烈之态为之感叹！”如此壮烈情况，在国军中数不胜数，正是他们的英勇献身，才使抗战坚持到胜利，他们是民族英雄，抗战胜利的丰碑是他们用生命和血肉铸成的，他们发扬了伟大的民族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敬仰和纪念！
毛泽东领导的中共部队的表现怎样呢？中共部队承担较轻的游击战任务，如果中共用游击战与国军的正面作战密切配合的话，日寇决不可能侵占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也不会遭受长达八年的苦难。毛泽东在抗战一开始就在延安“坐山观虎斗”。太原会战时国军受到挫败，蒋介石要求毛泽东开展游击战支援，毛竟回答说：“目前游击战尚无执行的条件，要让敌人更深入后，后方空虚时才能进行。”也就是说，耍等日军消灭或逐出国军后才能进行游击战，这是团结抗日吗？这是见死不救，故意陷害抗日的兄弟！1944年，日寇全力发动侵占中国全部铁路线的“一号战斗”时，国军不断败退，蒋介石要求毛泽东用游击战破坏铁路进行配合，毛又置之不理。毛的目的就是让日军消灭更多的国军，为他夺取政权创造条件。同时他却积极发动内战，进攻国军，侵占国军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16个中共抗日根据地，扩展部队从抗战之初的3万人到1943年的50万人，增长十多倍，更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120万和民兵200万。这些根据地和部队抗日吗？不抗日，而是与日寇和平共处。1942年日陆军省发言人秋山在东京公开宣布：日军与中共部队从不互相攻击。国民党曾为此不断批评毛“游而不击”“遇敌即退，遇友则击”，毛毫不在乎，我行我素。苏共弗氏写道：“毛泽东的计划不是为抗日，而是发动内战，夺取政权。”其实早在1941年他就与日寇合作，破坏抗战，他把一党私利超过民族利益，他己走上了出卖民族利益的可耻道路了。，
根据上事实，你认为谁是抗战中流砥柱？谁领导和打赢抗战的？
“上山享福，下山摘桃”
毛泽东和官方书刊都指责蒋介石抗战时期在峨眉山上享福，抗战胜利后，下山“摘桃”（抢占抗战胜利果实）。事实是否如此呢？
事实是：抗战期间，蒋介石从未上过峨眉山。他曾亲临上海、汉口战场督战，在其后的多次战役中，他都是冒着生命危险赴战区开会和指导作战，他在武昌、柳州、桂林等地召开军事会议，曾因消息泄露，日寇派大批飞机跟踪轰炸，他的卫兵被炸死不少，蒋多次幸免于难，而他到战区督战的习惯不改，反映了他宁死不屈的精神。他还忙于处理外交内政，作为同盟国中国战区总司令，他要处理中印缅战区国军与盟军的调度配合，军援物资的分配，还曾到印度、缅甸视察。每晚入睡前总要写一篇日记，检讨当天工作思想的得失和今后如何改进。即使在工作紧张的战时，他也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习惯，不喝酒、不抽烟、不喝茶、只喝白开水。他的夫人宋美龄在他影响下，也多次冒险赴战地壕堑慰问将士，一次还翻车受伤。她在后方主持慰问救济伤病士兵和战争孤儿的活动，还曾赴美国访晤罗斯福总统和在美国国会与各地演讲，呼吁美朝野援助中国抗战。
至于毛泽东，据苏共弗氏记载，毛抗战期间从未离开延安清凉山，从未到部队去视察和慰问，他干些什么呢？他不断向部队发指令，指导部队创建根据地，扩充军力，消灭抗日的国军，却从不对抗日作任何部署。在党内，他发动“抢救运动”，把从各地投奔延安的青年和学生，几乎全部扣上国民党或日本特务的罪名，施以酷刑，投入监狱，制造恐怖气氛，使大家对他害怕。他长期开展整风运动，把对他有不同意见的王明、博占、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 等加以残酷批斗，逼他们承认自己的罪行，承认只有毛的主张是正确的。对一般干部，则要求学习毛的着作，把毛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通过整风，扼杀了党内民主，树立了毛的绝对权威。王明不服批斗，毛就对他下毒手，一次王明患病，毛派医生为王开方治病，王服药后病情越来越重，竟致生命垂危，经弗氏把药方送莫斯科检查，才发现药物中含有甘汞，久服会送命。经弗氏干预，王明改服苏联医生开的药，才救了王一命，毛的谋杀王明的阴谋终于败露。对此苏共弗氏说：“毛泽东是没有感情的，他专心致意的热情，只是为夺取权力，这使他成了一个危险的巧取豪夺的人，没有一点人性，凡是与他权力相背的事，就当作反对中共的事，这是毛的最终信条。”
毛的私生活也很糜烂，他经常喝酒，喝得面孔通红，他是每周跳舞会的常客，他不断与一些漂亮的女人调情，与吴莉莉、江青等随便上床。一次他的夫人贺子珍闯迸他的房间，发现他正与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调情，贺就与史撕打，反被史摔倒在地，贺哭喊：“你看着老婆被洋姨子欺侮，你是什么共产党员！”毛叫卫兵把贺抬出去。贺不断为这些事吵闹，毛说她有精神病，就把她送苏联去治病，随即与第三者江青结婚。江青在毛的影响下，也从未去过部队，除了唱歌、拍照、骑马，过悠闲的日子，就是与“特务头子”康生一起监视众多的苏联同志，阻挠他们与高干们接触，封锁信息，防止他们把中共内部情况向斯大林报告。
究竟谁在山上享福，不干抗日的事，抗战胜利后却下山“摘桃”？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人民站起来了
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大声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意思是从这天起，由于他的功劳，使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其实这话是毛自吹自擂的混账话，因为中国人民早在1945年抗战胜利时就站起来了。站起来的标志是：
1、帝国主义国家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全部废除；
2、收回被帝国主义国家侵占的所有领土（只有被沙俄和苏联侵占的约占我国现有领土三分之一的300万平万公里没有归还）；
3、收回被侵夺的主权（如租界、治外法权等）；
4、中国成为世界五强之一，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人从此扬眉吐气，广受世人尊敬。
可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不久，在“新中国”成立后，在毛的专制独裁的淫威下，中国人民却在他的神像前跪下了。
除此以外，官方书刊还说毛泽东实现了中国统一，这也是不符事实的。在抗战以前，中国军阀林立，内战频仍，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经过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努力，在全国人民对团结抗日的迫切要求下，全国分裂的各省各党派为挽救民族危亡，终于团结起来对付共同敌人，在1937年抗战开始时就实现统一了。
无论是“人民站起来”和全国统一，主要是蒋介石的功劳。蒋介石致力保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为此坚持抗战到底，并参加反对法西斯的世界大战，同时不断与英美法苏等有关国家严正交涉，要求收回侵占的领土主权。是蒋介石通过不断的外交交涉才实现这些“人民站起来”的各项条件的。全国统一也主要是蒋介石努力与各省军阀及各党派说服谈判的结果。毛泽东窃取蒋介石头上的光环戴在自己头上；是不光彩的不道德的行为。正如弗氏所言：“毛泽东是不讲道德的，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惜采取任柯手段。”
结束语：功罪任人评说
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实行“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独裁者，他们对国家民族有功也有罪。对他们的全面评价不是本文的任务，本文只是对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历史事件——八年抗战作简略的述评。通过种种事实，现在不少公正不阿、重视史德的历史学家和观察家，对蒋和毛在抗战中的作用作出如下的评判——蒋介石是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抗战获得最后胜利、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民族功臣（也有人称他为民族英雄），毛泽东是勾结敌人、破坏抗战的民族罪人（这也符合苏共弗氏的看法）。
如果有人认为这个评语对毛不公正，是歪曲丑化毛，那就请看毛的“自我坦白”吧——新中国成立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等政要来中国访晤毛泽东，对毛说：“日本侵略中国，给中国造成很大伤害，我谨向您道歉，对不起啊！”毛泽东回答说：“不要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要不是你们发动侵路，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怎么能够打败蒋介石夺取政权？倒是我们要感谢你们啊！如何感谢？我们不要你们的战争赔款！”这段话使田中吃惊，更使中国人民吃惊——在抗战八年中，日寇在中国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杀害中国军民3千万人，残酷屠杀578万人，多少人家家破人亡；各地一片焦土，庐舍为墟，国家财产损失1千多亿美元，民间财产损失5千多亿美元（折合现值约数万亿美元）。在当时全国四亿人口中，1亿人成为流离失所的难民，1亿多人在日占区内过着受压迫榨取的亡国奴生活，其馀的人也都吃尽苫头，对于日寇的血海深仇，大多数中国人无不切齿痛恨，永世难忘。可是也有极少数人对敌人不感痛恨，反而感激涕零，因为他们认贼作父，认敌为友，他们充当敌人的帮凶，从而获得敌人的赏赐和好处，他们是谁？不就是汉奸卖国贼吗？难道还是爱国者吗？毛的“自我坦白”实际是把他自己归入秦桧、石敬塘、吴三桂、汪精卫一类人中了。
最后要指出的，许多历史学家和观察家的评语不是凭空臆造，都是有根有据的。至于苏共弗氏，他是中共盟友，更不会随意给毛泼脏水。为了防止读者对他的记载怀疑其真实性，他特地在《日记》中郑重声明：“我必须只把真实的事说出来。我决不对自己说假话，我的责任是写出真话，我对成千成万在与法西斯斗争中死亡的人负有这个责任。”他的真诚的表白，使人们不能不对他的记载为之信服。
总之，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是任何人可以改变的；正如美国总统林肯说的：“你可以愚弄别人于一时，也可以愚弄部分人民于永远，但你无法愚弄全体人民于永远。”真是：一手遮天徒枉然，千秋功罪有公论啊！我衷心希望中共当局不要再用“瞒和骗”的手法（鲁迅语）对待抗战史，不要再隐瞒掩饰毛泽东的罪行，应该勇敢地说真话，彻底抛弃毛泽东爱说谎话的坏传统，树立诚信的形象，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人民的谅解和信任。
作者顾雪雍简介：1920年出生于常州。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作战，担任随军记者，亲历了炮火硝烟的洗礼。抗战胜利后，继续从事新闻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旅大人民日报》、《大连日报》记者、编辑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9年被下放到锦西煤矿“劳动改造”。此时，正值“三面红旗”导致的“大饥荒”时期。历经饥饿和繁重的体力劳动的磨难，九死一生，得以幸存。“文革 ”结束后，落实政策，调回故乡常州，担任《常州日报》编辑、高级编辑。退休后，撰写了《奇才奇闻 奇案——恽逸群传》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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