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24日讯】轰动一时的广州《新快报》记者被抓事件，以羁押中的陈永洲在央视露面认罪而初见结果，并且原来气势逼人的《新快报》很快泄气，发表了不情愿的道歉函。无论记者本人还是其所在的报社均不过是“跑龙套”者，其背后的支持力量是梁稳根的“三一重工”。
作为民企的“三一重工”与作为国企的“中联重科”积不相能已久，不仅是长沙市民茶馀饭后的谈资，而且是涉及到中共最高层官场的敏感问题。因此，才有事件发生后中宣部与中纪委迅速介入的情节出现。
七比六：习近平两边为难
就事件的整个政治背景而言，是国企与民企在中国的政治地位之争。坚持国企至上的政治力量有“军队、宣传、国企是中共执政三大支柱”之说。此说虽然是经由巨头国企掌门人士发布出来，但背后的支持力量是前任常委曾庆红、周永康以及现任常委王岐山。其中，尽管王岐山素以改革的市场化为政治取向，但是对于国企的税收贡献量与便捷性从不否认。坚持民企贡献巨大而应有相当政治地位的力量比较广泛，但没有像曾周王那样的一致性意见，而习近平（接班前）不过是为了遏止财富急速外流，才不得不利用民企巨头梁稳根，如作为外访随行成员出现在媒体。胡锦涛较为重视民企，但没有后来的习之策略性举动。
胡锦涛曾于二○○三年十月到“三一重工”考察并赠“团结一心，希望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之言。而后，又有曾庆红、贾庆林、温家宝先后到厂考察，如果加上时任广东书记的政治局委员张德江以及政治局委员兼副总理黄菊，“三一重工”等于有六位常委资源。再加上曾在全国人代会上接见过梁稳根的江泽民以及后来带其出访的习近平，那么，梁稳根等于有八位政治局常委资源在手。而“中联重科”的常委资源为六位，以李克强二○○九年三月到厂考察，先后又有温家宝、习近平、俞正声莅临；张德江则是在广东书记任上去的且与考察“三一重工”（○四年）是一个行程，而王岐山在○九年晚于李克强半年到“中联重科”时，身份是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尚未进常委）。双方对等抵消温家宝、张德江、习近平后，并自然排除已经死掉的黄菊，常委资源是四比三。但是，“中联重科”后来居上，因为李克强、俞正声、王岐山是现任常委。
由于梁稳根十八大出任中央委员或湖南副省长的政治传言均已落空，“三一重工”在常委资源上确实出现了“有数量没质量”的被动局面。这种被动局面背后的因素是习利用民企改善形象的做法在党内遭到了阻力，就算他十分信赖的盟友王岐山也不支持。在两家巨型企业拼政治局常委资源的事件上，习近平的难堪可想而知。
先与后：陈邦柱作用巨大
《新快报》事件发生后，倾向媒体和记者一方的人士指出：“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有强大的官方背景，才致长沙警方违反程序抓人，而且在媒体高调发言的副总孙昌军亦有强大背景。此种说法不错，詹父曾是湖南副省级官员，其岳父万达在中共党内资历虽低于邓小平，但绝对高于江泽民。万达曾任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后转任湖南顾委主任（正省级），是邓小平在湖南最信任的亲信。孙昌军的岳父杨正午久在湖南经营，曾任省委书记。杨比老前辈万达更有影响，首先是杨曾是四届中央委员，其次与江泽民公私交谊均好，一些公开的照片可资证明。换言之，梁稳根与江泽民建立官方性质关系的时间，远远晚于杨与江的两方面交情之建立。
长沙警方出于维护詹孙二人背景关系的考虑，在落实记者陈永洲的作为后，不顾程序约束而跨省抓人，也考虑清楚了利害关系。很显然，北京有人支持这样的作为，央视播出陈永洲认罪的新闻是一种暗示。最低限的藉口也是维护曾到“中联重科”考察的先后六位常委的面子，因此，无论湖南省公安厅以及公安部都不会就程序问题指责长沙市公安局。更有知情人透露：起初，“中联重科”不想抓记者而是起诉报社，是“湖南的书记省长为了维护中央的面子，才促使长沙警方出手的”。
詹纯新创业晚于梁稳根，下力气经营最高层关系也晚于梁稳根。“中联重科”除了明面上的杨万两家族关系网起作用外，最不容忽视的人是陈邦柱。曾任湖南省长的陈邦柱年龄比杨正午大，在其省长任上对杨多有提携，一九九五年由湖南省长调任国内贸易部部长，现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借助政协“说话方便”，陈联系李克强、温家宝乃至于习近平、俞正声去“中联重科”考察是高层官场皆知之事。
狷或狂：王功权十分明白
陈邦柱还有一个职务“中国质量协会名誉会长”不为人熟知，陈以该身份在今年一月份为十位“中国杰出质量人”颁奖。内幕消息表明陈是詹纯新获奖的提名人，还特别说明“詹纯新是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唯一获奖的企业家”。陈的说法虽无贬低梁稳根的意思，但是对于积怨颇深的两大企业关系无疑是火上浇油。
如果仅仅看事件的表面，“三一重工”肯定是弱势，其民企背景可以博得人们的巨大同情。但是，梁稳根早已不把自己当做民营企业家看待，以入党为标志而自认是“党的人”了。梁稳根在随习近平出访而获得巨大荣誉之后，更加表现出爱党爱国热情，以至于说出诸多遭网络嘲讽的雷人话语，如“生死一千次都要在中国”、“财产与生命都是党的”，云云。此种表现与长期以来媒体所说的其行事低调大有矛盾，而“三一重工”高管团队并不低调则是不争的事实。在○ 九年全国人代会上，作为人大代表的“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大肆鼓吹藉美国金融危机去海外并购，结果被时任副总理的王岐山教训了一番，概言其不懂中美文化差异而做不好并购业务。这也是该年十二月王去“中联重科”考察而未去“三一重工”的重要原因。
近日，北京资深观察人士就事件发表的评论发人深省。其曰：“民营企业家再怎么卖身投靠体制，你也是‘庶出’的，跟红色权贵拼官场资源更是不自量力。别看王功权‘进去’了，但他比任何民企老板都明白！”
文章来源：《动向》
作为民企的“三一重工”与作为国企的“中联重科”积不相能已久，不仅是长沙市民茶馀饭后的谈资，而且是涉及到中共最高层官场的敏感问题。因此，才有事件发生后中宣部与中纪委迅速介入的情节出现。
七比六：习近平两边为难
就事件的整个政治背景而言，是国企与民企在中国的政治地位之争。坚持国企至上的政治力量有“军队、宣传、国企是中共执政三大支柱”之说。此说虽然是经由巨头国企掌门人士发布出来，但背后的支持力量是前任常委曾庆红、周永康以及现任常委王岐山。其中，尽管王岐山素以改革的市场化为政治取向，但是对于国企的税收贡献量与便捷性从不否认。坚持民企贡献巨大而应有相当政治地位的力量比较广泛，但没有像曾周王那样的一致性意见，而习近平（接班前）不过是为了遏止财富急速外流，才不得不利用民企巨头梁稳根，如作为外访随行成员出现在媒体。胡锦涛较为重视民企，但没有后来的习之策略性举动。
胡锦涛曾于二○○三年十月到“三一重工”考察并赠“团结一心，希望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之言。而后，又有曾庆红、贾庆林、温家宝先后到厂考察，如果加上时任广东书记的政治局委员张德江以及政治局委员兼副总理黄菊，“三一重工”等于有六位常委资源。再加上曾在全国人代会上接见过梁稳根的江泽民以及后来带其出访的习近平，那么，梁稳根等于有八位政治局常委资源在手。而“中联重科”的常委资源为六位，以李克强二○○九年三月到厂考察，先后又有温家宝、习近平、俞正声莅临；张德江则是在广东书记任上去的且与考察“三一重工”（○四年）是一个行程，而王岐山在○九年晚于李克强半年到“中联重科”时，身份是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尚未进常委）。双方对等抵消温家宝、张德江、习近平后，并自然排除已经死掉的黄菊，常委资源是四比三。但是，“中联重科”后来居上，因为李克强、俞正声、王岐山是现任常委。
由于梁稳根十八大出任中央委员或湖南副省长的政治传言均已落空，“三一重工”在常委资源上确实出现了“有数量没质量”的被动局面。这种被动局面背后的因素是习利用民企改善形象的做法在党内遭到了阻力，就算他十分信赖的盟友王岐山也不支持。在两家巨型企业拼政治局常委资源的事件上，习近平的难堪可想而知。
先与后：陈邦柱作用巨大
《新快报》事件发生后，倾向媒体和记者一方的人士指出：“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有强大的官方背景，才致长沙警方违反程序抓人，而且在媒体高调发言的副总孙昌军亦有强大背景。此种说法不错，詹父曾是湖南副省级官员，其岳父万达在中共党内资历虽低于邓小平，但绝对高于江泽民。万达曾任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后转任湖南顾委主任（正省级），是邓小平在湖南最信任的亲信。孙昌军的岳父杨正午久在湖南经营，曾任省委书记。杨比老前辈万达更有影响，首先是杨曾是四届中央委员，其次与江泽民公私交谊均好，一些公开的照片可资证明。换言之，梁稳根与江泽民建立官方性质关系的时间，远远晚于杨与江的两方面交情之建立。
长沙警方出于维护詹孙二人背景关系的考虑，在落实记者陈永洲的作为后，不顾程序约束而跨省抓人，也考虑清楚了利害关系。很显然，北京有人支持这样的作为，央视播出陈永洲认罪的新闻是一种暗示。最低限的藉口也是维护曾到“中联重科”考察的先后六位常委的面子，因此，无论湖南省公安厅以及公安部都不会就程序问题指责长沙市公安局。更有知情人透露：起初，“中联重科”不想抓记者而是起诉报社，是“湖南的书记省长为了维护中央的面子，才促使长沙警方出手的”。
詹纯新创业晚于梁稳根，下力气经营最高层关系也晚于梁稳根。“中联重科”除了明面上的杨万两家族关系网起作用外，最不容忽视的人是陈邦柱。曾任湖南省长的陈邦柱年龄比杨正午大，在其省长任上对杨多有提携，一九九五年由湖南省长调任国内贸易部部长，现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借助政协“说话方便”，陈联系李克强、温家宝乃至于习近平、俞正声去“中联重科”考察是高层官场皆知之事。
狷或狂：王功权十分明白
陈邦柱还有一个职务“中国质量协会名誉会长”不为人熟知，陈以该身份在今年一月份为十位“中国杰出质量人”颁奖。内幕消息表明陈是詹纯新获奖的提名人，还特别说明“詹纯新是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唯一获奖的企业家”。陈的说法虽无贬低梁稳根的意思，但是对于积怨颇深的两大企业关系无疑是火上浇油。
如果仅仅看事件的表面，“三一重工”肯定是弱势，其民企背景可以博得人们的巨大同情。但是，梁稳根早已不把自己当做民营企业家看待，以入党为标志而自认是“党的人”了。梁稳根在随习近平出访而获得巨大荣誉之后，更加表现出爱党爱国热情，以至于说出诸多遭网络嘲讽的雷人话语，如“生死一千次都要在中国”、“财产与生命都是党的”，云云。此种表现与长期以来媒体所说的其行事低调大有矛盾，而“三一重工”高管团队并不低调则是不争的事实。在○ 九年全国人代会上，作为人大代表的“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大肆鼓吹藉美国金融危机去海外并购，结果被时任副总理的王岐山教训了一番，概言其不懂中美文化差异而做不好并购业务。这也是该年十二月王去“中联重科”考察而未去“三一重工”的重要原因。
近日，北京资深观察人士就事件发表的评论发人深省。其曰：“民营企业家再怎么卖身投靠体制，你也是‘庶出’的，跟红色权贵拼官场资源更是不自量力。别看王功权‘进去’了，但他比任何民企老板都明白！”
文章来源：《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