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贪官沈培平曾对上访民众说，你就是告到联合国去，还得到我这里来处理。一句话，活脱脱勾勒出一个土皇帝凶横霸道的嘴脸。而现在国家信访局的一个档，决定从五月一日起，不再受理越级上访，为这句话作 了注脚。沈培平的话，终于有了制度依据。所以这个档出台，是土皇帝的胜利。
信访制度一直备受争议。以法制来处理社会矛盾，确属社会进步 的方向。但中国司法不独立，是在行政权（党权）的领导之下，法院是行政权的延伸。而且中国没有民主，当贪官恶吏作恶时，唯一能对其约束的是上级。以前的皇帝，为了江山永固，遏制地方官员的过份作恶，也会允许“告御状”，以缓解社会矛盾，防止激起民变。所以上访也是中央集权国家，在法治民主机制建立之前，缓 和地方官民矛盾的主要机制。当这一机制不存在或不起作用时，地方成了“土围子”，官员成了“土皇帝”。
中央不受理越级上访，恐怕还是出于 稳定北京，稳定中央的考虑。一定不是学者说的那样，是“分级”管理，“科学”设置。中国有上千万上访者，如果都到北京去，明显存在政治风险。“谁家的孩子 谁抱走”，反映中央不想承担责任，只求中央稳定的思维。而土皇帝正中下怀。他不怕法院，不怕闹事，唯一害怕的是上级摘了他的乌纱帽。能约束他的上级不管 了，胡作非为也就完全没有顾忌。如何不是土皇帝的胜利？
可民众与地方恶吏的矛盾不能从根本上消解，政权能长久稳定吗？土皇帝的强力镇压，堵访截访，确实给北京，给中央减轻了压力。但“按下葫芦浮起瓢”，此起彼伏的地方抗议，又遍布中国大地。北京暂时的平静，是以地方的不平静为代价。而地方 的不平静，最终火会烧到北京。因为官员作恶，是依仗这个政权。需政权为其背书，当民众与地方官员的矛盾不能得以消解时，民众与地方官员的矛盾就会慢慢转变 为与政权的矛盾。而那个时候，也就是政权倒台的时候。
堵访截访的暴力和血腥，曾有人把这归结为“稳定一票否决”带来的恶果。其实“稳定一 票否决”，并无大错。如果实施“稳定一票否决”，而又不允许堵访截访，不允许压制民众抗议，则是运用官帽遏制地方官吏作恶的武器。你这个地方这么多的人告状，这么多的民众不满，说明你的管理不行，不撤你的职撤谁的职？从而迫使官员去解决民众提出的问题，达到消弥社会矛盾，稳定政权的目的。中央确实无法解决 上访者提出的所有具体问题（除却一些全国性政策问题）。这些问题还得由地方解决，但中央掌握乌纱帽。这是中央权力的威力所在。遗憾的是，鼠目寸光的维稳思维不是通过消弥矛盾来达到政权稳定，而是要地方为北京分忧，为中央担责。地方官员却另有用意，堵访截访，本是保护自已，被说成保卫北京，保卫中央。堵访截 访的暴力，反而获得中央的容忍。
有人说，要用法制来代替上访，必须取消上访制度。但上访制度只能在法制逐渐健全过程中，自然而然消亡，而不能“取消”。因为“取消”，意味着剥夺民众上访权利。在民主与法制健全的国家，民众有冤屈，可以找议员，找律师，找记者，找法院，权利救济手段多样，所以没有人上访，那当然不用设信访局。他们没有信访制度，不是政府取消的，而是自然消失的。但并不意味着那里的民众没有上访的权利。所以美国即使没有人上访，还是设了一个白宫请愿网站。西方国家的总统首相，国家机关，是可以向他递交诉求信件的。而中国取消上访制度或对上访进行限制，则明显表现为剥夺民众的上访权利。当不允许上访或不允许越级上访时，你上访便成了非法上访，可以把你抓起来。而表达诉求，包括运用上访来表达诉求，难道不是基本人权？如何有合法非法之分？你可以不受理，但你不可以把表达诉求的人抓起来。表达诉求有罪？到上级，上上级表达诉求有罪？
沈培平说：你就是告到联合国去， 还得到我这里来处理，底气在于中国还是一个封闭国家。联合国现在确实无法处理云南的问题。但联合国决不会坐视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人权受到侵害。国际刑事法 院的成立，正是联合国为追求这一目的所作的努力。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国际刑事法院成立前发表讲话：“国际刑事法院即将成立的前景，让我们看到了普遍正义的希望，这一个简单的、令人兴奋的希望——确保没有一个统治者、国家、军人集团或者军队能够在任何地方侵犯人权和逍遥法外。只有到那时，陷入在远离我们的地方发生的战争和冲突中的无辜人民才能放心，知道自己也得到正义的保护，可以安枕无忧，并且知道，他们也享有权利，侵犯权利的人将会受到惩罚”
普世司法管辖权理论的探讨和实践，是裁决职能国际化的萌芽。它表明一种历史前进的方向。按照这种历史发展，任何权利受到严重侵害的人，可以向联合国甚至世界各地的任一人权法院提出控告。上访、表达诉求、寻找正义是无边界的。沈培平之类的土皇帝可要小心，作恶大多终有报应。侵害人权，残暴凶狠的土皇帝或许目前还无事，是因为他还可依凭由武力构筑起来的山头庇护，只能龟缩在这个山头之中，不信你走出这个山头试试！当世界正义力量日趋强大时，难道联合国治不了你？
所以，土皇帝的胜利只是暂时的，在世界潮流面前，所有大大小小的土皇帝终将被消灭。
信访制度一直备受争议。以法制来处理社会矛盾，确属社会进步 的方向。但中国司法不独立，是在行政权（党权）的领导之下，法院是行政权的延伸。而且中国没有民主，当贪官恶吏作恶时，唯一能对其约束的是上级。以前的皇帝，为了江山永固，遏制地方官员的过份作恶，也会允许“告御状”，以缓解社会矛盾，防止激起民变。所以上访也是中央集权国家，在法治民主机制建立之前，缓 和地方官民矛盾的主要机制。当这一机制不存在或不起作用时，地方成了“土围子”，官员成了“土皇帝”。
中央不受理越级上访，恐怕还是出于 稳定北京，稳定中央的考虑。一定不是学者说的那样，是“分级”管理，“科学”设置。中国有上千万上访者，如果都到北京去，明显存在政治风险。“谁家的孩子 谁抱走”，反映中央不想承担责任，只求中央稳定的思维。而土皇帝正中下怀。他不怕法院，不怕闹事，唯一害怕的是上级摘了他的乌纱帽。能约束他的上级不管 了，胡作非为也就完全没有顾忌。如何不是土皇帝的胜利？
可民众与地方恶吏的矛盾不能从根本上消解，政权能长久稳定吗？土皇帝的强力镇压，堵访截访，确实给北京，给中央减轻了压力。但“按下葫芦浮起瓢”，此起彼伏的地方抗议，又遍布中国大地。北京暂时的平静，是以地方的不平静为代价。而地方 的不平静，最终火会烧到北京。因为官员作恶，是依仗这个政权。需政权为其背书，当民众与地方官员的矛盾不能得以消解时，民众与地方官员的矛盾就会慢慢转变 为与政权的矛盾。而那个时候，也就是政权倒台的时候。
堵访截访的暴力和血腥，曾有人把这归结为“稳定一票否决”带来的恶果。其实“稳定一 票否决”，并无大错。如果实施“稳定一票否决”，而又不允许堵访截访，不允许压制民众抗议，则是运用官帽遏制地方官吏作恶的武器。你这个地方这么多的人告状，这么多的民众不满，说明你的管理不行，不撤你的职撤谁的职？从而迫使官员去解决民众提出的问题，达到消弥社会矛盾，稳定政权的目的。中央确实无法解决 上访者提出的所有具体问题（除却一些全国性政策问题）。这些问题还得由地方解决，但中央掌握乌纱帽。这是中央权力的威力所在。遗憾的是，鼠目寸光的维稳思维不是通过消弥矛盾来达到政权稳定，而是要地方为北京分忧，为中央担责。地方官员却另有用意，堵访截访，本是保护自已，被说成保卫北京，保卫中央。堵访截 访的暴力，反而获得中央的容忍。
有人说，要用法制来代替上访，必须取消上访制度。但上访制度只能在法制逐渐健全过程中，自然而然消亡，而不能“取消”。因为“取消”，意味着剥夺民众上访权利。在民主与法制健全的国家，民众有冤屈，可以找议员，找律师，找记者，找法院，权利救济手段多样，所以没有人上访，那当然不用设信访局。他们没有信访制度，不是政府取消的，而是自然消失的。但并不意味着那里的民众没有上访的权利。所以美国即使没有人上访，还是设了一个白宫请愿网站。西方国家的总统首相，国家机关，是可以向他递交诉求信件的。而中国取消上访制度或对上访进行限制，则明显表现为剥夺民众的上访权利。当不允许上访或不允许越级上访时，你上访便成了非法上访，可以把你抓起来。而表达诉求，包括运用上访来表达诉求，难道不是基本人权？如何有合法非法之分？你可以不受理，但你不可以把表达诉求的人抓起来。表达诉求有罪？到上级，上上级表达诉求有罪？
沈培平说：你就是告到联合国去， 还得到我这里来处理，底气在于中国还是一个封闭国家。联合国现在确实无法处理云南的问题。但联合国决不会坐视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人权受到侵害。国际刑事法 院的成立，正是联合国为追求这一目的所作的努力。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国际刑事法院成立前发表讲话：“国际刑事法院即将成立的前景，让我们看到了普遍正义的希望，这一个简单的、令人兴奋的希望——确保没有一个统治者、国家、军人集团或者军队能够在任何地方侵犯人权和逍遥法外。只有到那时，陷入在远离我们的地方发生的战争和冲突中的无辜人民才能放心，知道自己也得到正义的保护，可以安枕无忧，并且知道，他们也享有权利，侵犯权利的人将会受到惩罚”
普世司法管辖权理论的探讨和实践，是裁决职能国际化的萌芽。它表明一种历史前进的方向。按照这种历史发展，任何权利受到严重侵害的人，可以向联合国甚至世界各地的任一人权法院提出控告。上访、表达诉求、寻找正义是无边界的。沈培平之类的土皇帝可要小心，作恶大多终有报应。侵害人权，残暴凶狠的土皇帝或许目前还无事，是因为他还可依凭由武力构筑起来的山头庇护，只能龟缩在这个山头之中，不信你走出这个山头试试！当世界正义力量日趋强大时，难道联合国治不了你？
所以，土皇帝的胜利只是暂时的，在世界潮流面前，所有大大小小的土皇帝终将被消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