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被网媒转载自新华社、题为“为避免‘毕业就失业’，韩国三成大学生选择延迟毕业”的文章颇为惹眼。由于近年来，“毕业就失业”一直是用来描述中国大学毕业生的特别语汇，因此，当如今有文章将此语汇用来形容韩国大学生时，一些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中国人或许会眼前一亮，幸灾乐祸的认为，相比中国大学生，韩国大学生的就业情况也同样好不到哪儿去。
我们暂且不说，这种互相“比烂”的心理有多么扭曲；看到别人的不好，就拿来当作自己不努力、不争气的藉口，这种下意识行为又有多么窝囊；我们仅从“毕业就失业”的成因以及有此遭遇的大学生是否能得到帮助这两方面，来看看韩国大学毕业生比中国大学毕业生相比，究竟幸运在哪儿。
在新华社的那篇文章中，用来分析韩国大学生为何会“毕业就失业”的依据只有一句，即“由于韩国就业形势差”。如果说，这个“就业形势差”显然与经济有关，那么此原因也可同样用在中国。中国的就业形势差，不仅体现在大学本科生的“毕业就失业”上，并且早已蔓延至研究生、甚至博士生等更高学历的人群，甚至与之相反的波及到教育水平低下的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整个中国似乎大面积的普遍呈现出了这种“就业形势差”的恶劣状况。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就业形势差”之外，我们从中、韩两国大学生为何会面临就业危机的其它原因中，几乎再也找不到共通之处。对于中国的情况，要说其它原因，首当其冲就得提到“人多”的问题。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一年比一年多，已成为官媒用来堵住悠悠众口的最佳原因。
然而，官媒却并未指出，“人多”的背后，其实是素质的持续走低。究其原因就在于，学校本身重视的只是“数量”，而非“学识与品质”。自1998年开始的那场“扩招”，在大学逐渐沦为公司的大背景下愈演愈烈，以至于如今中国大学生拿到的那张大学文凭，除了用来装点门脸之外，丝毫反映不出教育的含金量以及大学生本人的真才实学。
招聘单位自然也不是傻子，因此学历也越来越不受到招聘者的重视，尤其是，一想到学历高一点，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也随之高一点的棘手情况，不少公司便宁可选用低学历的求职者，又或者将能力、经验等条件摆在最头等的位置，好让那些拥有高学历的毕业生们知难而退。尽管有许多不了解就业形势的大学生仍在挑三拣四，但如果一份工作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又如何能算的上“找到工作”呢？然而即便如此，中国社会却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被实习、被就业的奇葩景象。
说到中国大学生的被迫就业，就不得不提到韩国大学生在“毕业就失业”之后所能拥有的那一点难能可贵的幸运，即来自学校以及政府的帮助。新华社的文章也在不经意间指出，韩国大学生因为“不想放弃在校生能享受的各种待遇，比如有助于找工作的就业信息分享、实习机会”，所以能被允许“延迟毕业”。仅就一所大学的某个系而言，延迟毕业的大学生人数就占到了总数的30%。只要学生们愿意，就能以在校生的身份获得更多的潜在机会。
无论这样的机会能给大学生带来多少实惠和好处，但显然都是中国的大学生所不能奢望的。相比之下，中国大学生一到大四，就会被学校催促着，赶紧参加各类招聘会，寻找一切可能的关系和方式，千万不能错过“金三银四”。如果真的想继续留在像牙塔里，惟一的办法也只有一个，那就是考研。然而，这同样又是一次如高考一般“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考试，一旦失败，后果可能更惨，因为错过了“金三银四”的毕业生们，在没有殷实家境和朋友、关系的情况下，就极有可能流落到社会上，当起了北漂、蚁族，甚至成为无业游民。
事实上，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由于税收能够最大限度的保障民众的基本需求，因此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只要自己愿意，都能得到政府及相关机构的帮助。韩国自然也不例外。尽管这种帮助是短期的，但至少能保证“毕业就失业”的学生们不至于流落街头，忍饥挨饿。更重要的是，不至于在环境的逼迫下，一时情急、走上歧路。如果说，第一份工作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将起着影响一生的关键作用，那么学校及政府就应该为毕业生提供方便、给予经济上的资助。最起码，让他们在面临“毕业就失业”的情况下，能有足够的时间去做一些准备。
这种基于保障民生的安排，在中国管理就业、失业以及教育等相关部门的逻辑中，似乎是不存在的。因为不想听到有关中国人教育水平低的负面评价，政府便赶鸭子上架，恨不得一个扩招，就能让所有人都跨进大学的校门；因为不想让外界从“就业形势差”的现状中看到“中国经济下滑”的影子，政府同样采取“赶鸭子上架”的办法，勒令大学于第一时间将毕业生赶出校门，且“二一添作五”的统计得出“高就业率”，此后便可高枕无忧。
可以看出，整个官方系统在面对人的重大决定时，往往都是本着“草草了事”的作风，只要能在数据上蒙混过关，真实的情境到底如何，便与权力部门再无瓜葛。如今，从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来看，教育部门同样是这副“视生命如草芥”的轻视嘴脸，只要学生们混完大学四年，就赶紧把他们送走。过的好，是源自母校的恩德；过的不好，则是自己的问题；无论如何，与政府、与母校，都再无瓜葛。显然，中国大学生的这种宿命，是幸运的韩国大学生很难想像的。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我们暂且不说，这种互相“比烂”的心理有多么扭曲；看到别人的不好，就拿来当作自己不努力、不争气的藉口，这种下意识行为又有多么窝囊；我们仅从“毕业就失业”的成因以及有此遭遇的大学生是否能得到帮助这两方面，来看看韩国大学毕业生比中国大学毕业生相比，究竟幸运在哪儿。
在新华社的那篇文章中，用来分析韩国大学生为何会“毕业就失业”的依据只有一句，即“由于韩国就业形势差”。如果说，这个“就业形势差”显然与经济有关，那么此原因也可同样用在中国。中国的就业形势差，不仅体现在大学本科生的“毕业就失业”上，并且早已蔓延至研究生、甚至博士生等更高学历的人群，甚至与之相反的波及到教育水平低下的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整个中国似乎大面积的普遍呈现出了这种“就业形势差”的恶劣状况。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就业形势差”之外，我们从中、韩两国大学生为何会面临就业危机的其它原因中，几乎再也找不到共通之处。对于中国的情况，要说其它原因，首当其冲就得提到“人多”的问题。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一年比一年多，已成为官媒用来堵住悠悠众口的最佳原因。
然而，官媒却并未指出，“人多”的背后，其实是素质的持续走低。究其原因就在于，学校本身重视的只是“数量”，而非“学识与品质”。自1998年开始的那场“扩招”，在大学逐渐沦为公司的大背景下愈演愈烈，以至于如今中国大学生拿到的那张大学文凭，除了用来装点门脸之外，丝毫反映不出教育的含金量以及大学生本人的真才实学。
招聘单位自然也不是傻子，因此学历也越来越不受到招聘者的重视，尤其是，一想到学历高一点，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也随之高一点的棘手情况，不少公司便宁可选用低学历的求职者，又或者将能力、经验等条件摆在最头等的位置，好让那些拥有高学历的毕业生们知难而退。尽管有许多不了解就业形势的大学生仍在挑三拣四，但如果一份工作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又如何能算的上“找到工作”呢？然而即便如此，中国社会却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被实习、被就业的奇葩景象。
说到中国大学生的被迫就业，就不得不提到韩国大学生在“毕业就失业”之后所能拥有的那一点难能可贵的幸运，即来自学校以及政府的帮助。新华社的文章也在不经意间指出，韩国大学生因为“不想放弃在校生能享受的各种待遇，比如有助于找工作的就业信息分享、实习机会”，所以能被允许“延迟毕业”。仅就一所大学的某个系而言，延迟毕业的大学生人数就占到了总数的30%。只要学生们愿意，就能以在校生的身份获得更多的潜在机会。
无论这样的机会能给大学生带来多少实惠和好处，但显然都是中国的大学生所不能奢望的。相比之下，中国大学生一到大四，就会被学校催促着，赶紧参加各类招聘会，寻找一切可能的关系和方式，千万不能错过“金三银四”。如果真的想继续留在像牙塔里，惟一的办法也只有一个，那就是考研。然而，这同样又是一次如高考一般“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考试，一旦失败，后果可能更惨，因为错过了“金三银四”的毕业生们，在没有殷实家境和朋友、关系的情况下，就极有可能流落到社会上，当起了北漂、蚁族，甚至成为无业游民。
事实上，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由于税收能够最大限度的保障民众的基本需求，因此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只要自己愿意，都能得到政府及相关机构的帮助。韩国自然也不例外。尽管这种帮助是短期的，但至少能保证“毕业就失业”的学生们不至于流落街头，忍饥挨饿。更重要的是，不至于在环境的逼迫下，一时情急、走上歧路。如果说，第一份工作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将起着影响一生的关键作用，那么学校及政府就应该为毕业生提供方便、给予经济上的资助。最起码，让他们在面临“毕业就失业”的情况下，能有足够的时间去做一些准备。
这种基于保障民生的安排，在中国管理就业、失业以及教育等相关部门的逻辑中，似乎是不存在的。因为不想听到有关中国人教育水平低的负面评价，政府便赶鸭子上架，恨不得一个扩招，就能让所有人都跨进大学的校门；因为不想让外界从“就业形势差”的现状中看到“中国经济下滑”的影子，政府同样采取“赶鸭子上架”的办法，勒令大学于第一时间将毕业生赶出校门，且“二一添作五”的统计得出“高就业率”，此后便可高枕无忧。
可以看出，整个官方系统在面对人的重大决定时，往往都是本着“草草了事”的作风，只要能在数据上蒙混过关，真实的情境到底如何，便与权力部门再无瓜葛。如今，从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来看，教育部门同样是这副“视生命如草芥”的轻视嘴脸，只要学生们混完大学四年，就赶紧把他们送走。过的好，是源自母校的恩德；过的不好，则是自己的问题；无论如何，与政府、与母校，都再无瓜葛。显然，中国大学生的这种宿命，是幸运的韩国大学生很难想像的。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