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日前，中共“两弹一星功臣”、中国科学院院士任新民去世的消息占据了各地网站的重要位置。“两弹一星”指的是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根据中共官方资料，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于1964年10月16日爆炸成功，中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于1966年10月27日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中共能在建政后短时间内掌握“两弹一星”技术，除了有苏联的帮助外，还主要依靠大多是从海外归来的23名科学家，当局将他们视为“两弹一星元勋”，并在1999年授予或追授功勋奖章。这23名科学家除了任新民，还有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23人中除了少数受到特殊保护外，很多人同样没有逃过中共的迫害。
姚桐斌，是着名的导弹和航太材料与工艺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太材料、工艺技术研究所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早年曾赴英国伯明罕大学工业冶金系留学，1951年获博士学位。1954年赴联邦德国亚亨工业大学冶金系铸造研究室任研究员兼教授助理。
在英国留学期间，姚桐斌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建的“中国科学者协会英国分会”和“中国留英学生总会”。在德国工作期间，他受中共的宣传影响，在瑞士加入了中共。1957年底他选择了回国，曾先后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材料研究室研究员、主任，材料研究所所长，主要研制火箭材料和工艺。那时的他充满了为国家做贡献的豪情。
凭藉着姚桐斌等人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不断的努力，从1961年到1964年，该研究所共开展了500馀项课题研究和技术攻关，取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打破了苏联等其它国家对中共的技术封锁，让正与苏联交恶的中共欣喜不已。20世纪80年代曾做过一个统计，当年姚桐斌主持提出的预先研究课题，约80%已用在了火箭开发上。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一意听中共的话，为技术进步不懈努力的专家，却在其所尊崇的“毛太阳”发动的文革中被活活打死。
文革开始不久，从国外归来的姚桐斌就被批判和批斗。据其夫人彭洁清回忆，1968年6月8日，是个星期六，她急急忙忙离开学校回家。当她刚上楼，家门就打开了，保姆告诉她一个噩耗：姚桐斌被打死了。她顿时感到一阵眩晕，站在门外一动不动，任由手袋掉在地上。三个惊恐的孩子跑过来将她拉进了家门，并哭成了一团。
这时她看到姚桐斌“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白衬衫血迹斑斑，灰裤子上也是污血和脏土。由于他个子高，两只脚伸在长沙发的扶手上，一只脚穿着袜子和布鞋，另一只脚光着，没有鞋袜。头在沙发另一端的扶手上，玳瑁眼镜不见了，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如此惨烈的场景，让她肝胆欲裂。
原来，当天一群红卫兵闯进了姚桐斌家，先是打了他一顿耳光，接着将他连拖带推地架下楼去，进行毒打。“一个家伙一面狠狠地踢桐斌的会阴部，一面歇斯底里地嚎叫着，他的吼声引来了更多的暴徒。这时有两个暴徒举起钢棍，向姚桐斌的头部猛击，鲜血立刻冒出，他倒下了”。这群暴徒并未甘休，继续将其拖到他们的“总部”。待他们发现人已不行，又赶快送回了其家楼前的人行道上。
姚桐斌的邻居和保姆赶快将其送到医院抢救，却被拒绝医治。邻居和保姆只得将其抬回了家。由于他头部几处受重伤，最终惨死在家中，时年46岁。据悉，操纵这起恶性事件的当权派们并未受到追究。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中共授予了姚桐斌“烈士”称号，人已经死了，这样的“荣誉”又有什么用呢？
提起邓稼先的名字，很多人马上会将其与核子试验联系在一起。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的邓稼先，于1948年赴美国留学并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50年回国，1956年加入中共。曾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院长，核工业部科委副主任等，负责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其领导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子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生前共参与了32次核子试验，其中亲自去罗布泊指挥试验就达15次。因为缺乏必要的防护，长期受辐射伤害的他，最终患直肠癌去世。
文革中，邓稼先及其家人同样没能避免厄运。邓稼先的夫人、北京医学院的教授许鹿希，先是被打成彭真、刘仁“黑市委”的“黑帮分子”，贴大字报的浆糊弄了她一身，使她精神几乎崩溃。当时邓稼先不见妻子回家，就到北京医学院寻找。当他看到妻子被批斗后的惨景，心都快碎了。
其后，邓稼先甚为敬重的三姐，因忍受不了造反派无休止的折磨，选择了自杀。
1971年，文革狂风侵袭九院，邓稼先、于敏、赵九章等人也被集中到青海基地遭受批斗。许鹿希说，那时“四人帮”有个计划，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当时有个口号： “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其后，因杨振宁从美国来访，中共将邓稼先放回了北京。
这里还要说一说邓稼先最优秀的弟子、名不见经传的研究员赵楚。网上有帖子披露，核弹最关键的核心技术需要攻克一个无比复杂的函数方程，而攻克这个方程式的正是赵楚。由于方程过于复杂，只有赵楚一个人会算，为了方便别人使用，他做了一份好几页的多元函数对照表，造每一颗核弹需要的最关键资料，都要从表上查阅。为了保密起见，这份表只有一份，收藏在大西北荒漠深处某核弹工程基地的一间密室里。
文革爆发后的1969年，赵楚遭到批斗，并被造反派锁进了存放那份关键函数表的密室。三天，吃不到一粒米，喝不到一滴水的赵楚，决然将那份独一无二的函数表，吞进了胃里，随后咬牙用钢笔尖挑开了自己的动脉自杀。
邓稼先闻听后，悲痛欲绝，将建立那个关键的函数方程所需的一切资料折成纸钱，在赵楚的坟前焚毁。也就是从那时起，中共制造核弹最关键的部分失传了。
1986年邓稼先去世前，中央派去的干部焦急地立在他的床头，几乎以哀求的口气求他重建函数方程。邓稼先的回复是：我闭上眼睛，就看到赵楚的血，他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让毁灭性的力量掌握在不该掌握它的势力手中，对人类是一种犯罪。这样的晚醒悟已经太迟了。
钱三强是中国第一代核子物理学家、中国近代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其妻子何泽慧与其是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的同事，他们被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
1948年5月，钱三强与何泽慧夫妇怀着报效祖国的心愿回到了中国。在1955年中国核武器研制计划秘密诞生后，钱三强成为了一个特殊人物，主导原子弹的研制。
钱三强选用年轻的邓稼先出任二机部九所理论部主任，邓稼先成为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实际上的总负责人。在钱三强等人的调动和组织下，中科院、二机部以及后来成立的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三家，合在一起处理一系列原子弹、氢弹研制过程中的技术问题。
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当晚，钱三强接到通知要参加一个批判会，听取大家的批评和意见。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原子弹上天，下午通知我，听听广播，5点到7点开会，对我提意见，把我送下乡搞‘四清运动’，这使我想起一位中共干部说的一段话，实际生活是复杂的，将来你会知道党内也还有斗争。当时我还不理解，十年后我才理解了这句话的意义。”
钱三强去河南搞“四清”，连名字也被改成了徐进。“四清运动”是文革的前奏，短短的两三年里就有500多万人挨整，7万7千多人被迫害致死。
文革爆发后的1969年10月27日，钱三强接到通知，让他三天内离开北京，去陕西合阳“五七干校”。走之前他壮着胆子提出，希望能和何泽慧一同到干校去劳动，好相互有个照应。当时他的要求没有被批准，直到12月1日，何泽慧才被批准去了合阳干校。当时的钱三强已年逾花甲，对各种农活很陌生，但还是什么活都得干。钱三强夫妇的三个孩子，也被下放到陕西农村。
1992年钱三强离世，1999年中共授勋，被中共生前死后当成爱国道具的钱三强，地下有知会作何感想呢？
着名物理学家王淦昌于1998年离世。他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早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受中共的影响回国，其主要研究成果包括：1941年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1959年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1964年关于核聚变实验的设想；1984年关于受控核聚变的建议，以及参与研制原子弹氢弹的工作。
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王淦昌召回的在浙江大学工作的学生许良英和周志成，都被打成了右派。王淦昌给予他们尽可能的帮助，甚至从四川核基地按月给许良英寄出30元钱，支持许的生活。
文革爆发后，王淦昌也成为批斗的对象，“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活命哲学”“扰乱军心”，罪名数不清。甚至同情和支持王淦昌的人，也被抓了起来，还用假枪毙逼吓，要其交代与王淦昌的关系。
活过文革的王淦昌继续从事科研工作，不知彼时的他是否对中共有了新的认识？
出生于日本，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物理系技术光学专业的王大珩，被中共视为“中国光学界的重要学术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他在雷射技术、遥感技术、计量科学、色度标准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中共建政后，原本在英国工作的王大珩选择了回国，在大连大学短暂任职后，前往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任研究员和所长。长春光机所是当时技术力量较强的研究机构，上世纪60年代初，精确测量导弹运行轨道参数等一批大型国防工程陆续在这里上马。
文革爆发后，初期因受到军队保护，光机所没有出什么大事，但随后在吉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淮湘的支持下，时任吉林省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的单奎章将光机所166名老科学家和青年科技人员打成特务，有10位科技人员被害死。被打成 “反动学术权威”的王大珩则被发配到下面劳动看管，而其没有遭到更严重迫害的主因是他还要主持国防科研工作。王大珩索性主动要求扫厕所，他后来说：“就是堵住他们的嘴，这也是一个策略吧。 ”
1977年，在邓小平的批示下，“166人特务案”被中共 “平反”，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称此冤案“骇人听闻”。
赵九章是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学家，是把数学、物理引入中国气象学的第一人。早年他清华毕业后，赴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并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西南联大教授。
中共建政后，赵九章担任中科院地球物理所所长，“651”卫星设计院院长，并参与创建中国科技大。他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方案计划和卫星系列规划设想等。
文革爆发后，1967年，中科院“造反派”开始夺权，赵九章每天都被押到大街上游街，而且脖子上还要挂一块方方正正的看板，上写“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几个大字。游街完毕，再回到科学院接受批斗，晚上还得赶写检查和交待。1968年初，他又被押送到北京郊区的红卫大队劳动改造。造反派在他脖子上挂起一个大牌子，上写“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然后再在上面打上一个大黑叉。同年10月26日，赵九章在凌晨写完检查后服安眠药自杀。终年61岁。
23名“两弹一星”元勋中遭受迫害的不仅仅是上面列举的几人，因为篇幅所限，其他人只能简单述之。
火箭专家屠守锷，文革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横遭批斗。
理论物理、粒子物理学家周光召文革几次被抄家，并遭到批判。帮其照顾孩子的岳父母也被赶走。
中国航太科技专家和自动控制专家、自动检测学的奠基者杨嘉墀，文革中被停止了一切行政职务，下放到单位食堂劳动，白天还要写检讨。
无线电电子学、空间系统工程专家陈芳允，文革开始后即被撤职，下放到陕南一家工厂当工人进行“锻炼”、“改造”。
空间返回技术专家王希季，文革被批斗。因降落伞强度试验，伞没打开，模型被摔碎而被认定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他被“请”进学习班。
着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因留学美国的经历成为“美国特务”，在单位接受审查。1968年因飞机失事丧生。
核子物理学家于敏在文革期间，与邓稼先等人一起被送到青海基地批斗，是因为军管领导曾胁迫他将某次试验中的技术问题定调为科研路线问题，但他拒绝听从。
中共这些“两弹一星”的功臣，在客观上起了某种程度的助纣为虐的作用。他们很多人遭受迫害的经历，可以让人看清与中共共舞的危险，让人反思。或许邓稼先的晚年醒悟可以警示他们的追随者：让毁灭性的力量掌握在不该掌握它的势力手中，对人类是一种犯罪。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凤）
中共能在建政后短时间内掌握“两弹一星”技术，除了有苏联的帮助外，还主要依靠大多是从海外归来的23名科学家，当局将他们视为“两弹一星元勋”，并在1999年授予或追授功勋奖章。这23名科学家除了任新民，还有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23人中除了少数受到特殊保护外，很多人同样没有逃过中共的迫害。
导弹与航太材料专家姚桐斌被活活打死
姚桐斌，是着名的导弹和航太材料与工艺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太材料、工艺技术研究所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早年曾赴英国伯明罕大学工业冶金系留学，1951年获博士学位。1954年赴联邦德国亚亨工业大学冶金系铸造研究室任研究员兼教授助理。
在英国留学期间，姚桐斌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建的“中国科学者协会英国分会”和“中国留英学生总会”。在德国工作期间，他受中共的宣传影响，在瑞士加入了中共。1957年底他选择了回国，曾先后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材料研究室研究员、主任，材料研究所所长，主要研制火箭材料和工艺。那时的他充满了为国家做贡献的豪情。
凭藉着姚桐斌等人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不断的努力，从1961年到1964年，该研究所共开展了500馀项课题研究和技术攻关，取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打破了苏联等其它国家对中共的技术封锁，让正与苏联交恶的中共欣喜不已。20世纪80年代曾做过一个统计，当年姚桐斌主持提出的预先研究课题，约80%已用在了火箭开发上。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一意听中共的话，为技术进步不懈努力的专家，却在其所尊崇的“毛太阳”发动的文革中被活活打死。
文革开始不久，从国外归来的姚桐斌就被批判和批斗。据其夫人彭洁清回忆，1968年6月8日，是个星期六，她急急忙忙离开学校回家。当她刚上楼，家门就打开了，保姆告诉她一个噩耗：姚桐斌被打死了。她顿时感到一阵眩晕，站在门外一动不动，任由手袋掉在地上。三个惊恐的孩子跑过来将她拉进了家门，并哭成了一团。
这时她看到姚桐斌“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白衬衫血迹斑斑，灰裤子上也是污血和脏土。由于他个子高，两只脚伸在长沙发的扶手上，一只脚穿着袜子和布鞋，另一只脚光着，没有鞋袜。头在沙发另一端的扶手上，玳瑁眼镜不见了，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如此惨烈的场景，让她肝胆欲裂。
原来，当天一群红卫兵闯进了姚桐斌家，先是打了他一顿耳光，接着将他连拖带推地架下楼去，进行毒打。“一个家伙一面狠狠地踢桐斌的会阴部，一面歇斯底里地嚎叫着，他的吼声引来了更多的暴徒。这时有两个暴徒举起钢棍，向姚桐斌的头部猛击，鲜血立刻冒出，他倒下了”。这群暴徒并未甘休，继续将其拖到他们的“总部”。待他们发现人已不行，又赶快送回了其家楼前的人行道上。
姚桐斌的邻居和保姆赶快将其送到医院抢救，却被拒绝医治。邻居和保姆只得将其抬回了家。由于他头部几处受重伤，最终惨死在家中，时年46岁。据悉，操纵这起恶性事件的当权派们并未受到追究。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中共授予了姚桐斌“烈士”称号，人已经死了，这样的“荣誉”又有什么用呢？
核子物理学家邓稼先夫妇被批斗 三姐自杀
提起邓稼先的名字，很多人马上会将其与核子试验联系在一起。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的邓稼先，于1948年赴美国留学并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50年回国，1956年加入中共。曾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院长，核工业部科委副主任等，负责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其领导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子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生前共参与了32次核子试验，其中亲自去罗布泊指挥试验就达15次。因为缺乏必要的防护，长期受辐射伤害的他，最终患直肠癌去世。
文革中，邓稼先及其家人同样没能避免厄运。邓稼先的夫人、北京医学院的教授许鹿希，先是被打成彭真、刘仁“黑市委”的“黑帮分子”，贴大字报的浆糊弄了她一身，使她精神几乎崩溃。当时邓稼先不见妻子回家，就到北京医学院寻找。当他看到妻子被批斗后的惨景，心都快碎了。
其后，邓稼先甚为敬重的三姐，因忍受不了造反派无休止的折磨，选择了自杀。
1971年，文革狂风侵袭九院，邓稼先、于敏、赵九章等人也被集中到青海基地遭受批斗。许鹿希说，那时“四人帮”有个计划，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当时有个口号： “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其后，因杨振宁从美国来访，中共将邓稼先放回了北京。
这里还要说一说邓稼先最优秀的弟子、名不见经传的研究员赵楚。网上有帖子披露，核弹最关键的核心技术需要攻克一个无比复杂的函数方程，而攻克这个方程式的正是赵楚。由于方程过于复杂，只有赵楚一个人会算，为了方便别人使用，他做了一份好几页的多元函数对照表，造每一颗核弹需要的最关键资料，都要从表上查阅。为了保密起见，这份表只有一份，收藏在大西北荒漠深处某核弹工程基地的一间密室里。
文革爆发后的1969年，赵楚遭到批斗，并被造反派锁进了存放那份关键函数表的密室。三天，吃不到一粒米，喝不到一滴水的赵楚，决然将那份独一无二的函数表，吞进了胃里，随后咬牙用钢笔尖挑开了自己的动脉自杀。
邓稼先闻听后，悲痛欲绝，将建立那个关键的函数方程所需的一切资料折成纸钱，在赵楚的坟前焚毁。也就是从那时起，中共制造核弹最关键的部分失传了。
1986年邓稼先去世前，中央派去的干部焦急地立在他的床头，几乎以哀求的口气求他重建函数方程。邓稼先的回复是：我闭上眼睛，就看到赵楚的血，他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让毁灭性的力量掌握在不该掌握它的势力手中，对人类是一种犯罪。这样的晚醒悟已经太迟了。
核子物理学家钱三强夫妇被下放
钱三强是中国第一代核子物理学家、中国近代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其妻子何泽慧与其是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的同事，他们被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
1948年5月，钱三强与何泽慧夫妇怀着报效祖国的心愿回到了中国。在1955年中国核武器研制计划秘密诞生后，钱三强成为了一个特殊人物，主导原子弹的研制。
钱三强选用年轻的邓稼先出任二机部九所理论部主任，邓稼先成为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实际上的总负责人。在钱三强等人的调动和组织下，中科院、二机部以及后来成立的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三家，合在一起处理一系列原子弹、氢弹研制过程中的技术问题。
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当晚，钱三强接到通知要参加一个批判会，听取大家的批评和意见。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原子弹上天，下午通知我，听听广播，5点到7点开会，对我提意见，把我送下乡搞‘四清运动’，这使我想起一位中共干部说的一段话，实际生活是复杂的，将来你会知道党内也还有斗争。当时我还不理解，十年后我才理解了这句话的意义。”
钱三强去河南搞“四清”，连名字也被改成了徐进。“四清运动”是文革的前奏，短短的两三年里就有500多万人挨整，7万7千多人被迫害致死。
文革爆发后的1969年10月27日，钱三强接到通知，让他三天内离开北京，去陕西合阳“五七干校”。走之前他壮着胆子提出，希望能和何泽慧一同到干校去劳动，好相互有个照应。当时他的要求没有被批准，直到12月1日，何泽慧才被批准去了合阳干校。当时的钱三强已年逾花甲，对各种农活很陌生，但还是什么活都得干。钱三强夫妇的三个孩子，也被下放到陕西农村。
1992年钱三强离世，1999年中共授勋，被中共生前死后当成爱国道具的钱三强，地下有知会作何感想呢？
物理学家王淦昌罪名无数
着名物理学家王淦昌于1998年离世。他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早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受中共的影响回国，其主要研究成果包括：1941年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1959年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1964年关于核聚变实验的设想；1984年关于受控核聚变的建议，以及参与研制原子弹氢弹的工作。
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王淦昌召回的在浙江大学工作的学生许良英和周志成，都被打成了右派。王淦昌给予他们尽可能的帮助，甚至从四川核基地按月给许良英寄出30元钱，支持许的生活。
文革爆发后，王淦昌也成为批斗的对象，“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活命哲学”“扰乱军心”，罪名数不清。甚至同情和支持王淦昌的人，也被抓了起来，还用假枪毙逼吓，要其交代与王淦昌的关系。
活过文革的王淦昌继续从事科研工作，不知彼时的他是否对中共有了新的认识？
光学专家王大珩扫厕所
出生于日本，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物理系技术光学专业的王大珩，被中共视为“中国光学界的重要学术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他在雷射技术、遥感技术、计量科学、色度标准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中共建政后，原本在英国工作的王大珩选择了回国，在大连大学短暂任职后，前往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任研究员和所长。长春光机所是当时技术力量较强的研究机构，上世纪60年代初，精确测量导弹运行轨道参数等一批大型国防工程陆续在这里上马。
文革爆发后，初期因受到军队保护，光机所没有出什么大事，但随后在吉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淮湘的支持下，时任吉林省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的单奎章将光机所166名老科学家和青年科技人员打成特务，有10位科技人员被害死。被打成 “反动学术权威”的王大珩则被发配到下面劳动看管，而其没有遭到更严重迫害的主因是他还要主持国防科研工作。王大珩索性主动要求扫厕所，他后来说：“就是堵住他们的嘴，这也是一个策略吧。 ”
1977年，在邓小平的批示下，“166人特务案”被中共 “平反”，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称此冤案“骇人听闻”。
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学家赵九章自杀
赵九章是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学家，是把数学、物理引入中国气象学的第一人。早年他清华毕业后，赴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并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西南联大教授。
中共建政后，赵九章担任中科院地球物理所所长，“651”卫星设计院院长，并参与创建中国科技大。他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方案计划和卫星系列规划设想等。
文革爆发后，1967年，中科院“造反派”开始夺权，赵九章每天都被押到大街上游街，而且脖子上还要挂一块方方正正的看板，上写“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几个大字。游街完毕，再回到科学院接受批斗，晚上还得赶写检查和交待。1968年初，他又被押送到北京郊区的红卫大队劳动改造。造反派在他脖子上挂起一个大牌子，上写“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然后再在上面打上一个大黑叉。同年10月26日，赵九章在凌晨写完检查后服安眠药自杀。终年61岁。
其他元勋的故事
23名“两弹一星”元勋中遭受迫害的不仅仅是上面列举的几人，因为篇幅所限，其他人只能简单述之。
火箭专家屠守锷，文革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横遭批斗。
理论物理、粒子物理学家周光召文革几次被抄家，并遭到批判。帮其照顾孩子的岳父母也被赶走。
中国航太科技专家和自动控制专家、自动检测学的奠基者杨嘉墀，文革中被停止了一切行政职务，下放到单位食堂劳动，白天还要写检讨。
无线电电子学、空间系统工程专家陈芳允，文革开始后即被撤职，下放到陕南一家工厂当工人进行“锻炼”、“改造”。
空间返回技术专家王希季，文革被批斗。因降落伞强度试验，伞没打开，模型被摔碎而被认定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他被“请”进学习班。
着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因留学美国的经历成为“美国特务”，在单位接受审查。1968年因飞机失事丧生。
核子物理学家于敏在文革期间，与邓稼先等人一起被送到青海基地批斗，是因为军管领导曾胁迫他将某次试验中的技术问题定调为科研路线问题，但他拒绝听从。
结语
中共这些“两弹一星”的功臣，在客观上起了某种程度的助纣为虐的作用。他们很多人遭受迫害的经历，可以让人看清与中共共舞的危险，让人反思。或许邓稼先的晚年醒悟可以警示他们的追随者：让毁灭性的力量掌握在不该掌握它的势力手中，对人类是一种犯罪。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