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不仅屠杀党外人士，在党内整肃时，杀人的规模和手段也极其惊人。其中，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共各个所谓“根据地”都发生不同程度的“肃反”。从“富田事变”打击AB团开始，有10万共产党人死于自己人之手。
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披露的数据已极为惊人，肃反运动在短短二三年间，处决了7万多被定为AB团的红军、2万多所谓“改组派”、6,200多所谓“社会民主党”。
其中，在鄂豫皖“苏区”的大规模肃反行动中，仅1931年的9月至11月的两个月间，就有2,500多官兵被杀掉。中共红二十五军原有1万2,000人，肃反过后，仅剩下6,000人。鄂豫皖“苏区”的“肃反”还被扩展到中共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地方武装和群众团体。中共元老徐向前时任红四方面军军长，其妻程训宣也被秘密处死。
上接：中共肃反夏曦杀人如麻离奇溺亡
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随后，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以中央全权代表身份被派到中共鄂豫皖“苏区”。
张国焘1931年4月进入鄂豫皖“苏区”，担任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9月底，张国焘在河南省光山县白雀园发动一起大规模“肃反”行动。张国焘经常亲自审讯，严刑拷打、刑讯逼供，其最主要帮凶和最得力的助手是时任红四军政治委员的陈昌浩。
在这场“肃反”中，红四军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仅1931年11月22日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一文内就承认：“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
但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说：仅1931年的9月至11月的两个月间，当时红军官兵被杀掉十分之一，达到2,500多人。而“肃反”中被杀的官兵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实在杀不过来了，就用机枪扫射。1932年春，大批的抓人、杀人达到高潮。红二十五军原有1万2,000人，经过43天的肃反后，仅剩下了6,000人。其中，仅在1933年3月，一次就逮捕3,900人，马上就杀掉2,500人。
1931年11月中旬，中共红一军军长许继慎被勒死在河南新集政治保卫总局机关的一间房内，年仅30岁。他的夫人王望春是十二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在遭到严刑拷打后被砍头，年仅20岁。王望春的哥哥王鄂峰（黄埔三期生，原红十二师参谋长）也未能逃脱。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从9月13日到11月中旬，逮捕被杀的红四军中的高级官员就有：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皖西军分会主席姜镜堂、秘书长陈翰香、红一军军长许继慎、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红四军十师副师长程绍山、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四军参谋主任范陀、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第十二师政委庞永俊、副师长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十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参谋主任柯柏元、副师长程绍山、参谋长潘皈佛、第二十八团副团长丁超、政治委员罗炳刚、第二十九团团长查子清、政治委员李奚石、第三十团团长高建斗、政治委员封俊、第三十二团政治委员江子英、第三十三团团长黄刚、王长先、政委袁皋甫、第三十四团政委吴荆赤、第三十五团团长王明、红十二师参谋长兼红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第三十八团政委任难，以及12个团的政治处主任等人相继被害。红三十团一个团，被杀的就有500多人。张国焘当时在会上公开宣称：“就是有一万、二万也不奇怪。”
之后，“肃反”继续扩大，很多的高级军官被杀。1933年6月，红二十五军第一任军长邝继勋被张国焘秘密处决于四川通江县洪口场（用绳子勒死），时年36岁。
为了防止发生异动，部队以营为单位被拆散混编，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共鄂豫皖省委还组织了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
肃反的对像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的、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是否有无反对中共行动，一律审查；二是所谓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也要审查；三是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一时间，留鹅头、戴眼镜、镶金牙的，还有读过几天书的，都被清洗。只要念过几年书，识几个字的，似乎是天生的所谓“反革命”。
这年冬天，肃反又从军队扩展到中共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地方武装和群众团体。中共政治保卫局手握肃反大权，为所欲为，几乎达到了县县“肃反”、区区“肃反”、乡乡“肃反”、村村“肃反”的程度。地方“肃反”滥杀乱打的程度严重。
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初期，在中共原四方面军鄂豫皖总部的驻地湖北麻城湾点修建农场，挖出了在1932年“肃反”杀人时的数千具尸骨，在当地的纪念馆里，保存着“肃反”时被无辜杀掉的村官和普通村民的名单。
在中共原川陕根据地的通江洪口场，挖出了有大约5,000具尸骨的“肉丘坟”，这些都是当时被杀的无辜者。一位原来的中共保卫局肃反人员回忆：“每天被杀掉的有一百多人，一人一刀，就是没死，也压死了。坑满后，土封起来又挖一个坑。”
在当时的“肃反”中，不仅杀人过多，且刑讯逼供也是非常残酷。杨克武在回忆肃反那段经历时说：“张国焘搞肃反时，我在四方面军政治科任科长，专搞肃反，杀了一些人。刑法也是很残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子、站火砖、捆绑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非要你承认是反革命，还要你说和你说话的也是反革命。譬如，我俩在一起说过话，我给抓去了，苦打成招，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这还不饶，非要说你也是反革命组织的人，这样又把你抓去，如法炮制，株连一些人，然后一一给杀害了，……随便安个名堂都可以杀人。”
当年中共的“肃反”运动激起了地方民众的强烈不满和反抗。一些地区贴出标语：“张国焘是杀人刽子手！”“打倒帝国主义张国焘！”有的地方还把县政治保卫局给砸了……
然而当年鄂豫皖的“肃反”杀人运动却获得中共中央的赞赏。中共中央还将鄂豫皖的所谓“肃反”经验加以肯定和推广。
在鄂豫皖的“肃反”扩大化运动中，时任红四方面军军长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也被秘密处死。
据《徐向前传》一书披露，1929年冬，19岁的程训宣与徐向前在湖北黄安程维德村结婚。1932年“肃反”时，程被关押在王锡九村，双手被捆绑吊于梁上并遭毒打，逼她供认徐向前是“改组派”、“AB团”，未果。1933年秋，程训宣在王锡九村附近的黑洼被杀害。
徐向前在1984年出版的《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回忆说：“我老在前方打仗，她（程训宣）在后方工作，我们难得有团聚的机会。1932年四次‘围剿’时我在七里坪一带打仗，战局很紧张，我无法回家看她，让警卫员把袜子拿给她补一补，好行军作战。警卫员回来悄悄对我说，程训宣被抓走了，人家说她是改组派。她的命运如何，我不得而知，也不便过问，听候组织‘审查’就是了，还是打我的仗。部队撤离鄂豫皖后，我一直打听她的消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我。
1937年到延安，才听说她和王树生的妹妹等一批人，都被杀了。我就问（鄂豫皖苏区的保卫局长）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有什么罪过？周说：‘没有什么罪过，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嘛！’……她被抓走后，究竟受过什么刑罚，我不清楚，听说是打得不成样子，……”
徐向前由此感叹道：“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不要再重演。”#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披露的数据已极为惊人，肃反运动在短短二三年间，处决了7万多被定为AB团的红军、2万多所谓“改组派”、6,200多所谓“社会民主党”。
其中，在鄂豫皖“苏区”的大规模肃反行动中，仅1931年的9月至11月的两个月间，就有2,500多官兵被杀掉。中共红二十五军原有1万2,000人，肃反过后，仅剩下6,000人。鄂豫皖“苏区”的“肃反”还被扩展到中共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地方武装和群众团体。中共元老徐向前时任红四方面军军长，其妻程训宣也被秘密处死。
上接：中共肃反夏曦杀人如麻离奇溺亡
十、白雀园“肃反”两个月2,500名官兵被杀
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随后，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以中央全权代表身份被派到中共鄂豫皖“苏区”。
张国焘1931年4月进入鄂豫皖“苏区”，担任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9月底，张国焘在河南省光山县白雀园发动一起大规模“肃反”行动。张国焘经常亲自审讯，严刑拷打、刑讯逼供，其最主要帮凶和最得力的助手是时任红四军政治委员的陈昌浩。
在这场“肃反”中，红四军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仅1931年11月22日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一文内就承认：“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
但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说：仅1931年的9月至11月的两个月间，当时红军官兵被杀掉十分之一，达到2,500多人。而“肃反”中被杀的官兵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实在杀不过来了，就用机枪扫射。1932年春，大批的抓人、杀人达到高潮。红二十五军原有1万2,000人，经过43天的肃反后，仅剩下了6,000人。其中，仅在1933年3月，一次就逮捕3,900人，马上就杀掉2,500人。
1931年11月中旬，中共红一军军长许继慎被勒死在河南新集政治保卫总局机关的一间房内，年仅30岁。他的夫人王望春是十二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在遭到严刑拷打后被砍头，年仅20岁。王望春的哥哥王鄂峰（黄埔三期生，原红十二师参谋长）也未能逃脱。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从9月13日到11月中旬，逮捕被杀的红四军中的高级官员就有：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皖西军分会主席姜镜堂、秘书长陈翰香、红一军军长许继慎、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红四军十师副师长程绍山、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四军参谋主任范陀、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第十二师政委庞永俊、副师长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十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参谋主任柯柏元、副师长程绍山、参谋长潘皈佛、第二十八团副团长丁超、政治委员罗炳刚、第二十九团团长查子清、政治委员李奚石、第三十团团长高建斗、政治委员封俊、第三十二团政治委员江子英、第三十三团团长黄刚、王长先、政委袁皋甫、第三十四团政委吴荆赤、第三十五团团长王明、红十二师参谋长兼红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第三十八团政委任难，以及12个团的政治处主任等人相继被害。红三十团一个团，被杀的就有500多人。张国焘当时在会上公开宣称：“就是有一万、二万也不奇怪。”
之后，“肃反”继续扩大，很多的高级军官被杀。1933年6月，红二十五军第一任军长邝继勋被张国焘秘密处决于四川通江县洪口场（用绳子勒死），时年36岁。
十一、“肃反”扩大张国焘被骂“杀人刽子手”
为了防止发生异动，部队以营为单位被拆散混编，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共鄂豫皖省委还组织了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
肃反的对像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的、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是否有无反对中共行动，一律审查；二是所谓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也要审查；三是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一时间，留鹅头、戴眼镜、镶金牙的，还有读过几天书的，都被清洗。只要念过几年书，识几个字的，似乎是天生的所谓“反革命”。
这年冬天，肃反又从军队扩展到中共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地方武装和群众团体。中共政治保卫局手握肃反大权，为所欲为，几乎达到了县县“肃反”、区区“肃反”、乡乡“肃反”、村村“肃反”的程度。地方“肃反”滥杀乱打的程度严重。
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初期，在中共原四方面军鄂豫皖总部的驻地湖北麻城湾点修建农场，挖出了在1932年“肃反”杀人时的数千具尸骨，在当地的纪念馆里，保存着“肃反”时被无辜杀掉的村官和普通村民的名单。
在中共原川陕根据地的通江洪口场，挖出了有大约5,000具尸骨的“肉丘坟”，这些都是当时被杀的无辜者。一位原来的中共保卫局肃反人员回忆：“每天被杀掉的有一百多人，一人一刀，就是没死，也压死了。坑满后，土封起来又挖一个坑。”
在当时的“肃反”中，不仅杀人过多，且刑讯逼供也是非常残酷。杨克武在回忆肃反那段经历时说：“张国焘搞肃反时，我在四方面军政治科任科长，专搞肃反，杀了一些人。刑法也是很残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子、站火砖、捆绑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非要你承认是反革命，还要你说和你说话的也是反革命。譬如，我俩在一起说过话，我给抓去了，苦打成招，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这还不饶，非要说你也是反革命组织的人，这样又把你抓去，如法炮制，株连一些人，然后一一给杀害了，……随便安个名堂都可以杀人。”
当年中共的“肃反”运动激起了地方民众的强烈不满和反抗。一些地区贴出标语：“张国焘是杀人刽子手！”“打倒帝国主义张国焘！”有的地方还把县政治保卫局给砸了……
然而当年鄂豫皖的“肃反”杀人运动却获得中共中央的赞赏。中共中央还将鄂豫皖的所谓“肃反”经验加以肯定和推广。
十二、徐向前的妻子被杀
在鄂豫皖的“肃反”扩大化运动中，时任红四方面军军长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也被秘密处死。
据《徐向前传》一书披露，1929年冬，19岁的程训宣与徐向前在湖北黄安程维德村结婚。1932年“肃反”时，程被关押在王锡九村，双手被捆绑吊于梁上并遭毒打，逼她供认徐向前是“改组派”、“AB团”，未果。1933年秋，程训宣在王锡九村附近的黑洼被杀害。
徐向前在1984年出版的《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回忆说：“我老在前方打仗，她（程训宣）在后方工作，我们难得有团聚的机会。1932年四次‘围剿’时我在七里坪一带打仗，战局很紧张，我无法回家看她，让警卫员把袜子拿给她补一补，好行军作战。警卫员回来悄悄对我说，程训宣被抓走了，人家说她是改组派。她的命运如何，我不得而知，也不便过问，听候组织‘审查’就是了，还是打我的仗。部队撤离鄂豫皖后，我一直打听她的消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我。
1937年到延安，才听说她和王树生的妹妹等一批人，都被杀了。我就问（鄂豫皖苏区的保卫局长）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有什么罪过？周说：‘没有什么罪过，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嘛！’……她被抓走后，究竟受过什么刑罚，我不清楚，听说是打得不成样子，……”
徐向前由此感叹道：“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不要再重演。”#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